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伊斯蘭國，他後悔了
維吾爾人艾力普（化名）決定逃離家鄉──新疆哈密。
2013年的一天，他告別妻兒，直奔雲南，四處尋找蛇頭，而後取道東南亞，徒步穿越泰國，輾轉抵達土耳其。在伊斯坦堡生活一段時間後，又被一個「機緣巧合」下認識的維吾爾人帶至「生活會更好」的伊拉克境內，艾力普就這樣踏進了伊斯蘭國（The Islamic State, 下文簡稱IS）。
不久，他後悔了。
不願透露更多在IS生活的細節，艾力普只告訴端傳媒，他很快發現那裏戰事炙熱，一不小心就會性命不保。他覺得自己並不是個能夠「完全奉獻」的穆斯林，那樣恪守伊斯蘭教法的社會也不適合他。於是不到半年，他再次選擇逃離，趁當時土耳其邊境管理尚不嚴格，從IS逃回伊斯坦堡。
如今，艾力普和追隨他偷渡出新疆的妻兒住在伊斯坦堡，經商為生。
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World Uyghur Congress）常駐土耳其開色利（Kayseri）的副主席薩伊特（Seyit Tumturk）稱，近兩年，如艾力普這樣從中國逃出，進入土耳其的維吾爾人大約有8000–10000人左右。
這些「外逃的維吾爾」中，有一些被安置在土耳其中部安納托利亞地區的開色利城，另一些留在伊斯坦堡，主要生活在靠近城西國際機場的區域，如Zeytinburnu和Sefaköy。
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
艾力普毫不諱言他初到土耳其時的失望。在這個失業率常年停留在10％以上的國家，偷渡者謀生絕不容易。原本對土耳其的美好願景很快被拮据的生活打破，這是促成艾力普願意去伊拉克「尋找更好生活」的主要原因。
54歲的維吾爾人阿布都拉罕（Abdulahim）出逃則是為了「更有尊嚴的生活」。 由於在家鄉伊犁（新疆北部城市）「沒辦法有尊嚴地生活，更沒法正常地過伊斯蘭宗教生活」，阿布都拉罕逃至土耳其，現居開色利。
與他一起住在開色利的，還有1000名左右維吾爾人，他們逃至這裏後，被安置在幾棟五層高的公寓中。毫無特徵的方形樓宇外，是寬闊的馬路和異常筆直的白楊樹，這景色與幾千公里外新疆城市中尋常小區的景緻頗為相似。
不止氣候與城市特徵有相似之處，由於同屬突厥民族，語言相近，新疆維吾爾人對於土耳其一直存有親近感甚至歸屬感。因此，近年維吾爾人出逃的目的地多選擇土耳其。
「外逃維吾爾人」在土耳其的生存方式大致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少數，這些維吾爾人在土耳其有親戚朋友，可以通過關係尋得工作，生存下去。第二類也是少數，他們性格較為獨立，有經商頭腦，可以很快適應土耳其當地社會生活。第三類「外逃維吾爾」則是大多數，由於受教育程度不高，人生地不熟，他們到達土耳其後大多沒有工作，靠偶爾打打零工和社會救濟維持生活。
值得注意的是，在開色利，婦女與孩童佔有非常高的比例。穿着遮蓋全身、只露眼睛的黑色罩袍，開色利的維吾爾女性稱，逃到土耳其是「為了小孩的教育」。她們解釋，在新疆，沒有能夠學習傳統伊斯蘭教義與維吾爾民族文化的環境。在開色利的安置區，他們成立了自己的學校，教孩子讀《可蘭經》。
但外逃者很快發現，土耳其遠比他們想像的世俗，滿目的西方現代化特徵衝擊著他們追求伊斯蘭宗教保守生活的心。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一名反恐學者向端傳媒透露，或許是利用了這種失望心態，不少組織對這些初到土耳其的維吾爾人，進行有針對性的宣傳。拍攝音視頻檔，展示穆斯林正在敍利亞過着更為宗教正統的、平靜幸福的生活，最終目的是吸引觀者加入IS。
