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正義 觀點 福爾摩沙:一種關注

花亦芬:用轉型正義打造信任,德國的曲折路

德國的歷史經驗,值得剛要正式踏上轉型正義之路的台灣參考。


圖為兩德民主統一紀念日時德國傘兵懸著國旗跳傘。
圖為兩德民主統一紀念日時德國傘兵懸著國旗跳傘。攝:Sean Gallup/GETTY

民主政治,是一種奠基於公民社會人群之間「願意彼此信任」的政治;也以公民社會穩定的運作,讓國際社會對一個國家政治決策與民心向背的可預測性,願意寄予比較高的信任感。從這個角度,來看台灣新政府日前透過「促轉條例」在擘畫的「轉型正義」工程,可知道其是希望透過妥善處理過去的歷史創傷,為更良善、更穩定的未來鋪路。

目前台灣社會將「轉型正義」這個概念運用到許多領域,顯示出我們社會因長期被威權政治壓抑,有太多歷史傷痕需要處理,現在的我們是站在一個時代轉捩點,需要好好重整社會價值。但是,我們也要知道,「轉型正義」處理的內容並非包山包海,它的核心精神在於:「體制」的翻轉,與公民社會「信任感」的重建。

誠如「國際轉型正義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ransitional Justice, ICTJ)為自己工作設下的目標:「幫助轉型社會,處理過去大規模人權侵害的遺緒,建立國民對政府機構作為人權捍衛者的信任感」。由此可見,轉型正義的目的是透過處理人權被踐踏的歷史創傷,改造政治社會相關體制,以清除威權遺緒,建立公民社會對普世價值的認知。轉型正義的基本精神在於:國家機器的運作應轉型以爭取國民信任;且公部門各種機制的存在前提,是保障人權、深化對人性尊嚴價值的肯認。

德國的轉型正義:不只「司法清算」

聯邦德國在二戰之後針對納粹大屠殺、以及1990年後針對前東德共產政權迫害人權之行徑,進行過兩次轉型正義。台灣對德國轉型正義之認識,不該只停留在「司法清算」這麼片面簡化的概念上;而應更深切去看到,轉型正義更牽涉到社會價值觀的重建與教育文化內涵的更新,與在此基礎上追求整個社會心靈的修復與和解,以贏得國際社會的信任支持。

換句話說,轉型正義不只是在一定期程內的司法介入、不當黨產處理,寫完結案報告就了事;而應是能鋪築道路、有長遠續航力的民主深化工程。

去年10月22日,以色列總理納坦尼雅胡(Benjamin Netanyahu,台譯內坦雅胡)宣稱,是巴勒斯坦人煽動希特勒去迫害猶太人。德國總理默克爾( Angela Dorothea Merkel,台譯梅克爾)隨即公開反駁,重申「該為猶太大屠殺負責的是我們」。默克爾這種坦率面對黑暗歷史的態度,不僅堅定地重申聯邦德國立國的根基,建立在民主與捍衛人性尊嚴價值之上;同時也向國際社會再次明確保證,德國不會再被過去的歷史錯誤攪擾糾纏(即便是以色列總理拋出的示好之詞),錯了就是錯了。德國不去牽扯其他國家在二戰期間是否也有涉入戰爭責任的問題,堅定地為自己做過的錯事認罪道歉,這是德國真正的重生之道。

能走到這麼堅定明朗的一步,並不容易。誠如電影《沈默的迷宮》(Im Labyrinth des Schweigens,台譯《謊言迷宮》)以及《跟弗利茨包爾對抗的國家》 (Der Staat gegen Fritz Bauer 台譯《大審判家》)所勾勒的的歷史背景:二戰後的聯邦德國(西德),在阿丹拿(Konrad Adenauer,台譯艾德諾)執政時期有十來年,對轉型正義工作冷漠以對。戰後西德,有相當長一段時間,對納粹過往陷入社會的集體沈默。

