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日本出兵海外，媒体就不可能再中立”——来自《朝日新闻》的忏悔

1928年6月4日凌晨5时25分，沈阳西北皇姑屯车站一声巨响，东北军阀张作霖乘坐的火车爆炸。

当晚《大阪朝日新闻》指责“南方的中国国民党军队”是袭击凶手。《东京朝日新闻》根据日本军部信息提供了这样的细节：“6月3日晚11点，两个神色可疑的中国男子出现在皇姑屯铁路站附近，遭到盘查时，发现他们口袋里有张作霖列车的行驶时刻表。”

若干年后，当事人回忆、西方媒体揭露，证实爆炸是日本关东军所为，除掉“不听话”的张作霖，制造中国南北军事力量对抗。而当时，日本媒体一边倒地跟从军方说法，指摘国民党。三年后，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关东军同样嫁祸中国军队而未遭本国舆论质疑。此后日本军部主战派占稳上风，终于关东军绕过中央政府出兵，全面侵华战争无可挽回。

“当我们回看历史，忍不住猜想战争是否有可能被阻止？不要忘记，当时日本仍有两党制，如果日本媒体把皇姑屯、满洲国、九一八这些事件的真相揭露出来，交予公众讨论，或许是可以阻止出兵的。但是，一旦日本士兵被派去了海外——我想那是一切的分水岭——媒体就很难不站在他们一边了。”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1周年，在东京访问原《朝日新闻》主笔船桥洋一。他主导的调查项目集结成书《二十世纪日本传媒、宣传工具和政治》（Media,Propaganda and Politics in 20th-Century Japan），聚焦《朝日新闻》在整个昭和时代（1926-1989），特别是二战中的表现。英文版于2015年出版。船桥是日本传媒界中流砥柱，退休后创办独立智库“重建日本”（Rebuild Japan Initiative Foundation）。

他语速不徐不疾，铿锵有力。对《朝日新闻》历史调查的动机，源于个人思想的触动。二战结束之后，日本经历了同盟国占领等非常时期，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如何报道日本的过去”，成了举国敏感的问题。船桥在欧洲旅行时，读到欧洲人写的战争史，突破国家意识，而从整个欧洲的角度来写。“历史已经没有边界，”《朝日新闻》头版大幅刊登船桥的文章，呼吁日本以全球视野来看待战争历史。

而作为《朝日新闻》主笔，他一直想知道，从1926年到1989年整个昭和时代，这家新闻机构曾经做了什么？在历史重大时刻，做出了怎样的抉择？《朝日》在1920年代仍是支持自由主义，政治立场温和的，如何在短时期内转态，变为拥护军国主义？

于是，船桥组织了一批年轻记者与历史学家，展开了这场对《朝日新闻》的解剖手术。

“读这段历史的时候，常常扼腕，那么多紧要关头，媒体机构、记者个人，做出的选择如果不同，整个历史会不会因之改变？” 《二十世纪日本传媒、宣传工具和政治》的英文翻译项目负责人、英国剑桥大学亚洲与中东研究系教授顾若鹏（Barak Kushner）与船桥一同接受采访。翻译过程中，顾若鹏说，作为西方人，皇姑屯事件中日本媒体人的表现最令他惊讶：“他们不是不知道真相，不是没有做调查，但竟然选择不公开。”

书中记载，6月4日清晨爆炸当时，日本诗人Yosano Tekkan夫妇正在现场不远处，听到了巨大的爆炸声。第二天，他们拜访了《朝日新闻》驻当地记者Oi Jiro，谈到了“令人不快的猜测”——有可能是日本所为。《大阪朝日新闻》报道中，提到过“来自中国方面的阴谋论”，但几天后这种论调从所有日本报纸上消失了。

Oi Jiro与张学良私交甚笃。事发第九天两人会面。而事后Oi发出的独家新闻，仅仅是张学良证实其父当场死亡。Oi连续撰写数篇张作霖身亡后的局势分析，竟也没有提到袭击策划者。

“难以置信的是，像Oi这样一名资深记者，没有一丝怀疑过、察觉过，日本关东军参与其中？为什么他没有追究真相？”书中充满了这样的追问。

根据船桥团队的调查，日本记者不揭露皇姑屯事件真相的直接原因，来自日本军部禁令：“猜疑张作霖之死与日本人有关的新闻报道，将严重损害中日关系，应禁止这样无根据的谣言传播。”更令人思索的原因，则是记者们的自我审查。

“不少日本记者听说皇姑屯事件，第一反应是‘我猜是他们（关东军）干的’。但当时有一种普遍感受：事关中日关系、日本的国际地位，过于重大而不该在公共舆论中自由讨论。”

这仅仅是日本媒体倒向军部的一个缩影，书中海量史实还原了媒体变质的过程。船桥洋一介绍，除了来自军方的压力，还有一个常常被忽视的因素：报纸实际上在战争中获利。1925年日本第一次出现广播（NHK），冲击了报纸销量。传统媒体需要战争新闻大卖，而军方亦能通过控制纸张来要挟报纸编辑部。

日本媒体的角色仍需定义

魔鬼在细节中。《二十世纪日本传媒、宣传工具和政治》并不是第一本忏悔日本媒体战时表现的书。前坂俊之的《太平洋战争与媒体》曾被译成中文。但是《朝日》一书的描述范围，不止于战争时期，而是贯穿整个昭和时代，提供了更广阔的图景，与更丰富的细节。

