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堪稱「新聞教科書」的美劇《新聞編輯室》（The Newsroom）中，男主角 Will McAvoy 對刻板的「客觀中立」有一段經典調侃：如果共和黨說「地球是平的」，民主黨說「地球是圓的」，《紐約時報》的標題就會是《共和黨和民主黨無法就地球是圓的還是平的達成一致》。Will 把這種現象稱為「虛偽的客觀」。
這個調侃中，《紐約時報》的標題是事實，但只是表面事實──為了避免在誰是誰非上表態，是非不分地「鄉愿」了一把。讀者也會糊塗：難道地球的形狀還沒有定論？
在真實的新聞世界中，媒體和記者的「虛偽客觀」隨處可見。他們有時是為了避免判斷，有時是避免得罪當權者或利益方，有時則是缺乏挖掘背後真相所需的意識和能力，即「結構性思維」。
報導需要深挖問題的「結構根源」
通過真實的例子來看「虛偽的客觀」和「結構性思維」，會更有現實感：端傳媒在去年12月刊出長文《維吾爾族外逃與加入伊斯蘭國大起底》，其中有這樣一段話：「中國官方認定『暴恐』需要『被嚴打』。但是，到了海外維吾爾異議團體的話語中，『嚴打』就變成『壓迫』，而既然『被壓迫』，當然就要『反抗』。在新疆，其實很難分辨究竟是『暴恐』先出現，還是『打壓』先出現，抑或二者同時並存。『暴恐』與『反抗』，『嚴打』與『壓迫』成了兩組同義詞，構成封閉的『循環論證』。」
在長期以漢族為中心的華文新聞世界中，能有一篇文章深度介紹維吾爾人的宗教和生活困境，實屬難能可貴。但走到問題剖析一層，「He Said She Said」式的「虛偽客觀」仍然陰魂不散。將治理死結歸因於「循環論證」，缺少了對兩個問題的追問：
第一，這種「循環」是怎麼開始的？文章作者也提及，中共管轄之前，維吾爾人本是相當世俗化的伊斯蘭信徒。是什麼讓他們開始原教旨化？跟中共自始至今的「軍團管理」是否有關係？
第二，「循環」中的政府和維吾爾人兩方，是對等的嗎？文章對「循環」的描述，讓人感覺雙方對現狀有對等的責任，由國家權力壟斷的話語權和強制力卻沒有被計算在內。
然而，海外的「壓迫」論述，在信息封鎖下真的能傳遞到普通的維吾爾人，從而成為「反抗」的主要來源嗎？維吾爾人的日常「反抗」，如堅持帶頭巾——真的符合國家的「暴恐」論述嗎？
引入以上兩個對「結構」的追問（當事人或群體置身於怎樣的外部社會建構？這一建構對當事人或群體如何壓迫？）不難發現，將新疆治理問題描述為「循環」，是值得商榷的。
每一個人、每一個群體、每一個問題，都處於自身的「結構」中，是「結構」讓問題難以解決，讓群體和人陷於困境，缺乏「結構性思維」的報導，對當事人難免不公平。新聞也會因為「虛偽的客觀」，成為一種保守勢力，而非改變的推動力。
在中國大陸，「結構」的主要來源是政治體制。但主流新聞業者對體制批判諱莫如深，「不得不」在「虛偽的客觀」中打轉。「理中客」（理性、客觀、中立）這一新聞專業主義的象徵，過去被推崇備至，現在卻成了民眾的諷刺用語。
「結構性分析」的方法與侷限
在「書寫抗爭」系列文章的第一篇《今夜無人致謝》曾有說明：「抗爭報導」本身就是抗爭、就是運動。因此對於「抗爭報導」的書寫者，拒絕「虛偽的客觀」，有意識地進行結構性思考，至關重要。
要進行「結構性」分析，最基本方法是分析當事人的身份特徵，比如階級、性別、民族、宗教、地域、膚色等等，然後分別評估身份帶來的政治、經濟、文化地位。從中就能看到：當事人是否面臨結構性壓迫。
