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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煒:香港海外遊說的「世代之爭」

傘運過後,香港新生代政治人積極透過海外遊說。有趣的是,對這波遊說及左報批評,主流傳媒和傳統泛民卻顯得興致乏乏。


從筆架山遠眺九龍半島。
從畢架山遠眺九龍半島。攝:林亦非/端傳媒

海外遊說是反對派慣用的策略。作為體制內的少數派,他們希望藉此促成外國政策轉變、聯繫海外反抗力量或爭取國際輿論支持。這樣即使不能有效制約政權,起碼能夠拓展國際政治空間。

不過,海外遊說同時是雙面刃。民族主義的話語,很容易讓遊說者背上「走狗」、「漢奸」的罵名,無助增加公眾支持。然而,政權過激的打壓又難免招致反彈,令遊說者一舉成為國際知名的異見者。

傘運過後,香港的新生代政治人積極透過海外遊說:如會晤政要、出席聽證會、發表演說或在國際傳媒撰文等形式推介香港議題,宣傳其政治理念。左派報章一如既往的大肆攻伐這些「媚外」、「亂港」和「賣國」行徑。從2016年4月12日到5月19日,《大公報》和《文匯報》就有29篇聲討黃之鋒在美加巡迴演講的報導或評論。

相比李柱銘2008年京奧前夕在《華爾街日報》撰文,和陳方安生在2014年政改定調前會晤美國副總統拜登,這回左報的批判力度有過之無不及。有趣的是,對這波遊說及左報批評,除了部分建制派稍作回應外,主流傳媒和傳統泛民卻顯得興致乏乏。應該如何理解這些迥異的取態?是因為遊說議題過激,避免表態?還是覺得遊說策略過時,多說無益?抑或突顯兩代泛民在遊說對象、目標和框架的分歧?

要解答這些問題,有必要回顧香港海外遊說歷程。文中的「遊說世代」借用卡爾曼海姆(Karl Mannheim)的概念:世代不單純以年齡劃分,而是指涉一代人的社會經驗。這區分有助理解為何在特定時空,成長於重大歷史事件的世代,會形成集體的訴求、策略和儀式。

精英遊說的工具性初衷

香港的海外遊說始於前途談判。第一代的遊說者主要是官商菁英。1980年代初,當中方提出要收回香港時,他們認為有討價還價餘地。行政立法兩局非官守議員如鍾士元和鄧蓮如等,就曾多次往返倫敦北京陳情摸底,商家、學者和政論團體也相繼發聲。

一開始,遊說的重點可以歸納為「民間有焦慮、商界有籌碼」。當年「香港革新會」和「香港觀察社」的民調顯示,分別有87%至93%港人傾向由英國繼續管治,成為遊說者爭取維持現狀的理據(註一)。近年解密的英國檔案更顯示,部分遊說者私下的建議,暗合時下的激進主張:如公投自決、中英共治、聯合國託管等。

雖然提案相似,但那一代遊說者的初衷大多是「工具性」的,無意亦無力動員群眾。他們時刻警覺香港在大國博弈中籌碼有限,要備留迴旋餘地,真到了最壞的情況,大不了出走(註二)。事實上,美國當時的對華政策是交往合作,並不支持英國採取強硬立場。中英雙方為免被香港民意劫持,均無意給予港人談判席位。經過五輪談判後,英國便放棄了「主權換治權」的構想,但求保障英資利益、光榮撤退。

相較之下,中方洞悉香港社會的保守意識和過客心態 。他們發現只要「急凍」1980年代的體制和生活方式,保障繁榮穩定,便能夠取得菁英的背書和普羅民眾的妥協(註三)。有效的統戰策略,瓦解了海外遊說的意志,也消弭了出現集體抗爭的可能。

民主回歸派對國際遊說的貢獻

在這種局部動員的背景下,「民主回歸派」的內部遊說應運而生。作為體制外的知識分子及社運人士,他們意識到傳統菁英的保守和中共的專制,故此在承認回歸的前提下,務求建構一套完整又可操作的政治論述:既批判殖民地官商共謀體制,又說服政治冷漠的中產參與民主運動。前途談判的焦慮,迅即被轉化成動員群眾的契機(註四)

所以,即便說中共接受「民主回歸論」是統戰手段,這套論述的推手也只是將計就計,令民主化成為過渡期的合理期望。縱然1990年的《基本法》定稿因六四餘波而收緊,但其中包含普選條文,已較1984年簽訂的《中英聯合聲明》中「特首以選舉或協商產生」進步。這個「莊嚴的承諾」,更為往後的國際遊說和群眾動員奠定法理基礎和正當性。時下民主回歸已成「原罪」,但其遠見和功績不應被抹煞。

八九民運催生愛國與區隔並存的心態

在大陸發生的八九民運,卻意外的催生了香港海外遊說的第二階段。這突發的事件,令香港遊說的對象和議題逐漸國際化和常態化,並重置了政治動員的框架,以處理突變的中港關係。