参与调查过程的日本记者，曾告诉顾若鹏，接触史料之后最令他惊讶的，是日本领导人从历史到今天，都缺乏在危机中领导国家的能力。就在完成《朝日新闻》历史调查后不久，发生了福岛核电站事故。日本政府拖延或遮掩信息，遭国际舆论诟病。在那名年轻日本记者看来，这与战争时期中央政府无法压制军国主义狂热抬头如出一辙。而就媒体而言，从二战时期到今天，日本新闻界都缺乏持续、深入的调查报道——对公众交代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揭露被人忽视或掩盖的真相，本该是督促领导者的最佳方式。

换句话说，调查报道的缺失，可以看作助长日本政府“无领导力”的原因之一。

在新闻自由受到法律保障的今天，船桥洋一发现记者们以另一种方式自我约束：懒惰。“他们不花时间研究历史，相信‘现在就是一切’。他们加入“新闻俱乐部”，每天都有大公司来做简报，年轻记者可以舒舒服服地写出新闻稿，但实际上是任由这些企业‘设置了议题’。真正的新闻应该是出去跑来的。”

战后日本媒体亦有过出色表现。共同通讯社资深记者Mikano Hirosuke第一个揭露14名甲级战犯名字，出现在靖国神社合祭名单中。天皇闻之震怒，再不去参拜。日本政治家是否参拜靖国神社日后成为日本与邻国关系的重要考验。

“日本媒体的确捅出了甲级战犯名单的问题，但遗憾的是，后来的报道又流于表面。”顾若鹏指出，日本媒体的报道关心“首相或是某个大臣是否参拜”，而总是忽略一点：一些政治家前往参拜，并非出于对军国主义的支持，而是为了证明“不要其他国家干涉内政”，做给日本国民看的，显示自己不惧中国或韩国的压力。

忽视这一点，日本媒体当前的论述，设置了整个事情的“框架”，就是 “参拜、惹怒中国、报复和反报复”的死循环，间接加剧了日本与邻国之间的对立。“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船桥满脸忧虑。

1887年朝日新闻已经独立于政府财政。战时受到军部审查，1949年美国接管日本之后，言论环境陡然改变。1952年占领结束，日本颁布法令保障言论自由。新闻界和整个国家一起经历了地覆天翻的变化。《朝日》一书的封面，选择了一张历史照片：裕仁天皇和明仁皇太子一起在读报，美国占领时期发行的《星条报》（Stars and stripes）。

沧海桑田，时至今日日本媒体仍在摸索，定义自身在日本社会中的角色。

今天的联想

安倍出任首相以来，日本新闻自由度国际排名逐年下降。船桥认为，“政府不用直接施加压力，电视及电子媒体都在自我审查，因为怕失去采访政治家的机会。报纸的情况反而相对好些。另一个原因，是现在许多媒体的最高管理层根本不是记者，只管经营生意，并不相信什么新闻理念。”

以史鉴今，今天的情况与二战时期有无可比？船桥认为，当下跟战时天壤之别，日本的民主、言论自由已经在法律层面得以巩固，但是有些因素仍迫人联想。首先，日本经济二十多年来没有实现增长。船桥笑言，“我们这里没有发生革命真是奇迹”。在日本受到永久雇佣的人只有40%，大部分人是所谓“兼职”，不受全面雇佣保障。在他看来，“安倍经济学”不可持续。

其次是日本人对周边环境的敏感不会变。岛国资源匮乏，强邻环伺。与中国、俄罗斯、朝韩的关系，一有风吹草动就会令日本人恐惧，民族主义情绪立即被点燃。

“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充斥在日本，在全世界的报纸、电视、互联网，从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到南海东海的冲突，或者英法俄罗斯、土耳其对叙利亚战争的回应——历史记忆是看不见的手，在背后左右。”船桥在序言中如是写道。

全球出现经济低迷与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类似二战前的日本。在此一低一高中，媒体的角色再次受到挑战，可能的结果令人脊背发凉。

“阻止战争的可能，发生在向海外派兵之前。”船桥回到最先的假设。他崇敬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另一名记者石桥湛三。石桥曾任《东洋经济新报》总编，后来短暂成为首相。他当记者时，曾经公开批评日本的军国主义，批评新闻界沦为政府御用工具。他试图组织日本媒体结成联盟，以形成一股力量，跟政府讨价还价——他失败了。当时报纸之间只顾着相互竞争。

朝日新闻的“沦落”，特别是战争中的自我审查，令顾若鹏亦作联想：“为什么2013年斯诺登找英国《卫报》揭露棱镜计划，而不是美国媒体？因为英美媒体对自己的‘社会责任感’有着不同定义。”美国2003年成立了国土安全部，应对恐怖袭击。一些美国媒体也倾向于认为，当国家安全受到威胁，应该选择与政府站在一起。

最后，我问了一个问题，令船桥无从回答：“如果中日之间真的再发生军事冲突，乃至未来战争，日本媒体的选择会不同吗，会挺身反对政府的决定吗？”

船桥陷入了长久的沉默，终于问：“你指的是哪种情况下发生冲突？”

了解中日彼此思维的顾若鹏打圆场。“我一直感到，中日之间存在巨大的理解差异。普通日本人并不怎么关注中国，尽管经济上非常依赖中国，但中国不是他们的日常话题。相反，在中国，几乎每个晚上都能看到电视上演打鬼子，所有的媒体都在指责日本发动战争之心不死。所以中国人很自然地会设想与日本发生下一场战争，而日本人却很难相信，日本会主动挑起下一场战争，他们有太多的国内问题要解决……”

历史无边界。或许，首先应该无边界的是信息。如果中日双方之间的资讯不对等不透明，一旦发生冲突，媒体势必变回无知的帮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