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物

互動藝術家Marc Lee:信息是華麗的皮囊

信息串流之中,大家樂於創造,甘於癡迷,追逐潮流,Lee 想談談皮囊底下飽受束縛的自由與本土特性。

特約撰稿人 顧靈

刊登於 2016-08-12

我們同時生活在多個時間:16世紀、20世紀、1980年代、1990年代與新世紀並存。

我們同時生活在多個地點:洛杉磯,羅馬,堪培拉,上海,以及世界其他地區的其他城市。

我們同時可以是不同的人,男女老少,都可以是自己。

時空與身份的同時並存,既在網絡上,也在網絡下——網絡與現實互生,這就是當下的「真實」。此種真實中,藝術家的創作及其所扮演的角色一直都在變化。偕同人類有史以來經歷的種種技術與媒介轉變,藝術時而是鏡子,時而是預言,時而是編輯,時而是問號。

在這個系列裡,我們關注當下那些將網絡作為互生現實的國際藝術家們。從圖像生產,到影像剪輯,再到視覺消費,從網絡審查、言論自由,再到信息安全;期望他們的故事讓生活在網絡中的你,對自己、對網絡、對真實,都有新的看法

——作者

Marc Lee作品《一萬座移動的城市》。
Marc Lee作品《一萬座移動的城市》。

「我們仍然可以選擇下線。但是,如果哪天沒得選擇就真的糟糕了。」

萊茵河徐徐流經瑞士小城 Eglisau,兩岸青山白雪,空氣清冽。前年冬天,我去蘇黎世玩,順路到此拜訪藝術家 Marc Lee。2011年,他因李振華策劃的「行動與錄像」瑞士藝術家系列交流項目來到上海,我們就是那時認識的。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一句中文都不會,卻有本事搭長途汽車、再轉船、轉車、再轉船去了象山附近的一座桃花島,還在當地漁民家裏住了一晚,一起吃了飯;據說海水還是藍的(可見夠遠的)!

Lee 先後在巴塞爾和蘇黎世學習美術及新媒體藝術,2002年畢業。Lee 求學期間就創作了一件關於網絡智能的作品 NUN,縱橫流動的極簡數字形態象徵着一個與真實世界平行共生、瞬息萬變的數字世界。同許多做媒體藝術、很難賣錢的歐洲藝術家一樣,他是兼職的,自己有份賺錢的工作,在瑞士國家電視台上班,任軟件工程師。不過可能也恰是與這份工作有關,Lee 對新聞極其敏感、並將這份敏感體現在其創作中;同時借工作之便,他也一直在操練編程知識與技巧。

互動藝術家Marc Lee。
互動藝術家Marc Lee。

Marc Lee(1969年出生於瑞士 Eglisau)自1999年起創作圍繞網絡的互動作品。其項目關注並批判性地探討經濟、政治、文化與創意話題。他的作品以智性的藝術家姿態反映了當今信息社會的視野與局限,參加過多個大型新媒體藝術展,包括:德國卡爾斯魯厄ZKM媒體藝術中心,紐約新美術館,柏林 Transmediale,林茨 Ars Electronica,塞維利亞當代藝術雙年展,巴塞爾 Viper and Shift,莫斯科 Read_Me 藝術節,德里 CeC,上海美術館 MoMA,東京 ICC,首爾媒體藝術雙年展及 MMCA 現當代藝術館。

創造內容,即是創造生命?

