“当日本出兵海外,媒体就不可能再中立”——来自《朝日新闻》的忏悔

71年前9月2日,日本签字投降,正式终止二战。今天和日本记者一起检讨,媒体在战争中如何沦为帮凶。而历史重复的可能性,令人脊背发凉。
船桥洋一将其主导的调查项目集结成书《二十世纪日本传媒、宣传工具和政治》(Media,Propaganda and Politics in 20th-Century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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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6月4日凌晨5时25分,沈阳西北皇姑屯车站一声巨响,东北军阀张作霖乘坐的火车爆炸。

当晚《大阪朝日新闻》指责“南方的中国国民党军队”是袭击凶手。《东京朝日新闻》根据日本军部信息提供了这样的细节:“6月3日晚11点,两个神色可疑的中国男子出现在皇姑屯铁路站附近,遭到盘查时,发现他们口袋里有张作霖列车的行驶时刻表。”

若干年后,当事人回忆、西方媒体揭露,证实爆炸是日本关东军所为,除掉“不听话”的张作霖,制造中国南北军事力量对抗。而当时,日本媒体一边倒地跟从军方说法,指摘国民党。三年后,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关东军同样嫁祸中国军队而未遭本国舆论质疑。此后日本军部主战派占稳上风,终于关东军绕过中央政府出兵,全面侵华战争无可挽回。

“当我们回看历史,忍不住猜想战争是否有可能被阻止?不要忘记,当时日本仍有两党制,如果日本媒体把皇姑屯、满洲国、九一八这些事件的真相揭露出来,交予公众讨论,或许是可以阻止出兵的。但是,一旦日本士兵被派去了海外——我想那是一切的分水岭——媒体就很难不站在他们一边了。”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1周年,在东京访问原《朝日新闻》主笔船桥洋一。他主导的调查项目集结成书《二十世纪日本传媒、宣传工具和政治》(Media,Propaganda and Politics in 20th-Century Japan),聚焦《朝日新闻》在整个昭和时代(1926-1989),特别是二战中的表现。英文版于2015年出版。船桥是日本传媒界中流砥柱,退休后创办独立智库“重建日本”(Rebuild Japan Initiative Foundation)。

船桥洋一与Barak Kushner。
船桥洋一与Barak Kushner。摄:王嘉豪/端传媒

他语速不徐不疾,铿锵有力。对《朝日新闻》历史调查的动机,源于个人思想的触动。二战结束之后,日本经历了同盟国占领等非常时期,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如何报道日本的过去”,成了举国敏感的问题。船桥在欧洲旅行时,读到欧洲人写的战争史,突破国家意识,而从整个欧洲的角度来写。“历史已经没有边界,”《朝日新闻》头版大幅刊登船桥的文章,呼吁日本以全球视野来看待战争历史。

而作为《朝日新闻》主笔,他一直想知道,从1926年到1989年整个昭和时代,这家新闻机构曾经做了什么?在历史重大时刻,做出了怎样的抉择?《朝日》在1920年代仍是支持自由主义,政治立场温和的,如何在短时期内转态,变为拥护军国主义?

于是,船桥组织了一批年轻记者与历史学家,展开了这场对《朝日新闻》的解剖手术。

“读这段历史的时候,常常扼腕,那么多紧要关头,媒体机构、记者个人,做出的选择如果不同,整个历史会不会因之改变?” 《二十世纪日本传媒、宣传工具和政治》的英文翻译项目负责人、英国剑桥大学亚洲与中东研究系教授顾若鹏(Barak Kushner)与船桥一同接受采访。翻译过程中,顾若鹏说,作为西方人,皇姑屯事件中日本媒体人的表现最令他惊讶:“他们不是不知道真相,不是没有做调查,但竟然选择不公开。”

书中记载,6月4日清晨爆炸当时,日本诗人Yosano Tekkan夫妇正在现场不远处,听到了巨大的爆炸声。第二天,他们拜访了《朝日新闻》驻当地记者Oi Jiro,谈到了“令人不快的猜测”——有可能是日本所为。《大阪朝日新闻》报道中,提到过“来自中国方面的阴谋论”,但几天后这种论调从所有日本报纸上消失了。

Oi Jiro与张学良私交甚笃。事发第九天两人会面。而事后Oi发出的独家新闻,仅仅是张学良证实其父当场死亡。Oi连续撰写数篇张作霖身亡后的局势分析,竟也没有提到袭击策划者。

“难以置信的是,像Oi这样一名资深记者,没有一丝怀疑过、察觉过,日本关东军参与其中?为什么他没有追究真相?”书中充满了这样的追问。

根据船桥团队的调查,日本记者不揭露皇姑屯事件真相的直接原因,来自日本军部禁令:“猜疑张作霖之死与日本人有关的新闻报道,将严重损害中日关系,应禁止这样无根据的谣言传播。”更令人思索的原因,则是记者们的自我审查。

