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香港前途爭論

劉銳紹:北京全方位反港獨的來龍去脈

近期種種態勢顯示,「反港獨」已是官方當前的重大政治任務,而這個任務的來源就是北京。


主張港獨的香港民族黨舉行以香港獨立為主題的集會。
主張港獨的香港民族黨舉行以香港獨立為主題的集會。攝:Kin Cheung/AP

近期種種態勢顯示,「反港獨」已是官方當前的重大政治任務,而這個任務的來源就是北京。不過,與其說任務來源,倒不如這是「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的實例;或者說,這也是始作俑者自製麻煩的典型;又或者說,這更是政治人物創造和利用矛盾藉以達致各自政治意圖的花招。無論怎樣形容,這類反港獨的行動和策略,只能說明中國仍然停留在封建王朝的管治思維和模式,完全脫離現代政治的現實,遠低於管理現代社會所需的水平。

在此,姑且引用內地官員的一句話:「反港獨必須是全方位的。」在這方針之下,出現了「全方位反港獨」的言行──梁振英、林鄭月娥、袁國強等高級港官必須緊跟其後,不用多說;在立法會選舉中臨時出籠、逼使參選人表態的「確認書」,也是當前必不可少的門閂,只要把主張「港獨」的人趕走,那怕確認書會引發更大的後遺症;教育局長吳克儉後知後覺,或者先前不敢爭領風騷,最近也不得不趕快行動,約見教育界人士,阻止港獨在教育圈中繼續發酵,甚至在這個敏感時刻上京與教育部官員會面,令外界質疑他是否到京請示。中聯辦官員當然不遑多讓,除了主任張曉明和法律部長王振民先後發表「義正辭嚴的講話」之外,其他官員在不同場合碰見友好人士,也直接要求反港獨,「一定要有底線,不能超越底線」。

於是乎,建制派內的各路英雄,紛紛照本宣科,不管是拾人牙慧,還是自由發揮,總之就是要政治正確。有某種代表性的劉兆佳更直言:有關方面也預計到會出現反彈(尤其是確認書出籠之後),但估計可以承受得起,而且長痛不如短痛。所以,去馬反港獨吧!其他建制派人士,無論是否參加立法會選舉,都紛紛祭起反港獨的正義大旗,還以質問政敵「你是否支持港獨」為武器,力求先發制人。

從中國歷次政治宣傳和運動的經驗可見,這些都是有組織、有目標、有明確任務的部署和行動,絕對不是香港某方面可以自行決定的政策。尤其是傳聞上月底在北京舉行了有關港澳工作的會議之後,各種跡象紛紛呈現,令人感到北京已把港獨視為眼前一個重大的挑戰和危機,所以反港獨是當前急務,不能怠慢。

可是,北京平時不是很有氣魄,很有信心的嗎?不是天塌下來也面不改容的嗎?為什麼這時卻誠惶誠恐呢?談到這個問題,也許有三大原因,當中有遠因,也有近因,不妨細緻分析:

北京對香港愛恨交集

其一,香港回歸以來,北京對香港一直有一種愛恨交集的心態,只是在不同的領導人主政期間有不同的表現而已。從領土和主權的角度看,北京視香港為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從經濟角度看,北京比較務實地看待「兩制」以及「兩制」的差異,因為經濟部分已愈來愈趨向「一制」,即大陸經濟運作也愈來愈資本主義化,兩地磨擦較少。但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之上,北京一直視香港為「白區」,即香港仍然不是中國共產黨直接管轄,甚至不能直接發號司令而且一令即行的地區,香港仍殘留著很多舊痕和充滿不穩定因素。內地不少官員在私下談話時說:「香港回歸快20年了,為什麼香港人的腦袋還未回歸?所以必須小心預防。」在這種思維主導之下,很多政策和措施都令香港仍然置身「境外」;雖然這也是保護「兩制」的必要措施,但當中卻有不少恐懼香港影響內地的因素。

在香港回歸之初,北京尚可以容忍這些政治和意識形態上的差異,皆因當時要向台灣示範「一國兩制」,而且當時中國大陸的經濟仍未壯大,還有很多地方需要借助或利用香港。但自2003年之後,北京對香港的某些情況愈來愈看不順眼,兩地磨擦漸多;尤其是政治上的磨擦,更令北京擔心失控,因而對「兩制」逐漸失去耐性。

近年,有些內地官員甚至埋怨鄧小平:「為什麼老鄧當年那麼糊塗,竟然答應香港人『一國兩制』?弄得我們今天管治香港那麼困難。」容或這只是某些官員的話,但卻反映了一種無法管治、無法管好香港,以至無法從心所欲地用權的不滿和怨憤(但他們卻甚少反思為什麼,尤其是自己的錯誤,下詳)。

