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遊說是反對派慣用的策略。作為體制內的少數派，他們希望藉此促成外國政策轉變、聯繫海外反抗力量或爭取國際輿論支持。這樣即使不能有效制約政權，起碼能夠拓展國際政治空間。
不過，海外遊說同時是雙面刃。民族主義的話語，很容易讓遊說者背上「走狗」、「漢奸」的罵名，無助增加公眾支持。然而，政權過激的打壓又難免招致反彈，令遊說者一舉成為國際知名的異見者。
傘運過後，香港的新生代政治人積極透過海外遊說：如會晤政要、出席聽證會、發表演說或在國際傳媒撰文等形式推介香港議題，宣傳其政治理念。左派報章一如既往的大肆攻伐這些「媚外」、「亂港」和「賣國」行徑。從2016年4月12日到5月19日，《大公報》和《文匯報》就有29篇聲討黃之鋒在美加巡迴演講的報導或評論。
相比李柱銘2008年京奧前夕在《華爾街日報》撰文，和陳方安生在2014年政改定調前會晤美國副總統拜登，這回左報的批判力度有過之無不及。有趣的是，對這波遊說及左報批評，除了部分建制派稍作回應外，主流傳媒和傳統泛民卻顯得興致乏乏。應該如何理解這些迥異的取態？是因為遊說議題過激，避免表態？還是覺得遊說策略過時，多說無益？抑或突顯兩代泛民在遊說對象、目標和框架的分歧？
要解答這些問題，有必要回顧香港海外遊說歷程。文中的「遊說世代」借用卡爾曼海姆（Karl Mannheim）的概念：世代不單純以年齡劃分，而是指涉一代人的社會經驗。這區分有助理解為何在特定時空，成長於重大歷史事件的世代，會形成集體的訴求、策略和儀式。
精英遊說的工具性初衷
香港的海外遊說始於前途談判。第一代的遊說者主要是官商菁英。1980年代初，當中方提出要收回香港時，他們認為有討價還價餘地。行政立法兩局非官守議員如鍾士元和鄧蓮如等，就曾多次往返倫敦北京陳情摸底，商家、學者和政論團體也相繼發聲。
一開始，遊說的重點可以歸納為「民間有焦慮、商界有籌碼」。當年「香港革新會」和「香港觀察社」的民調顯示，分別有87%至93%港人傾向由英國繼續管治，成為遊說者爭取維持現狀的理據（註一）。近年解密的英國檔案更顯示，部分遊說者私下的建議，暗合時下的激進主張：如公投自決、中英共治、聯合國託管等。
雖然提案相似，但那一代遊說者的初衷大多是「工具性」的，無意亦無力動員群眾。他們時刻警覺香港在大國博弈中籌碼有限，要備留迴旋餘地，真到了最壞的情況，大不了出走（註二）。事實上，美國當時的對華政策是交往合作，並不支持英國採取強硬立場。中英雙方為免被香港民意劫持，均無意給予港人談判席位。經過五輪談判後，英國便放棄了「主權換治權」的構想，但求保障英資利益、光榮撤退。
相較之下，中方洞悉香港社會的保守意識和過客心態 。他們發現只要「急凍」1980年代的體制和生活方式，保障繁榮穩定，便能夠取得菁英的背書和普羅民眾的妥協（註三）。有效的統戰策略，瓦解了海外遊說的意志，也消弭了出現集體抗爭的可能。
民主回歸派對國際遊說的貢獻
在這種局部動員的背景下，「民主回歸派」的內部遊說應運而生。作為體制外的知識分子及社運人士，他們意識到傳統菁英的保守和中共的專制，故此在承認回歸的前提下，務求建構一套完整又可操作的政治論述：既批判殖民地官商共謀體制，又說服政治冷漠的中產參與民主運動。前途談判的焦慮，迅即被轉化成動員群眾的契機（註四）。
所以，即便說中共接受「民主回歸論」是統戰手段，這套論述的推手也只是將計就計，令民主化成為過渡期的合理期望。縱然1990年的《基本法》定稿因六四餘波而收緊，但其中包含普選條文，已較1984年簽訂的《中英聯合聲明》中「特首以選舉或協商產生」進步。這個「莊嚴的承諾」，更為往後的國際遊說和群眾動員奠定法理基礎和正當性。時下民主回歸已成「原罪」，但其遠見和功績不應被抹煞。
八九民運催生愛國與區隔並存的心態
在大陸發生的八九民運，卻意外的催生了香港海外遊說的第二階段。這突發的事件，令香港遊說的對象和議題逐漸國際化和常態化，並重置了政治動員的框架，以處理突變的中港關係。
