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週末，蔡英文政府剛度過執政的一百天。《端傳媒》同意，在這麼短的時間，不宜驟然論斷執政成敗；但政權更替百日，仍不失為一個檢視執政方向的好機會。在這一週，我們將陸續刊出五篇評論，分別從政治風格、文化政策、兩岸關係、勞資爭議、開放政府這幾個方向，回顧新政府上任以來的作為，是否呈現出不同於前朝的作風氣象。
2013年7月，台灣的文化部成立滿四百天前後，文化界感受到文化政策向商業導向的「文化創意產業」論述傾斜，加以憂心政府倉促推動《兩岸服貿協議》，有可能重創台灣文化根基，便以戲謔之名組成「文化元年基金會籌備處」。籌備處隨即召開民間版的文化國是論壇，檢視文化部成立後的政策承諾的兌現程度。
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改變國內政治生態，凸顯「公民參與」的價值，也影響到文化政策的思考。2016年政黨輪替後，文化界和國內其他各界團體深刻體認到，想爭取更合理的權利，必須趁著選舉承諾餘音猶存之際積極訴求、介入政策規劃，並建置監督實力。基於此思考，台灣文化政策研究學會便於6月就舉辦了一場「民間文化政策行動論壇」。
而觀察新政府上任百日來的文化政策，藝文界和媒體莫不把眼光，集中在新任文化部長鄭麗君身上。藝文團體普遍感受到她理解文化治理、熟悉政策工具，並對不同團體訴求願意耐心溝通；但文化政策的監督和推動，都不應過度倚賴個人意志。
就職百日中，文化部除了「重大政策之文化影響評估」進入研究階段外，鄭部長也成功爭取， 將文化部2017年的總預算從2016年的166億元提高到195億。這多爭取的29億，預計將落在《文化基本法》、《國家語言發展法》、「全國文化會議」等架構性政策，以及建置性政策如藝術史與文化資料加值應用、文化資產活化和國家鐵道博物館等；而延遲成立的「文創院」也須建構完整，才足以做為文化、創意和經濟發展及產值之間的中介組織。
這百日內，也陸續掀起許多業界早已「求策若渴」、過去該做而沒有進展的產業政策討論──例如華陰街的台灣原創漫畫基地、書籍統一定價制、電影票房透明化等等。另外，鄭部長也爭取成立「行政院文化會報」，並讓文化部列席「行政院科技會報」；文化政策長久在中央部會中承受冷落，而這些舉措，都讓文化政策在跨部會溝通跨出重要步伐。
儀式美學勝於實質的轉型正義
整體執政在這一百天內，與文化最明顯相關的作為，在於對轉型正義的著墨。預算增加重點在台灣藝術史研究資料的加值應用、文資活化、再造歷史現場，以及國家語言發展法等政策；這些，都將是以文化政策推動轉型正義的重要環節。回顧過去的文化政策和政府的轉型正義舉措，總擺脫不了過於重視儀式美學，輕忽實踐。
回顧施政百日的文化政策，應先從就職典禮的美學來觀察：
五二Ｏ就職典禮的舞台設計，最初以傳統民間信仰儀式中的「建醮」來規劃，隨後因外界批評「像是辦廟會」，設計團隊對才緊急做修改。而就職表演上的台灣歷史劇，「西方傳教士改變了原住民比較草莽的生活習慣」這句旁白，也引起多方質疑。
慶典的膚淺，背後有深層的因素。除了這場就職，在後戒嚴時期的許多國家典禮，也常常充滿儀式性佈署，卻沒有深入的思維和政策實踐。
例如，2015年年底勉強開幕的故宮南院，雖然強調「平衡南北、文化均富」的設館理念，但在作為上，卻處處讓人感受強烈的封建慣習：例如為了配合建築概念的「龍馬象」象徵，故宮特意設計了「龍馬合體」的儀式，也引起拍馬屁（「馬」總統九「龍」之尊）的聯想；為了讓南院的建設算入馬英九的總統任期的政績，故宮趕製了一場漏洞百出的開幕典禮；同時也因為接收了影星成龍的「獸首複製銅像」為禮，向世人呈現違反博物館專業的贗品圖騰大排場。
