害死阿巴斯的伊朗醫療系統到底有多糟?

伊朗著名導演阿巴斯死於醫療事故?民眾指責公立醫療「要人命」,去私家醫院又要挨宰,「伊朗病人」難做。
2016年7月10日,伊朗德黑蘭,一名女人手持因病去世的伊朗著名導演阿巴斯的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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鋪天蓋地的白色與黑色交織在一起,艾哈邁德有些眩暈。汗水一滴一滴從他的額頭滾落,浸濕了他黑色西裝下的白襯衫。看着台下黑壓壓的人群,耳邊迴響着人們的哭聲和惋惜聲,艾哈邁德有些猶豫,不知是否該在這個時候發表這樣的講話。但當轉過頭,看到父親的靈柩孤單單地停在講台上,他的眼神又變得決絕,眉頭緊蹙,聲音也因悲憤而顫抖起來。

「朋友們,我想告訴你們,我的父親,偉大的導演阿巴斯的死因。」

原本騷動的人群一時間鴉雀無聲。

「他是被一起草率的醫療事故害死的……」

阿巴斯逝世月餘,但媒體輿論關於他死因的追問從未停歇。

「看了這麼多的消息傳聞,還是這個版本比較可信。」阿里雷扎推了推眼鏡,指着電腦上的新聞說道。他是一家旅行社員工,阿巴斯的影迷。忽聞大師死訊,他十分震驚,因此也對阿巴斯的死因真相格外留意。

「今年3月,他被確診患有胃腸癌,之後一共進行了四次手術。正是在賈姆醫院(Zham Hospital)的第一次手術,間接地奪去了他的生命。他們(阿巴斯的家人)原本託關係找了經驗豐富的老醫生米勒做手術,但沒想到最後開刀的卻是米勒醫生的兒子!」阿里雷扎搖搖頭,一臉無奈,「這場失敗的手術把阿巴斯推向了死亡邊緣。術後感染,再加上主刀醫生隱瞞了病情的嚴重性,阿巴斯沒有得到及時合理的治療,不得不再次接受手術,他的身體狀況也因此極度惡化……」

阿巴斯就診的賈姆醫院在德黑蘭口碑很好,於1968年建立.1979年伊斯蘭革命後,政府保留其私立性質,但要求醫院直接受伊朗衞生部監管,納入國民醫療保險體系,可說屬於特殊的「半公半私」醫院。

阿巴斯第一次手術失敗後,主刀醫生在接受採訪時還明目張膽地推卸責任,甚至表示「並不知道他是名人。」

「怎麼能不知道他是阿巴斯呢?醫生做手術之前都不看病例嗎?」阿里雷扎從褲兜裏掏出一支煙,大口大口地吸起來。 「我原以為,普通人遇到這種事也就罷了,沒想到連阿巴斯這樣有錢有勢有影響力的社會名人,也會經歷這些嗎?這樣荒唐的事情,怎麼會發生在這樣一位國寶級的藝術家身上!」

看病難 成效差 求醫不如求真主

阿里雷扎如此關注阿巴斯的死因,除了粉絲心態,部分源於自己也遭遇過「不當治療」。

四年前的一天傍晚,阿里雷扎和家人在外吃完晚餐回家。正當他專注地思考着明天的工作計劃時,右腹一陣刺痛讓他跌坐在地,意識也逐漸模糊。家人立刻打車將他送至德黑蘭北城的一家醫院看急診。由於送至醫院已是晚上9點多,醫院裏只有一名值班醫生。看到阿里雷扎腹痛難忍的症狀,醫生並不着急詢問他是否吃壞了什麼東西,只是遞給阿里雷扎一隻温度計,讓他的妻子幫他量體温。

「哦!真主保佑!我的胃都要痛炸了!他居然還要讓我量體温?!」阿里雷扎尖叫道,「剩下的不用我多說你也能猜到了。醫生只給我開了止痛片,讓我回家吃藥休息,還『温馨地』給我開了一天的假條!」