“不少日本记者听说皇姑屯事件,第一反应是‘我猜是他们(关东军)干的’。但当时有一种普遍感受:事关中日关系、日本的国际地位,过于重大而不该在公共舆论中自由讨论。”

这仅仅是日本媒体倒向军部的一个缩影,书中海量史实还原了媒体变质的过程。船桥洋一介绍,除了来自军方的压力,还有一个常常被忽视的因素:报纸实际上在战争中获利。1925年日本第一次出现广播(NHK),冲击了报纸销量。传统媒体需要战争新闻大卖,而军方亦能通过控制纸张来要挟报纸编辑部。

2016年8月3日,日本东京,一个女士骑着单车驶过朝日新闻茅场町办公室。
2016年8月3日,日本东京,一个女士骑着单车驶过朝日新闻茅场町办公室。摄:王嘉豪/端传媒

日本媒体的角色仍需定义

魔鬼在细节中。《二十世纪日本传媒、宣传工具和政治》并不是第一本忏悔日本媒体战时表现的书。前坂俊之的《太平洋战争与媒体》曾被译成中文。但是《朝日》一书的描述范围,不止于战争时期,而是贯穿整个昭和时代,提供了更广阔的图景,与更丰富的细节。

参与调查过程的日本记者,曾告诉顾若鹏,接触史料之后最令他惊讶的,是日本领导人从历史到今天,都缺乏在危机中领导国家的能力。就在完成《朝日新闻》历史调查后不久,发生了福岛核电站事故。日本政府拖延或遮掩信息,遭国际舆论诟病。在那名年轻日本记者看来,这与战争时期中央政府无法压制军国主义狂热抬头如出一辙。而就媒体而言,从二战时期到今天,日本新闻界都缺乏持续、深入的调查报道——对公众交代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揭露被人忽视或掩盖的真相,本该是督促领导者的最佳方式。

换句话说,调查报道的缺失,可以看作助长日本政府“无领导力”的原因之一。

在新闻自由受到法律保障的今天,船桥洋一发现记者们以另一种方式自我约束:懒惰。“他们不花时间研究历史,相信‘现在就是一切’。他们加入“新闻俱乐部”,每天都有大公司来做简报,年轻记者可以舒舒服服地写出新闻稿,但实际上是任由这些企业‘设置了议题’。真正的新闻应该是出去跑来的。”

战后日本媒体亦有过出色表现。共同通讯社资深记者Mikano Hirosuke第一个揭露14名甲级战犯名字,出现在靖国神社合祭名单中。天皇闻之震怒,再不去参拜。日本政治家是否参拜靖国神社日后成为日本与邻国关系的重要考验。

“日本媒体的确捅出了甲级战犯名单的问题,但遗憾的是,后来的报道又流于表面。”顾若鹏指出,日本媒体的报道关心“首相或是某个大臣是否参拜”,而总是忽略一点:一些政治家前往参拜,并非出于对军国主义的支持,而是为了证明“不要其他国家干涉内政”,做给日本国民看的,显示自己不惧中国或韩国的压力。

忽视这一点,日本媒体当前的论述,设置了整个事情的“框架”,就是 “参拜、惹怒中国、报复和反报复”的死循环,间接加剧了日本与邻国之间的对立。“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船桥满脸忧虑。

1887年朝日新闻已经独立于政府财政。战时受到军部审查,1949年美国接管日本之后,言论环境陡然改变。1952年占领结束,日本颁布法令保障言论自由。新闻界和整个国家一起经历了地覆天翻的变化。《朝日》一书的封面,选择了一张历史照片:裕仁天皇和明仁皇太子一起在读报,美国占领时期发行的《星条报》(Stars and stripes)。

沧海桑田,时至今日日本媒体仍在摸索,定义自身在日本社会中的角色。

2016年8月3日,日本东京,人们走经一个报摊。
2016年8月3日,日本东京,人们走经一个报摊。摄:王嘉豪/端传媒

今天的联想

安倍出任首相以来,日本新闻自由度国际排名逐年下降。船桥认为,“政府不用直接施加压力,电视及电子媒体都在自我审查,因为怕失去采访政治家的机会。报纸的情况反而相对好些。另一个原因,是现在许多媒体的最高管理层根本不是记者,只管经营生意,并不相信什么新闻理念。”

以史鉴今,今天的情况与二战时期有无可比?船桥认为,当下跟战时天壤之别,日本的民主、言论自由已经在法律层面得以巩固,但是有些因素仍迫人联想。首先,日本经济二十多年来没有实现增长。船桥笑言,“我们这里没有发生革命真是奇迹”。在日本受到永久雇佣的人只有40%,大部分人是所谓“兼职”,不受全面雇佣保障。在他看来,“安倍经济学”不可持续。

