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淑薇昨日（8月4日）在個人臉書粉絲頁發表「即日起退出台灣網壇，永不接受國家隊徵召」的聲明。此舉再次引起台灣對體壇生態及選手辛酸的熱議。中華奧會昨日也發表「相忍為國」的道德呼喚，卻無法再帶動輿論的風向。
網上過去24小時湧現大量不滿的留言，指責體育署和網協多年來尸位素餐，選手凡事靠自己，成了名後國家就來徵召、沾光。一連串澄清的新聞稿及舉動，更引起謝家的不滿及反彈。人在里約的謝淑薇，已於台灣時間今晨正式向國際奧會申請退賽；她的父親今天也發出聲明，表示謝家目前其他還在訓練中、計劃轉戰職業網壇的成員，未來也不再為國家隊效力。
台灣體壇沉痾已久。謝淑薇在奧運開幕在即拋出的震撼彈，讓平時對體育可能並無了解的台灣民眾，得以正視這場茶壺裡的風暴，是如何連整個壺都炸開。過去流傳已久的選手不合、做公關、拉攏記者官員以取得資源的耳語，又再次流傳開來。連奧委會副主席蔡賜爵，都因鄉民們認為其處置此事不當，致其家族關係事業過去長期承攬奧運代表團出國事宜都被「起底」。
這些人事紛擾，本該是制度可以盡最大努力去避免的。只可惜，至今被台灣寄與厚望的多項球類運動項目，在參加國際競賽時的資源和出賽場序分配，仍是人治大於一切，缺乏可以和世界接軌的制度。本文將分以下四個層面，探討這次謝淑薇退賽所突顯的台灣體壇問題。
台灣女網生態的特殊性
運動選手由家人啟蒙的不在少數，但一旦轉向職業發展，多半會改聘專業教練。盧彥勳就是專業教練培養出來的選手，還一度與現任球王喬科維奇（Novak Djokovic）成為同門師兄弟。但台灣女網選手從王思婷起，一直到後來的詹家姊妹、謝淑薇、莊佳容，及年輕一代的張凱貞，從小啟蒙到轉入職業，教練都一直是父親或兄長。
這種現象有多重原因，除了聘請教練和專業團隊來訓練選手的費用，不是一般家庭可以負擔之外，早年企業贊助選手的風氣並不盛，而女性比男性選手更不容易吸引企業贊助。其它如家庭關係緊密、心疼女兒離鄉背井、獨自在國外受訓成長，都是台灣職業女網選手留在國內、持續由家人執教的原因。
由家人執教不必然影響成績和專業表現，也不必然影響國家隊選拔和教練分配的公平性。網壇有「蠻牛」之稱的納達爾（Rafael Nadal），至今仍由過去是足球選手的叔叔擔任教練，也從未聽聞他和教練叔叔與西班牙國家隊有什麼不愉快。但當我們代表隊中的所有選手，教練都是家人時，究竟誰該擔任國家隊的教練才有正當性、不會偏私？選手之間為爭取最大利益而彼此競爭、對立的情況，就不難想見。過去數次亞、奧運的爭議，就源於此。
教練遴選制度的問題
現在圍繞著謝淑薇所談的教練P卡（能進入場邊指導席陪伴選手出賽的名額）之爭，只是表象。不管是以排名、過去戰績或奪牌機率去爭論究竟是謝淑薇抗議有理、還是網協跟體委會有理，都搞錯方向、問錯問題。關鍵在像亞運、奧運這樣的大賽，早就該有國家隊教練團的制度，而不是訂出一種方法，讓選手自己去比拼，誰條件勝出就帶誰的教練出國。其實過去不是沒有嘗試過——王思婷退役後就曾任國家隊教練，但因為女網選手跟家人間的信任關係更緊密、難以突破，此舉終究沒有成為國家隊的慣例。
今天大部分爭議，都圍繞著這樣的方法對「誰」不公平，卻沒想到不管怎麼更動條件、以什麼時間點的排名來切分，都是在錯的基準點上努力。過去，正是這樣的思維，讓選手始終覺得制度不公；也正是這樣的思維，在八年前北京奧運時，把代表隊的名額全傾注給了女網，讓盧彥勳沒有人可以練習、暖身，出現必須去跟別國選手商借陪練員的窘境。
在國際網球賽場上，正常的程序制度，應該是設男、女網國家隊教練各一名，由他們統整國家隊的訓練和戰力，並排定選手的單、雙打打點和出賽順序。各國參與台維斯盃、霍普曼盃以至於奧運，都是如此。
