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1989年六四事件發生後，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在1990年開始，每年6月4日都會在維多利亞公園（維園）舉辦燭光晚會，悼念六四死難者，參與者均達數萬人，是全球最大型的六四事件悼念活動之一。
近數年，香港本土主義崛起，本土派支持者批評支聯會將六四事件與「愛國愛民」、「建設民主中國」等運動綱領綑綁，主張六四與愛國思想切割，並於2013年開始另起爐灶，在尖沙咀同時舉辦六四集會。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是支聯會創會成員之一，以往學聯均會代表大專院校出席維園六四晚會，並上台發言。2015年，香港大學學生會決定不以學聯名義參與維園晚會，在港大自行舉辦活動。今年，本土之火繼續延燒，學聯宣布退出支聯會，各大專院校學生會亦將自行舉辦六四晚會，港大學生會會長孫曉嵐甚至質疑悼念六四「是否要有完結」。
香港與六四應否切割？已成為今年無法躲避的焦點……
臨近六四週年，香港輿論又再牽起對悼念活動的爭議。近年來，悼念活動受到來自本土立場的批評，認為悼念活動和他們主張的政治議程不符，甚至有礙香港人追求自主。近日就有政治團體以「火場」和「廢墟」來比喻中港關係，認為香港人身處火海經已自顧不暇，力勸香港人對中國不要枉費心思。
我們該如何理解這種新的批評？答案歸根究柢，在於我們如何看待中國民主和香港的關係。然而因為這點指涉國族認同，爭論很容易會被上綱上線，最後變成稻草人和稻草人之爭。為免於落入隔空對罵，我希望可以提供一個不限於國族認同，從香港本土利益出發的回答。我認為就算我們不談道義，只談利己，輿論流傳的不少說法仍有不少值得釐清之處。
香港人的中國認同無論在九七前後都是一條大難題，不容三言兩語說清。然而在八九民運期間，香港人的全民參與和其自身對中國認同的探索緊緊相連，這點始終無從否認。八九民運的其中一個意義，正是香港人在九七面前嘗試以自己的方式學做中國人，而這點又和八九至九七期間各種以扶貧、投資和開發為名的中國參與互相呼應。然而時間來到2016年，在中港關係大幅改寫、本土思潮全面興起的前提下，六四悼念活動的含義無可避免地會受到批戰，最起碼《中國夢》已不再是晚會的必唱曲。重新思考六四悼念活動是必須的，但這不代表我們只有原封不動或全盤否定的兩極選擇。
回顧輿論對六四悼念活動的批評，包含對中國民主和香港的關係的立場其實有三種：
一、中國的民主化和香港不相關；
二、中國的民主化對香港有害；
三、中國的民主化即使對香港有益，香港也無暇貢獻。
這三種立場固然互相矛盾，但在日常議論中卻又常常被挪移。有時持第一種立場的論者受到批評，便會立即跳去第二種立場，餘此類推。我不是要批評這種跳躍式的議論，日常議論往往有其自相矛盾之處，特別是這種處於國族認同核心的議題。但在分析上我仍然要先指出三者之別，否則我們往下討論不了。
也請讓我再強調，這個討論對國族認同不作任何前設。我要提出的問題，無論立場是捍衛一國兩制、城邦自治、香港獨立、歸英還是聯合國托管的，都同樣必須處理。我也會盡可能以香港人的普遍利益作為推論的起點，避免太多的道德教誨。
中國政治與中港區隔
在議論中國的民主化和香港是否相關前，我想先退一步，問一問中國實行任何一種政治體制，結果會否和香港相關。畢竟政治體制不只民主一種，中國也可以走向獨裁、民綷、帝制，甚至是無政府主義也有可能。而這條問題背後，自然是我們能否避免中國的公共政策影響到香港。假若能夠避免的話，純功利出發，香港人大可以懶理中國大陸發生的任何事情。
如果我們接受政治狂想，我們可以猜想有日香港忽然獨立，然後封鎖所有往來中港的口岸，把深圳河挖闊10倍，再在河中放養大量毒蛇和鱷魚、在后海灣和東坪洲放生殺人鯨和大白鯊，以求全面「中港區隔」。然而就算我們瘋狂得做盡上述各點，中國還是會影響到香港的。最起碼，空氣中的污染物還是會漂過來，酸雨還是會降在香港的土地上。這點現在的日本和南韓也要面對，不見得香港獨立就可以解決問題。就算我們如黃子華的笑話所述，「興建一個巨型避孕套把整個香港罩起來」，萬一台山核電廠發生什麼事故，香港人還是要面對輻射威脅。單是核電安全這一點，已注定香港人沒有忽略中國的空間。
香港地處中國南端，這是個不能靠政治立場改變的物理現實。忽視中國雖然是不少香港人的主觀願望，客觀上卻不是一個選項。那些「就讓他們自生自滅」的說法，先不談人道主義和普世價值的角度，從現實利益出發也不符合香港本土利益，不可能真的成為香港政治運動的指導思想，只可能是意氣說話。
