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讀手記 讀者來信

七一大遊行的前世——首任民陣召集人胡露茜博士訪談

「民陣只要仍有其存在的必要,就繼續發揮平台功用,但又不能包攬一切。」


 2003年七一50萬人參與大遊行。
2003年七一50萬人參與大遊行。攝:PETER PARKS / AFP

那是2013年新年後不久的一天,冬日裏一個溫暖的午後,在中文大學崇基學院附近的一個辦公室裏,胡露茜博士坐在我對面,以一個婦女基督徒,而不是民運先驅的身分陷入了回憶。

一開始很難將胡露茜這樣一個瘦弱溫婉的形象,與2003年那場史上最大規模七一大遊行中叱吒風雲的「民陣總召集人」這一角色結合起來。她聲線細細地談到七一遊行的來龍去脈,在敘述中刻意躲避著一些光環,但在爭議性的敏感問題上又絕不閃爍其辭。她的臉上始終掛著沉靜的笑容,一任歲月的痕跡在眼角盡顯,而眼底流露出的是隨時間而來的智慧。

她從上世紀八十年代投身的「婦女爭取八八直選」運動開始講起,由此詳解七一遊行為什麼成了一年一度、而不是偶一為之的公民行動——尤其到了2003年,以成功阻止「國家安全『二十三條』立法」為標誌的那場七一大遊行,為什麼會突然間爆發出50萬人上街的規模。

「另類回歸」:七一遊行的出現

上世紀80年代中期,胡露茜從中大崇基學院讀完神學出來,正值中英聯合聲明發表,香港社會處於歷史劇變的前夜。身為一個年青人,人權、民主與自由這些價值早在她求學時代已經滲入骨髓;而作為一名基督徒,胡露茜在教會中耳濡目染的是要關心社會、要秉持公義。於是,一個很自然的問題擺在她面前:將怎樣預備自己,去面對回歸、去回應社會的改變?

如何面對回歸,對於香港人來說絕非一個抽象的政治議題。「當時香港的基督徒很多選擇移民,因為中英聯合聲明出來後好得人驚(可怕)」,恐懼是因為回歸到一個無神論的國度,而統治它的政黨在歷史上有打壓迫害宗教自由的劣跡。是逃避還是留下來面對挑戰?

胡露茜開始探求回歸對香港的影響,以及國家認同與基督徒身分的關係。「我們是中國人,如果是在人權自由民主之下的回歸,我們當然好歡迎。」

「我們要問,香港回歸後,宗教自由能否得到保障?」為此,當時教會呼籲基督徒要關注社會,要與市民站在一起,共同面對挑戰。神學院畢業的胡露茜,就這樣積極投入到香港社會民主運動中。

一九八八年,胡露茜參與創立香港婦女基督徒協會,並回應當時社會上爭取直選的討論,與新婦女協進會聯合,通過報章發出婦女支持「八八直選」的聲明。這是香港歷史上第一次有女性組織提出政制要求。胡露茜坦言:「爭取直選是香港人早在殖民地時代即已經提出的要求,但如此感到落實民主的迫切性,確實是在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之後。」

緊接著八九民運,天安門廣場上愛國青年的熱血,成為胡露茜及其志同道合者積極推動中國民主的又一動力。她有份發起成立「支聯會」,並成為「支聯會」第一屆常委中唯一女性。「1988年與1989年的民間抗爭力量的影響好大,讓我看到,面對強大的政府權力,人民微弱的聲音團結起來還是可以帶來改變。尤其八九年的六四事件,給香港人一個警示,即必須善用自己身處的自由社會來出聲。」

九七回歸前兩年,香港八個天主教與基督教團體未雨綢繆,開始在七月一日這一天固定組織祈禱會,讓全港基督徒走到一起為香港前途祈禱。與此同時,胡露茜又參與發起在建制教會外搭建平台成立「七一聯繫」,進一步聯繫公民社會甚至全球公民社會力量來支持香港人,參與監督落實回歸之後基本法對人權、自由的承諾,並在這一過程中聯絡起很多民間團體。

於是有了九七回歸前夜的大雨中,在愛丁堡廣場,立法會外,民間組織的「另類回歸」。 「另類回歸」提出的要求不止政黨議題,還有民生議題如另類經濟、勞工、婦女、新移民、房屋、及性工作者議題等,是全民關注點的總匯。