各國國家隊的教練本身也是國際網協成員，本於專業，會尊重國際網協 ATP 和 WTA 的排名及慣例。反觀台灣，過去網協的獎金分配制度，是強制奪牌選手按比例拆分給隨隊出賽的「執行教練」，因此，是否能爭到那張教練 P 卡，會影響教練實質收入。唯有讓教練制度回歸中立，才有可能對所有選手一視同仁、以戰績為最大考量。
這次隨隊出戰的男網教練連玉輝，就具有「國家隊教練」的資格和性質——因為他不是盧彥勳平常的教練，若男網陣中還有其它選手有資格參加奧運，他也不會因個人與盧彥勳的利益較接近，而有所偏私。
體育協會淪於酬庸政客
但為什麼這樣的國家隊教練制度，始終建立不起來？因為過去在黨國一體的脈絡下，絕大多數體育協會都是酬庸地方樁腳、落選民代，或是因政治責任下台的政務官的肥缺；甚至連體委會主委，也常派給並非體育專業、不適任的人員擔任。
長年以來，負責國家體育的主管機關將所有訓練補助經費，都交給各項競賽運動的協會去分配，甚至縱容這些協會干預、影響、阻擋公平的國手選拔機制。於是，選手要出頭、要有代表國家的機會，不只需要專業成績的表現，還要會跟這些協會交際、攀關係，才有可能比其它選手分到更多資源與訓練經費、才可能有見贊助商的管道；公關做的好壞，甚至可能影響是否能參賽的資格。
網球已經算影響相對小的競賽項目，畢竟有國際網協的排名作為依據。其仍爹不疼娘不愛的如田徑等項目，萬一缺乏地區賽的戰績，就只能仰賴地方單項協會的推薦；換言之，選手的生殺大權，都掌握在這些全國和地方性的體育協會手上。協會說不，選手就沒有代表參賽的資格。
另一方面，不論協會在選手訓練過程中參與多少，選手奪牌的國光獎金，都必須與協會依協議比例分配；連教練獎金也必須有10%分給協會，作為「推廣網球發展用途」。過去網協也是在選手幾番抗爭下，才將分紅比利比例調降，讓選手可以保有更多自己的努力成果。
不管怎麼政黨輪替，國家對這些體育協會註定鞭長莫及，因為名義上是它們通通是「民間」協會，照民間團體組織法在相互選舉、運作、聘用秘書長，法源是《人民團體法》，其主管機關是內政部。但另一方面，其業務範圍卻又屬教育部體育署，體育署未善盡管理之責也是事實。多數國家之所以由體育單項協會來作為選手與國家、奧會之間的中介，就是避免政治力影響體育。然而在台灣，此一美好的立意，卻讓有利可圖的運動協會成為黨國體制的延伸，被各路派系人士壟斷、把持，不要說外人難以監督，連運動員都無法在其中取得參與或主導權。
要解決這些沉痾，只有透過明確的行政命令與罰則，加強對各單項協會的制衡監督；並重新審訂國手選拔的制度和標準，強力監督各協會執行。否則，就只能將所有事權收回體育署，或由中華奧會統一事權、不再外包，並確保奧會人事不再由政黨酬庸，才有可能突破困境。
台灣之光的沉重與悲哀
奧運的起源，是期待以體育競技取代戰爭。現代奧運，當然無可避免的會成為「國力」、「國勢」競技的舞台。過去除了極權國家以非人道的訓練方式，想在奧運舞台上力求表現外，許多歷經戰亂、或仿佛國際孤兒的小國小民，也寄望著這類競賽場合，能讓國旗飄揚、讓世界認識自己的國家。
也因此，在台灣做一個職業選手，從來就不只是個人生涯的選擇、不是個人的挑戰與榮辱而已，永遠要背負著「台灣之光」的期待，成為眾人意志與寄望的延伸。然而，「台灣之光」們的養成過程，總需默默吞忍辛酸──訓練費要自籌，國家運動訓練中心又往往在奧運前半年才開始開放、提供協助。
過去在台灣做國手，可謂「既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的最佳寫照。2016年，台灣為里約奧運開出了傲視全球的奪牌獎金，金牌國光獎金高達台幣3000萬，卻從未用同等的關注和資源，協助選手的養成。