我們可以認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的大救星，有能力解決中國的各種問題（無論是環境、人口、經濟還是社會），不用害怕帶來的界外影響；又或擔心中國經濟危機會拖累全球，進而影響香港，所以就算對中國政府有諸多不滿，還是會關心其政策，甚至希望引導其變革。上面兩種相反的態度，都比忽視中國要來得現實。既然我們活在一個全球化年代，香港本身是一個面向全球的地方，單方面聲稱「中國和香港不相關」只是「空想本土主義」，是對香港本土利益不負責任。
從本土利益出發，我們要思考的是專制中國還是民主中國更有機會叫停不安全的核電項目，更有機會革新食物安全，好讓大陸人不用跑來香港買奶粉，和更有可能通過自由媒體揭發沙士（SARS）爆發阻止疫症蔓延。正如民主俄羅斯對烏克蘭會是一件好事，後面不是什麼國族認同或普世價值的追求，而是鑑於現代民主國家之間的戰爭並不常見，純粹出於自身安全考量也該鼓勵。只要我們把思考回到日常生活當中，民主中國固然和香港相關。
中國民主化和香港民主化
近年來常常聽到來自本土立場的觀點否定中國民主化和香港的關係，很大程度上出自對所謂「民主回歸」的煩厭。當中的爭議，以不滿「中國沒有民主香港也不能有民主」這說法最為熱烈。我對這些圍繞決定論的爭議不感興趣。世事如棋，例如愛沙尼亞脫離蘇聯獨立之後，成功走上穩定的多黨民主政治，而俄羅斯今天仍受專制所限，愛沙尼亞可謂「民主回歸」的反例。不過想深一層，愛沙尼亞獨立前夕，無論是蘇共下的愛沙尼亞或是俄羅斯都有大幅民主化，一些所謂「中國崩潰然後走向港獨」的沙盤推演往往以前蘇聯為模範，卻忽視了這一點。再者，如果我們真的要向東歐看齊的話，白俄羅斯從蘇聯獨立後走向獨裁，說不定到了俄羅斯走向民主的一天，仍然會繼續獨裁。世史上獨立從來不是民主的保證。我反對決定論，無論是哪一邊的決定論。
相對於抽空的討論，不如我們實際一點，先分析中國政治體制和香港民主化的基本關係。
香港的民主路今天好像是離開目標越來越遠，原因出在何處，必然要結合到中國特別是中央政府的權力分析。今天的中國政權和金權分不開，既得利益集團利用權力結構上的不平等來牟利。香港是這個權力利益鏈的重要環節，香港政府本身就算沒有掌握一定的內幕，最少在如金融政策上也可影響到其運作。如是者，確保香港政府對北京馬首是瞻，對權力利益鏈的持續至關重要，這也是我眼中香港沒有普選的最根本原因。反過來想，到了中國民主化的一天，這個權力利益鏈也就不存在，甚至會被清算，這個阻礙香港民主化的理由也自動消失。
第二個香港未能民主化的原因，就是既得利益集團擔心香港的民主化會使香港成為推翻他們的基地，也就是所謂的井水犯河水。他們不想被推翻、被清算，就要防微杜漸、就要維穩，而香港就是這個維穩結構的其中一環。到了中國民主化的一天，政權經民主選舉每隔一段時間便會被「推翻」一次，同樣也就不再有「推翻既得利益集團」這問題了。
我既不會說一定要中國有民主香港才有民主，也不會說香港和中國「劃清界線」之後便自然會有民主。但從當前的政治分析出發，民主中國可掃除香港民主化當前面對的根本障礙，這是事實。
中國民主化會否危害香港
然而恰恰相反，近年流行的說法並非民主中國對香港有利，而是有弊。這種說法有兩種進路。第一種是認為中國「民智未開」，推行民主也只會是半桶水民主，會引發社會動盪並影響到香港穩定。第二種則認為中國民間信奉中央集權，國族主義橫行，民主中國會變成民粹主義中國或軍國主義中國，將會敵視香港的特殊政治經濟地位，對香港不利，例如會取消對香港的移民限制，甚至把整個《基本法》廢掉。
在網上，我們不難在中國大陸的網站找到攻擊香港的留言，讓香港人擔心即使中國有民主，對港政策也不見得會更為公道。冷靜下來想一想，基於網上言論去決定我們對民主中國的理解，恐怕有點兒戲，更遑論要把整個香港的未來押上去。事實上，我們同樣不難在中國大陸的網站找到同情香港情況和羨慕香港制度的留言，單方論證沒有多大意義。回到現實世界，卻見中國大陸異見人士為了聲援香港民主運動而被捕坐牢，代價比香港人聲援他們要大得多。
除了論據問題，我還想再進一步從論證上探討「中國民主有害論」，因為它的問題不止於對中國民情的片面理解，更在於三個基本盲點：第一，我們該站在怎樣的參考點看待民主中國可能帶來的問題；第二，這些問題本身從何而來；第三，民主中國不同形態的可能。