首先,六四鎮壓直接導致被統戰陣營出現裂痕。辭去「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草委)的李柱銘和司徒華,自此成為香港民運領袖和遊說代表,前者開拓國際網絡,後者聯繫民運組織。同時,東歐變天、蘇聯解體、冷戰結束──1990代初的突變宣揚了自由民主的普遍性,滋生了一種樂觀的國際氛圍。雖然歐美政府圍堵中國的政策僅延續數年,但國際輿論將香港視為自由世界前緣、抵抗專制極權的想像,反而根深柢固。

如何挽回港人的信心成為當時遊說的重點。比如說建立「國際安全網」保障港人財產和自由的提議,就得到國際社會廣泛和議。美國將香港人移民的配額單獨計算,並提升四倍至1994年的2萬個、英國給予約22.5萬公僕中產居英權、澳紐加新等地也放寬移民政策,連港英政府也迅速制定《人權法》 。美國國會1992年通過的《香港政策法》,更給予美國總統因應「一國兩制」落實的情況,決定是否差別對待香港。不過,雖然李柱銘等人被扣上「逢中必反」的帽子,但他們反倒是經年赴美遊說延續中國的最惠國待遇,理由是交往合作有利三地貿易,並能促進中國融入國際規範。

六四慘劇固然加深港人的恐共心理,卻同時烙印了民族情感和公民意識。目睹鎮壓,卻因政制不同而倖存,港人既體會到中國民主和香港民主密不可分,又了解到在地抗爭的迫切。一方面,香港擔當起離岸公民社會的角色,透過傳播專業知識和自由思想到內地,希望推動由下而上的社會改革。另方面,中港的政制區隔又不無現實意義。固化中共政權的刻板形象,既有利爭取國際社會的同情,又方便動員市民堅守香港的公民價值和生活模式。愛國和暫時區隔非但沒有矛盾,反而順理成章。

防衛式遊說,「出口轉內銷」

無疑,這階段海外遊說的成效有限。香港的國際政經網絡,無意轉化成特定的利益團體或完整論述。美國國會兩院的「香港工作組」一直分合無定,成員也和人權工作組和外交事務亞太委員高度重疊;比之親台者緊扣亞太平衡、援藏者高舉人權自決,香港遊說的主題因路徑依賴,依然是「防衛式」的,著力守護原有制度和生活方式不被侵蝕。

這種堅守待援的形式雖然被動,卻能博取國際同情。縱使國際關注隨著六四、九七遠去而淡化,香港一旦出現重大爭議,海外遊說和本土動員的互動,卻漸成常態。從設立臨時立法會(臨立會)人大釋法《國安法》立法國民教育科爭議、歷次政改諮詢等,不一而足。最新的例子,是美國國會議員以李柱銘等的陳述為由,推動《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自2007年起中斷、美國國務院根據《香港政策法》撰寫的有關香港形勢的年度報告,亦再次出爐。只是,華盛頓的支援固然愈趨克制,北京的回應也經常是對應的外交辭令。

這客觀效果,的確好像本土派所謂的「行禮如儀」。不過,對於習慣打後衛的世代而言,這卻是避免最壞情況的最佳選項。其遊說的目標,從來不是在國際爭取立竿見影的效果,而是一套「出口轉內銷」的策略。儀式的意義,是薪火相傳,為真理公義招魂;儀式的效果,是彰顯香港的獨特性及凝聚民心,為泛民支持者的政治參與打氣。至於是否能夠約束強硬政策出台,還是助長了破壞國家安全的指控,那反倒不是首要考慮。這種馴服於國際規範,聚焦香港民主訴求的策略,又不期然視推動中國民主化為責任,希望兩制逐漸接軌的心態,一直糾纏著這代遊說者。

2016年6月17日,黃之鋒與香港眾志成員及小麗民主教室等人遊行到中聯辦聲援林榮基。
2016年6月17日,黃之鋒與香港眾志成員及小麗民主教室等人遊行到中聯辦聲援林榮基。攝:盧翊銘/端傳媒

國際關注的第三代遊說者

緊隨反國教爭議、雨傘運動和旺角騷亂,新生代政治人一躍成為國際上代表香港的臉孔,並當仁不讓的繼任第三代遊說者。經歷民主回歸的挫敗,這世代似乎言必觸及本土、族群或自決等身份主張。然而,對比國際社會的視覺和香港政治的熱點,會發現兩者偏差頗大。這不純是香港故事聽眾少的問題,而是世代和路線之爭造成的困窘。