全世界奧運代表選手的訓練財源不一，但一般來說，都不會讓頂尖選手淪落到平時靠自己自主訓練、甚至打工賺錢，比賽時才來報效國家的窘境。共產極權國家的訓練，統一由國家負責買單。美國的奧林匹克委員會則以非營利組織模式營運，以自行籌募捐款和特許事業（奧會相關商標與產品）的經營，維持每屆奧運四到五億美金的預算，運作全美三個奧運訓練中心、十二個訓練基地，提供數十項競賽項目的選手的日常訓練。德國的制度介於兩者中間，各項目訓練中心的經費分別來自聯邦政府、各邦州、以及境內各法人團體的捐款。
過去台灣不乏天份優異的選手，最後為了長遠生活所需，放棄職業生涯，選擇進入師範體系就讀，以確保未來至少能有教職維生。而放手為國家一拼、最後卻窮困潦倒的心酸故事，時有所聞。
例如近來震驚台灣社會的砍警案兇嫌吳志展，過去就曾是保齡球國手，卻落得失業、生活困難。他因不堪生活經濟壓力，在連續接到六張交通罰單後，失控將一位警察砍成重傷。撞球國手吳珈慶迫於發展和生活壓力，先是轉籍新加坡，後轉入中國籍。謝淑薇一度也被中國企業點名，開出一年一千萬人民幣的價碼，多次邀她轉籍，卻一再被謝家婉拒，表明她們以代表台灣為傲。
謝淑薇打破髒水缸之後
體育署發布過去15年來，謝淑薇共從國家領取過近2700萬台幣，來反駁她「我不是國家培養的，我是民間培養的」說法。然而，這當中有1560萬本就是她應得的奪牌獎金，而且這些並不是全歸她所得、其中還包括還得跟網協、指定教練依比例分配的金額。結算下來，當中只有1128萬屬於選手培育計劃等項目，這些錢也是2005年謝淑薇已經成名後才開始的有的補助。平均下來，一年不到一百萬台幣。
對於一個職業網球選手來說，接受國家隊徵召，意謂著損失為職業賽訓練、準備的時間，損失同時期職業賽可以獲得的積分和獎金，並且獨自承擔著受傷風險。畢竟，當國手們連教練名額都要搶破頭的時候，想要隨行的防護員與訓練員，根本就是妄想。一年花不到一百萬台幣在一個頂尖國手身上，讓她代表國家參賽，稱不上是政績，甚至稱不上「正當」。
但，謝淑薇是幸運的。隨著資訊開放，越來越多人知道，過去主管機關與各項目體育協會如何葬送、糟蹋選手的歷史──我們知道郭泓志因國家隊缺乏正確的休息與防護觀念，幾乎廢掉他手臂與職業生涯的血淚；我們看著王建民在最巔峰的時刻，拒披國家戰袍的前例；我們想起陳信安如何被阻止赴美發展；我們想起葉耀文如何因為田徑協會的疏失，沒有竿子可以比賽。
當別的國家連廚師和食材都空運到選手村，要讓選手安心的吃、有最好的體能面對比賽，台灣卻在國人引以為傲的棒球隊出國比賽時，經常還連防護員的預算都沒有，甚至不讓選手有足夠空擋輪替休息。
因此，當謝淑薇選擇不再吞忍，打破國家隊這裝滿髒水的水缸時，台灣人開始檢討自己對「台灣之光」的虧欠，不再接受奧委會及網協「相忍為國」的口號。
這股憤怒，不該輕易的被下一波新聞浪潮沖散，我們應將其轉化成對制度改革的倡議，敦促體育署審視各類體育協會，促其人事換血，回歸專業、拒絕酬庸；並將亞、奧運國手的選拔權收回託管，重新審視國手的選拔標準及補助審核機制。不再透過各協會轉交經費，是打破各協會主事者的把持壟斷，大幅改革代表權選拔、培育補助、強迫選手分獎金等惡習的第一步。
而我們還能做一件事：不再將國家的自信與尊嚴，寄生於這些台灣之光。你我該是他們的後盾，讓他們自在的做出最有利個人的生涯選擇，讓他們不必為你我的認同努力、不必因為「不愛國」的大帽子、扛著壓力上場比賽。當我們能夠成為一個如此自信的國家時，那件國家隊的戰袍，才有可能讓這塊土地上的每一份子，都引以為傲。
（喬瑟芬，曾任職媒體、出版業與表演藝術行政，長期關注性別與文化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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