結構性壓迫越少的當事人，在社會地位上相對強勢，改變自身命運的能動性較高。但在「極權社會」中，除了身份上的強勢或弱勢，還要重點考慮「政治打壓」因素。政治氣氛越緊張，當事人異議程度越高、博弈能力越低，其面臨的政治打壓就越嚴重，當事人就越弱勢，甚至會抵消身份帶來的能動性。
基於身份和政治打壓的「結構處境」評估，可以提示書寫者要怎樣理解自己的受訪者、用哪些元素分析事件、資料怎麼收集、採訪怎麼設計、書寫怎麼深入。
然而，到這裏我們會發現：「結構性思維」的作用，僅限於讓書寫者看到弱勢和弱勢的原因，但弱勢等於正義嗎？「抗爭報導者」應該無條件地跟弱勢者站在一起嗎？顯然不是，更多更深的事實並不能直接讓我們明辨是非。例如維吾爾人受到壓迫，並不說明投奔ISIS就是正義——這並不像地球是圓是平那麼簡單。
越來越多的媒體批評者提出，完全的「中立客觀」並不存在。更多政治批評者強調：「正義」是一個相對概念。因為，每個人無可避免都有「立場」，每個人都會通過「立場」對「事實」進行篩選折射，提煉出基於「立場」的「正義」，書寫者更是如此。很多傳統新聞業者，將隱藏立場、淡化立場表述為「沒有立場」、「中立」，恐怕是不夠誠實的。
「抗爭報導」的書寫者，由於其「新聞」和「運動」的雙重屬性，應該明確立場（即訴求）。這樣，書寫者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要做什麼，否則不成「運動」，也寫不出好的作品。同時這個立場必須是公開且誠實的，這樣，讀者和公眾才能去檢視故事的真實性和正當性，從而決定是質疑還是採信和認同，否則不具備成為「新聞」的可能。
而這樣的要求，給每個「抗爭報導」的書寫者帶來兩個需要回答的問題：第一，「抗爭報導」的立場是什麼，為什麼有這樣的立場？第二，如何在有立場的情況下，保障報導的真實性？
明晰自己的立場
第一個問題，我認為必須回到每一個「抗爭報導者」自身去回答。我曾經與有志成為「抗爭報導者」的青年人分享過經驗。一開始，我請大家列出自己認為最重要的幾項價值，並為這些價值排序。他們列出了平等、自由、美、民主、善良、多元等等，排序也各不相同。這些價值和排序可以粗略地反映出他們在政治光譜上的立場。
我在此給出自己的價值和排序：平等、自由、多元、民主。我將「平等」排在「自由」前面，基本意味着我屬於「左翼」，再結合我認為保障平等和自由是文化多元的前提，民主而非權威是實現前三者的手段，可以說我是一個「左翼自由主義多元主義者」。
每個抗爭報導者選取的價值和其排序，就是他們的「價值籃子」。總體而言，我認為抗爭報導的寫作者，應該是認同抗爭而反對極權社會的。儘管每個人對取代極權社會的方式以及目標社會，難免有千差萬別的想像。
「籃子」裏的東西，而不是對方的苦況，或者跟對方關係多好，決定我多大程度跟受訪者站在一起。同時，我也會用「籃子」裏的價值作為最終目標，去問自己和受訪者：我所報導的這場運動，究竟指向的是哪裏？相對我選擇的價值目標有怎樣的分歧？有怎樣的效果和意義？
我在2012年卧底採訪過毛澤東主義組織「烏有之鄉」，從我的「籃子」出發，我並不認同毛澤東主義及他們對毛的崇拜。但我的「籃子」也會提醒我，作為多元民間社會的一部分，他們的存在本身也有意義，也有被看到和表達的權利，不應受到主流話語的遮蔽和當局的打壓。
