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抗爭報導系列之二

趙思樂:書寫抗爭並非客觀中立,而是誠實和清醒

再痛苦,也要保持誠實與清醒──人類必須踏在真實的磐石上走向光明。


從“抗爭報導”中學到的最重要的原則,是必須時刻有“自反與自省的自覺”——不斷自問,“我與受訪者是太近還是太遠?”“我對受訪者是否有偏見?”“我對受訪者的說法有足夠的審視和批判嗎?”“我對事情的理解符合我的價值籃子嗎?是否受到了採訪對象的影響?”“我的價值籃子是否有問題,是否需要調整?
從「抗爭報導」中學到的最重要的原則,是必須時刻有「自反與自省的自覺”」攝:GREG BAKER / AFP

在堪稱「新聞教科書」的美劇《新聞編輯室》(The Newsroom)中,男主角 Will McAvoy 對刻板的「客觀中立」有一段經典調侃:如果共和黨說「地球是平的」,民主黨說「地球是圓的」,《紐約時報》的標題就會是《共和黨和民主黨無法就地球是圓的還是平的達成一致》。Will 把這種現象稱為「虛偽的客觀」。

這個調侃中,《紐約時報》的標題是事實,但只是表面事實──為了避免在誰是誰非上表態,是非不分地「鄉愿」了一把。讀者也會糊塗:難道地球的形狀還沒有定論?

在真實的新聞世界中,媒體和記者的「虛偽客觀」隨處可見。他們有時是為了避免判斷,有時是避免得罪當權者或利益方,有時則是缺乏挖掘背後真相所需的意識和能力,即「結構性思維」。

報導需要深挖問題的「結構根源」

通過真實的例子來看「虛偽的客觀」和「結構性思維」,會更有現實感:端傳媒在去年12月刊出長文《維吾爾族外逃與加入伊斯蘭國大起底》,其中有這樣一段話:「中國官方認定『暴恐』需要『被嚴打』。但是,到了海外維吾爾異議團體的話語中,『嚴打』就變成『壓迫』,而既然『被壓迫』,當然就要『反抗』。在新疆,其實很難分辨究竟是『暴恐』先出現,還是『打壓』先出現,抑或二者同時並存。『暴恐』與『反抗』,『嚴打』與『壓迫』成了兩組同義詞,構成封閉的『循環論證』。」

在長期以漢族為中心的華文新聞世界中,能有一篇文章深度介紹維吾爾人的宗教和生活困境,實屬難能可貴。但走到問題剖析一層,「He Said She Said」式的「虛偽客觀」仍然陰魂不散。將治理死結歸因於「循環論證」,缺少了對兩個問題的追問:

第一,這種「循環」是怎麼開始的?文章作者也提及,中共管轄之前,維吾爾人本是相當世俗化的伊斯蘭信徒。是什麼讓他們開始原教旨化?跟中共自始至今的「軍團管理」是否有關係?

第二,「循環」中的政府和維吾爾人兩方,是對等的嗎?文章對「循環」的描述,讓人感覺雙方對現狀有對等的責任,由國家權力壟斷的話語權和強制力卻沒有被計算在內。

然而,海外的「壓迫」論述,在信息封鎖下真的能傳遞到普通的維吾爾人,從而成為「反抗」的主要來源嗎?維吾爾人的日常「反抗」,如堅持帶頭巾——真的符合國家的「暴恐」論述嗎?

引入以上兩個對「結構」的追問(當事人或群體置身於怎樣的外部社會建構?這一建構對當事人或群體如何壓迫?)不難發現,將新疆治理問題描述為「循環」,是值得商榷的。

每一個人、每一個群體、每一個問題,都處於自身的「結構」中,是「結構」讓問題難以解決,讓群體和人陷於困境,缺乏「結構性思維」的報導,對當事人難免不公平。新聞也會因為「虛偽的客觀」,成為一種保守勢力,而非改變的推動力。

在中國大陸,「結構」的主要來源是政治體制。但主流新聞業者對體制批判諱莫如深,「不得不」在「虛偽的客觀」中打轉。「理中客」(理性、客觀、中立)這一新聞專業主義的象徵,過去被推崇備至,現在卻成了民眾的諷刺用語。