中國政府與國內學界的普遍觀點是，對維吾爾人「外逃」的鼓動，實際上從新疆境內就已經開始，而IS及其宣傳網絡更可能是真正的鼓動者。
如艾力普這樣，受到鼓動進入IS又逃出來的人只是極少數。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研究維吾爾問題的學者透露，現在進入IS和敘利亞的維吾爾戰士總計可能超過4000名，已經戰死的超過500名。這個數字遠遠超過中國官方此前提及的數目，但尚沒有其他信源能夠交叉驗證這一說法。
中國官方只有兩次直接或間接地提及參加IS的維吾爾人數目。2014年，中國政府中東問題特使吳思科援引國外媒體消息稱, 大約有100名中國籍公民在中東作戰或接受訓練，其中主要為「東突分子」。2015年初，馬來西亞內政部長在與中國公安部副部長見面後，透露中方提及「有300多名中國人以馬來西亞作為中轉站，前往第三國，再加入IS。」
據這個土耳其訊息源稱，這4000多名維吾爾人分屬不同軍事組織；大部分加入IS，也有頗多人加入敘利亞反抗軍的行列，甚至也有少量加入敘利亞政府軍。不論為誰而戰，共同點是他們同時接受了戰場武裝訓練。
世維會副主席薩伊特對端傳媒說，他和工作夥伴正在盡力說服遷入開色利的維吾爾人不要前往敘利亞或IS，而是留在土耳其過「正常的生活，讓小孩受正常的教育」。
但只靠救濟並非長久之計。未來何去何從，被安置在開色利的維吾爾人尚無定論。
現在，定居伊斯坦堡的艾力普一邊幫人做房屋買賣仲介，一邊與人合夥開辦饢餅（一種新疆食品）工廠，批發分銷到伊斯坦堡的零售雜貨店。他同時還前往中東其他國家，將土耳其的貨品出口貿易到沙烏地阿拉伯與卡塔爾。他的妻子也十分勤奮，兩年前開始在家中做手工。如今一家人已經籌到錢在伊斯坦堡買房子。
相對其他「維吾爾外逃人士」，艾力普一家人的境遇算是十分幸運。
逃亡之路 命運不在自己手中
與艾力普相似，在土耳其尋找「正常宗教生活」的阿不都拉罕也是取道東南亞最終抵達土耳其的。他與一個朋友於2014年持有效中國護照，從廣州申辦馬來西亞旅遊簽證，後出走至土耳其。
據前文提到的新加坡學者介紹，911恐怖襲擊以前，維吾爾人非法出境，主要是跨越新疆西部邊境，抵達中亞、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國。但隨著中國與西邊鄰國反恐合作升級，從西線「外逃」變得困難。
此後，維吾爾偷渡者轉向中國南部邊境省份，像是雲南、廣西、廣東。有鑑於西線嚴酷的反恐氛圍，南線成為偷渡的另一個選擇。於是，東南亞成為維吾爾人「外逃」的必經之路。
準備出逃的維吾爾人常常變賣農田財產，傾其所有交付蛇頭，但他們接下來的命運則已經不在自己的掌握之中。
這一家17人手中所持護照上「國籍」一欄，全部填寫的是「Turkish」（土耳其人），而出生地一欄則為「XinJiang」（新疆）或「Kashgar」 （喀什，新疆南部地區）。
2014年，泰國政府在國境南部叢林中發現了約400名維吾爾人，當時他們正在逃往土耳其途中。除100多人逃走外，其餘300多人被關進泰國南部的數個難民營。
聯合國難民署亞太地區發言人Vivian Tan接受端傳媒採訪時介紹，這批難民當時自稱是土耳其人，並表示希望回到土耳其。