我在那篇報導中採取的做法是：了解他們的活動和組織方式之外，更去分別深究「烏有之鄉」不同位置、不同背景的參與者，他們怎麼理解毛澤東時代？他們推崇和追求的到底是什麼？最後我發現，這個看似高度服從的小組織，每個人都描繪的是不同的圖景，彼此間也很少深度交流，只是以簡單的話語形式凝聚。
另外，時刻記住自己的「籃子」非常重要，但不代表「籃子」的內容是永恆不變的。相反，緩慢但持續地調整「籃子」的構成和比重，是抗爭報導者成長中最重要的功課。
接下來的問題是：有了立場，如何保障報導的真實呢？
保持清醒，拒絕浪漫化書寫
傳統新聞行業的採編制度，已經有了一套相對完善的方式去保障報導的真實性——比如信源信度審查、多重信源核實、音像資料保存、避免自發評論等等。我們在「抗爭報導」中都應盡量遵守，但也有現實的困難。
「抗爭報導」的寫作者，往往要具備特殊的履歷和位置，才能深入抗爭進行報導（這在本系列下一篇「抗爭報導在社會運動中的位置」中會具體闡述）。這樣的現實，以及政治打壓和抗爭運動的隱蔽性質，決定着傳統採編制度的真實性保障機制會一定程度失效。
例如，被採訪者對編輯或其他記者難以有同等的信任，可能不願配合核驗工作；在政治打壓事件中，要求警方回應，可能會給自己和當事人帶來嚴重的危險，那麼可能需要通過其他知情人或有類似經驗的人進行一致性檢驗，或通過該受訪者其他表述的真實度來輔助驗證，但誤差難免增加。
這種情況下，新聞機構往往需要依靠發表後的反饋，以及報導者的信譽紀錄，來判斷能否與其合作。這意味着，「抗爭報導者」必須對自身的誠實有嚴苛的要求：有立場，不代表報導者能直接用立場去書寫評說，更不能因立場而扭曲事實的表述，而仍然要通過事實和他人的觀點來展現事件、記錄運動，才能寫出被新聞行業檢視和接納的作品。
但相比於具體事件細節和話語的真實性，對「抗爭報導者」更大的挑戰，是如何堅持憑藉自己所信仰的價值，來審視運動的社會意義，引發更深沉的追問——不浪漫化運動，也不放棄對其效果和正當性的拷問，從而令「抗爭報導」本身，能夠參與到社會運動中。
在採訪過程中，書寫者很容易因為被對壓迫者的憤怒、對壓迫遭遇的同情、運動者的道德魅力和運動的激情洗腦，而拔高運動，甚至無視或隱瞞其中的複雜和問題。當你面對一個經歷過酷刑、正在努力重新站起來的人，你是否忍心追問他與他的運動參與者，他對運動意義的高度描繪，會否只是自我恢復過程中的幻覺？
然而，被情緒蒙蔽的文字是對不起讀者的，也過不了時間這一關。
要克服這種「洗腦」，我從「抗爭報導」中學到的最重要原則，是必須時刻有「自反與自省的自覺」——不斷自問，「我與受訪者是太近還是太遠？」、「我對受訪者是否有偏見？」、「我對受訪者的說法有足夠的審視和批判嗎？」、「我對事情的理解符合我的價值籃子嗎？是否受到了採訪對象的影響？」、「我的價值籃子是否有問題，是否需要調整？」
這顯然是一個痛苦的過程。如果說，「結構性思維」會帶人進入一個極其複雜和不公的世界，常讓人感到絕望無力，「自反與自省的自覺」，就意味着自我拷問將無窮無盡，不能有一刻得過且過。久而久之，對個人的承受能力和情緒處理，都構成嚴重的考驗。
在《今夜無人致謝》中，我寫到：在我心目中，「抗爭報導」的意義，在於追問「人類如何度過黑暗時代」。那麼，即使再痛苦也要保持誠實與清醒，則基於這樣的信念：人類必須踏在真實的磐石上走向光明。
（趙思樂，自由撰稿人，專欄作家，2015人權新聞獎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