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抗爭報導系列之一

趙思樂:書寫抗爭,今夜無人致謝

「抗爭報導」必然挑戰經典的「新聞」定義。它既是文字,也是運動。


2015年4月11日,香港,示威者要求中國當局釋放五位於婦女節當日被捕的五位女權人士。
2015年4月11日,香港,示威者要求中國當局釋放五位於婦女節當日被捕的五位女權人士。攝:Tyrone Siu/REUTERS

日前,我得知的自己的報導作品《覆巢:中國權利NGO生死劫》和《寇延丁:128天的地獄,100公里的救贖》分別被授予香港人權新聞獎「中文報導及特寫」的大獎和優異獎。能獲得這份榮譽,我有很多需要感謝的,但對於最應感激的人——新聞故事中的主角們,我卻不能說出一句「多謝」。

獲得「人權新聞獎」,意味着我寫下的都是些「沒人權」的故事。而作為自由撰稿人,我並不願意寫單純的慘劇,我想發現並記錄下的,是慘劇中人的掙扎和反抗。我有時覺得自己像一個賊,偷了別人一片最痛苦、最屈辱,但也是最閃爍動人的人生,展現在觀眾面前,引發陣陣唏噓和讚歎。

當然,我在採訪和書寫的時候,沒有瞞沒有騙也沒有強迫誰。受訪者也是懷着揭露真相、尋求公道的願望接受我的採訪。但每一個做過中國人權報導的記者都會明白:相比故事中的他們的付出和需要,一篇報導能幫到的實在太少太少——就像石頭投入大海,只泛起微不足道的漣漪。

站在頒獎禮的台上,我成了突然被燈光照亮的賊:受難的是他們,拿獎的卻是我。我講不出「多謝」,因為我不能「多謝」他們無辜受難。而對於他們的勇敢不屈,說「多謝」單薄得令人羞愧。

好像沒什麼用,收入不高,辛苦又難受,為什麼還要寫呢?這關乎本文真正想談論的主題:抗爭報導寫作。

任何新聞教科書都沒有「抗爭報導」這個門類。過去一年,我都在書寫被政治打壓的人和他們的抗爭,期間遭遇了無數的倫理、心理和技術拷問,卻沒有課本和老師可以告訴我標準答案。漸漸地,我積累了一系列相關經驗、反思和原則。如今,面對講不出「多謝」的愧疚,我想要把它們寫下來,與有興趣的同行和讀者分享,希望對正在受難的抗爭者也能有一點點好處。

當然,寫下這些文章,不代表我能給出標準答案,而僅僅是一種嘗試,供讀者參考討論,期待這個主題能引起正視和共鳴。此刻你看着的文字,就是「如何書寫抗爭報導」系列文章的第一篇,「抗爭報導的背景與意義」。

極權社會下的「抗爭報導」

「抗爭報導」,不單指書寫的對象是抗爭,還在於這種新聞文本的書寫本身「就是」抗爭:它是文字,也是運動。這一性質,本身已經構成對經典「新聞」定義的挑戰。

「抗爭報導」如何在具備抗爭性的同時,保持新聞的專業底線?這是「如何書寫抗爭報導」要解決的核心問題。

要討論這個核心問題,首先需要釐清問題背景——所謂「抗爭報導」,產生於這樣的社會:這個社會有一個強大的權力壟斷當局,它通過行政行為和國家暴力侵害民眾的同時,還控制着立法、司法、媒體和公共空間(包括互聯網)。這意味着,民眾失去了一切保護其權利的安全網。立法不是為了保護民眾的權利,而是要合法化侵權的施行。司法保證侵權無法申訴,媒體在思想意識層面合理化利維坦的存在,公共空間更不允許出現質疑的聲音。

從政治學的角度,以上種種代表著一個極權/威權/獨裁的體制(三者略有不同,但基本都符合以上描述),為方便起見,下文中將這樣的社會稱為「極權社會」。

基於「極權社會」的背景,我們就可以理解:報導如能堅持新聞的真實性、獨立性和自由性要求,就已經構成對利維坦的抗爭性。

另一方面,如果正視「極權社會」的現實,承認抗爭者身處極不平等的結構,傳統新聞工作中根據「中立性」守則而形成的種種具體手法,就需要被重新審視。比如,新聞教授會教導學生:對立雙方的觀點應得到比例大致相同的展現;如果做不到,至少要給予雙方平等的說話機會。這在實際工作中,意味著新聞發布前要將內容告知被批評對象,並請對方迴應。

然而在「極權社會」,所謂平衡報導,常只是延續話語權的不平等;而提前知會批判對象,更可能在新聞發表前,就給採訪對象帶來嚴重的恐嚇和報復,以強迫其撤回所說的話——這往往比新聞直接發表帶來的報復要嚴重得多。。

但重新審視「中立性」原則的內涵和實施,不代表要拋棄這一原則。這是一個重要而複雜的議題,我會將它放在下一篇文章中討論。

在「極權社會」中,書寫政治打壓事件及其中人們的處境與反抗的報導,就是「抗爭報導」,它與社會運動密切相關。僅從它的定義,其中藴含的危險、困難和代價就不言而喻。

「抗爭報導」的意義追問

儘管「抗爭報導」努力書寫極權社會中的反抗,但就像上文提到的,它對抗爭者的直接幫助往往很小──即使存在,也難觀測。因為,在民主社會中那種「報導-輿論-壓力-改變」的穩定路徑,在「極權社會」中並不存在。而國際壓力,對體量龐大的「極權社會」作用也有限。

而且由於信息壟斷,「極權社會」中的普通民眾、受壓迫者和抗爭者都很難看到這些報導。過去一年,我寫了十多萬此類文字,可每一篇在國內渠道的閲讀量,幾乎都不過萬。我經常覺得自己是「不存在的寫作者」。

既然如此,「抗爭報導」到底有多大意義?

這個問題,需要抗爭者本身,和每一個「抗爭報導」的書寫者、讀者去回答。他們的答案必然各不相同,但沒有一個是錯誤答案。

作為書寫者之一,我在此給出自己目前的答案──這也是我在「抗爭報導寫作」帶來的種種後遺症折磨之下,仍想堅持的原因。

我想問的是:人類如何度過黑暗年代?

對我來說,這是關於人類文明的核心問題,而「抗爭報導」的寫作,正是導向這個問題的答案。只是,我們都身在黑暗之中,還沒有看到天亮,無人能給出可驗證的正確答案。

因此,在我的寫作裏,這個問句中的「如何」,首先是在求描寫,其次才是在問路徑。也就是說,我在「抗爭報導」中寄託的基本願望,是描寫和記錄。而「人類如何才能結束黑暗年代」的路徑追問,則是我在採寫中選擇堅持的問題意識。

在當下,「抗爭報導」如果能傳播開來,至少可能對抗爭者有一定的保護和參考作用,對受壓迫者則可能帶來啟發和鼓舞。就算現在看到「抗爭報導」的人很少,它也會以種種方式沉入歷史。或者將來有一天,黑暗年代過去,有人會在數據庫的暗角裏看到它,說:「哦,原來他們是這樣走過來的。」——原來黑暗年代並不是全然的沉默和漆黑一片。原來黑暗中仍有光,即使微弱搖曳,總像在下一秒就要熄滅,但他們留住了那光,守到了天亮。將來的人,或許會有智慧從這些記錄中提煉出預防和結束黑暗年代的方法。

(趙思樂,自由撰稿人,專欄作家,2015人權新聞獎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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