編程,被喻為未來人類社會的生存技能,各種面向青少年的夏令營、工作坊與課程層出不窮,《彭博商業週刊》甚至從 Paul Ford 寫於2015年的一篇題為《什麼是代碼》的文章延伸出一整本編程特刊。在 Lee 看來,編程的魅力在於:永遠可以改變。「如果你不懂編程,可能你就不知道系統還可以配置,可以自定義;如果你懂編程,你就會知道系統不僅可以用,也可以改。」他柔和地微笑,用帶着瑞士德語口音的英文說:「如果我發現某個軟件功能有缺陷,我知道可以寫郵件給開發者去修訂。除此之外,編程的邏輯也對教育孩子很有幫助。」Lee 有個學彈鋼琴、動手能力極強的兒子,Jan;Jan 有時也是 Lee 的合作者。「有一次,我和 Jan 合作編了一款互動遊戲,不過只完成了三分之二。我來編程,他負責測試,大多都是拖放操作。對我來說,教他的不僅是編程知識,或 PHP/javascript 之類的編程語言,更關鍵的是讓他理解編程的邏輯,這個邏輯就是執行和因果。其他的都不過是框架、規則、不同功能的組合。比如你編一個視頻播放器,在設定了播放鍵後,用戶按一下就開始播放,不用按第二下。界面都是與操作、與事物的運作機制相對應的(understand how things work)。這種邏輯,在我看來,是一種策略。」

「與平時你在手機、平板或桌面上看到的不同,在這裏,這些信息被放大了,放到巨大;相對的,你會覺得自己很小,會有種被吞沒的感覺,好像這些信息超越了你,要征服你。」

Lee 一方面運用編程的邏輯及機制,另一方面也想去挑戰它。「有一次,我編了一段程序,讓它自動、隨機地執行無意義的結果或功能。這有點像在耍軟件,用隨機去耍機器。」這讓我想到黃永砅1987年的作品《四個輪子的大轉盤》(一個固定在手推車上的類似於商場抽獎的轉盤,指針停在哪兒,藝術家就用對應位置的創作方法做一件作品)。這種刻意製造的藝術家缺席,正好也預示着 Mark Lee 近年來基於自動抓取實時資訊所創作的多個項目與作品。羅蘭·巴特提出作者已死,一方面是將作者與作品分離,作品在讀者/觀者眼中擁有獨立於創作者的生命;另一方面也是賦權於讀者/觀者,由他們參與創作自己的版本。而網絡2.0到3.0提供了這種「用戶生成內容」(user-generated content)愈加開放的平台。「如今每個人都是內容生產者,每個人都能被關注,每個人都可以講述自己的故事。」Lee 為此感到興奮。

Marc Lee作品《實時故事-捕捉全球實時動態信息》。
Marc Lee作品《實時故事-捕捉全球實時動態信息》。

巨大的數據將人們吞沒

Lee 的最新作品《實時故事-捕捉全球實時動態信息》(Realtime stories - mapping the free flow of information around the world in realtime)是一個從 Flicker、Instagram、推特和油管子(最新開發的版本還將包括推特旗下的線上直播視頻社交網站 Periscope/潛望鏡)上實時抓取用戶數據並展示出來的大型影音裝置,在黑屋子的四面牆上投影巨大的用戶發帖,八聲道讀取來自油管子和 Instagram 的影音更新,有一種在電影院刷手機的錯覺。通過社交網站提供的 API(應用程序編程接口)讀取用戶發佈的信息並將之轉化為沈浸式的環境體驗,不斷更新的宗教信仰、色情、娛樂、歐冠足球杯、大小會議與音樂內容鋪天蓋地將你包裹。「與平時你在手機、平板或桌面上看到的不同,在這裏,這些信息被放大了,放到巨大;相對的,你會覺得自己很小,會有種被吞沒的感覺,好像這些信息超越了你,要征服你。」

從這些社交網站 API 讀取的數據都是不帶格式的裸數據,但 Lee 盡量保留了原網站的設計,讓觀者可以一眼就辨認出這些信息的來源,造成一種直接在看 Instagram 或推特更新的感覺。「如何重新設計這些社交媒體網絡的界面?我的選擇就是保留原樣,用同樣的字體、顏色與排版。我的工作很像一名用戶體驗設計師,編寫這套抓取程序與構建這個呈現環境都是設計。除了信息呈現界面外,我還刻意設定了節奏。比如,同時播放的視頻不超過4條,同時出現的 Instagram 圖片不超過8張。因為我認為一旦超過這些數字,觀者就會覺得太過干擾,這取決於人的感知力的限制。另一方面,我刻意留了安靜的時刻:算法每四分鐘執行一個循環,就像指揮一場交響樂一樣,要有中止。我不希望它變得和實際使用社交網絡一樣,同時有太多事發生;我希望給予停頓,這是我所設計的現場體驗。」每當循環間斷,黑屋子變得全黑,聲響也不見了,彷彿步入信息的真空。

