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當中沒有誰可以代表其他人。」在4月17日巴黎共和廣場（place de la République）上的全民大會中，台上一名社運分子提出這個說法，在場群眾舉起並搖動雙手，表示贊同這個直接民主的精神。
共和廣場由3月31日以來，歷經多次警察驅趕，民眾仍然於傍晚聚集廣場，參與「不眠之夜」（Nuit debout）的行動，4月11日這週起，運動擴展至下午開始，直到晚上。所謂「不眠之夜」，是法文的日常用語，指晚上沒有躺下來，有徹夜難眠之意。英國《衞報》譯成rise up at night，因當中法文debout（英文rise up）亦有站立、挺身、不屈和勇敢的意思。因此，Nuit debout這個名稱，同時寓意人民不屈和反抗。
這場持續了半個多月的運動，已擴展到法國、西班牙和比利時等國超過一百個城市。著名人類學家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認為，法國的「不眠之夜」繼承了2011年以來反抗全球1%權貴統治的佔領華爾街運動，是99%人民團結起來，對抗巴拿馬文件所披露的1%權貴。到底這場運動為何在這個時刻發生？是否對巴拿馬文件的即時回應？對當下仍處於恐襲後「緊急狀態」的法國社會，有什麼意義？
反對緊急狀態箝制言論
首先，根據筆者在共和廣場跟社運分子（militants）的訪談，「不眠之夜」這場運動並不是對巴拿馬文件的即時抗議，也不是民眾突然自四方八面前來而成的，而是本年二月起一群社運分子開始構思的行動。此行動承接了三月多次反勞動法改革（code du travail，或稱loi El Khomri）的動員，目的在於建立人民自由議政和抗議政府的空間。共和廣場上設有接待處（accueil），免費派發不屬於任何政黨的民間團體刊物，同時向前來的市民解釋為何集會，每日的流程（如全民大會、各委員會的報告和討論，以及全民大學的課程等）。
其中一名社運分子對筆者說，集會希望體現直接民主。因為越來越多人不滿近30年來法國的政治和社會──政黨脫離人民切身的問題，社會由大財團控制，法國民主受到威脅。他們認為，這次集會並不是專門抗議巴拿馬文件所針對的逃稅權貴，也不是純粹抗議政府提出的勞動法改革，而是希望令人民在廣場上聚會，共同討論法國社會現有的問題，解放人們日常生活的話語，令政治辯論成為生活。
自從去年11月巴黎恐襲後，法國總統奧朗德（歐蘭德）頒布「緊急狀態」，政府有權完全禁止遊行和集會。過去數月，民間多次發起反對「緊急狀態」的集會，批評政府以國家安全為名，限制人民言論自由為實，但行動均受政府嚴密管制，甚至禁止。
去年11月底，民間團體發起反對氣候峰會（COP21）的遊行和集會，政府強行驅散示威者，向國際社會營造了法國的美好形象，促成國際處理氣候問題上邁進一步，然而卻引起民間團體和示威者的巨大不滿。「不眠之夜」在共和廣場舉行，那裏原本是政府有意營造悼念恐襲死難者的地方，現在民眾卻通過集會，改變了這個空間的意義，變成人民自行管理的地方。在這裏可以批評政府和政黨，也可以公開抗爭。
「有大會，無代表」
幾個月來，社運團體不滿政府藉反恐遏制言論自由，於是在2月23日一場電影放映會後，萌生了在3月31日佔領共和廣場的念頭。他們這個想法，來自2011年的佔領華爾街運動和西班牙的義憤者運動（Movimiento 15-M，又稱為movimiento de los indignados)，不跟任何政黨合作，主張人民自發參與。
2月23日，左翼報紙Fakir記者François Ruffin放映了其最近拍攝的記錄片《多謝老闆！》（Merci patron !）。電影諷刺法國大企業酩悅．軒尼詩－路易．威登集團（LVMH），為了減輕成本，把法國的工廠遷移至波蘭和馬達加斯加等地，因而大量解僱工人，反映了法國工業外移和失業的社會問題。電影同時呈現工人借助虛構的工會行動，向企業成功追討培償和重奪職位。整個3月，法國民間社會不斷發動抗議勞動法改革的遊行和罷工。直至3月31日，正值全國工會、學生組織和民間團體遊行和罷工的日子，社運團體決定在遊行後，呼籲民眾不要回家，前來共和廣場，一起觀看和討論《多謝老闆！》，藉此引起民眾關注資本家如何造成社會不公義。