然而,從耶路撒冷大審、法蘭克福大審以及六八學運以降,年輕世代積極追求轉型正義的呼聲日高。1970年,溫和左派的社民黨(SPD,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在戰後西德首次執政,總理 Willy Brandt 在該年年底到波蘭華沙猶太區,代表西德政府致意。當時他突然下跪道歉,表達自己內心深沉哀悼,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此舉不僅成為轟動全球的大新聞,更奠定了聯邦德國自此以「認罪道歉」來面對納粹過往的政策基調。

1970年12月7日,波蘭華沙猶太區,德國總理 Willy Brandt 在猶太人殉難紀念碑前下跪道歉。
1970年12月7日,波蘭華沙猶太區,德國總理 Willy Brandt 在猶太人殉難紀念碑前下跪道歉。攝:imago/Sven Simon/imaginechina

紀念的兩種姿態:前東德記憶工程的弔詭

西德政府跨出視自己為戰爭受害者的自悲自憐,勇敢面對歷史真相,的確讓他們在國際間贏得越來越多的肯定與信任。這也讓他們清楚認知到:放棄為自我錯誤行為辯解,以積極融入國際民主社會秩序,來取代過去保守勢力所堅持的「德意志特殊道路」(deutscher Sonderweg),才是讓德國贏得世人尊重與信任的不二法門。

相對之下,冷戰時期的東德也進行所謂「對抗法西斯勝利」的納粹戰犯審判,而且比西德還早設立納粹集中營紀念園區與紀念碑。但是,東德在審判納粹戰犯時,順便把人權運動者、人權律師、政治異議者一併抓來整肅。集中營紀念園區的設置,也是為了打造「反法西斯/反資本主義」意識形態,鞏固共黨政權統治,而非為追求健全的民主體制。

這些被視為「反法西斯/反資本主義勝利」的歷史記憶,成為東德共產黨操控的官方記憶,用於民族精神教育。弔詭的是,這些記憶其實大量沿襲納粹新聞宣傳部長戈培爾(Joseph Goebbel)在戰爭末期,為刺激德國人浴血奮戰而佈下的錯誤國際新聞宣傳。這是只想用歷史來服務統治政權的威權國家,會踏入的歷史陷阱;其更讓不少前東德民眾,在不知不覺中受害甚深至今。

換言之,真正能被視為轉型政治的歷史工程,必須能導向建立理性討論運作的民主法治、並保障重視個人生命尊嚴的思想文化內涵。

德國兩次轉型正義工程,都非常重視民眾「知」的權利。這是一個民智已開、媒體擁有高度新聞自由的社會,應該掌握的基本原則。為了深化民主,他們勇敢正視那深不可見的黑暗過往,不斷透過公共參與,讓轉型正義融入以「民主」與「人權」為基底的國民教育內容、並成為政府文化政策制定的基本原則。

伺機而動的威權遺緒

聯邦德國將他們的民主體制打造為「防禦性民主」(Streitbare Demokratie),國家對於具有極端思想(不論是極左或極右)的政黨可令其解散,也直接將與納粹相關的思想與舉措列為禁忌。這種作法是因為深知,需要處理轉型正義的社會裡,往往有許多歷史沉痾要面對,也潛藏著不少會讓威權再起的因素。實際上,有些人(或團體)確實是伺機而動。

因此,需要轉型正義的國家,更應從社會價值重建與教育內容上,積極打造國民對普世價值的認知,避免威權思想轉變樣貌,以各種煽動人的方式重現──就像近年來波蘭或匈牙利的政局,在某些程度上有些令人擔心。

這樣的問題聯邦德國並不是沒有經歷過。

兩德民主統一後,柏林洪堡大學(Humboldt University)以選舉產生的第一位校長Heinrich Fink (1935- )。他雖然順利通過「除垢法」(lustration law,旨在清除昔日威權體制的殘存勢力)規範的相關檢查,但1991年11月聯邦秘密警察檔案館證實,有更多事證顯示他曾為東德秘密警察線民,並獲頒金牌獎勵。Fink 在1992年初被洪堡大學無限期解聘;心有不甘的Fink 遂加入東德共產黨在兩德統一後轉型成立的民主社會黨(Partei des Demokratischen Sozialismus, PDS),積極鼓動德東民眾跟聯邦德國政府對抗,且號召大學生對聯邦秘密警察檔案館施壓。