首先，六四鎮壓直接導致被統戰陣營出現裂痕。辭去「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草委）的李柱銘和司徒華，自此成為香港民運領袖和遊說代表，前者開拓國際網絡，後者聯繫民運組織。同時，東歐變天、蘇聯解體、冷戰結束──1990代初的突變宣揚了自由民主的普遍性，滋生了一種樂觀的國際氛圍。雖然歐美政府圍堵中國的政策僅延續數年，但國際輿論將香港視為自由世界前緣、抵抗專制極權的想像，反而根深柢固。
如何挽回港人的信心成為當時遊說的重點。比如說建立「國際安全網」保障港人財產和自由的提議，就得到國際社會廣泛和議。美國將香港人移民的配額單獨計算，並提升四倍至1994年的2萬個、英國給予約22.5萬公僕中產居英權、澳紐加新等地也放寬移民政策，連港英政府也迅速制定《人權法》 。美國國會1992年通過的《香港政策法》，更給予美國總統因應「一國兩制」落實的情況，決定是否差別對待香港。不過，雖然李柱銘等人被扣上「逢中必反」的帽子，但他們反倒是經年赴美遊說延續中國的最惠國待遇，理由是交往合作有利三地貿易，並能促進中國融入國際規範。
六四慘劇固然加深港人的恐共心理，卻同時烙印了民族情感和公民意識。目睹鎮壓，卻因政制不同而倖存，港人既體會到中國民主和香港民主密不可分，又了解到在地抗爭的迫切。一方面，香港擔當起離岸公民社會的角色，透過傳播專業知識和自由思想到內地，希望推動由下而上的社會改革。另方面，中港的政制區隔又不無現實意義。固化中共政權的刻板形象，既有利爭取國際社會的同情，又方便動員市民堅守香港的公民價值和生活模式。愛國和暫時區隔非但沒有矛盾，反而順理成章。
防衛式遊說，「出口轉內銷」
無疑，這階段海外遊說的成效有限。香港的國際政經網絡，無意轉化成特定的利益團體或完整論述。美國國會兩院的「香港工作組」一直分合無定，成員也和人權工作組和外交事務亞太委員高度重疊；比之親台者緊扣亞太平衡、援藏者高舉人權自決，香港遊說的主題因路徑依賴，依然是「防衛式」的，著力守護原有制度和生活方式不被侵蝕。
這種堅守待援的形式雖然被動，卻能博取國際同情。縱使國際關注隨著六四、九七遠去而淡化，香港一旦出現重大爭議，海外遊說和本土動員的互動，卻漸成常態。從設立臨時立法會（臨立會）、人大釋法、《國安法》立法、國民教育科爭議、歷次政改諮詢等，不一而足。最新的例子，是美國國會議員以李柱銘等的陳述為由，推動《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自2007年起中斷、美國國務院根據《香港政策法》撰寫的有關香港形勢的年度報告，亦再次出爐。只是，華盛頓的支援固然愈趨克制，北京的回應也經常是對應的外交辭令。
這客觀效果，的確好像本土派所謂的「行禮如儀」。不過，對於習慣打後衛的世代而言，這卻是避免最壞情況的最佳選項。其遊說的目標，從來不是在國際爭取立竿見影的效果，而是一套「出口轉內銷」的策略。儀式的意義，是薪火相傳，為真理公義招魂；儀式的效果，是彰顯香港的獨特性及凝聚民心，為泛民支持者的政治參與打氣。至於是否能夠約束強硬政策出台，還是助長了破壞國家安全的指控，那反倒不是首要考慮。這種馴服於國際規範，聚焦香港民主訴求的策略，又不期然視推動中國民主化為責任，希望兩制逐漸接軌的心態，一直糾纏著這代遊說者。
國際關注的第三代遊說者
緊隨反國教爭議、雨傘運動和旺角騷亂，新生代政治人一躍成為國際上代表香港的臉孔，並當仁不讓的繼任第三代遊說者。經歷民主回歸的挫敗，這世代似乎言必觸及本土、族群或自決等身份主張。然而，對比國際社會的視覺和香港政治的熱點，會發現兩者偏差頗大。這不純是香港故事聽眾少的問題，而是世代和路線之爭造成的困窘。
雖然雨傘運動的參與者其實橫跨不同世代和階層，並大多擁有豐富的社運經歷，但新生代以嶄新的動員框架和抗爭形式，的確重塑了國際社會對香港政治的想像。
這一則是因為民主議題、佔領形式及網絡效應，令香港抗爭在有意無意之間，被納入全球抗衡專制威權和社會不公的社運脈絡。「佔領華爾街」、「阿拉伯之春」、「台灣太陽花」到「巴黎不眠之夜」，提供源源不絕的比較視覺。
二則由於新生代的年輕和激情大有市場。國際傳媒和社交平台，就曾經不斷對比馬拉拉和黃之鋒的抗爭路，亦追蹤報導學民思潮（學民）和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的官司和「香港眾志」的成立等。