這群社運分子成立了「凝聚鬥爭」聯盟（Convergence des luttes），顧名思義，就是要連結不同的社會抗爭，令佔領共和廣場的民眾可以了解到不同的抗爭議題，壯大抗爭力量。其中一名成員就是著名的左翼經濟學家弗雷德里．洛爾敦（Frédéric Lordon），他一直批評資本主義對工作的扭曲，反對歐盟不公平對待希臘債務危機。同時，「凝聚鬥爭」聯盟發動文宣工作，建立電台和電視，直播全民大會討論，鼓勵民眾用手機程式Periscope直播，令法國和全世界都可以進入「不眠之夜」，超過2011年那些佔領運動在網上傳播的效應。另外，聯盟每天都會記錄全民大會的討論和表決結果、所收捐款和各委員會的報告，上載網絡供人瀏覽。
由此可見，雖然「不眠之夜」強調民眾自發參與，但實際上有賴社運團體策劃，才得以在短時間內組織全民大會所需的物資，準備持續抗爭。用香港流行的說法，就是「有大台」，但「無代表」──沒有任何工會或學生領袖可以代表群眾，因為每個人都需要參與討論和表決，這是代議民主不會做的事，而現在直接民主就在廣場實現了。
因此，「不眠之夜」這場運動並非像2014年香港的雨傘運動那樣，具有單一目標。它也不是用來取代其他抗爭方式，其本身意義就是要令群眾自我組織，促進各種抗爭的交會，通過廣場上的委員會、大會討論、音樂會、普及大學（Université populaire）和自發的聚會，令更多人投身抗爭。洛爾敦認為，「不眠之夜」的意義在於連結城市的年輕人、知識分子、工人和民眾，這樣才能令各自的抗爭不容易被政府打敗。
按運動目前的形態來看，與其說「不眠之夜」是進攻1%權貴的行動，不如說是團結99%人的行動，是防禦社會精英和資本家奪走人民自決的堡壘。
「不眠之夜」看似沒有馬上挑戰權貴，但並非毫無效用。它第一個效應，相信是有助鞏固反勞動法的運動，因為政府一直企圖緩和這場抗議運動。一方面，法國政府跟學生組識會談後，為了回應青年對就業問題的不滿， 4月11日總理瓦爾斯（Manuel Valls，台譯瓦爾）就公布一系列援助青年的措施。措施包括增加高中生的獎學金10%，為文憑畢業生提供四個月的資助，改善他們求職期間的生活。目前法國18至24歲年輕人的失業率為23.3%，這些措施能否真正改善青年失業和貧窮問題，言之尚早，但至少可局部緩和青年對勞動法改革的不滿。
和平抗爭團結群眾
另一方面，警察多次在清晨時分驅趕「不眠之夜」的群眾，但群眾在傍晚又回到廣場。有部分群眾曾到巴黎第六區堵路抗議（4月6日），要求警察釋放被捕遊行人士，又到第十一區（4月10日）總理瓦爾斯的住所抗議，沿路焚燒垃圾和破壞商店。警察企圖驅散廣場上的人群時，有群眾與警察發生衝突（4月16日）。警方批評這些滋事分子為破壞者，意圖譴責「不眠之夜」會引起暴力行徑，引起公眾對「不眠之夜」的壞印象，分化支持者。全民大會曾討論應否採取暴力行為來抗議，但大會並無共識。為了維持參與群眾的團結，暫時議決設立接待和平靜委員會（commission accueil et sérénité），鼓勵更多參與者採用和平方式抗議。本週日4月24日，「不眠之夜」更安排了一整天的活動，與參與者共同思考暴力的各類現象，警察、政府和和社會體制有哪些暴力，讓人們看到社會抗爭的必要。
香港的「本土勇武派」也許會質疑「不眠之夜」的和平抗議方式，視之為無效的抗爭。事實上，法國三月多次反勞動法改革的抗爭，當中有些人破壞銀行提款機和商店，被警察推撞，繼而雙方激烈衝突，事後數十人被拘捕。這在民眾看來是示威經常出現的暴力場面，並無因而改變反勞動法的形勢。反而是民眾集體地佔領廣場，被驅散後又再聚集，這種態度令「不眠之夜」成為反勞動法運動的一個據點，多次學生發動的遊行均以廣場為起點，又以廣場為聚集和討論的場所。
這其實反映了，暴力行為之所以出現，出於政府強硬推動法案、群眾憤怒無處渲洩的後果，但並不能體現民眾對直接民主的渴求。他們讉責警察對群眾的挑釁，主張和平的集體行動，才能令更多群眾願意前來參與全民大會，鞏固抗爭的群眾。可以說「不眠之夜」持續，甚至醞釀全民罷工的行動，才能有效地阻止勞動法改革。（註一）
政治的不明飛行物體
「不眠之夜」初出現時，被一些傳媒稱之為「政治的不明飛行物體」（ovni politique），因它將會如何影響法國的政治局勢，目前仍然不清楚。「不眠之夜」跟西班牙的義憤者運動極其相似，而且新左翼「我們可以黨」（Podemos）亦有成員到巴黎支持，因此許多人提出，「不眠之夜」會否發展成法國新的左翼力量，改變政治版圖？