事實證明,阿里雷扎並沒有這位醫生想象中的好運氣,從這家醫院出來後不久,他就暈倒在地。妻子決定帶他去就近的一家診費高昂,但醫術靠譜的私立醫院就醫。經過驗血、B超等常規檢查程序後,醫生確診阿里雷扎得的是胃穿孔,並立即為他安排了手術。

伊朗公立醫院普遍存在人手不足、診斷敷衍等問題。

每當想起這次差點要了他命的就醫經歷,阿里雷扎都唏噓不已,「從那以後,無論家裏誰生了病,我都直接帶他們去私人診所。公立醫院就算可以報銷又能怎樣呢?那可是隨時會要人命的地方。」

正如阿里雷扎所說,伊朗公立醫院普遍存在人手不足、診斷敷衍等問題。對於普通病人來說,看看小病或許還沒有太大問題,但當病情嚴重到需要開刀做手術時,病人們就很有可能面臨「生死抉擇」。

「小毛小病,打針吃藥,這些都沒什麼問題。」阿里雷扎頓了一頓,「但你必須時刻記得向真主禱告,祈求自己千萬別得什麼大病。因為一旦要在伊朗做手術,你將隨時面臨重重考驗!」

醫術低 不靠譜 公立醫院難獲認可

「病者有其醫」,這是1979年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建立時最高領袖霍梅尼的承諾,寫入了憲法第29條。伊朗政府曾表示,超過90%的伊朗人都享有某種形式的醫療保險,現任總統魯哈尼更宣稱將在2018年以前實現全民醫保。

但口號歸口號,在國際社會多年制裁的影響下,伊朗醫療系統遭受重創,藥品和醫療設備尤其短缺。伊朗只能勉強實現非處方藥的自給自足,但新型抗癌藥、化療藥品等高端專用藥品極度依賴進口。醫療設備和儀器也同樣如此,進口比例達到88%,主要來自德國、荷蘭等歐盟國家。儘管美國與歐盟再三表示,經濟制裁僅僅針對伊朗革命衞隊,醫藥不屬於制裁清單之列;但實際上,由於政府無法完成跨境金融結算,再加上里亞爾匯率一落千丈,嚴重影響了伊朗的藥品和醫療設備進口。

這直接導致了伊朗公立醫院硬件設備老舊、藥品匱乏。雖然在公立醫院就醫可以享受政府提供的醫保津貼,但在許多伊朗人心中,公立醫院已經逐漸成為「醫術低劣」和「不靠譜」的代名詞。

制裁的另一衝擊,體現在政府醫療預算的減少。由於石油收入鋭減,伊朗政府預算長期陷入赤字,不得不下調醫療補貼。根據伊朗相關法律,社會醫療保險應承擔不低於70%的醫療費用,可是由於政府醫療補貼的不足,一半以上費用仍需由患者自行支付。此外,政府的醫療預算主要體現在對國產常用藥的價格補貼上,對於迫切需求專用藥的重症患者而言,必須同時面對進口藥品稀缺與醫療保險兩個問題。

在制裁影響最嚴重的2012年,治療癌症的化療藥品費用在一年內上漲了近4倍。目前伊朗醫院的藥品仍然短缺,一名癌症病人,單單一個療程的化療用藥,就要花費約1,000美金,而全部的治療費用則至少需要50,000美金左右,遠遠超出普通伊朗人所能夠承受的範圍。

為此,伊朗議會的醫療委員會會長侯賽因阿里·沙赫里亞提抨擊政府「縮減醫療補貼,無異於謀殺伊朗國民的生命」。

「制裁這些年,彷彿回到了戰爭時期的配給體制。」53歲的賈里里是德黑蘭北城卡姆蘭尼耶區一家藥店店主,曾是兩伊戰爭老兵的他經歷過物資極度緊缺的年代。賈里里的藥店是卡姆蘭尼耶區醫院定點藥店,可以通過醫院直接從衞生部採買藥品。

