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4日，盧昱宇及其女友李婷玉被以「尋釁滋事罪」抓捕、拘留的消息傳來。在他們用於發布中國內地群體抗爭事件的圖文消息，以及每日全國統計數字的「非新聞」推特賬號上，最後一條更新的消息是在6月15日，「2016年6月13日，週一，94起」，並附上非新聞在blogspot上的博客鏈接。每天蒐集、發布、統計這些事件的消息，盧昱宇已經默默做了超過4年了。他今天的遭遇，我並不驚訝，似乎於他於我，都知道這一天的到來。
2013年的7月，我在福州的一家咖啡店裏第一次見到盧昱宇。當時我的身份是研究社會運動的學者，他則是第一線的記錄者，也因此成了特殊的參與者。兩個小時的訪談記錄，成為我研究論文的素材，但一直沒有整理公開。直到最近他出事，我才重新翻開筆記，回憶起這位人稱「老盧」的朋友。一些不同於其他社運者的鮮明形象，透過他木訥的外表，漸漸地凸顯出來。
1979年出生的盧昱宇，大學肄業，2011年10月，他因轉發盲人維權律師陳光誠的消息，被上海警方找到、約談。盧昱宇沒有聲張，更沒有表演性地在互聯網上哭訴喝茶經歷或者遭遇，相反，他開始了一個人的抗議。 2012年間4月、9月期間，他幾次在街頭舉牌要求中共官員「財產公開」、「還人民選票」。舉牌，曾經是當時南方街頭運動的主要抗爭方式。但盧昱宇逐漸意識到這種單一的抗爭方式，除了提高勇氣，實際效果有限。
他最終被上海警方驅離，先後在廣州、深圳、福州等地落腳，再被驅離。這也是大陸警方對待一些敏感人士的通常做法，或者直接威脅，或者威脅房東、收留朋友等。到今天，這已經演進成地方維穩的所謂「守土有責」的「重任」。盧昱宇在福州待的時間算長，我和他的訪談也在那裏進行。
也是從2012年4月開始，盧昱宇開始有意識地收集各地的維權事件，然後整理、發布。他開始發布抗爭事件之後，很快就有西方的媒體引用，甚至直接跟他聯繫，核實具體情況。他也在這一過程中開始有意識地加強信息核實，如堅持多信源原則，遇到要素不清則主動聯繫發帖人核實等等。盧昱宇逐漸從街頭的舉牌「獨狼」，轉變成一個特殊的公民記者。
據盧昱宇的介紹，他主要是從微博、QQ和BBS上每天搜索，通過文字、照片確認基本信息，再尋找其他來源核實，分析出時間、地點、事由、訴求、人數和鎮壓情況，然後公布。他還按照每天、每週、每月和抗爭事件的種類和地區進行區分、統計，特別是千人以上規模的抗爭、維權事件。
例如，2013年6月，他統計到53起群體抗爭維權事件。其中，近半都發生了暴力衝突，而徵地拆遷和勞工維權比例相當，分別為13和11起；其次，系因政府不作為和軍、警、城管等暴力引發，各9和7起，再次才是環境和貪腐問題，各5起。所涉群體，農民和工人、市民的比例相當，均為22起，剩下才是單一議題的業主權益、學生、教師、出租車司機及訪民抗爭等。抗爭的地理分布則集中在廣東（12起），以下依次為廣西（5）、江蘇（4）、浙江（4），呈沿海向內地、向不發達地區逐漸減少的趨勢。 7月份的抗爭統計稍有增加，為59起，但廣東的罷工明顯增加，反映了珠三角的工潮興起。這一趨勢一直持續到2015年當局對勞工組織施行打壓。
無論對我這個社運研究者，還是所有關心中國維權事件的人來說，盧昱宇這一統計的意義都不可替代。須知，中國政府從2008年以後就停止發布每年的「群體性事件」統計，而這一抗爭趨勢從最早公布的1994年的10,000起10人以上規模的抗爭，逐年遞增，2003年58,000起、2004年74,000起，2008年估計超過10萬。其中的千人規模以上抗爭，只留內部掌握，並不公布，媒體只能從公開報導和互聯網的零星報導中獲知，缺乏連續統計。對社運研究者來說更是辛苦，通常只能依據有限的紙媒報導進行趨勢追蹤，而紙媒報導受宣傳口徑和政策變動影響極大 。盧昱宇依據新媒體收集、統計到的抗爭事件，表面上遠遠低於官方十年前的群體性事件規模，卻是外界能夠連續參照的唯一獨立來源。
