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是光明的季節，也是黑暗的季節；是充滿希望的春天，也是令人絕望的冬天。
今屆香港立法會選舉提名塵埃落定，早前擔憂的局面亦成事實：所有主張變更香港主權（包括獨立、歸英）的候選人，均被選舉管理委員會（選管會）以「不擁護亦無意擁護《基本法》」為由，取消參選資格。而早前於新界東補選嶄露頭角的本土民主前線（本民前）候選人梁天琦，更被選舉主任以其言行往績之類「傳聞陳述」（Hearsay）為根據，信納其並非由衷放棄港獨立場而禁止出選。
選管會淪為《1984》中的「真理部」（Ministry of Truth），不但越俎代庖擔當法官角色，審查參選者的政見及思想，最終更以主觀的標準，判斷參選者政治立場能否變更，變相終身剝奪個別人士政治權利。政府是否合理合法地考慮選舉資格，昭然若揭，香港選舉距離專制社會下的「鳥籠民主」，又邁進一步。
事件發展至今，本土派焦點已不止於研究選舉策略、如何投票等問題。本土派真正關心的，一方面是他們經歷一場選前政治審查後元氣大傷，如何重整旗鼓、在議會內外分進合擊；另一方面是，本地政治敗壞至此，香港距離憤懣爆發，轉化為社運甚至革命之路，究竟有多遠。
當部分本土派無法被政府吸納於建制之內，會否如早前所言更趨激進化？特區政府玩火的後著如何，尚待觀察。相對而言，一場選舉無法將所有人精力同眼光集中於選舉本身，而是關注選舉外的政治操作以至進一步被激起的港獨思潮，相信除了用更高妙或者更鐵腕的手段以外，幾無可能化解這股矛盾。
從社運到「全面革命」
議會陷入失效，如今就連選舉也淪為伊朗北韓類同，香港政治已是主權易手19年以來前所未有的敗壞。政治急遽衰敗，「遮打革命」（Umbrella Revolution，編按：雨傘運動）後本土派乘勢崛起，隱然有山雨欲來之兆。
梁天琦於被褫奪參選權當天的記者招待會，除了批評政府決定、公布與青年新政策略合作以外，也明言在中共治下，香港是無緣實現民主的獨裁之地，政治出路唯有革命一途；民族黨代表陳浩天，也於上週五在添馬公園舉行集會，交待本土派的後續路向。
最終，數千人參與香港首個以「香港獨立」為主題的集會，成為國際傳媒焦點。會上除了由五位競選無門的參選者發言，更關鍵是民族黨的陳浩天及本民前的梁天琦。他們透徹剖析本土勢力的不足在於資源的匱乏，諸如人才、財力、媒體、情報等範疇。同時，他們不約而同地指出，爭取獨立不應再局限於社運抗爭的參與，而是要同時展開各社會階層的推廣。他們為港人重奪香港主權的路線圖訂定方向，試圖確立本土獨派的基本路線。
本土派希望透過資源及組織的整合，一方面克服搭順風車（Free-rider）的心態，另一方面則發揮更大的能量迫使政府讓步，甚至進而令政權更張。本土力量協調的目的和重要效果，在於建立信息傳遞渠道，辨認同路人、交流意見及動員支持者，以便同步採取抗議行動。本土派舉辦大型集會，不是希望回到以「安全」為共識的社運，而是此途徑的體現──集會不止是對公眾的理念宣傳，也具有組織建立及擴闊動員信息網絡的功用，為將來進一步發展鋪路。
政權如何壓制大規模反抗
大規模集體反抗，基本上要滿足兩項條件：一、結構因素，即構成及凝聚民心不滿現狀的原因，諸如長期高壓管治、制度敗壞、政策失衡、貪污腐化、經濟民生困乏、國際干預等累積的結果；二、催化因素，即將上述不穩情緒轉化為具體抗議行動，既可能由個別團體就特定議題發起，亦可出於非關政治的偶發事件。
然而要知道，中共不是省油的燈，不會守株待兔，待本土力量成形方作打擊。他們將極盡所能地維持其在香港的領導地位，壓制任何引致大規模反抗運動的可能。其權力運作的法則有三：
一、決定政府機器（行政、立法、司法及旗下之執法部門）之人事任命；
二、黨大於國。在權力機構作出政策決定前，先由黨議決國政大方針；
三、黨組織負責監督相應之中央政府各部門、各級地方政府、群眾組織。
中共政治體系下的政府機器，必須既深且廣地滲透與控制社會中的次級組織，全面壟斷政治過程。要達到維穩目的，往往要透過監視民眾集會結社活動，杜漸防萌。是以，由中共幕後操控的特區政府，也沿用此法則，限制本土派之參選權利，而在其集會結社的過程中諸多阻撓。從事前情報收集到行動當天的警力佈防，可見一斑。
而要制止社運衝突異變為挑戰政權的力量，以免重蹈2014年政改方案爭議引發「遮打革命」大型佔領的覆轍，特區政府可能會採取三種策略，防止未來大規模反抗運動再度爆發：
一、消除導致社會不滿的結構因素；
二、癱瘓具備動員群眾能力的政黨團體，尤其是新興組織；
三、因應任何可能造成民眾聚集的非政治偶發事件，防止其轉化為政治性示威抗議。