「結構性分析」的方法與侷限

在「書寫抗爭」系列文章的第一篇《今夜無人致謝》曾有說明:「抗爭報導」本身就是抗爭、就是運動。因此對於「抗爭報導」的書寫者,拒絕「虛偽的客觀」,有意識地進行結構性思考,至關重要。

要進行「結構性」分析,最基本方法是分析當事人的身份特徵,比如階級、性別、民族、宗教、地域、膚色等等,然後分別評估身份帶來的政治、經濟、文化地位。從中就能看到:當事人是否面臨結構性壓迫。

結構性壓迫越少的當事人,在社會地位上相對強勢,改變自身命運的能動性較高。但在「極權社會」中,除了身份上的強勢或弱勢,還要重點考慮「政治打壓」因素。政治氣氛越緊張,當事人異議程度越高、博弈能力越低,其面臨的政治打壓就越嚴重,當事人就越弱勢,甚至會抵消身份帶來的能動性。

基於身份和政治打壓的「結構處境」評估,可以提示書寫者要怎樣理解自己的受訪者、用哪些元素分析事件、資料怎麼收集、採訪怎麼設計、書寫怎麼深入。

然而,到這裏我們會發現:「結構性思維」的作用,僅限於讓書寫者看到弱勢和弱勢的原因,但弱勢等於正義嗎?「抗爭報導者」應該無條件地跟弱勢者站在一起嗎?顯然不是,更多更深的事實並不能直接讓我們明辨是非。例如維吾爾人受到壓迫,並不說明投奔ISIS就是正義——這並不像地球是圓是平那麼簡單。

越來越多的媒體批評者提出,完全的「中立客觀」並不存在。更多政治批評者強調:「正義」是一個相對概念。因為,每個人無可避免都有「立場」,每個人都會通過「立場」對「事實」進行篩選折射,提煉出基於「立場」的「正義」,書寫者更是如此。很多傳統新聞業者,將隱藏立場、淡化立場表述為「沒有立場」、「中立」,恐怕是不夠誠實的。

「抗爭報導」的書寫者,由於其「新聞」和「運動」的雙重屬性,應該明確立場(即訴求)。這樣,書寫者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要做什麼,否則不成「運動」,也寫不出好的作品。同時這個立場必須是公開且誠實的,這樣,讀者和公眾才能去檢視故事的真實性和正當性,從而決定是質疑還是採信和認同,否則不具備成為「新聞」的可能。

而這樣的要求,給每個「抗爭報導」的書寫者帶來兩個需要回答的問題:第一,「抗爭報導」的立場是什麼,為什麼有這樣的立場?第二,如何在有立場的情況下,保障報導的真實性?

明晰自己的立場

第一個問題,我認為必須回到每一個「抗爭報導者」自身去回答。我曾經與有志成為「抗爭報導者」的青年人分享過經驗。一開始,我請大家列出自己認為最重要的幾項價值,並為這些價值排序。他們列出了平等、自由、美、民主、善良、多元等等,排序也各不相同。這些價值和排序可以粗略地反映出他們在政治光譜上的立場。

我在此給出自己的價值和排序:平等、自由、多元、民主。我將「平等」排在「自由」前面,基本意味着我屬於「左翼」,再結合我認為保障平等和自由是文化多元的前提,民主而非權威是實現前三者的手段,可以說我是一個「左翼自由主義多元主義者」。

每個抗爭報導者選取的價值和其排序,就是他們的「價值籃子」。總體而言,我認為抗爭報導的寫作者,應該是認同抗爭而反對極權社會的。儘管每個人對取代極權社會的方式以及目標社會,難免有千差萬別的想像。

「籃子」裏的東西,而不是對方的苦況,或者跟對方關係多好,決定我多大程度跟受訪者站在一起。同時,我也會用「籃子」裏的價值作為最終目標,去問自己和受訪者:我所報導的這場運動,究竟指向的是哪裏?相對我選擇的價值目標有怎樣的分歧?有怎樣的效果和意義?