在此行動中,「七一聯繫」起到催化劑作用,組織起四十幾個團體參與的「香港市民捍衛人權聯合陣線」,將民間社會的不同組織串聯起來。

「所以說,2002年民陣(民間人權陣線)不是突然間橫空出世,而是香港的公民社會建設已經水到渠成」。

九七香港回歸後,胡露茜決定先離開香港一段時間休息充電,於是去波士頓進修深造。2000年暑假學成歸來後在香港基督徒學會當總幹事,第一個面對的社會議題就是2001年港府針對法輪功推動反邪教法立法。

「那時我們學會包括我都對法輪功不認識,但覺得『邪教』的提法好危險,雖然不是同一宗教,但事件影響到全港的宗教自由。」胡露茜開始請法輪功的朋友與基督徒團體、教會座談,探討反邪教法對香港宗教自由會有什麼影響。

當時立法會有一個相關聽證會,促使很多基督教、天主教團體再度聯手,反對通過邪教法行動以勝利告終。「這一事件是個好重要的里程碑,不同宗教的人士走到一起捍衛宗教自由。這次經驗直接影響到我們如何看待『二十三條』,並認識到公民社會的建設可以跨越一些界限,各個群體之間要相互關注命運」。

回歸之後的香港民間社會,表面波瀾不驚,用胡露茜的話說似乎「淡靜」了一段時間,但政黨與公民社會的力量都在不露聲色中集結,並將在轉眼到來的2003年七月完成一次檢閱。

2002年,「二十三條」立法山雨欲來。正在基督教學會做總幹事的胡露茜,感覺到時局的逼切性,基於當年成立民間組織「香港市民捍衛人權聯合陣線」的經驗,她找到人權監察組織的羅沃啟商量,又找來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的朋友,很快再邀約到大約30幾個團體,坐在一起就時局交換意見,普遍感覺香港的人權狀況不樂觀,於是想聯合起來做些實事。

民陣的應運而生

胡露茜的回憶中,對民陣成立的那晚「還邀請了胡紅玉」印象深刻,儘管胡紅玉與民陣的成立擦肩而過。胡紅玉時任香港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此前她曾在立法會議員任期內提出《平等機會條例草案》及《人權及平等機會委員會條例草案》,因此「請她(胡紅玉)是希望能繼續探討成立人權委員會的可能性,及其對香港人權進步將產生的作用。」

2002年9月12日的這一場貌似隨機的碰頭會結束後,胡紅玉先走一步告辭,留下意猶未盡的在座團體在最後幾分鐘做出一個決定:坐著等,不如起來行,一個新的民間聯合陣線應運而生。

新成立民陣由胡露茜擔任總召集人,並按照具體工作計畫分成兩個小組,一個是人權委員會小組,由羅沃啟做小組召集人;另一個是針對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成立的應對小組,蔡耀昌做召集人。

「此後,由於政府硬推『二十三條』立法,所以民陣很快將精力與資源都主要集中在反『二十三條』小組上。」胡露茜強調民陣成立初衷裏面「民間團體」的屬性:「沒有邀請政黨——可能只有何秀蘭(沾點邊),因她是前線的——我們從一開始就不想與政黨完全合作,因為他們有自己的位置,我們想要民間向度的,法律界、記協、人權組織,等等,我們以公民的身分分頭做很多具體工作,如到學校、教會、勞工組織及基層社區組織做教育,推動大家關注『二十三條』,對新聞自由、宗教自由的影響,深入淺出,也到外國駐港領事館推介,發動民間力量發出反對的聲音。」

在民陣發起反對「二十三條」立法的公民運動中,「教會、傳媒界都很賣力,幫了大忙,因(立法)直接關係到他們信仰、言論的傳播空間;另一方面,葉劉淑儀的積極硬推太令人反感,也激起了社會的反彈,連平時兩耳不聞窗外事的學生也開始關注『二十三條』的內容。」

2003年七一遊行於是水到渠成。回憶當天在維園的集會,胡露茜影響最深的是天主教與基督教一起搞祈禱會,「這種合一精神好難得,場面好感動」。隨後在民陣的佇列中,基督徒團體出發時排在幾乎隊尾,困在維園幾個小時,烈日之下大家相互照應,帶水的分水給沒水喝的人,水樽在隊伍中傳遞,謙讓來謙讓去,這一場面亦令胡露茜記憶猶新。

那一天,從維園集合地點出來後,身擔民陣總召集人重任的胡露茜按原計劃搭乘地鐵,以便先一步趕到遊行終點政府總部接應。路面的遊行雖然沒有一步步親歷,但從遊行的起點到終點,觸目皆是市民扶老攜幼的場面,人民成功發出了聲音,表達了要求,「一掃過去那種面對現實的無力感」。