要回答這個問題，恐怕言之尚早。事實上，由2011年義憤者運動，到「我們可以黨」在2014年首次參選就大勝，今天成為第三大黨，中間經歷了四年時間；而到下年五月法國總統大選，不過剩下一年。
右派政客普遍對「不眠之夜」漠不關心，甚至主張警察清場。事實上，參與者普遍左傾，而且反對勞動法改革，因而傾向反對執政社會黨。至於他們會否加強了左翼陣線（Front de gauche）以至極左的支持度，目前尚未有足夠證據斷定，因為政黨立場一直不在議程上面。
從全民大會的內容來看，平日較少受關注的社會抗爭議題都得到討論，如監獄侵犯人權的措施、移民受到不公平對待、氣候問題、巴西民主問題、贊比亞和尼日利亞的社會公正問題等，有望做到「凝聚鬥爭」的目的。加上，部分群眾和學生也會去不同地方支持抗爭，由此引發更多人參與各類社會抗爭，如4月12日就有約200名集會學生和群眾到聖拉扎爾（Saint-Lazare）火車站，聲援火車工人抗爭。
直接民主衝擊政黨
比利時社會學家杰弗里．比利耶（Geoffrey Pleyers）認為，我們不應把社會運動的成敗視為政黨選舉的成敗，也不應把義憤者運動等同「我們可以黨」。事實上，義憤者運動有很多在地運動並沒有加入政黨，參選角逐政治權力，但仍然持續地抗爭，改變了地區的面貌，如設立多達120個地區全民大會、運用空置土地建立社區種植園圃，與成立注重生態平衡的農業合作社。加上，很多地區社會份子對「我們可以黨」有不少批評。他強調，社會運動的力量在於不斷擴大各種鬥爭的層面，感染更多群眾來參與。佔領華爾街、義憤者運動和「不眠之夜」三者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參與者不滿傳統政黨的組織方式，不滿代議民主缺乏人民參與和向人民問責。
「我們可以黨」之所以在兩年內成為西班牙第三大黨，因為它參考了直接民主的方式，增強成員參與，令更多原本不是專業政治家的人願意投身抗爭和競選，令政治人物年輕化。（註二）換言之，義憤者運動在數年間衝擊了傳統政黨的組織方式，政黨必須回應民眾對直接民主的訴求，左翼的年輕化同時會帶動右翼的轉型以面對競爭。
有趣的是，在2014年經歷了大型社會運動的香港和台灣，我們也可以看到類似的現象。台灣的「時代力量」，香港的「青年新政」和新成立的「香港眾志」等，都可以看到政黨帶有最初對社會運動的關注、政治人物年輕化和非專業化。值得觀望的是，「不眠之夜」運動持續下去，能否推動政黨更新，採納更多直接民主的組織方式？
號召全球抗爭，需在地連結
在法國的脈絡裏，「不眠之夜」運動同時希望促進社會平等。一方面，4月13日起，巴黎郊區聖坦尼（Saint-Denis）終於開始了「不眠之夜」。從這個角度來看，值得關注的是，在充滿社會排斥和族群怨恨的郊區，「不眠之夜」運動能否令更多民眾跨越膚色和宗教團結起來，養成直接的民主經驗，甚至改變社會不平等的面貌？
另一方面，運動的第十天起，在廣場上設立普及大學，由不同專業的學者參與小組討論，令知識走出象牙塔，主題包括法國大革命、1968社會運動、法國殖民歷史、女性充權、東歐共產歷史、極右歷史等。參與其中的歷史學家Ludivine Bantigny認為：「我們在這裏並不是要去教育人們，我們建基於以下原則：所有人都可以運用某些跟其職業、處境、熱情和多樣化行動相關的知識。」
目前，「不眠之夜」呼籲5月15日為國際行動日，發起「全球站起來」（Global debout），號召全球「不屈之民」團結一致地站起來。筆者曾到比利時布魯塞爾的「不眠之夜」觀察，人數遠比巴黎少，而且相對欠缺組織。國際大團結如果不至於淪為口號，各地的「不眠之夜」必須連結在地的抗爭，社會運動不是殖民計劃，絕不能「出口」。
（劉況，目前旅居法國和比利時）
註一：勞動法改革本身是個很複雜的議題，本文無暇談論。《人文雜誌》（l’Humanité）的特刊〈勞動法專題──一場歷史性的倒退〉（Loi travail : une régression historique）分析了法案全文，並提出幾個反對法案的關鍵理由：更容易辭退僱員、僱員可簽訂合約延長35小時以外更長的工作時間、勞動的彈性成為關鍵詞和削弱工會獲僱員授權的力量。
註二：Héloïse Nez, Podemos, de l'indignation aux élections （Paris: Les Petits Matins,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