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粉紅學 觀點 變動中國

「感時憂國」:大國體育與盛世小粉紅

如果不能甄別真相,正視得失,坦然而平靜地面對帶有濃烈政治色彩的體育運動,和吃了興奮劑參加比賽有什麼兩樣?


奧運會會場內中國隊的支持者。
奧運會會場內中國隊的支持者。攝:Alkis Konstantinidis/REUTERS

陳冠中在2009年撰寫《盛世:中國2013》,預言2012「世界末日」後,中國將在2013年走向國力全盛,西方因經濟危機而隕落,節節勝利的中國人民將特別高興──一種說不出所以然的喜悅。

陳冠中有關中國人民的預言,今天大概成立了一半:未實現的一半在於,我們中國人民最近特別「憤怒」,繼年初「帝吧出征」之後,天朝「小粉紅」們已經迫使過日本,韓國,乃至兩岸三地的藝人道歉了。而剛剛結束的如火如荼的奧運會上,與孫楊有言語衝突的澳大利亞運動員賀頓(Horton, 霍爾頓),很快就在自己 Facebook 上發現大量英語咒罵,向他討說法要道歉了。

而《盛世》的預言,部分實現了:我們中國人民在 08 年世界經濟危機和奧運會的機遇考驗之後,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爆棚,滿世界「買買買,玩玩玩」,愉悅心情緣來有自。而憤怒,恰恰是被打擾了美夢的民族自尊心的正面反擊──「誰讓你破壞了我的好心情!誰讓你胡說!」

人民心情好,自是我們所樂見。但國人何以如此敏感易怒,何以將許多日常問題置於「愛不愛國」的大框架下討論?在泱泱大國的盛世之下,「小粉紅」所敵視的雜音,真會寂滅於無形嗎?

奧運榮耀與「健忘」的人民

回看中國近代奧運史,主流媒體上充斥著這樣的「苦難」敘事:「1932年至1948年,中國共參加了3屆奧運會,均因國力衰敗而在運動成績上留下了零的記錄』。一批批志士仁人,為了強國強種和洗刷『東亞病夫』的恥辱,前赴後繼的奮鬥……但中國體育界為打破零的紀錄所進行的不懈努力,卻一次又一次遭遇了慘烈的失敗,艱辛苦澀的奧運夢成了令人心酸的痛苦回憶。」

這樣的文章,都描述當時的奧運團隊,如何一路表演一路籌措經費,運動員如何缺乏政府支持,導致疲勞作戰等等。並以「新社會/舊社會」式的對比,突出現今中國「體育大國」的盛世。

苦難敘述自是事實,但也頗為片面,抹殺了民國體育的一些亮點。比如1936年柏林奧運會,李惠堂帶領的中國足球隊表現出色,差一點力克英國,等等。通過今昔體育對比來簡單論證政權優越性,深化國族認同,並不具備足夠的說服力。

體育離不開政治,八十年代,中國重新參加奧運會,最為重要也最為成功的體育象徵,是中國女排和「體操王子」李寧。

中國女排五連冠,是國人記憶中最早的體育勝利之一,1981年11月,異軍突起的中國女排在第三屆世界盃女子排球賽中力挫日、美、蘇,摘取了世界冠軍。這是中國首次在集體球類專案中奪冠。此後女排又相繼在1982年世錦賽、1984年奧運會、1985年世界盃、1986年世錦賽中奪冠,成為世界女子排球史上第一隻連續五次奪魁的隊伍。「三連冠」、「四連冠」、「五連冠」也隨之出現在國人語彙中。身為國家隊主攻手的郎平,不僅獲得了「鐵榔頭」的美譽,還在《人民日報》上有了宣傳事跡的專欄,也成為民族英雄和女排精神的象徵。

女排取得的優異成績,令中國媒體以空前的熱情關注。中央電視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發揮通過國際通信衞星向國內現場直播比賽實況,製造了「萬人空巷」、「徹夜狂歡」的傳播效果。而報刊等平面媒體則以大版面、多數量、高規格,積極建構女排勝利的重要性。

如今女排再次奪冠,媒體熱炒之下,「女排精神」暌違多年又回到了觀眾視野中。雖然很多人依然不清楚排球參賽隊員人數,雖然很多人完全沒有經歷過女排五連冠的時代,但這一切並不會阻止女排再奪奧運金牌帶來的召喚功能,似乎每一個人都被召喚到這個原始情境,並為其深深打動:大院裡幾十個人圍在一台九寸電視,或一部信號不好的收音機旁,聆聽著老解說員宋世雄的激情解說,為郎平的每一個扣殺而歡呼吶喊,熱淚盈眶。

此時,一場運動的成敗已成為國家政治之象徵,比賽亦超過了運動中的十幾個人,上升成十三億人向全世界自我證明的戰場。九十年代,泳池五朵金花、鄧亞萍、女足「鏗鏘玫瑰」,田徑的「馬家軍」、本世紀的劉翔,姚明,乃至孫楊,在成為民族英雄的同時,也成為與大國崛起一榮俱榮的象徵。