「平時你在手機上瀏覽、使用社交媒體,是自上而下的,你會認為你可以控制;但當你步入這個空間,你需要抬頭看,你會覺得被控制了、而你控制不了。我想我在強調的是機器的在場,提醒人們意識到機器掌控着更多權力。」

在問及這件作品可否互動時,Lee 搖了搖頭:「這件作品的意義不在於現場互動。你無法直接與之互動,這是由算法決定的。如果你現場發了一條推特而且還在屏幕上彈出來了,那你真的是非常幸運。算法本身盡量避免了這種情況的發生。」他笑了笑,似乎在暗示自己對算法很有把握。「現場營造了很強烈的觀感,巨幅的圖像令人困惑,包圍着你,為你提供了實時觀察社交媒體內容的另類視角:平時你在手機上瀏覽、使用社交媒體,是自上而下的,你會認為你可以控制;但當你步入這個空間,你需要抬頭看,你會覺得被控制了、而你控制不了。我想我在強調的是機器的在場,提醒人們意識到機器掌控着更多權力。當你走進這片由算法和設備構建的體驗空間,可能你會思考:那麼多人共享這些信息,然而這些信息其實可以被這些大公司使用、甚至交易,而你,只是提交信息的一個點而已。」Lee 向我介紹說,「所有社交網站基本上都會開放API端口供人們利用這些網絡上的信息開發自己的應用。只要在一段時間內讀取次數不超過規定次數、通常是幾百次,都是免費的。然而,一旦超過這個數目,就需要出錢購買。而這些網站是否有權出售這些信息,則是他們自己說了算。臉書把出售數據寫在了用戶註冊時簽署的服務條款里。用戶提交數據並沒有金錢回報,固然,這是他們的商業模式,但我認為其中存在着道德問題。要麼面向所有人免費,要麼面向所有人收費,才是正直的做法。一旦區分化,那就意味着只要付得起錢,就有FBI、政府、調研機構、企業能獲取公眾的、甚至私密的數據。」

Edward Snowden 的稜鏡門尚未平息,隱私信息安全黑幕甚至被拍到了《驚天魔盜團2》的劇本里。但,Lee 也並非全然在批判這一現實:「我個人的態度可能帶點批判性,但更多是紀實的,是一種對現狀的反思。就像電影有槍戰片、愛情片、紀錄片一樣,我的作品可能更像是紀錄片。在我看來,這些內容比藝術家的個人視角更有意思。通過這些社交媒體,你看到人們持續地發佈信息,每條信息都是一個故事,你會看到用戶的頭像、名字、位置,看到圖片、標題、文字、視頻。有那麼多故事同時在發生!」

我們的世界越來越單調?

2010年,同樣利用信息實時抓取機制的作品《一萬座移動的城市》(10,000 moving cities)參加德國卡爾斯魯厄媒體藝術中心(ZKM)20週年紀念展。在這件作品中,觀者可通過操作界面從全球的一萬座城市中選擇,系統將自動從主要的網絡搜索引擎(Google, Pozinger, Technorati, Yahoo, Wikipedia等)抓取與該城市相關的搜素結果(如新聞、圖像、視頻、聲音等)並投影到3D的城市幾何雕塑上。觀者被給予了一種「上帝視角」,得以俯瞰覆蓋着信息皮膚的「城市」。「我是很早讀到了一首Konstantinos Kavafis 寫於1899年的詩:《城市》(Die Stadt),其中有兩句讓我印象很深,大意是‘城市跟着你…你的目標永遠都是城市’。」Lee 回憶道創作這件作品的初衷:「我一直在思考,全球化是如何構建‘沒有本土身份的地方’的,也就是 Marc Augé 寫於1992年的文章《無處》(Non-Lieux)中提到的‘無處’。在我看來,機場、火車站、超市,都是‘無處’,因為不論你在世界哪裏,這些地方看上去都是一樣的。過去兩百年,尤其是最近10年,全球範圍內激進的城市化,使得越來越多的地方逐漸失去本土特性,失去身份。如今,許多城市的天際線都是近似的。於是在這裏,一萬座城市,也是同一座城市,我希望在這件作品中呈現每個地方的異同。」

