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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5號，台灣立法委員顧立雄在臉書頁面上發表了對毒品問題的看法，內文提到：
「只有司法介入是沒有辦法解決藥癮和藥物濫用的問題，除了把人關到我們看不見的地方，眼不見為淨之外，不僅沒有任何實際效用，還讓這些藥癮者的學業、工作以及原有的社交網絡與正常社會生活被迫中斷，更加深他們復歸社會的困難，最終難以擺脫對於毒品的心理依賴，甚至可能因為毒癮的衍生犯罪，而變成社會的危險來源。」
從中對「毒品重刑化」的策略成效表示質疑，希望往「單純施打毒品者，藥癮治療優先於矯正機構」的方向改革。
從顧立雄發文開始，這條司法改革的軸線，踩到了許多台灣民眾「嚴刑的渴望」，陸續引起底下的嚴詞批判，甚至近乎激情叫罵。
8月2號上午，知名評論人朱學恆在新聞評論平台ETtoday上，批判顧立雄的主張，並且將文章轉錄到個人臉書進一步評論引述，將民眾對顧立雄立場的反彈與憤慨，拉到另一高峰。
顧立雄 vs 朱學恆
這場爭議，可從兩人背景的對比談起。
顧立雄在成為立法委員前，早已是聲名顯赫的資深律師。他台灣大學法律系、紐約大學法學碩士畢業，長年致力於司法改革；曾任司法改革基金會董事長、廢死聯盟成員，在台灣法律實務界戰功彪炳，多次為人權、社會運動者辯護。
顧立雄所代表的，是以當代社會學、犯罪學、憲法理論為根基的司法改革力量。
朱學恆早年以翻譯《魔戒》（The Lord of the Rings）小說，在電影開映後走紅並創辦「奇幻文化藝術基金會」，並進行開放式課程的翻譯。朱常於部落格（後來是臉書）評論社會議題，多次上電視評論節目；其善於訴諸常民語言情感，並以支持死刑的鮮明立場著名。
顧立雄與朱學恆的衝突，可以化約為「司法改革菁英」與「常民代言人」的衝突，或者說是「尋求社會修復的刑事改革派」與「治安至上的刑事政策保守派」的立場衝突。在截然劃分的對立間，死刑的存廢是一大戰場，毒品政策則是另一波的延伸戰線。
「惡即斬」的朱派正義觀
朱學恆及其支持者想建立的司法／社會體制，是惡即斬的，是「不把犯錯者當人看」的。
朱派這種社會上的主流觀點（編按：台灣超過八成民眾反對廢除死刑），所想像的具體情境是：吸毒不但難以戒除，其所造成的社會危害──如神智不清下的各種延伸犯罪，家破人亡、鄰人受害、執法上的無力等等實在太過可怕。因此，任何對吸毒者的包容，都成了知識分子的偽善。
朱學恆專欄文章中引述一名未成年小女生經驗，確實能引發普遍的社會共感：
「就因為他嗑藥開車，我們一家人失去了依靠，失去了最親的親人，而那位吸食毒品的肇事者只推說他不記得。爸爸才40歲都還沒享受到……因為一個毒蟲，一夜之間我的爸爸就這樣不見了。」
與此人倫慘劇相對應的情緒，是對吸毒者的憤恨與不諒解。
朱派在概念上設立了一條涇渭分明的線：一旦吸毒或是持有毒品，不管情節輕重，都是跨過了線。這條線，是「人」與「非人」的分野。在「非人」的那一端，悔改只是逃避罪責的偽裝，再犯是無可避免的宿命，社會惟有盡其可能強化執法、拉高刑期，才能抵禦非人的入侵，才能維繫「良好公民」的安全感與公權期待。
基本立場的分歧
顧立雄所提出的、具有犯罪學實證基礎的「治療優先於抓去關，監獄無法達到矯正功能，反而會讓吸毒者跟社會更脫節、行為更惡化。」對朱派來說，並沒有說服力。因為朱派雖未明言，但其基本價值立場上，並不考慮讓行為人復歸社會──這並非「滑坡謬誤」的推論；如果我們去深究朱派認為「要關多重才足夠？」恐怕會獲得「犯罪者應永久與社會隔離」的期待。
所以如果只考慮「能否減少毒品犯罪」的話，朱派的觀點具有直觀上的感染力，反正吸毒販毒不論情節輕重涉案程度，一律拉高刑期，治療即使無效，監獄就算失能至少還有最根本的作用──減少「非人」在社會上逗留的時間。
這種喪屍電影式的思考，彷彿誰變喪屍，就拿霰彈槍給他頭上一槍（有時還會上演一些親人不忍下手的庸俗劇碼），或能直觀的喚起我們對於公平正義的呼喊與冀盼。但我得提醒各位，這種想法是危險的，其影響到的不只是對毒品刑事政策的走向，甚至會動搖到整個民主法治的根基。
嚴刑峻法召喚警察國家
在一個只要持有少量毒品就會被判死刑的社會，吸毒者因為闖紅燈被警察攔檢，會產生怎樣的思考反應？
他會考慮襲警。甚至手上長期就持有私槍。如果持有毒品已經是死刑，帶槍在旁也不會再遭受更嚴厲的刑罰，同樣的道理，殺警甚至挾持路人，也不再會增添處罰的程度。只要帶毒品在身上，燒殺擄掠後果在嚴峻終究不過一死。一根k菸，一顆小藥丸，就讓行為人走入了「不過一死」的世界。
從效益角度來看，這會造成警方極大的執法成本：自此之後，就算只是交警、只是要開張闖紅燈或是沒戴安全帽的罰單，都必須穿防彈背心配帶衝鋒槍。因為你不知道攔下來的是不是一個「反正都得死」的吸毒者。
警方不只在配備上要大幅強化，更要細密的掌握各種可能的犯罪線索，因此，監視器、跟監、監聽、破門而入甚至嚴刑拷打，合法的或者非法的證據取得變得理所當然，刑事訴訟法的強制處分章節輕易被架空……你要讓吸毒者死，吸毒者就無所畏懼，執法者就得要想盡辦法活下來，就會想盡辦法擴張自己的執法權力。
惡即斬的代價，就是警察國家。
膨脹公權力下的「人間失格者」
這樣的選擇是否正確？每個人依據其價值感受，或有不同的見解。但在公共政策的選擇中，我們不能直觀性的認為，只要拉高刑罰強度擴張刑罰張力，把吸毒者都繩之於法，只會讓社會更清新健康，對我們自身則是毫無影響。
在社會的連動機制中，一旦我們要吸毒者（即使是輕度的）永遠隔離於社會，要付出的代價，就是公權力的自我膨脹。當刑罰體制中蘊含的隔離與報復能量加強，另一個端點，就是被排除在人權保護傘與社會認同的「人間失格者」會擁有更猛烈的反抗力量。
這股能量在社會體制中不會自然潰散，而是不斷增強擺盪，強化警方武力、擴張執法手段。當武力權力高度集中在政府身上的時候，就是戒嚴、白色恐怖、菲律賓式的社會秩序。你以為自己一生循規蹈矩，政府再暴力也與你無關，是的，你並不孤單，每個國家暴力下的冤魂也都這樣想的。嚴刑峻法提高的能量，終究在社會系統中，會反饋在每個公民自身。
至於嚴刑峻罰是否有效？美國花了四十年的War on Drugs，帶來了甚麼樣的成果？即使不談同理、寬容、那些奧妙的社會理論，就算只為了你自己，為了民主法治，我們都有對朱派的觀點再三省思、保持探討空間的餘地。
（溫朗東，自由台灣黨政策部主任，udn鳴人堂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