最明顯的變化，是2013年後，徵地拆遷維權抗爭的比例下降，勞工維權和市民運動的比例上升，勞工維權主要圍繞欠資和社保問題，市民抗爭包括更多的鄰避運動和單一議題抗爭，如教育平權、出租車問題、反抗警察暴力等。這顯示，維權運動越來越轉向城市，市民和勞工正在成為維權運動的主體。盧昱宇總結說，同樣的抗爭，農村鎮壓的多，而城市勝利的多。農村的大規模抗爭通常伴隨著暴力鎮壓、而城市的暴力衝突則較少。
不過，2014年後這一對比開始發生變化，隨著城市大規模抗議的增加，暴力衝突也有上升的趨勢。這很能反映中國社運的力量對比和轉型趨勢，城市因為市民力量特別是中產階級的興起，正在悄悄取代1990年代以來農村地區的分散抗爭，並且通過抗爭比較容易地滿足利益訴求。而農村地區「依法抗爭」的舊維權模式，卻常以招致鎮壓而結束，無形中將更多的農民趕往城市，加速著城市抗爭模式的轉型。
另一方面，進入2014年後，千人以上抗爭的每月頻次出現下降，保持在月均30起稍多的水平，似乎表明，維權運動的動員被更有效地壓制了。 2014年之後，當局更傾向採取更嚴厲的預防性鎮壓，通過發動「淨網行動」、打擊「大V」，即逮捕活躍人士、信息傳播者和NGO分子，降低大規模抗爭事件爆發的可能。這對那些突發性大規模自發抗爭，如稍早的甕安模式，頗為有效，對高度依賴組織的公開抗爭模式，如烏坎類型，也很見效。同時，當局的預防性鎮壓，也讓盧昱宇收集、轉發抗爭事件的安全風險也驟然升高。
2015年後，盧昱宇發現，10人以上的抗爭次數明顯增加，2015全年觀察到28,950起，較2014年上升34%。到2016年上半年，這一增長態勢繼續維持，每月千人以上規模的大型抗爭也升高到每月40起左右。這到底意味著什麼？是維穩政策調整後，社會矛盾繼續激化？還是經濟因素引發更多勞工糾紛，蔓延到河南等內地省份？
這些抗爭事件頻率上升、向城市集中最終會引致什麼？盧昱宇的統計沒有提供答案。卻實實在在幫助了包括我在內的很多中國研究。甚至，鏡像的另一面，高頻抗爭可能帶來的如突尼斯埃及一般的雪崩效應，也成為中國政府最為擔心的政權威脅，這種威脅延續至今，驅動著維穩體制向安全體制的轉型。
無所不在的威懾，深刻影響著過去幾年中國內地幾乎所有社會運動者的日常生活和行動，漸漸地把其中的許多人捲到社會邊緣。反抗，便成為邊緣的生活模式。盧昱宇每天要用4到5個小時專門搜索抗爭線索，開始時甚至需要10個小時以上，為保持統計連續，他不得不辭去了工作。由於顯而易見的危險，盧昱宇從來不使用固定IP發布消息，總是在一個城市的各處遊走、蹭網。從2013年初開始，一位來自中山大學的學生同樣注意到了他的工作，開始分擔。他們在微博和推特上發布消息，在blogspot的博客網站上發布統計數據和初步分類。這位叫李婷玉的學生，也漸漸捲入他的孤獨事業和生活，成為盧昱宇的伴侶，並且同樣選擇了大學肄業，選擇了在邊緣、充滿著危險卻異常純粹的生活和反抗。
沒有抱怨，也沒有悲觀，清醒地了解可能的風險和苦難，卻不事聲張，默默地生活在社會的邊緣，以一人之力收集、記錄著每天各地的抗爭事件，以這種獨特的方式參與抗爭。盧昱宇，彷彿用自己的生活在抵抗，書寫著哲學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對反抗所做的最極端的定義：一種既絕對又邊緣化的抵抗，而且在邊緣中找到了絕對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