Marc Lee作品《一萬座移動的城市》。
Marc Lee作品《一萬座移動的城市》。

去年,Lee獲得了更多的機構資助,得以開發這件作品的第三個版本——《一萬座移動的城市——同且異》(10.000 moving cities – same but different)。在舊版本中,用戶的影子會投到圖像上從而干擾感知,使聯覺(synthetic)的城市模型比不上基於虛擬現實的數字裝置的沒影子的模型版本那麼真實。

「在我看來,機場、火車站、超市,都是‘無處’,因為不論你在世界哪裏,這些地方看上去都是一樣的。全球範圍內激進的城市化,使得越來越多的地方逐漸失去本土特性,失去身份。如今,許多城市的天際線都是近似的。於是在這裏,一萬座城市,也是同一座城市。」

在如今的數字虛擬版本中,空間局限不存在了,這一事實也提供了更佳、更完整的體驗。數百座城市高樓建築在一片抽象地景中展開,觀者可以自由安全地探索這6x6平方米的空間。入口處的台子上放着VR智能眼鏡,沒戴眼鏡的人同樣可以通過牆面投影看到戴眼鏡的人所看到的畫面。5.1環繞聲充盈着空間。四台攝像機精准定位用戶的位置,並將數據傳輸給渲染引擎,從而通過數字畫面與空間營造將用戶瞬移(teleport)至他/她想去的「城市」。

「Jan 也參與了這座‘城市’的地景設計,他和我一起動手製作了地景,與1000多個建築模型。我們的設計靈感來自羅馬及其七座聖山,城市建築則確保高矮新舊的混合。」Lee 有些得意地說。「新版本的變動還在於數據的更新,從原先的搜索引擎轉向了社交網絡。這些來自臉書、推特、谷歌等社交媒體數據如皮膚一般包裹着建築。我看過一個調查稱,70%的網絡使用都是社交網絡,也就是說,社交網絡的數據比其他部分的網絡更具關聯性。可以說,社交網絡改變了整個互聯網體系。甚至我在想,這就是在互聯網上的策展。早幾年,人們追求網站點擊都要做搜索引擎優化,如今卻幾乎完全取決於點贊和差評(likes and dislikes)。」

不斷更新,直至無法戒掉

在《一萬座城市》之前,Lee 做過另一件討論「無處」的作品:《拍-我》(Pic-me,2014),同樣是讀取全球社交媒體網絡的數據,這件作品依賴可植入瀏覽器的谷歌地圖插件,每條帶着用戶頭像的數據跳出時,大屏幕投影的背景會自動轉到用戶所在的地理位置,並借助谷歌地球的界面呈現出來。畫面上的地球快速轉動、鏡頭跟着定位快速拉近,自拍被放大到一整面牆。「不過,谷歌地球的插件前段時間停用了,用戶必須安裝谷歌地球的App才能體驗這件作品。」Lee 嘆嘆氣,「我的作品都是基於軟件和各種插件,一旦插件升級或者更新,我的程序、也就是作品就得跟着維護。所以這件作品在廈門集美X阿爾勒攝影季展出的時候,只是一個截屏錄像,不是實時在執行程序,因為那時候谷歌地球瀏覽器插件就已經停用了。」談及對其作品的收藏,其實也遇到一樣的問題:「做這樣的作品,幾乎沒有畫廊合作,來買作品的大多是公立機構。這件作品就被一家博物館收藏了,但收藏的實體,其實是一段一小時長的抓屏錄像,以及相關的介紹文本,一份收藏證書,還有最搞笑的是、兩張截屏的印刷文件!每次我更新作品版本的時候,都會修訂設計,就像真的在維護軟件一樣。」