於是,北京在「漸進策略」之下改變了「一國兩制」的內涵(例如「一國兩制」是「一國高於兩制」,「港人治港」是「愛國愛港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不等於完全自治),治港政策不斷收緊,後來更變成「為我(中央)所用」。有些官員更直接說出「以我(中共中央)為主」的話,把對敵鬥爭、毫不妥協的政策放在「一國兩制」的香港之上。如果從深層次的潛意識來看,這更是一種「你不聽話,莫怪我狠」的心理反映。

到了近年,中國大陸的內部問題與日俱增,中共高層必須花精神,加大氣力處理,從經濟到政治,從內憂到外患,從制度到人事,尤其是高層的權力遊戲,更是習近平必須面對的難題。在此情況下,他當然首先處理黨內和內地問題,所以更要求香港不要亂;假如出現他眼中的所謂「亂」,他寧可不顧一切,先行施壓。這是「壓下去之後再說」的慣性思維,久而久之,就變成「只講目的,不理後果」的決策和動作。對於近期的所謂「港獨危機」,更形成北京的心魔,要不由分說地打,打了再說。

從「外國勢力」到「外部勢力」

其二,自從2003年之後,北京認為「外國勢力」加緊利用香港,旨在搞亂中國。後來,「外國勢力」(尤指美國和英國等西方國家的政府)在北京眼中逐漸演變為「外來勢力」(反對中共的台灣和海外華人力量也被包括在內,因為他們不算外國),再演變為「外部勢力」(香港和境外非政府組織也被包括在內)。

北京認為,「外部勢力」在香港和內地正進行六大方面的滲透,也就是和平演變,包括:挑起因貧富懸殊而形成的社會危機;提升中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的民主訴求;刺激青少年的躁動;推動傳播界爭取更大的新聞自由;協助發展民間的互聯網,以及協助非政府組織不斷擴大。所以,北京認為要修定《國家安全法》,要制定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辦法,要加強互聯網法例。

對於近期的港獨言論,北京更視為近期的一大動向,有內地官員甚至認為,這是外國在背後推動的,因為「一些主張港獨的人曾應邀到外國訪問交流」(有如當年中共到前蘇聯接受「共產國際」培訓一樣),這不是「外國利用香港青年人來顛覆中央嗎?」其實,這些都是國際活動中的常態,但這類無限上綱的思維把北京纏得死死的,結果只是作繭自縛。

港台反共力量加強聯繫

其三,除了存在已久的「外部勢力」之外,北京還感到最近一兩年出現了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新動向,就是香港和台灣兩地的「反共力量」(尤其是青少年)在「外國勢力的暗中支持下」,正不斷加強聯繫,交流經驗。其中,台灣的青年政治生力軍「時代力量」,已成為台灣立法院的第三大勢力,可以跟香港政界的青年人交流如何晉身立法機關的經驗,甚至可以結成聯盟(例如定期的視像會議、選舉期間的互相參訪、研究如何通過諸如「周子瑜事件」等話題引起社會關注)。

在北京眼中,這一發現非同小可,令他們感到禍及燃眉。他們暫時不能遏制台灣,尤其是民進黨再度在台灣執政之後更不好辦,所以只好在香港先發制人,把不順心和不順眼的事物打下去(包括港獨)。如果說上述談到北京的心魔和「外部勢力」是北京進一步收緊治港政策的遠因,那麼第三點就是近因。

反港獨過程的演變

上面談了北京「全方位反港獨」的原因,但必須注意這個過程的演變。其實,在2014年底的「雨傘運動」之後,北京對港獨只是觀察、監控,但沒有公開大肆批評。用當時內地官員的話說:「中央仍然在聽其言,觀其行。」當時有內地和香港人士同時向北京建議,在「雨傘運動」後應該多做青年人工作,包括:先跟溫和民主派的青年人進行公開或不公開的接觸(按對方意願);要懂得把香港青年人分類,不要把所有青年人都視為「激進」,並安排內地的青年團體來港與香港的民主派青年團體交流。建議很多,但北京的慣性是「硬的快,軟的慢」,也就是「左」的行動來得很快,但溫和的意見卻要很長的時間才會得到接受。結果,梁振英就在2015年宣讀《施政報告》之前,先來「脫稿」狠批港獨,從而觸發了港獨之爭,令港獨成為更熱門的話題。

我不推測梁振英的動機,但從客觀效果而言,這至少可以向北京表現他的政治敏感度,而且顯示他可以快、狠、準地主動出擊,在政治上絕對是「可以放心的人」。其後,在他的影響下,官員不敢出席民主派的黨慶活動。此外,先後發生香港大學「陳文敏事件」、廉署「李寶蘭事件」、一些學運和社運人士被延後檢控或定罪、立法會選舉首創「確認書」制度………表面上這是不同部門各司其職,但排除不了政府高層在背後操作的影子,市民一看便知。

換言之,有權的人已不計較被外界看穿西洋鏡,反正他的權力不是來自老百姓。對於這一點,內地官員也看得清楚,有些官員更直截了當地說:「把自己的利益與中央的利益掛鉤,是中國官場的慣常做法」;上有好者,下有甚焉,梁振英非常懂得捕捉官場特點和時機。但假如中央日後因為自身的利益而改變政策的時候,跟紅頂白的下官就可能成為最容易犧牲的爛木頭。這一切有待歷史驗證。