三則是香港前景的焦慮，因中國崛起和網絡傳播而更容易取得國際關注。例如周庭呼籲關注銅鑼灣書店的英語視頻，短短數天就取得超過100萬人次點擊。又如何韻詩和林榮基，雖然並非主動的說客，其訴求卻不期然的獲得國際媒體的廣泛報導。
不過，獲得國際關注，並不等於拓展了遊說空間，遑論取得政治成效。
新生代遊說的分裂和局限
首先，從國內外政權的角度看，自決及獨立的綱領沒有本質區別，已踰越其對港的一貫政策或「一國兩制」的框架，由防衛舊體制變成鼓吹新秩序，極可能損害其利益。
其次，按時下香港的政治光譜，第三代遊說者以「民主」為終極目標，以「自決」為方法途徑，兩面不討好。傳統泛民支持者，質疑其邏輯和功效。他們質問到底是「一國兩制」的框架不符期望，還是「一國兩制」的執行出了問題。如果是後者，別說自決現實上不可能，又何必公投制憲？本土城邦派，則抵制這狹義的遊說主張。他們批評這種換湯不換藥的訴求，是既壟斷海外遊說渠道，令「命運自主」的呼喚，淪為實踐民主的工具，又片面呈現主體訴求，忽略年輕人的躁動和身份政治。
這種兩面夾攻的情勢，屬於黃之鋒等人，也屬於香港的新生代說客。一方面，基進的議題，已經令海外遊說對象逐步收縮。邀請新生代去演講、訪談的，來來去去局限於歐美日的大學、基金會和傳媒，以往慣常聲援香港泛民的外國政要和商賈集體消失。這反映的不僅是大陸政經實力的上漲，也不是遊說者剛好遇上國事訪問的意外，而是當新生代採取「倡議式」而不是可行性的遊說立場，其聽眾也就必然集中在民間社會，而不是建制機構。
另方面，新舊泛民和本土派之間的分裂，則削弱了遊說者的代表性。作為一種出口轉內銷的策略，遊說的正當性，建基於其本土支持者眾，或起碼能夠集結反抗力量。這樣即使議題激進，被遊說者依然有誘因去傾聽和回應。然而，也許這代遊說者真心相信，用道義奪取海外民心後，最終會促使國外政策更迭；也許他們策略上認為，只有跳出防衛式的窠臼，才能號召更多人重新投入政治。
雙重困窘下的失焦
我們無從判斷，因遊說目的、對象及手段的分歧，而鬧矛盾、搞分裂、作切割，是否基進勢力必經的儀式。但是，在當下的香港，新舊泛民和本土派這種無間斷的攻伐，卻客觀上為打壓民主運動提供了政治機會。如是者，我們不難理解為何左報會火力全開的批判黃之鋒，但對於參加藏獨組織主辦的國際研討會的勇武派，以及每天鼓吹分離建國的城邦派，反而輕輕帶過。本土派網媒和論壇對「香港眾志」的批判，甚至被多次引用。這種拉一派打一派的手法，顯然是主次矛盾的變奏：即使立場激進，只要其動員能力有限，就不是主要敵人；有國際號召力的，立場縱使相對溫和，也是首要打擊對象。
至於，傳統泛民對此波遊說和建制批評興致乏乏的原因，既是世代之爭，也是路線分歧。雖然坐擁體制資源，泛民卻欠缺國際臉孔，又無力回應本土論述，故而只是著力鞏固傳統支持者。相反，第三代遊說者縱使引起了國際興趣，卻因遊說立場和抗爭手段，浮游於泛民和本土之間。至此，香港海外遊說在目標、對象和代表性的失焦，似乎會在政權打壓和內部分裂的雙重困窘間，愈演愈烈。
（鄭煒，浸大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助理教授）
註一：鍾士元：《香港回歸歷程: 鍾士元回憶錄》，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頁35-36。
註二：有人甚至提出在太平洋買下島嶼，全城移民。這個天馬行空的構想反映了那一代港人的自我驕傲和集體恐懼──相信以一己的知識、經驗和制度，可以憑空再造輝煌，也打算隨時一走了之。
註三：呂大樂：《唔該，埋單：一個社會學家的香港筆記》，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7，頁29-31, 116-120。
註四：羅永生：《香港本土思潮的前世今生》載《思想》2014年26期，頁125-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