「對許多電視台來說,形式,內容都不再重要、重要的只是播了新聞本身;不再是為了故事,而只是為了講述本身。新聞產業成了信息娛樂(infortament)。」

這種持續維護、更新的另一個例子是始於2004年的項目《電視機器人》(TV bot)。它是一個24小時在線播放最近1小時內全球範圍發生事件的新聞台,系統抓取的內容來自電視台、電台、微博網站、網絡攝像頭、門戶網站等,形式包括圖文、視頻與音頻。Lee對新聞台的運營進行反思,認為後者雇傭大量員工、耗費巨大成本、卻往往只為追求最新、最多、最廣的新聞報道,且不同電視台的內容經常重復;而他的這款軟件就能做到這一點(如今,則是社交媒體在擔任前線記者的角色)。

《電視機器人》的兩個舊版本分別在箱式電視與平板電視上實現,目前正在進行中的第三個版本將從原本的電視機延展到手機與個人電腦,內容源自社交網站,24小時不間斷直播。「我希望借此反思講故事這件事,反思編輯的角色。對許多電視台來說,形式,內容都不再重要、重要的只是播了新聞本身;不再是為了故事,而只是為了講述本身。新聞產業成了信息娛樂(infortament,從 entertainment/娛樂一詞演變而來)。」Lee 信心滿滿地說:「在即將完成的新版本中,內容永遠是新的。」

在訪談快結束時,我們聊到了網癮的副作用。Lee 聳了聳肩:「我們仍然可以選擇下線。但是,如果哪天沒得選擇就真的糟糕了。我無從控制,也不知道下一步會怎麼樣。網絡與數字媒介無疑給內容生產以自主性,但同時也導致垃圾信息的泛濫。對孩子來說,不設限制地接入互聯網意味着他們能隨意接觸恐怖、色情、暴力信息,這會讓做家長的非常恐慌。好在這裏的學校設有周到的防火牆;在家裏,即便Jan每天都要和我討價還價,我們還是會嚴格限制他上網的時間。」

在擱筆前,我想透露你一個秘密:Marc Lee 並非藝術家的本名,而是他為2002年一件題為《狗肉聯盟》(The Dogmeat.org Project)注* 的作品網站設的網名,用以保護自己的真實身份。在網站上線後的相當一段時間里,「Marc Lee」成了網絡紅人,獲得了許多網友的關注,於是 Lee 在其後所有的項目中都沿用了這一名字,從而成為其「第二身份」,也是他作為藝術家的唯一身份。Lee 的許多項目都以網站的方式呈現,因為每個在線用戶都能訪問,受眾最廣。他說,《一萬座城市》之所以在黑屋子里展出,一方面是因為博物館的環境,另一方面是由於經費與技術的限制,投影機流明不夠、不關燈就看不清圖像。但如果今後有機會,他希望用高清投影儀在公共空間的實體建築外立面上實現這件作品。那麼,如果哪天你走在街頭,發現周邊建築的皮膚都變成了社交媒體信息,也就用不著驚訝、盡情體驗仰頭刷手機的快感吧。

注:作品《狗肉聯盟》(The Dogmeat.org Project)創作於2002年,在當年的日韓世界杯舉行之前,FIFA(國際足聯)發出正式申明要求韓國禁止食用狗肉。Marc 認為食物上的差別反映的應是單純文化上的區別,而不應由一個所謂的聯合協會來規定。於是他和金素奇(Kim Sukhee)合作,找到韓國當地一個狗肉屠宰場的網站,對之進行改造,註冊了 Dogmeat.org 的域名,並在網站上登錄了一家名為金大宇狗肉公司(Kim Daewoo Dog Meat Company)的假公司,標明公司的總部位於首爾,並在蘇黎世設有分部,而蘇黎世也恰是FIFA總部所在。愛狗者極力反對、譴責這一網站;也有人喜歡這個點子,覺得很有趣。雙方會發起激烈的辯論,甚至還有涉及種族主義的言論。Marc Lee是為這個網站而設的網名,用以保護自己的真實身份。隨後「Marc Lee」成為了網絡紅人,獲得了許多網友的關注,於是 Marc 在其之後所有的項目中都沿用了這一名字,從而成為其「第二身份」,也是他藝術家的唯一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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