又例如，文化部轄下的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每年舉辦的「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追思紀念」儀式，會場舞台皆以佛教的神壇樣式為設計。這種規劃引人質問：國家之於歷史悲劇的任務，是紀念還是祭典？是反省還是哀悼？追思儀式「不問蒼生問鬼神」的美學，不免讓人感受整體社會裡，轉型正義和人權理念推動的頓挫。
甚至，我們的公共政策宣導中，都出現濫用漫畫等商業圖像的錯誤。這種種例子，都讓我們驚訝於，台灣社會無論是政府、公務機關或是民間團體，對於象徵系統和符號權威的遲鈍程度。
我們也許覺得，前總統馬英九在2013年為遭槍擊漁民默哀時讀秒很荒謬，但是蔡英文總統對原住民的道歉儀式，一樣是「文勝於質」。錯亂的符碼和過度的儀式美學，強化了符號的作用，其實是用「展演」等文化政策措施，處理涉及權利的議題──也就是「權利文化化」。這種路徑，模糊了全體社會不得不面對的歷史糾結，以及當下各族群必須承擔的歸還和割讓的命題。
「權利文化化」的侷限
自從有獨立門戶的文化政策後，我們很容易把歷史的功過、對信仰依賴、對自然的崇拜，舉凡政治不易介入者，都視為文化。而文化政策也概括式的使用大量象徵符號做為政策，連成了台灣的符號景觀──例如到處都有的人權紀念碑、全台三十處原住民文物館、文化部的「藝術浸潤空間」計畫、農委會農村再生條例的彩繪補助等。然而我們卻看不到，各層級政府如何處理實質問題──例如城鄉差距、文化資源不均、不同族群之認同差異等。
「權利文化化」最明顯的，莫過於對於原住民的政策。五二Ｏ總統就職典禮上，排灣族古調的國歌儘管藝術性令人激賞，但我們應該認知到原住民之間，已經存在要求國家慶典中不應要求原住民唱國歌的呼籲。我們的慶典、外交、觀光，乃至創意產業，都喜愛以原住民的領域和成就做行銷，在文化實力上也傾向以原住民展現台灣的多元豐富性；然而在涉及權利的各種政策方面，台灣的文化治理與相關法條，仍處處展現漢民族本位的偏見（近年特別是在狩獵議題和判決上顯示出來）。
整體社會都認知原住民是少數及弱勢，但政策面對的方式並非復權，而是將「原住民現實」視為文化，並且以提供展演資源做為弱勢補償的手段。文化政策可以載舟，也可以覆舟，我們看見原住民祭典的「觀光化」，也看見原住民為了是否開放「傳統領域」而掙扎，以及部落面對外在誘因而出現的內部矛盾。
文化政策一方面有「應全面推展」的任務，例如文化賦權；另一方面是在「創造公民的選擇機會」，例如打造地方或產業特色。但目前的文化政策，卻是把兩種任務倒過來執行。與「文化權」有關的政策，如弭平城鄉及貧富差距、保障創造力、典藏及文資保存等，在台灣都是「隨機取樣」地進行。而在慶典、藝術節、競賽獎項方面，卻因為各縣市的競爭心而頻繁出現。
過去十多年，各縣市鄉鎮競爭爭取大型、地標式的建設，已經淪為政治籌碼，成為承諾地方提升文化階級的策略。而各縣市文化政策以每年每季的方式招標、發包各種藝術節慶和展演勞務來分配資源，造成藝文界過度動員展演。不但文化無從韜養，還加速了人力消耗。而強調娛樂功能的文化政策，長久以往製造的消費者比公民多，產出的勞動比耕耘多，保障的小確幸比文化權多。
目前的文化上的轉型正義措施，看起來依然是依賴權力關係中的「善意」，而非多元主義的實踐。「多元主義」是掌權者自我約束、節制使用階層宰制手段，創造實質平等的必要政策。國家對於原住民生活方式和空間權利，不應以文化政策的薄弱框架對待，而必須在《原住民族基本法》架構下思考；而文化政策對於文化權的保障，必須在平等原則下辯證。否則，文化政策讓「權利文化化」，只是更快速地加大階級分裂。
補助政策「製造」弱勢
「文化權」雖以個人為權利主體、但範圍是網絡狀的，以共享創造權利。原住民的生活方式最能提供文化權的樣貌，但政策卻捨近求遠，一再以單點方式進行補助，雖然維持了社會一定的文化活力，然而政策目標是著眼於公共性還是獲利性，卻不明確。