邏輯上，從上而下改革以解決社會不公，是防止任何大型抗爭的治本措施。以合宜的政策施政回應市民訴求，能吸引他們容忍、支持現狀，消弭反抗因子。然而，無論政府有否改善經濟民生的善願，也無法徹底消除今天香港社會的矛盾。
首先，實施公共政策代表社會資源的重新分配。當前香港現狀是產業局部傾斜、經濟向中國靠攏、政商勾結、中國經濟入侵令港人付出慘痛代價（例如樓宇被炒賣，致使樓價不斷上漲等）；其次，即使經濟民生得以改善，也永遠無法滿足港人追求的政治權利。「8．31決定」關上政改諮詢的大門，本地民主運動的「真普選」目標永遠無法實現，今屆立法會選舉更是將中共操縱選舉的意圖發揮得淋漓盡致。
治本不成，退而治標
所以，特區政府唯有循抑壓催化因素著手，以兩項治標措施預防及壓制抗爭爆發。
第一項措施是癱瘓擁有動員群眾能力的政黨團體。其目的是防止社會上出現不受控制的信息網絡，將整合資源和組織的反抗運動消解於無形。換言之，不管組織目前是否對政權懷有敵意，政權也必須立刻癱瘓這類民間團體，防止其未來演化成反抗運動的指揮中樞。由於對中共威權與實然統治產生威脅的關鍵，在於組織的動員能力，因而對付組織的方法，就是癱瘓其領袖、破壞內部聯絡系統。尤其是如今出現以獨立為綱領的本土組織，更是要翦除而後快。
例子是，陳浩天未能以民族黨申請註冊公司，本民前黃台仰、梁天琦面臨沉重的司法檢控，一眾泛本土組織成員受嚴密信息監控，集會等行動也有鋪天蓋地的警力嚴陣以待，正式申請場地也受諸多阻礙，就連參與選舉也遭行政粗暴干預。本土派的潛在支持者或同路人也在政府打擊範圍之內，被警方藉故羅織罪名（如「不誠實使用電腦」之類）而拘捕。幕後黑手試圖摧毀新生組織，縮窄其公共影響力，確實不遺餘力。
政府另一個治標措施，是謹慎妥善處理非政治偶發事件。他們會盡辦法防止市民利用政治敏感度低的事件聚集（例如2013年的香港電視集會），將原來非政治本質的活動，轉移為政治訴求，對特區政府構成直接挑戰。除了提升警隊的戒備狀態、增強其器械及訓練、修築防禦工事等一般措施外，政府亦可採取一些預防措施，包括長期監視重要政府建築（如政府總部、立法會、特首辦）或戰略要點（如曾經爆發大型佔領的旺角彌敦道十字路口）、監控知名社運人士出席的活動、限制集會地點及參加人數等。
不過，以上兩項治標措施同樣有致命缺憾，陷入「鬆緊兩難」的困境。縮小針對目標，僅癱瘓政治組織的領袖及聯繫，無法完全消除組織的擴散。一來社運群眾在「遮打革命」後學懂組織及聯絡上的靈活變動，即使一個團體陷入險境，也會化整為零，新的領袖人物可能從一般成員中逐漸形成，再度對政權形成威脅；若然政府擴大打擊範圍，在新生組織還未產生反政府意圖時，便對其成員趕盡殺絕，則會激使他們永遠走向對立面，反而弄巧成拙，增強反政府力量。
其次，由於不知道怎樣的非政治活動可能轉變成大型抗爭的催化事件，政府必須長期監控所有集會示威，導致維穩機器負擔益重。隨著現代電子通訊設備普及，監控工作更為繁複。手提電話、互聯網等通訊設備，令市民獲得不同資訊，將信息廣傳也更為便捷，故此政府控制民眾意識形態與監視其活動愈發困難，疏漏容易出現。過度的監控，只會引起更強烈的社會不安，通訊受阻也會損害經濟發展。是以，政府耗費資源嚴控社會動盪，終將事倍功半。
轉向更複雜操作，做好準備
如此一來，無論大規模反抗運動出現與否，特區政府的倒行逆施、中共對港情處置的矯枉過正，都會導致民怨攀升。對現狀不滿的民間訊息交流，令市民更加認知政府管治能力的削弱，任何原本非政治化的事件，也有機會全面激化社會不滿，造成大規模反抗運動，甚至迎來中共的噩夢──「分離主義」的熾盛。
以上種種，未必出於個別組織事前詳細規劃的結果，而是在群眾思潮與組織提倡的政治主張，交織而成的路向。當特區政府以為制止本土派參選，就是防止本土意識向公眾廣傳時，實際上可能帶來反效果。未來可以預見的是，執法機關會進一步限制言論、發表、集會、結社等自由，而且措施是針對被視為潛在分離勢力的整個泛本土光譜，意欲令該等團體缺乏機會、人脈、時間與資源去組織社運，無法以資源動員的途徑壯大反抗力量。
本土派現時除論述及社運以外，並未累積足夠政治實力與政權抗衡，因為民氣是稀有資源，並非一時三刻能累積。「和平佔中」也要花上逾一年，才成功推廣成街頭佔領概念。與之前外界對本土派走向純粹激進和暴力化的猜想有異，本土派未來很可能轉向更複雜的操作，投入更加多時間、人力及物力開闢新戰場，無論是參選議會、籌備組織、吸納人才、研究政策、拓展對外關係網絡，甚至是爭取傳媒報導、打輿論戰、公開宣傳，從各範疇爭取發言權，在重大變故之前，時刻做好準備。
（無妄齋，香港人、網媒記者兼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