我在2012年卧底採訪過毛澤東主義組織「烏有之鄉」,從我的「籃子」出發,我並不認同毛澤東主義及他們對毛的崇拜。但我的「籃子」也會提醒我,作為多元民間社會的一部分,他們的存在本身也有意義,也有被看到和表達的權利,不應受到主流話語的遮蔽和當局的打壓。

我在那篇報導中採取的做法是:了解他們的活動和組織方式之外,更去分別深究「烏有之鄉」不同位置、不同背景的參與者,他們怎麼理解毛澤東時代?他們推崇和追求的到底是什麼?最後我發現,這個看似高度服從的小組織,每個人都描繪的是不同的圖景,彼此間也很少深度交流,只是以簡單的話語形式凝聚。

另外,時刻記住自己的「籃子」非常重要,但不代表「籃子」的內容是永恆不變的。相反,緩慢但持續地調整「籃子」的構成和比重,是抗爭報導者成長中最重要的功課。

接下來的問題是:有了立場,如何保障報導的真實呢?

保持清醒,拒絕浪漫化書寫

傳統新聞行業的採編制度,已經有了一套相對完善的方式去保障報導的真實性——比如信源信度審查、多重信源核實、音像資料保存、避免自發評論等等。我們在「抗爭報導」中都應盡量遵守,但也有現實的困難。

「抗爭報導」的寫作者,往往要具備特殊的履歷和位置,才能深入抗爭進行報導(這在本系列下一篇「抗爭報導在社會運動中的位置」中會具體闡述)。這樣的現實,以及政治打壓和抗爭運動的隱蔽性質,決定着傳統採編制度的真實性保障機制會一定程度失效。

例如,被採訪者對編輯或其他記者難以有同等的信任,可能不願配合核驗工作;在政治打壓事件中,要求警方回應,可能會給自己和當事人帶來嚴重的危險,那麼可能需要通過其他知情人或有類似經驗的人進行一致性檢驗,或通過該受訪者其他表述的真實度來輔助驗證,但誤差難免增加。

這種情況下,新聞機構往往需要依靠發表後的反饋,以及報導者的信譽紀錄,來判斷能否與其合作。這意味着,「抗爭報導者」必須對自身的誠實有嚴苛的要求:有立場,不代表報導者能直接用立場去書寫評說,更不能因立場而扭曲事實的表述,而仍然要通過事實和他人的觀點來展現事件、記錄運動,才能寫出被新聞行業檢視和接納的作品。

但相比於具體事件細節和話語的真實性,對「抗爭報導者」更大的挑戰,是如何堅持憑藉自己所信仰的價值,來審視運動的社會意義,引發更深沉的追問——不浪漫化運動,也不放棄對其效果和正當性的拷問,從而令「抗爭報導」本身,能夠參與到社會運動中。

在採訪過程中,書寫者很容易因為被對壓迫者的憤怒、對壓迫遭遇的同情、運動者的道德魅力和運動的激情洗腦,而拔高運動,甚至無視或隱瞞其中的複雜和問題。當你面對一個經歷過酷刑、正在努力重新站起來的人,你是否忍心追問他與他的運動參與者,他對運動意義的高度描繪,會否只是自我恢復過程中的幻覺?

然而,被情緒蒙蔽的文字是對不起讀者的,也過不了時間這一關。

要克服這種「洗腦」,我從「抗爭報導」中學到的最重要原則,是必須時刻有「自反與自省的自覺」——不斷自問,「我與受訪者是太近還是太遠?」、「我對受訪者是否有偏見?」、「我對受訪者的說法有足夠的審視和批判嗎?」、「我對事情的理解符合我的價值籃子嗎?是否受到了採訪對象的影響?」、「我的價值籃子是否有問題,是否需要調整?」

這顯然是一個痛苦的過程。如果說,「結構性思維」會帶人進入一個極其複雜和不公的世界,常讓人感到絕望無力,「自反與自省的自覺」,就意味着自我拷問將無窮無盡,不能有一刻得過且過。久而久之,對個人的承受能力和情緒處理,都構成嚴重的考驗。

在《今夜無人致謝》中,我寫到:在我心目中,「抗爭報導」的意義,在於追問「人類如何度過黑暗時代」。那麼,即使再痛苦也要保持誠實與清醒,則基於這樣的信念:人類必須踏在真實的磐石上走向光明。

(趙思樂,自由撰稿人,專欄作家,2015人權新聞獎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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