這些偷渡客中，Tekmakan Ashan一家17人在2015年3月的偷渡審判進程備受關注。這家人的代表律師Worasit Piriyawiboon接受端媒體採訪時表示，案件審理期間，泰國一直收到中國政府的壓力：「中國方面每週會給泰政府發送很厚的政府間檔案，以證明這些偷渡客來自新疆，但土耳其政府方面則對此保持沉默。」
端傳媒記者看到這一家17人手中所持護照上「國籍」一欄，全部填寫的是「Turkish」（土耳其人），而出生地一欄則為「XinJiang」（新疆）或「Kashgar」 （喀什，新疆南部地區）。
事後，中國官方公開指責土耳其駐東南亞地區的使館人員協助「維吾爾人外逃」，為他們提供旅行證件與其他便利。
在兩國政府漫長的舉證過程中，這些前途未卜的維吾爾人，居住在曼谷非法移民拘留所中三幢三層高的樓內。這裏共關押著約1500多個來自世界各地的偷渡者。每間房內約有60到80個人，有的牢房甚至關押上百人，每人平均的活動空間只有一平方米。悶熱的房間裏只有簡單的風扇設備，被關押者洗澡、睡覺、吃飯、祈禱、看書讀報都在這裏。室內沒有電話，但允許探視、送錢，以供關押者在拘留所內購買簡單的食物用品。
經過數月的審理，這家人及170多名偷渡的婦女和兒童於5月至7月先後被送至土耳其。而另外的109名維吾爾偷渡者（主要為男性）則於7月被遣返中國。至本報道撰寫時，他們仍被拘留在新疆首府烏魯木齊等待處理。
另一群在馬來西亞被發現的維吾爾人命運則完全不同。
馬來西亞人權組織『人民之聲』前執行長葉瑞生向端傳媒分析，這次馬來西亞反常行為很可能與馬來西亞面臨的人口販賣評級相關。
2014年10月，馬來西亞警方在首都吉隆玻郊外兩個公寓裏，分別拘捕了90名與65名來自中國的維吾爾人，其中有79名個成年人與76個兒童。
目前仍居住在其中一處公寓的住戶向端傳媒回憶，這些維吾爾人擠在這個公寓中的一個房間裏長達一年多。他們曾在夜裏聽見那房間裏傳出炒菜的聲音，有時會看到陽臺上有孩子睡覺，或是女人祈禱。但大部份時間，維吾爾人都把自己關在掛著巨大黑色窗簾的屋裏，即使房東來收房租，也只是將門打開一點，把錢遞出去。「完全無法想像這麼多的人在一個屋子裏住了那麼久！」
端傳媒記者目測，這個小區比較大的房間是三室一廳，面積大約六、七十平方米，那些維吾爾人可能就是擠在這種房型，或者更小的房間中。
躲藏一年多以後，他們獲准離開（前往土耳其）。端傳媒從不同消息來源瞭解到，這些人沒有跟當地中國大使館聯繫的意圖，而是要求跟聯合國難民署官員見面。難民署展開調查後認為值得保護他們。馬來西亞政府接受報告後，決定將他們送到土耳其。 這一處理方式與此前馬來西亞處理相似案例的方式頗不相同，令外界意外。
2011年至2012年期間，先後有數十名維吾爾人偷渡到馬來西亞後被捕，他們都被悉數遣返中國。一名接近聯合國難民署的人士向端傳媒證實，2011年馬來西亞將11名維吾爾人送回中國，是因為中國向馬來西亞政府施壓。
馬來西亞人權組織「人民之聲（Suaram）」前執行長葉瑞生向端傳媒分析，這次馬來西亞的「反常行為」，很可能與馬來西亞面臨的人口販賣情況評估相關。
葉瑞生說，此前，馬來西亞被美國列入「人口販賣中心」名單，馬方對此表示不滿，要求美方能重新評級。美國為了能與馬來西亞達成由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是指由新加坡等四國啟動的自由貿易協定，美國、馬來西亞等國先後加入談判），決定在2015年的人口販賣評級中提升馬來西亞的級別。「馬來西亞需要在提升後適當表現一下，對待這155名維吾爾人的方式就是表現。」
除了公開出來的案例之外，據傳馬來西亞政府還曾低調地將更多維吾爾人送到土耳其。 「人民之聲」一名協調員接觸馬來西亞移民局之後瞭解到，從2012年至2014年，馬來西亞當局將約3000名維吾爾人送到土耳其。