既是上有好者,下有甚焉,香港的「一男子問題」就更凸出了。處事官員既不懂「擦邊球」,更不敢「擦邊球」,對來自上級的政策只懂順應,陷入封建王朝那種「微臣不敢倒捏龍鱗」的境地。這種現象中外古今如是,但政治封閉的國家和地區的問題更為嚴重。

在「全方位反港獨」的吶喊之下,梁天琦等人被拒於立法會選舉的門外,確認書引發了一大堆後遺症。例如:法治基礎進一步破壞,即使官員用了各種方式解說,但依然無法服眾;於是,人治色彩愈來愈強烈,官員甚至可以隨意解說,不管外界是否接受,反正權在我手。

此外,政府把政治審查的責任推給選舉主任,令公務員擔心成為磨心,進一步動搖公務員的信心。不過,這倒不是政府擔心的事,不高興的公務員可以隨便辭職,反正自有後來人,那管什麼公務員質素下降;如果公務員不聽話,還可以用升遷機會作為殺手鐧,加以控制;近期先後出現的「完成署任年期後不獲升遷」的個案漸多,正是例證。

與此同時,內地又出現有關「一國兩制」的「階段特徵論」。這完全是內地根據他們的眼前需要而創造出來的言論,與香港的實際情況和香港市民的真實認知背道而馳。這種「階段特徵論」反映了中國特色的思維──為了先行解決眼前的重大問題和主要矛盾,不惜扭橫折曲,創造輿論把自己的判斷合理化,即使以後會產生更多和更大的難題,也不理會了;反正以後自己可能已不在其位,不需問責和煩惱。在在說明,香港回歸至此,政治上已愈來愈大陸化,內部腐爛逐步浮面。

盲目反港獨,愈反愈獨

其實,北京面對港獨趨勢,應該自行深入地找尋原因(例如政治改革逆民意,青年政策不符合青年期望),而不是盲目打壓。可惜,反省不是中國的政治文化,認錯更不是中國的政治血液。在北京盲目的「全方位反港獨」之下,可以預見以下的局面:

一、本來只是小眾的港獨聲音,在官方打壓之下,芝麻將會變成西瓜,日後只會愈打愈大,還會變成大冬瓜。北京不妨從它「反台獨」的政策之下汲收教訓,大陸愈反「台獨」,台獨的傾向愈明顯,認同者(或不反對者)愈來愈多,尤其在台灣青年身上,更體現到這種變化。近期,有關方面邀請前台灣國防部長郝柏村來港發表演說,指「台獨港獨都是不忠不孝」,但效果只是你有你說,根本不能進入香港和台灣青年人的耳裡。

二、不單台灣和香港的青年人將在政治議題上慢慢走近,兩岸四地(包括大陸和澳門在內)的年輕人也會逐漸在政治訴求上趨同。目前,澳門和大陸的年輕人暫時沒有表現出他們在政治上的強烈訴求,但這不等於他們對政治無動於衷,只是條件未成熟而已。其實,要求民主、自由、人權、法治,都是人類發展的自然態勢,當年中國共產黨反對國民黨高壓,向它要求民主自由,也是這個規律。如果中共不理會這個歷史規律而盲目打壓,最終只會扮演當年國民黨的角色!

三、不單青年對大陸抗拒,成年人也不認同高壓的管治模式。在香港,很多人不認同港獨,但至少不反對討論(也許更多人經討論後不贊成港獨);如果連討論的機會也被剝奪,日後只會任由官方決定言論範圍,那將是更大的災難。這種情況愈來愈引起台灣人的關注。

2013年我在台灣採訪,那時候台灣人對「今日香港,明日台灣」的說法沒有反應;但今年我再到台灣觀選時,不少台灣人已提出「警惕今日香港,避免明日台灣」。假如北京仍然只側重反港獨、反台獨的底線思維,只會適得其反。在這裡,值得一提的是,大陸有官員認為,大不了最後「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如果北京高層真的這樣想,那麼大陸人民也可能會激於義憤,反對他們發動內戰,屆時中共更難以依靠窮兵黷武來穩住江山,它的政權只會受到更大的挑戰。不要小看已經逐步醒覺的中國人民。

四、北京不想外國勢力和「外部勢力」干擾大中華地區,但如果北京繼續盲目打壓,它不想看見的外來干預只會愈來愈得心應手。因為北京自己創造了很多本來不是敵人的「敵人」,最後這些「敵人」正好與真正的敵人互相配合,與你來一場生死戰。

如今之計,中共應該把它的底線提高,不能水漲船不高;也就是說,人民的訴求(包括政治)提高,但如果官方仍然用大錨固定船隻與海床的高度,最後只會水淹船翻。

(劉銳紹,香港資深時事評論員,曾任《文匯報》職駐北京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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