轉型正義不是按照某些特定作法照表操課,就可以將威權遺緖畢其功於一役清理殆盡。反之,這是個需要集眾人智慧與良善意願一起推動的社會體質改造工程。這個工程除了希望給予過去的受難者及家屬應有的正義與撫慰,同時也是為了讓明天的我們,可以生活得更安全、生命尊嚴有更多保障。

台灣的轉型正義

社會文化體質的改造是我們應該好好努力推動的事,不應讓威權文化幽靈,在社會生活裡繼續盤旋縈繞。在這方面,我們必須承認,台灣還有很多問題需要處理。在台北街頭,不時可見有年輕人穿納粹軍服,出現在遊行隊伍或暑期青少年營隊裡,以吸引眾人目光;台北的百貨公司裡,甚至有以納粹黨衛軍圖騰為標籤的潮牌流行服飾。這是民主時代令人匪夷所思的現象,但確確實實在台灣發生了。民主不是失去價值,多元不是可以罔顧人命。

過去台灣處理二二八的最大缺憾是:只有受害者,沒有加害者。德國作為加害者國家的轉型正義經驗卻清楚告訴我們:如果加害者及其後代只想避談過去、粉飾太平、甚或扭曲歷史真相,最後結果是自己陷於受害的情境中。

不管對受害者或加害者而言,受傷的心走不遠。當世代之間,有著無法坦言、不容許進一步探問的雷區時,親歷創傷的上個世代,可能會苦於「創傷後症候群」,其精神狀況也可能在家庭裡,造成跨世代間的傷害傳承。別過頭去不想(或不敢)去面對,最後留給自己與後代的,不會是時間自然療癒一切,而是大家任由各種沒有被檢證的歷史記憶,互相糾纏打結出一個互信基礎薄弱的社會。

一個互信基礎薄弱的社會,內部撕裂必然深重,也無法有足夠強壯公民凝聚力,可以抵抗專制獨裁。就以希特勒統治時期的德國來看,當時不乏起來呼籲德國人要覺醒、甚或勇敢起來反抗暴政的人;但是當時德國社會苦於各種極端意識形態的叫囂對陣,互信基礎薄弱,讓這些前仆後繼挺身抵抗納粹的人,也難得到足夠的社會支撐與回應,接連孤單無助地犧牲殞落。最後,也讓六百多萬人無辜犧牲生命。

近年來台灣的社會運動與學運頻繁,公民社會過日趨成熟。但是我們還是要知道,沒有深入檢視過去錯誤的行為,並從這些歷史檢視裡汲取教訓,並不足以預防台灣再度重蹈威權覆轍。只是徒有和好的意願,仍難打造足夠有力的公民互信基礎,深化台灣的民主政治。

公民社會「信任」(trust)的關係,不是傳統黨國恩庇政治拉幫結派的「依存/ 依賴」(reliance)關係。「依賴」在本質上是工具性的,就像我們依賴鬧鐘喚醒、依賴捷運通勤。「信任」關係則建立在信守承諾、同時也具有兌現承諾的實際能力。

二次大戰結束七十年,重新回首德國走過的路,兩次轉型正義,讓德國不僅看到國家發展穩健精實,而且深得國際社會信任支持。這樣的歷史經驗,值得才剛要正式踏上轉型正義之路的台灣參考。

(花亦芬,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德國走過的轉型正義之路》作者)

2017 年 7 月,端傳媒啟動了對深度內容付費的會員機制。在此之前刊發的深度原創報導,都會免費開放,歡迎轉發,也期待你付費支持我們

如果你喜歡,就分享給更多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