「先是心血管疾病用藥,接着是糖尿病用藥,慢慢的,所有的進口專用藥品都變得緊俏起來,採購價格也是蹭蹭飛漲;後來,藥品採買制變成了配給制,衞生部每月初直接向各藥店配送藥品,每個藥店平均下來只能配到幾盒專用藥,轉眼就售罄了;再後來,衞生部一紙政令,禁止藥店繼續售賣被列入『國家儲備藥物清單』的藥品,這些藥也就徹底斷了供。」賈里里邊說邊從抽屜裏取出一本筆記,上面工整地謄錄着衞生部禁售的儲備藥物清單,足足有120多種。「那些確有特殊需要的患者,必須經由醫院向衞生部申請批文,才能拿到藥。這對一般人而言可是難於登天,許多人只能從藥品黑市想想辦法,用高過市價兩三倍的錢去求購了……」

一名癌症患者到德黑蘭北部一家醫院進行身體檢查。
一名癌症患者到德黑蘭北部一家醫院進行身體檢查。

流失優秀醫生 公立醫療體系積重難返?

制裁固然導致了醫療體系出現嚴重問題,但導致伊朗公立醫院口碑不佳的原因,還有人才流失問題。

這並不是意味著伊朗欠缺醫學人才,恰恰相反,伊朗政府十分注重對醫科人才的培養。根據2011年伊朗媒體Press TV提供的數據,伊朗全國共有51所醫科大學,100萬名醫科學生,2萬名醫科教授,488家公立醫院,120家私立醫院及27萬名醫護人員,政府每年在醫療上的投入大約佔GDP的6.7%。

巨大的投入讓伊朗在醫療總體實力方面,優於其他中東國家,同時伊朗還是世界少數允許活體器官交易和移植的國家,靠著整形手術大國的招牌,以及在眼科、牙科等學科的優勢,吸引到不少中東國家病人慕名求醫。2012年全年,共有超過3萬名外國病人前來伊朗就診,病人主要來自阿塞拜疆、土庫曼斯坦、伊拉克、土耳其、科威特、阿曼、印度和巴基斯坦。

不合理的薪酬激勵機制,是造成伊朗公立醫院人浮於事、服務態度不佳的根本原因。

毫不誇張地說,伊朗每個省都設有醫科大學,每個醫科大學下同時設有附屬醫院。醫科生入學時免除全部學費,但有個附加條件--必須要在大學附屬的醫院義務工作直至畢業。多數學生在醫院實習時,都體會到了公立醫院低效、低薪又過於勞累的問題。

對於大多數工作在公立醫院一線的基層醫護人員而言,每月的工作時間能超過160個小時,工資卻僅僅足夠解決自身温飽;想要獲得醫學教授的職位,過上相對體面的生活,則至少需要二、三十年的工作積累,以及在醫療理論與實踐領域有所突破或發現。「在公立醫院幾個月辛勤工作所得的工資,還抵不上在私人診做一台手術。」不合理的薪酬激勵機制,是造成伊朗公立醫院人浮於事、服務態度不佳的根本原因。

「醫療器械和藥品短缺固然是伊朗醫療界目前面臨的困難,但這還不是最主要的。將來沒有好醫生願意在公立醫院就職,這才是最大的隱患。」設拉子醫科大學教授穆罕默德說道。目前伊朗公立醫院的人才流失率極高,醫科生畢業後普遍不願意去公立醫院就職,而更傾向選擇待遇更好、工作時間又靈活的私人醫院。

大背景催生私人醫療產業 外國患者防被坑

機敏的商人瞄準了醫療領域這一潛在商機,私人診所如雨後春筍般在伊朗各大城市爭相開業。他們大多有自己的走私渠道,可以進口到最新的藥品和相對先進的儀器;同時,他們高薪聘請傑出的醫護人員,特別是留學回國的「海歸」。

「許多人總以為,醫科生既能免除學費、畢業後工作又有保障,可謂是最有前途的專業了。其實,我們面臨的學業和競爭壓力也遠非常人可以想象。」郝麥特是今年設拉子醫科大學的應屆畢業生,「儘管畢業後的出路基本都有保證,但想要好的發展,還是需要各拼實力和人脈關係。成績最好的同學往往出國深造,將來無論移民海外,還是學成歸來自己開診所,都是最好的選擇;其次會選擇進入私立醫院或者大城市的公立醫院工作;最慘的,就只能在社區醫院坐班,勉強混口飯吃。」