然而,偉大的國家一榮再榮,競技體育卻有其週期,很多普通民眾,其實並不能容忍這些英雄們的失敗與情緒(當然,如今是越來越好了)。五朵金花時期國家游泳隊的興奮劑醜聞、銷聲匿跡的馬家軍、孫楊和寧澤濤的禁藥風波都被國內媒體冷處理。1988年,李寧在漢城奧運會上帶傷上陣,失誤連連,回國後他收到了雪片一樣的譴責信,甚至包括死亡威脅。

2004年,姚明曾在奧運會上怒批部分隊友出工不出力,換來全國媒體的口誅筆伐,然而最後涉險晉級,又被捧成了英雄。姚明08年奧運會在各方的壓力下強行復出,斷送整個職業生涯;劉翔兩屆奧運會上的退賽遭到譴責,還有人記得嗎?

民族與體育:從「感時憂國」與「女排精神」

六十年代,漢學家夏志清在論述中國現代小說時,用「感時憂國」批評現代中國文人。夏志清認為,現代中國知識分子有著非常強烈的政治意識和道統觀念,國家際遇成為了他們思考創作的最主要基石。他們總認為中國是一個特殊的國家,視野也只放在中國:中國不過是個暫時落後的偉人,不遇的才子,晚發育的英雄,「東亞病夫」的帽子終將被揭掉,而屈辱和失敗終將被洗淨,鄙視和侮蔑也終將受到懲罰。

夏氏認為,知識分子對過往國家的苦難以及文化弊病,有種道義上的使命感,而將許多問題都視為政治鬥爭和民族存亡問題,無疑侷限了自己的思維。救亡圖存而召喚的民族主義,亦有可能流於狹隘的愛國主義,文人腦子裡只有本國政治,卻缺乏對現代更多問題的反思。

「感時憂國」的思想在體育上的表現具有代表性。梁啟超在1901年寫作的《中國積弱溯源論》中,即提出「強國新民」要倡導「尚武精神」:「誠欲養成尚武之精神,,則不可不具備三力即心力、膽力和體力」。

自梁啟超始,國體和國民身體的結合,百年來聯繫越來越緊密,在當代體育尤其是奧運舞台上,發展到了頂峰。體育成了國際政治的重要晴雨表,是政治對抗和民族主義的舞台。贏了就是中國的勝利,是我的勝利,是制度優越,農奴翻身;輸了就是中國的失敗,是帝國主義圍剿,亡我之心不死,是運動員辜負了祖國的培養。

這樣的情境,總有一種完美的道德化傾向:雖然條件差,但是只要有著樸素的愛國主義情懷,賺的不多,也精神富足,似乎是精神上有所洗禮升華,就足夠沉浸於安全的集體認同之中。重提女排精神,所繼承的其實是「精神原子彈」式的意識形態宣傳,認為主義、思想、理論有著超然的力量,可以克服難以想象的困難,完成難以想象的大事。

這種思路反推:則但凡我們完成了偉大壯舉,必然是某種精神的作用,是意識形態優越性的體現。主流媒體反復熱炒女排精神,其實就是為主流意識形態唱讚歌,就是「抽水」,佔便宜。運動基本上還是靠實力說話,對外界口中的「女排精神」,郎平自己就說:「我覺得不是靠講故事或者什麼心靈雞湯能解決的,關鍵還是從平時的訓練中就嚴格要求。」

當年的體育新聞和報告文學,特別喜歡渲染女排運動員的傷病。通過受難而獲得精神救贖,依舊是後文革時代熟讀「傷痕文學」的人們的心理需求。這種「感時憂國」的想法,延續至今,沒有絲毫減弱的趨勢。

八十年代如此尚可理解。如張曉舟所說:「……八十年代的中國,還是相對一元化的社會,處在封閉社會走向開放社會的前夜,那樣的社會有太少的精神出口和文化資源,卻有太多的閒工夫,這就是為什麼區區一場球或一首歌,就能引爆整個國家。」

如今互聯網時代,這種集體性的,自我催眠式的感動,又成幾何級數氾濫:女排主攻手,本屆女排 MVP 朱婷家境貧寒,農民家庭出生的她,還有兩個姐姐,是計劃生育的漏網之魚,小學畢業差點就去打工;郎平中年離異,與女兒大洋相隔,四海漂泊,一身傷病;女排隊長惠若琪,曾因心臟的問題做微創手術錯過了2015年的女排世界盃,這一屆的復出也有一定風險。然而,朱婷的家貧,郎平的家庭,惠若琪的心臟……運動員的個人情況,統統被歸結到一個抽象的「女排精神」,指向的其實是與她們無關的東西。

「吃了興奮劑」的小粉紅

今天的小粉紅,站在狹隘民族主義立場,與一切「敵對勢力」在語言和身體上鬥爭。他們成長在大國崛起的時代潮流中,吃過洋快餐,多少蘸過洋墨水,有著較為強烈的民族自尊心,對於長輩們那套「韜光養晦,戰而勝之」的套路不屑一顧,他們是《中國可以說不》讀者們的孩子,以「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為信條,在社交媒體上一呼百應,回答別人只有一句話:「我愛國,有錯嗎?」