其次是日本人对周边环境的敏感不会变。岛国资源匮乏,强邻环伺。与中国、俄罗斯、朝韩的关系,一有风吹草动就会令日本人恐惧,民族主义情绪立即被点燃。

“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充斥在日本,在全世界的报纸、电视、互联网,从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到南海东海的冲突,或者英法俄罗斯、土耳其对叙利亚战争的回应——历史记忆是看不见的手,在背后左右。”船桥在序言中如是写道。

全球出现经济低迷与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类似二战前的日本。在此一低一高中,媒体的角色再次受到挑战,可能的结果令人脊背发凉。

“阻止战争的可能,发生在向海外派兵之前。”船桥回到最先的假设。他崇敬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另一名记者石桥湛三。石桥曾任《东洋经济新报》总编,后来短暂成为首相。他当记者时,曾经公开批评日本的军国主义,批评新闻界沦为政府御用工具。他试图组织日本媒体结成联盟,以形成一股力量,跟政府讨价还价——他失败了。当时报纸之间只顾着相互竞争。

朝日新闻的“沦落”,特别是战争中的自我审查,令顾若鹏亦作联想:“为什么2013年斯诺登找英国《卫报》揭露棱镜计划,而不是美国媒体?因为英美媒体对自己的‘社会责任感’有着不同定义。”美国2003年成立了国土安全部,应对恐怖袭击。一些美国媒体也倾向于认为,当国家安全受到威胁,应该选择与政府站在一起。

最后,我问了一个问题,令船桥无从回答:“如果中日之间真的再发生军事冲突,乃至未来战争,日本媒体的选择会不同吗,会挺身反对政府的决定吗?”

船桥陷入了长久的沉默,终于问:“你指的是哪种情况下发生冲突?”

了解中日彼此思维的顾若鹏打圆场。“我一直感到,中日之间存在巨大的理解差异。普通日本人并不怎么关注中国,尽管经济上非常依赖中国,但中国不是他们的日常话题。相反,在中国,几乎每个晚上都能看到电视上演打鬼子,所有的媒体都在指责日本发动战争之心不死。所以中国人很自然地会设想与日本发生下一场战争,而日本人却很难相信,日本会主动挑起下一场战争,他们有太多的国内问题要解决……”

历史无边界。或许,首先应该无边界的是信息。如果中日双方之间的资讯不对等不透明,一旦发生冲突,媒体势必变回无知的帮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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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评论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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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其實日本國內一直都有檢討二戰責任的訴求,但是一方面因為長期執政的自民黨完全裝聾作啞,另一方面因為日本民眾對其他國家的關注程度真的低到不可思議,因此這些聲音才上不了輿論的舞台。

  2. 感觉有点高估媒体的力量。

  3. 可惜,现在的日本人受舆论和各种信息的影响,也会问“中国会不会打日本”的问题了

  4. 历史永远由胜利者书写。这是客观存在,同样也是主观意识。

  5. 战时的新闻就是宣传动员 伊拉克也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政府的权力永远比媒体大

  6. (抱歉Browser故障造成重複貼文) 前一陣子看到紐約時報猶太專欄作家Roger Cohen寫文希望德國能夠復興領導歐洲。這不是因為Cohen心胸寬大,而是德國已經徹底贖罪得到接受Cohen 終於得以放下歷史包袱心平氣和的評論。這點日本還差得太遠。
    令一方面,中國人也完全缺乏猶太人那種追根究底精神。對日本又想和稀泥,又想抱怨,而日本人又比德國人在道德上低級很多。最後造成這種尷尬局面。

  7. (Continued from previous post) 前一陣子看到紐約時報猶太專欄作家Roger Cohen寫文希望德國能夠復興領導歐洲。這不是因為Cohen心胸寬大,而是德國已經徹底贖罪得到接受。這點日本還差得太遠。

  8. (Continued from previous post) 前一陣子看到紐約時報猶太專欄作家Roger Cohen寫文希望德國能夠復興領導歐洲。這不是因為Cohen心胸寬大,而是德國已經徹底贖罪得到接受。這點日本還差得太遠。

  9. 侵略者加害者永遠是淡定的超然的心平氣和的境界高遠的。受害者永遠是氣急敗壞的。中日兩國人對歷史的態度今天會完全反過來,如果七十年前發生的是東京大屠殺,而且中國拒絕道歉賠償。
    要想讓中國人完全放下歷史包袱心平氣和的面對過去,責任在日本,尤其懦弱的日本新聞界。(我是台灣人)

  10. 新闻自由在大陆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11. 大陆更严重,看看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就清楚了

  12. 日后如果中国发动战争,相信所有的国内媒体都会成为无条件支持党和政府的喉舌,蒙蔽全国的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