他還向端傳媒表示，作為穆斯林國家，馬來西亞與土耳其數年前曾達成一項內部協議：不將維吾爾人送返中國或第三國。為了避免引起中國憤怒，雙方尚未公開這項協議。
他稱，時任土耳其總理、現任總統熱傑甫·埃爾多安（Recep Erdoğan）主導這項協議。馬來西亞方面則由內政部長扎希德（Ahmad Zahid bin Hamidi）和在野黨政治家賽夫丁·伊斯梅爾（Saifuddin Ismail）處理。截至發稿前，土耳其駐吉隆玻大使館、賽夫丁以及馬來西亞移民局都未對端傳媒相關採訪要求作出回應。
每人的外逃花費大約是2千至1.5萬美元（約合1.5萬至10萬人民幣）不等。有些人中途被人口販子欺騙，可能花費更多。
在前途未卜的偷渡旅程中，決意出逃的維吾爾人唯一能做的，就是準備足夠的金錢。據英國《金融時報》採訪的一名偷渡者稱，他花了三萬人民幣穿越中國邊境，之後在越南先付給人口販子9000人民幣，在柬埔寨又付了23000人民幣。
世維會副主席薩伊特說，依據實際情況不同，「每人的外逃花費大約是2千至1.5萬美元（約合15000至100000人民幣）不等。有些人中途被人口販子欺騙，可能花費更多。
路透社曾援引知情人士稱，蛇頭聽聞是越南人偷渡會收取1000美元（約6000多人民幣），若是維吾爾人則會上漲五到十倍。
選擇出逃 偷渡者還是恐怖分子
雖然同為逃亡者，艾力普與阿布都拉罕無論是出逃原因，還是對土耳其失望的原因都並不相同。
曾進出IS的艾力普，當年出走家鄉是因為獵殺了珍稀動物。2013年，艾力普因為在新疆戈壁灘非法獵捕中國「一級保護野生動物」黃羚羊遭到政府通緝。他知道朋友在新疆坐牢所受的痛苦：生病不能就醫，甚至病死獄中。他怕一旦坐牢就不能活著出來，於是決心出逃。
在經歷了「不習慣IS的極端信仰方式」、在土耳其找不到好的謀生方式一系列挫折後，艾力普現在常常想，過去在哈密，就算坐牢，生活在政府管制下，有諸多限制，但是出獄後還可能做點小生意，安度餘生。而現在只能浪跡異鄉，別無他法。
與艾力普追求更好生活的世俗要求不同，阿布都拉罕的出逃與不滿源自對於伊斯蘭宗教生活的嚮往。
維吾爾社會一方面要面對經濟發展、社會轉型中無法融入主流社會的社會現狀，另一方面則無力消化2009年烏魯木齊「七五」暴力襲擊之後的民族關係撕裂與官方有針對的打壓，宗教保守主義成為維吾爾人尋找寄託的方式之一。
出逃者中，與阿布杜拉罕持同樣觀點的佔多數。但很難確定最終走入IS的維吾爾人當初出逃時抱著怎樣的心態，而追求保守宗教生活的目標又是在何時何地轉化為「依靠暴力行為尋求解決」的行動。
中國官方對於這一問題的表態及用詞也愈加小心謹慎。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傅瑩在今年7月於新加坡舉行的講座中表示，要將恐怖分子與某個民族、某種宗教區分開來。在今年7月10日召開的外交部例行發佈會上，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稱在泰國被遣返的維吾爾人為「非法偷渡者」，而非「恐怖分子」。
卡塔爾半島電視臺曾採訪了數名維吾爾出逃者，其中一人表示，自己出逃是因為不能在新疆進行正常的宗教活動，「妻子不能穿戴蒙面罩袍」；另一人表示出逃是因為私下開辦可蘭經學校。
實際上，穿戴蒙面罩袍和開辦地下可蘭經學校在新疆既非傳統，也非常態。它們是伊斯蘭教中保守的瓦哈比教派在1980年代左右傳入新疆後逐漸發展出的事物。
與土耳其類似，屬於伊斯蘭教遜尼派分支的維吾爾人，傳統上是穆斯林中較為世俗化的一群。女性很少穿戴蒙面罩袍，傳統服飾是艾迪萊斯絲綢所製的花色裙裝。處於亞歐大陸通商要道的地理位置，賦予維吾爾人經商的傳統，他們通常心態開放，善於接受新事物。