七一遊行曾成功達至訴求

胡露茜總結說,2003年七一大遊行的成功經驗之一,是民間團體空前團結,能夠放下「山頭主義」。此外,50萬人大遊行之後,7月7日乘勝在中環舉行民間民主集會,再一鼓作氣於9日包圍立法會,一方面給政黨施加壓力,另一方面開始與政黨合作。

「(包圍立法會)那晚氣氛好緊張,因為裏面立法會討論的結果不知會是怎麼樣,外面包圍立法會很怕萬一僵持不下,會有事情發生」。她坦言民陣內部當晚都有策略上的分歧,作為召集人要去協調解決不少矛盾。

當時在立法會外集會的主席台上,計劃主要是邀請政黨的代表發言,請剛從立法會出來的議員來介紹裏面討論的情況。當時還不是議員的長毛(梁國雄),在台下也要求上來發言。「本來沒有安排台下的人上來發言,但我就說都OK啦,只不過要有時間限制」。

結果長毛發言超時,民陣發言人蔡耀昌勸阻無效,二人在後面爭執起來,成了當晚一個插曲。最終關鍵時刻,自由黨田北俊將手中的一票投向了民意,「二十三條」臨時擱置,外面皆大歡喜,給立法會解了圍。

胡露茜認為,2003年七一大遊行不但逼退了國家安全法對香港的一次進犯,而且還標誌著一個建立於共同分享和團結的新社群在香港的誕生。胡露茜強調,七一遊行的籌備過程是民間力量的集結,政黨參與很少。言談中,胡露茜時時流露出對政黨政治保持的距離感。「政黨需要拉票,受利益左右,所以公民社會建設要獨立於政黨。」

她覺得七一遊行的成功關鍵不僅不在於政黨,甚至也不在於遊行的組織者民陣,而是參與遊行的市民。「我好欣賞香港人識大局的判斷力,緊要關頭他們會齊心站出來。重點是平日,平日的功夫好重要,法律界、教育界、勞工界等等都各盡其責維護人權、爭取社會公正,這些是公民社會的價值基礎。民陣具備的是這樣一個象徵意義,而不是作為香港社會改革唯一推手。」

民間團體共享的平台

從2004年起,民陣組織的七一遊行開始出現不同文化,每年有不同主題,由不同的民間組織帶頭打前站。不同團體開始有自己的街站,並逐漸形成各有特色的街站文化。隨著七一遊行成為一年一度的「指定項目」,組織工作也開始愈來愈成熟,路上開始安排補給、派水給有需要者。在遊行必經之處,比如傳道會的灣仔堂,七一當天專門提供廁所給遊行人士使用。「公民社會守望相助的精神就在遊行中培養與發揮出來」。

民陣內部也不是鐵板一塊,有時也會有分歧與風波。比如2005年遊行決定由同志團體打頭,一時在組織內部惹起很多人反對。「分歧出現,也是一個公民之間相互認識與學習的過程,比如後來工會團體就對同志不那麼抗拒了。」提到香港社會對同性戀等邊緣群體逐步展現的包容態度,胡露茜認為教會也有進步,雖然教會不能接受同性婚姻,但陳日君主教在平權方面的努力值得讚許。

民陣在胡露茜手上成功建立了召集人的輪替制度,她視此為香港社運文化的成功經驗之一,「是民主精神的實踐。」她說自己作為民陣最早的召集人,刻意不要被樹立成為icon(偶像),並儘量給多些機會讓多些人參與,「2003、04年還是我(做民陣召集人),2005年就開始換人。」

她說自己「發起這個組織,不等於我要獨攬一切,不等於這個組織是屬於我的。不要個人英雄崇拜。公民社會不搞個人英雄崇拜。」「這樣才會有下一代接力傳承,因為公民社會要平等要都有機會參與。」

她還強調,民陣這個社運平台不能制度化。「要小心,當一個運動成為建制化組織後,就會漸漸脫離群眾。要堅持多元化表達與平等參與。」

「任何一個平台都可以消失,也可以重新搭建,」胡露茜以九七回歸時組織成立的市民捍衛人權聯合陣線為例,「在當時的確充分發揮了它的作用,然後成為歷史。但如果接下來二十、三十年都是一成不變,就成了建制化的一件事,民陣同樣要這樣看待自己這個平台。」

胡露茜希望,民陣不會因曾經的輝煌而背上歷史包袱:「現在很多新的公民運動也不靠民陣了,如反國民教育運動,是青年人自己走出來。民陣只要仍有其存在的必要,就繼續發揮平台功用,但又不能包攬一切」,「不同年代不同人走出來,公民社會就應該是好活潑的;只要總是有人走出來,可以根據需要搭建不同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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