狹隘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並不鮮見,然而小粉紅們,卻有著與他們相當不同的取向。如果說義和團的暴力是報復外國人,反抗壓迫,反日遊行是在表達一種不滿的態度的話,小粉紅們的心態大多是「該給他們點顏色看看了」,「要給他們一點教訓」。

這種從由下而上到由上而下的姿態轉變,顯示出一種大國或曰強國心態。曾經被人騎一頭,將來必得反過來騎人一頭才後快,這種報仇雪恨的心態多少來源於過往的傷痛和自卑。而從自卑到自信的過度膨脹,也是「強國人」這一惡名的重要立足之處。

就體育比賽而言,其本身很難超越政治,即便里約奧運會設立了難民代表團,但形式大於內容。而在體育比賽中,社會制度的壁壘,以及冷戰思維、鐵幕政治,從未缺席過。誤判、有色眼鏡、政治角力無處不在,俄羅斯代表團的被處罰即是一例。

而當國內對奧運的反應,其實也是如此。主流媒體的報道中國隊員遭受誤判時,大家情緒激動;而如果中國隊是得益者,又坦然接受。國內媒體帶有嘲弄色彩地報道朝鮮運動員向金正恩道歉,不也可以說是有色眼鏡嗎?這還是在同一個社會制度內,可見外媒對中國的偏見,自然也是不會少的。

以霍頓攻擊孫楊服用興奮劑為例,許多人覺得:「你攻擊了我們的運動員,不管說了啥對不對,都要誓死捍衞,這是國家榮譽。」即便這個運動員真的有問題,「可以我們關起門來自己罵,就是不允許你們亂說,一致對外。」

於是乎,就事論事就顯得很困難了。中國游泳隊九十年代開始就有惡名昭彰的服用興奮劑歷史,廣島亞運會上多人被查繳興奮劑和針頭,08年的歐陽鯤鵬,如今如日中天的孫楊,寧澤濤都有過「誤服興奮劑」的前科。

具體事實已難爭辯。但不得不說,來自西方的攻擊,未必全是「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需要人民團結出來反擊捍衞。真正的大國與盛世,豈是莫須有的詆毀與雜音所能撼動的?已經奪了這麼多金牌的大國,為何不能更坦然耐心呢。

評論員楊毅舉了一個例子來回應孫楊事件:「1990年代侯耀文和黃宏的小品中,兩個老同學在火車上相遇,用兜裏的名片打牌。侯耀文打出了幾張官員牌:『查查馬教練有沒有使用興奮劑』,黃宏憤怒了,他的台詞擲地有聲,『憑什麼我們中國運動員拿了冠軍就是使用興奮劑!我們中國,就是要像馬家軍一樣,永遠跑在世界的最前列!』這樣的台詞,贏得了台下觀眾的齊聲喝彩。那時如日中天的馬俊仁就坐在台下,神采飛揚。他和他以王軍霞為首的弟子們,曾經是這個國家驕傲的象徵。20年後,人們都已經知道,當初馬家軍「跑在世界最前列」的原因,除了狼狗和「中華鼈精」,還有大規模集體使用興奮劑。

如果不能甄別真相,正視得失,坦然平靜地面對帶有濃烈政治色彩的體育運動,而是無視理性規則,又和吃了興奮劑參加比賽有什麼兩樣?

小粉紅其實還有民族主義之外的更多複雜成色,而其中種種,其實也並非新鮮事,魯迅在《論掙了眼看》的文章中,對這樣的性格有著非常清楚的評議:

「……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過之後,也每每不思懲兇,自衞,卻只顧歌詠那一群烈女。現在,氣象似乎一變,到處聽不見歌吟花月的聲音了,代之而起的是鐵和血的讚頌。然而倘以欺瞞的心,用欺瞞的嘴……只可以嚇啞了先前鄙薄花月的所謂批評家的嘴,滿足地以為中國就要中興。可憐他在『愛國』大帽子底下又閉上了眼睛了——或者本來就閉著。」

然而,無條件信賴某種東西,似乎是比較簡單不費心的舉動。而敏感、反思的「幽暗意識」很難在人們的心中紮根,更為可悲的是:基於一些外部原因,這種「幽暗意識」大概只能體現在《北京折疊》這樣的科幻小說中了。

體育大國,還是奧運大國?

許多人說,今年已經沒有過去看奧運那樣迫切的心情。為什麼呢?奧運會也辦過,金牌榜第一也拿過,心態平和了許多。

不過,中國的體育事業也才起步不久,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對一個奧運大國而言,金牌戰略和舉國體制已經是老生常談。體育總局在08年奧運會的時候,更多考慮金牌,於是撥款給了超輕量級拳擊而非足球。如此一來,許多運動的開展和實際金牌競爭力不成正比。

奪得金牌固然可喜,可真實參加到運動中的愉悅才是奧林匹克的真諦。走向戶外的運動,真正的強身健體,絕對好過當個鍵盤俠。

(邵棟,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博士)

中國大陸 小粉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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