進入新世紀後，隨著全球伊斯蘭主義思潮興起，倡導嚴格遵從教義的瓦哈比教派在維吾爾人中，影響力日益增大。維吾爾社會一方面要面對經濟發展、社會轉型中無法融入主流社會的現狀，另一方面則無力消化2009年烏魯木齊「七五」暴力襲擊之後的民族關係撕裂，以及官方政策有針對性的「打壓」。於是，宗教保守主義成為維吾爾人尋找寄託的方式之一。
宗教保守主義的具體表現包括：南疆地區穿戴蒙面罩袍的女性數量明顯增多，維吾爾男性抽菸喝酒的人數減少，留大鬍子的人數增多等等。
維吾爾人反世俗化的走向引起新疆地方政府與中央的不安。隨之而來的是一系列的限制政策：穿戴罩袍與蓄鬍者禁止出入公共場所，公務員與學生不允許進入清真寺禮拜，政府還對齋月封齋做出很多限制性規定等等。
這些「一刀切」政策不但為宗教保守主義者添加了「勇於反抗」的英雄色彩，更影響了普通穆斯林的正常宗教生活。
曾赴新疆南疆調研的新疆社科院副研究員吐爾文江·吐爾遜曾撰文強調，必須對現今的新疆穆斯林進行區分，他認為根據宗教態度，大致可將維吾爾人分為四類：
一是「文化穆斯林」，通常是黨政官員、企業白領或大學生，很少參與宗教活動，也不忌菸酒，但依然存有宗教情感並遵守傳統風俗。
二是「世俗穆斯林」，主要是農民、普通市民和商販，會進行封齋（齋戒）、做禮拜、去清真寺等宗教活動，不排斥菸酒，懷著樸素的宗教情感。
三是「保守穆斯林」，也稱伊斯蘭復古主義或原教旨主義。這個群體要求嚴格按照《可蘭經》規範個人社會行為，行為方式類似清教徒，但不主張暴力，也沒有政治訴求。
四是「極端穆斯林」，指具有強烈政治色彩的維吾爾群體，在宗教價值上有激進、極端的傾向。
需要注意的是，「保守穆斯林」比較容易被動員為「極端穆斯林」，而其他類別的穆斯林之間也可能因為各種時空因素，發生轉換。
但「保守」與「極端」的轉換並不是一個容易辨認與預防的過程，令人擔憂的是，中國政府，特別是新疆地方政府，不加分辨一律打壓的政策很可能正在加劇這一惡化轉變趨勢。
按照這一標準，艾力普最初應屬「世俗穆斯林」，而阿布都拉罕則接近「保守穆斯林」。大部份逃離新疆，在土耳其居住，穿戴蒙面罩袍、嚴格履行《可蘭經》教義的維吾爾群體都可大致劃為「保守穆斯林」範圍。而赴IS有意識參加戰鬥的維吾爾人則可看做有政治訴求的「極端穆斯林」。
曾在新疆製造多起暴力恐怖事件、追求獨立的數個維吾爾極端組織，毫無疑問也屬於「極端穆斯林」行列。
即使是「極端穆斯林」，他們在加入IS時，也可能參雜家庭親情、經濟利益、民族怨懟等各式原因。例如被IS用作「宣傳」典型，在網絡上廣泛傳播，名叫穆罕默德·阿敏（Muhammad Amin） 的八十歲維吾爾老人。根據土耳其當地維吾爾社群的消息，老人前往IS，純粹是為尋親。因為他的兒子攜家帶眷加入IS，他想念兒孫，只好前往敘利亞。至於他自己有多麼相信IS宣揚的理想，值得質疑。
但「保守」與「極端」的轉換並不是一個容易辨認與預防的過程。令人擔憂的是，中國政府，特別是新疆地方政府，不加分辨一律打壓的政策，很可能正在加劇這一轉變趨勢 。
惡性循環 「嚴打﹣反抗」循環鏈條
很明顯，從十數年前的全球反恐戰爭開始，暴力與恐怖的「標籤」開始與新疆維吾爾人如影相隨。頗多加強管控的措施開始實行，有的變本加厲。走訪海外的維吾爾社群，近年來，從禁止公務員去清真寺、限制中學生戴花帽，到新疆「便民聯繫卡」的限制住居遷徙（自2014年5月起，所有離開戶籍所在地的新疆籍流動人口都須辦理「便民聯繫卡」，登記去向。），激發怨氣的實例不勝枚舉，怨懟聲浪直線攀升。