幸運的是,郝麥特找到了在當地的一家私人醫院任助理的工作。「這是第一年工作,我的月工資差不多是3000萬里亞爾(約合人民幣6000元),即使做助理,掙的也比在公立醫院多一些。當然了,在公立醫院的職業發展上限或許更高,但是私人醫院的環境更好,病人很安靜、也很有禮貌,我很喜歡在這裏工作。」

在德黑蘭人口密集的社區附近,時常能看到一處其貌不揚的寫字樓,入口掛滿了諸如「侯賽因醫生牙科診所」、「伊爾汗醫生兒科診所」等招牌,各科俱全,儼然一家小型醫院。

這似乎正彌補了公立醫療的不足,不過問題隨之而來。

私人診所服務周到、醫術高明,但藥品、器材、醫護全由個人出資,自負盈虧,在定價上享有很大的自主權,也因此存在收費不規範的弊端。尤其是那些不明就裏的外國人,稍不留神就可能被各類私人診所騙了錢。

中國留學生陳金,在伊朗私人診所就醫的經歷讓他叫苦不迭。一天中午,陳金突然肚子疼。開始他並沒有當回事,但到了第二天疼痛加倍時,他決定去醫院就診。

與本地人相比,中國人普遍沒有購買當地商業醫療保險的意識,而伊朗的社會醫療保險又不涵蓋外國人,因此陳金直接選擇了私立醫院。

「看個病的錢我還是有的,我早就聽伊朗朋友說過這邊的醫生不靠譜,我可不想把性命交到一個庸醫手裏。」談起那次慘痛的就醫經歷,陳金仍覺得憤憤不平。

很快,私人診所的醫生診斷他是急性闌尾炎,需要動手術。陳金想了想,一個闌尾炎手術,在國內也不過2000人民幣,就算在伊朗的私人診所,想必也不會貴到哪裏去。因此他選擇了診所內留德歸來的阿米爾博士為自己做微創治療。手術非常順利,微創傷口也極小,利於術後恢復。就在陳金與朋友慶祝這次的手術成功時,主刀醫生的助手遞來了收費單。

「手術費、外加上一次性耗材費、手術室使用費、助理人工費等,一共是2000美金。」

陳金嚇得目瞪口呆。一次闌尾炎微創手術竟要收費2000美金?陳金暗叫不好,立刻打電話給伊朗朋友諮詢。伊朗朋友說,「我姑姑去年在私立診所做過闌尾炎手術,也是微創,只花了2000萬里亞爾(約合人民幣不到4000元)。」

陳金抓起賬單就去找阿米爾理論,卻只得到一句冰冷的回覆:「全部都是按照醫院統一標準收的費。」陳金只得咬牙付了款。隨後,他在伊朗朋友的陪同下前往衞生部投訴,但卻被告知,他不是唯一被坑錢的外國人。

「外國人在私人診所遭遇亂收費的問題,我們每個月都會接到數起類似投訴,但我們毫無辦法。」衞生部的工作人員解釋道,對於私人診所,衞生部僅負責審核其醫師的醫療資質,但由於各私立醫院的醫療設備和預算獨立,在醫療費用方面實在難以一一展開監督檢查。「切記,一定要在手術前問清診療項目和費用!」

投訴無門,陳金也只能當做是花錢買了個教訓。

正是由於這樣的政府監管缺位,私人醫院資質良莠不齊,天價收費、醫療事故等類似標題,屢屢見諸報端。

公立的、私立的,沒有一個滿意的。阿里雷扎很無奈,「整個醫療系統都是一團糟,掙錢少的整天想着怎麼偷懶,掙錢多只算計怎麼掙更多的錢。現在能找到一個靠譜的醫院和醫術好的醫生,真是太難了!」

望着牆上阿巴斯著名電影《隨風而逝》的海報,他苦笑着說,「如果我們的政府再不改革,每個人都可能是下一個阿巴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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