以獨立書店的補助政策為例，文化部以各種文學推廣、閱讀活動、翻譯補助和「推動實體書店發展補助作業要點」為政策內容，強調書店的「社區微型文化中心」角色，卻忽視產業的鏈結性，也忽視了閱讀做為休閒選項，和其他文化商品的競合關係。以2015年為例，從三十一家受補助書店、總補助金額1,155萬元的尺度來看，做為開創人文閱讀風氣的政策，只不過是杯水車薪的規模。
以中央部會的高度，設計如此條件複雜的補助機制，服務了最多不過數萬本書的銷售，政策為德不卒，卻加速消耗了這些書店的行政成本，並為文化部創造過量的單據核銷業務。
台灣文化政策的沉痾頗多，特別是文化政策之於各種文化生產的輔助，其正當性往往來自文化的頹勢，讓政策以力挽狂瀾的姿態介入。實體書店、流行音樂、動漫，以及文化資產保存，總是在最終危機之下才會被注意。創作者、藝術行政、策展人也必須呼天喊地陳述環境之不利，才能得到政策的支援。結果，文化政策竟習慣了以「文化弱勢」做為其職權正當性的操作，一方面以稀薄的資源分配給廣大的申請者，大家都得捉襟見肘，另一方面得將文化藝術「變成弱勢」，公共職權的介入才被體諒和合理化。
文化部的補助業務，包括常態補助和許多新發明，如各種名目的「村落文化發展計畫」、「新秀首次創作發表補助」、「促進民間提供適當空間供文化創意事業使用」等，辦法樣式越來越多，讓規劃越來越瑣碎。不但讓文化產出的資源和時間過度切割，也有補助對象錯亂之嫌。
近年的文化政策，實質上自我矮化為「福利式的文化救濟政策」：以一年多季的經費分配節奏，製造越來越不足、不均、弱勢、窘迫的藝文生態循環，有如救災式的補助，讓藝文生態不得安頓，讓執行者更益趨命妥協，等於是以政策壓縮了文化藝術的自主和自發性。
文化政策應架構「價值網絡」
文化政策的責任範圍，不在於隨機選擇「福利對象」，而在於創造機會平等的架構；不在於統計上的補助件數，而在於社群的創造活力；不在於消費的開拓，而在於知識權的分配。
鄭部長很清楚：善用政策工具推動「電影票房透明化」，比實質補貼更有意義；同理，出版商對於書籍的配銷透明化的需求，可能勝於對書籍統一定價的依賴。因為透明機制下產出的數據分析，更能保護產業的鏈結效率。鄭部長也必然知道，歷史現場再現、國家與語文發展法是轉型正義的環節，比創造「新官上任」的威名更重要。
不過藝文界最關心的，還是文化治理是「價值取決」還是「資源佈施」？行政官員是否願意為自己所認知的價值，捍衛其職權？文化部各階層公務員，是否能擺脫對首長唯命是從、官員催逼業主的風格？文化政策是否能突破繁瑣的審計作業、是否有魄力改掉「紙本一式十份」的申請標準、不要再有「附上登機證」等不合時宜的要求？是否能驅除審計凌駕實質的「結案積習」？
文化藝術生成的動機和活力，不是也不應該靠著無數補助辦法和結案報告來維持。我們需要的並非「發號碼牌、撥補助額」的政策，而是「小而有效的文化部」，也就是有職權僅止於規劃架構的文化部。
與商業、外交、觀光和消費的銜接，更宜委託於中介組織或同儕平台，以有彈性、有驅動力的介面來執行實務──其既能克服官僚體制、擺脫審計規範的束縛，也能保持政府與文化之間的「一臂之距」原則。回歸架構性工具、以小博大的槓桿政策，才是維持文化本質的政策，但這也意味著文化部要面對的，將是難度很高的結構角色轉型。
文化政策要迎接的挑戰，不是展演和文創消費的擴充、不是民意代表質詢、不是一百天、四百天或一屆執政的民調而已；文化政策必須面對是其建構之「價值體系網絡」是否運作有效。成熟的文化政策，必然會更像民間機構或非政府組織，而越來越不像政府，相信熟悉法國文化政策的鄭部長，對此趨勢也有類似的預期。
因為對鄭麗君部長有很多期待，我們希望以一屆執政期喚醒文化政策回歸主軸。此深切期望同時也指出了文化部「釋權」的必要性，政策能「釋權」和「賦責」，才能讓文化界大器地展現自發本質和自主精神！
（吳介祥，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美術系副教授、台灣文化政策研究學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