阿布都拉罕說：「新疆協警或員警常常沒有道理地在街頭阻停維吾爾人，隨意查驗身分、搜身。但是他們不會阻停漢人。如果維吾爾人詢問理由或反抗，馬上就會被逮捕，甚至被當場毆打，被說是思想有問題，受到極端伊斯蘭思想影響。」
不加區分的管制不但針對整個維吾爾群體，甚至擴展到在新疆居住的其他民族。
一名居住在海外的新疆回族女性曾回憶自己入境新疆探親的情景：他們讓我把頭巾拿下來，脫掉鞋子，把褲腰帶也解下來。然後從頭深淺軟硬地摸到腳。執法人員的態度也很不好，「我感到作為穆斯林的尊嚴被赤裸裸剝光，感到自己受到了極大的侮辱」。
這名回族女性的丈夫稱，去南疆時，執法人員在海關準備了剃鬚用具，看到某人留了大鬍子，就會說「是你自己來，還是要我們幫你剃。」
新疆漢族同樣受到牽連。有新疆漢人反映，由於自己的身份證號碼以65開頭（新疆的身份證開頭號碼）而在內地被拒絕入住酒店。
此外，新疆官方對於伊斯蘭宗教人士採取了異常嚴格的管理。於2005年出版的《新時期阿訇實用手冊》詳細羅列了阿訇（伊斯蘭教神職人員）的日常行為規範，宣講國家政策成為阿訇的日常工作。阿訇的任免與級別需要政府批准。 一些地方甚至組織阿訇伴著網絡流行歌曲《小蘋果》跳舞，視頻在網絡上傳播後，新疆穆斯林民眾啼笑皆非。
清真寺阿訇因此逐漸失去當地維吾爾人的信任，地下私辦的可蘭經學院隨之興起，成為宗教保守主義思潮的主要傳播方式。
中國官方在過去十數年公佈的三份恐怖組織與恐怖份子通緝名單，都是維吾爾人，並指控他們為「東突勢力」。此外，幾份官方出版的新疆白皮書也不斷指出，「東突勢力」在新疆與中國境內不斷製造暴力與恐怖攻擊行動，進行分裂活動。所以，面對近年新疆多發的暴力事件，中國官方處理的策略總是倡導要防微杜漸，「嚴厲打擊暴力恐怖襲擊犯罪，並盡可能地，將這類犯罪消滅在萌芽狀態」。
相對地，海外維吾爾異議組織，如世維會，又總是指責中國濫用反恐名義，打壓維吾爾人。中國政府聲稱發生在新疆的暴力事件是由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宗教極端主義「三股勢力」推動、策劃和發動的。但世維會發言人迪里夏提卻認為：「極端的壓迫會帶來極端的反抗。」
於是，一個循環論證（circular argument）發展出來。
中國官方認定「暴恐」需要「被嚴打」。但是，到了海外維吾爾異議團體的話語中，「嚴打」就變成「壓迫」，而既然「被壓迫」，當然就要「反抗」。
在新疆，其實很難分辨究竟是「暴恐」先出現，還是「打壓」先出現，抑或二者同時並存。「暴恐」與「反抗」，「嚴打」與「壓迫」成了兩組同義詞，構成封閉的「循環論證」，根本無益於說明問題的實質。
更令人擔心的是，這樣的「循環論證」可能已經衍生成為實際政策，一種自我預言式的（self-fulfilling）政策實現。近年的維吾爾非法偷渡移民不絕，很清楚可以觀察到 「循環論證」的現實後果。「循環論證」成為一個銅板的兩面，被中國政府與海外維吾爾異議組織各取所需地進行話語描述。
嚴格的管控策略其實更加凸顯中國政府當前無法善治新疆的長期焦慮。也讓政府的治理塌陷掉入自己設下的陷阱——「暴恐 - 嚴打 - 壓迫 - 反抗」的循環論證。引入更全面嚴密的管控策略，只會帶來更令人不安的後果。
但是，無可諱言，無論被稱作「暴恐」還是「反抗」，越來越多的維吾爾人正在逃離新疆，而且其中一部分人更參與到暴力活動中。未來新疆要面對的威脅，或許不僅僅是拿大砍刀的幾個無知青年團伙，更可能是有著實戰經驗，能操作現代化自動武器的戰士。
（侍建宇，學者，現任教於香港珠海學院新聞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