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我得知的自己的報導作品《覆巢：中國權利NGO生死劫》和《寇延丁：128天的地獄，100公里的救贖》分別被授予香港人權新聞獎「中文報導及特寫」的大獎和優異獎。能獲得這份榮譽，我有很多需要感謝的，但對於最應感激的人——新聞故事中的主角們，我卻不能說出一句「多謝」。
獲得「人權新聞獎」，意味着我寫下的都是些「沒人權」的故事。而作為自由撰稿人，我並不願意寫單純的慘劇，我想發現並記錄下的，是慘劇中人的掙扎和反抗。我有時覺得自己像一個賊，偷了別人一片最痛苦、最屈辱，但也是最閃爍動人的人生，展現在觀眾面前，引發陣陣唏噓和讚歎。
當然，我在採訪和書寫的時候，沒有瞞沒有騙也沒有強迫誰。受訪者也是懷着揭露真相、尋求公道的願望接受我的採訪。但每一個做過中國人權報導的記者都會明白：相比故事中的他們的付出和需要，一篇報導能幫到的實在太少太少——就像石頭投入大海，只泛起微不足道的漣漪。
站在頒獎禮的台上，我成了突然被燈光照亮的賊：受難的是他們，拿獎的卻是我。我講不出「多謝」，因為我不能「多謝」他們無辜受難。而對於他們的勇敢不屈，說「多謝」單薄得令人羞愧。
好像沒什麼用，收入不高，辛苦又難受，為什麼還要寫呢？這關乎本文真正想談論的主題：抗爭報導寫作。
任何新聞教科書都沒有「抗爭報導」這個門類。過去一年，我都在書寫被政治打壓的人和他們的抗爭，期間遭遇了無數的倫理、心理和技術拷問，卻沒有課本和老師可以告訴我標準答案。漸漸地，我積累了一系列相關經驗、反思和原則。如今，面對講不出「多謝」的愧疚，我想要把它們寫下來，與有興趣的同行和讀者分享，希望對正在受難的抗爭者也能有一點點好處。
當然，寫下這些文章，不代表我能給出標準答案，而僅僅是一種嘗試，供讀者參考討論，期待這個主題能引起正視和共鳴。此刻你看着的文字，就是「如何書寫抗爭報導」系列文章的第一篇，「抗爭報導的背景與意義」。
極權社會下的「抗爭報導」
「抗爭報導」，不單指書寫的對象是抗爭，還在於這種新聞文本的書寫本身「就是」抗爭：它是文字，也是運動。這一性質，本身已經構成對經典「新聞」定義的挑戰。
「抗爭報導」如何在具備抗爭性的同時，保持新聞的專業底線？這是「如何書寫抗爭報導」要解決的核心問題。
要討論這個核心問題，首先需要釐清問題背景——所謂「抗爭報導」，產生於這樣的社會：這個社會有一個強大的權力壟斷當局，它通過行政行為和國家暴力侵害民眾的同時，還控制着立法、司法、媒體和公共空間（包括互聯網）。這意味着，民眾失去了一切保護其權利的安全網。立法不是為了保護民眾的權利，而是要合法化侵權的施行。司法保證侵權無法申訴，媒體在思想意識層面合理化利維坦的存在，公共空間更不允許出現質疑的聲音。
從政治學的角度，以上種種代表著一個極權／威權／獨裁的體制（三者略有不同，但基本都符合以上描述），為方便起見，下文中將這樣的社會稱為「極權社會」。
基於「極權社會」的背景，我們就可以理解：報導如能堅持新聞的真實性、獨立性和自由性要求，就已經構成對利維坦的抗爭性。
另一方面，如果正視「極權社會」的現實，承認抗爭者身處極不平等的結構，傳統新聞工作中根據「中立性」守則而形成的種種具體手法，就需要被重新審視。比如，新聞教授會教導學生：對立雙方的觀點應得到比例大致相同的展現；如果做不到，至少要給予雙方平等的說話機會。這在實際工作中，意味著新聞發布前要將內容告知被批評對象，並請對方迴應。
然而在「極權社會」，所謂平衡報導，常只是延續話語權的不平等；而提前知會批判對象，更可能在新聞發表前，就給採訪對象帶來嚴重的恐嚇和報復，以強迫其撤回所說的話——這往往比新聞直接發表帶來的報復要嚴重得多。。
但重新審視「中立性」原則的內涵和實施，不代表要拋棄這一原則。這是一個重要而複雜的議題，我會將它放在下一篇文章中討論。
在「極權社會」中，書寫政治打壓事件及其中人們的處境與反抗的報導，就是「抗爭報導」，它與社會運動密切相關。僅從它的定義，其中藴含的危險、困難和代價就不言而喻。
「抗爭報導」的意義追問
儘管「抗爭報導」努力書寫極權社會中的反抗，但就像上文提到的，它對抗爭者的直接幫助往往很小──即使存在，也難觀測。因為，在民主社會中那種「報導－輿論－壓力－改變」的穩定路徑，在「極權社會」中並不存在。而國際壓力，對體量龐大的「極權社會」作用也有限。
而且由於信息壟斷，「極權社會」中的普通民眾、受壓迫者和抗爭者都很難看到這些報導。過去一年，我寫了十多萬此類文字，可每一篇在國內渠道的閲讀量，幾乎都不過萬。我經常覺得自己是「不存在的寫作者」。
既然如此，「抗爭報導」到底有多大意義？
這個問題，需要抗爭者本身，和每一個「抗爭報導」的書寫者、讀者去回答。他們的答案必然各不相同，但沒有一個是錯誤答案。
作為書寫者之一，我在此給出自己目前的答案──這也是我在「抗爭報導寫作」帶來的種種後遺症折磨之下，仍想堅持的原因。
我想問的是：人類如何度過黑暗年代？
對我來說，這是關於人類文明的核心問題，而「抗爭報導」的寫作，正是導向這個問題的答案。只是，我們都身在黑暗之中，還沒有看到天亮，無人能給出可驗證的正確答案。
因此，在我的寫作裏，這個問句中的「如何」，首先是在求描寫，其次才是在問路徑。也就是說，我在「抗爭報導」中寄託的基本願望，是描寫和記錄。而「人類如何才能結束黑暗年代」的路徑追問，則是我在採寫中選擇堅持的問題意識。
在當下，「抗爭報導」如果能傳播開來，至少可能對抗爭者有一定的保護和參考作用，對受壓迫者則可能帶來啟發和鼓舞。就算現在看到「抗爭報導」的人很少，它也會以種種方式沉入歷史。或者將來有一天，黑暗年代過去，有人會在數據庫的暗角裏看到它，說：「哦，原來他們是這樣走過來的。」——原來黑暗年代並不是全然的沉默和漆黑一片。原來黑暗中仍有光，即使微弱搖曳，總像在下一秒就要熄滅，但他們留住了那光，守到了天亮。將來的人，或許會有智慧從這些記錄中提煉出預防和結束黑暗年代的方法。
（趙思樂，自由撰稿人，專欄作家，2015人權新聞獎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