雖然雨傘運動的參與者其實橫跨不同世代和階層,並大多擁有豐富的社運經歷,但新生代以嶄新的動員框架和抗爭形式,的確重塑了國際社會對香港政治的想像。

這一則是因為民主議題、佔領形式及網絡效應,令香港抗爭在有意無意之間,被納入全球抗衡專制威權和社會不公的社運脈絡。「佔領華爾街」、「阿拉伯之春」、「台灣太陽花」到「巴黎不眠之夜」,提供源源不絕的比較視覺。

二則由於新生代的年輕和激情大有市場。國際傳媒和社交平台,就曾經不斷對比馬拉拉和黃之鋒的抗爭路,亦追蹤報導學民思潮(學民)和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的官司和「香港眾志」的成立等。

三則是香港前景的焦慮,因中國崛起和網絡傳播而更容易取得國際關注。例如周庭呼籲關注銅鑼灣書店的英語視頻,短短數天就取得超過100萬人次點擊。又如何韻詩和林榮基,雖然並非主動的說客,其訴求卻不期然的獲得國際媒體的廣泛報導。

不過,獲得國際關注,並不等於拓展了遊說空間,遑論取得政治成效。

新生代遊說的分裂和局限

首先,從國內外政權的角度看,自決及獨立的綱領沒有本質區別,已踰越其對港的一貫政策或「一國兩制」的框架,由防衛舊體制變成鼓吹新秩序,極可能損害其利益。

其次,按時下香港的政治光譜,第三代遊說者以「民主」為終極目標,以「自決」為方法途徑,兩面不討好。傳統泛民支持者,質疑其邏輯和功效。他們質問到底是「一國兩制」的框架不符期望,還是「一國兩制」的執行出了問題。如果是後者,別說自決現實上不可能,又何必公投制憲?本土城邦派,則抵制這狹義的遊說主張。他們批評這種換湯不換藥的訴求,是既壟斷海外遊說渠道,令「命運自主」的呼喚,淪為實踐民主的工具,又片面呈現主體訴求,忽略年輕人的躁動和身份政治。

這種兩面夾攻的情勢,屬於黃之鋒等人,也屬於香港的新生代說客。一方面,基進的議題,已經令海外遊說對象逐步收縮。邀請新生代去演講、訪談的,來來去去局限於歐美日的大學、基金會和傳媒,以往慣常聲援香港泛民的外國政要和商賈集體消失。這反映的不僅是大陸政經實力的上漲,也不是遊說者剛好遇上國事訪問的意外,而是當新生代採取「倡議式」而不是可行性的遊說立場,其聽眾也就必然集中在民間社會,而不是建制機構。

另方面,新舊泛民和本土派之間的分裂,則削弱了遊說者的代表性。作為一種出口轉內銷的策略,遊說的正當性,建基於其本土支持者眾,或起碼能夠集結反抗力量。這樣即使議題激進,被遊說者依然有誘因去傾聽和回應。然而,也許這代遊說者真心相信,用道義奪取海外民心後,最終會促使國外政策更迭;也許他們策略上認為,只有跳出防衛式的窠臼,才能號召更多人重新投入政治。

雙重困窘下的失焦

我們無從判斷,因遊說目的、對象及手段的分歧,而鬧矛盾、搞分裂、作切割,是否基進勢力必經的儀式。但是,在當下的香港,新舊泛民和本土派這種無間斷的攻伐,卻客觀上為打壓民主運動提供了政治機會。如是者,我們不難理解為何左報會火力全開的批判黃之鋒,但對於參加藏獨組織主辦的國際研討會的勇武派,以及每天鼓吹分離建國的城邦派,反而輕輕帶過。本土派網媒和論壇對「香港眾志」的批判,甚至被多次引用。這種拉一派打一派的手法,顯然是主次矛盾的變奏:即使立場激進,只要其動員能力有限,就不是主要敵人;有國際號召力的,立場縱使相對溫和,也是首要打擊對象。

至於,傳統泛民對此波遊說和建制批評興致乏乏的原因,既是世代之爭,也是路線分歧。雖然坐擁體制資源,泛民卻欠缺國際臉孔,又無力回應本土論述,故而只是著力鞏固傳統支持者。相反,第三代遊說者縱使引起了國際興趣,卻因遊說立場和抗爭手段,浮游於泛民和本土之間。至此,香港海外遊說在目標、對象和代表性的失焦,似乎會在政權打壓和內部分裂的雙重困窘間,愈演愈烈。

(鄭煒,浸大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助理教授)

註一:鍾士元:《香港回歸歷程: 鍾士元回憶錄》,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頁35-36。

註二:有人甚至提出在太平洋買下島嶼,全城移民。這個天馬行空的構想反映了那一代港人的自我驕傲和集體恐懼──相信以一己的知識、經驗和制度,可以憑空再造輝煌,也打算隨時一走了之。

註三:呂大樂:《唔該,埋單:一個社會學家的香港筆記》,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7,頁29-31, 116-120。

註四:羅永生:《香港本土思潮的前世今生》載《思想》2014年26期,頁125-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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