第一點很簡單，就是當我們擔心民主中國對香港可能不利的時候，別忘了專制中國對香港必然不利。我不會寫包單說民主中國會有多美好，只想提醒想像中對民主中國的擔憂，現實中的專制中國已經在對香港實行。專制中國比民主中國有更大誘因保護香港自主嗎？我完全看不到。專制的定義就是控制，本質上就和自主相矛盾。民主中國最起碼是一個可塑的未來，專制中國則正如上文所述，是一個無從區隔的現實。專制中國明明已經在撕毀《基本法》，卻走去擔心民主中國有可能不跟隨《基本法》，未免離地。
第二點，如果我們擔心中國國族主義高漲，則我們首要應分析中國國族主義從何而來。研究近代中國政治的學者對此已有相當充分的結論：現存的中國國族主義，是由八九民運後中共為了鞏固政權所推行的愛國主義教育所激化出來的。今天的憤青文化，在中國不是自有永有的。即使近至1980年代，中央電視台紀錄片《河殤》還在宣傳中國應該變成「海洋文明」，擁抱普世價值。八九民運後，專制中國有意識地把社會不滿轉向國族主義。我們可以看到「打倒日本鬼子」的遊行示威，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其他議題的遊行示威都被禁止了，只有這個沒有被禁，也就是所謂的「愛國無罪」。近年來中央媒體廣泛抹黑香港社會的方方面面，同樣是出於這種轉移視線的策略。香港人擔心中國國族主義會危害香港，便應首要正視中國國族主義和專制中國的共生關係。現實是當前的國族主義由專制催生，而國族主義和專制這個配搭已經在損害香港。如果我們不談論和挑戰這個問題，卻反過來走去擔心國族主義會有可能使未來的民主中國變質，同樣未免離地。
順帶一提，如果看到一些中國國族主義的表象，便誤以為中國人不想追求民主，則同樣是受中共的信息審查所蒙蔽。中國大陸各種群眾運動無日無之，從各省市大規模的反PX示威，到鄉鎮村落的收地糾紛，如果中國的普羅大眾都樂於被中共管治，又何必每年花費千億維穩？事實是愛國的言論不怕講，反抗的言論被審查，出來的聲音就是一言堂。外面的人如果不明所以，便會以為中國人都是不懂自省。香港人無論是要建設民主中國還是香港獨立建國，都要有能力看穿這一點。
這兒也回到先前的核電廠實例。現在中國仍常聽到「發展是硬道理」的說法，但如果因此就假設民主中國都會保留危險的核電廠，是漠視了中國大陸的綠色團體如何受到打壓，使得他們難以宣傳理念。沒錯，專制國家或民主國家都可能發生核意外，但在蘇聯的切爾諾貝爾爆炸後，要到了兩日後1000公里外的瑞典偵測到才獲官方證實，影響要到蘇聯倒台後才得到客觀的評估；相反，美國的三哩島意外，卻引發了一整代的環保浪潮，僅僅是意外後的五年就有51個核電廠的建設被取消，及後美國的核電容量停止增長了20年。如果真的要以三哩島作為例子，我們學到的就是民主制度給予空間讓公民社會改變民心，帶動改革。城堡總是由內部打破的，我不知道民主中國何時實現，但別忘記我們聯全球之力也未能阻止北韓發展軍用的核設施，妄想未來香港獨立後可以外交制裁來關閉中國的民用核設施，後者似乎更為天方夜譚。
第三點，現在流傳的「中國民主有害論」都假設日後的民主中國將會是中央集權，卻沒有對此提供任何論證。然而如果民主中國實行各種形式的權力分散，這個憂慮即已大打折扣甚至不復存在。從歷史去看，中國的中央集權都是來自專制鞏固政權的需要，反而民初的割據時代還推崇過聯省自治。從當代中國政治去看，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也不見得如表面上的一面倒，分稅、福利和戶籍等的問題無日無之。憤青喊統一可以叫得很響亮，但說到異地高考則恐怕會立即變臉了。凡此種種，可見假設民主中國必然是一個中央集權的中國，未免是對此問題想得太簡單。
港人有否餘力建設民主中國？
最後一種批評，本質上不排除民主中國對香港可能有正面意義，只是民主中國這個題目太宏大，認為香港人貢獻不了，應集中精神於本土建設。這點在六四悼念活動中特別明顯，批評者往往怪責悼念活動消耗了反對力量，所以認為六四悼念活動不單無益，更是有害。細心分析，這種批評其實要有三個前設才能成立：第一，反對力量有限而且不可能擴增；第二，行動消耗巨大；第三，行動沒有成果。這三個前設缺一不可，因為只要反對力量不是如想像中有限，或行動消耗並不巨大，或行動並非沒有成果，三者任擇其一，就已不用再爭執「有否餘力」這個問題。
我們即管每一個前設分析一下。如果說反對力量有限，是如何有限呢？到維園出席晚會的身體上是否有一個計數器，每年只可以參加一個政治活動，所以我們要確保他們的參與要有成本效益呢？然而就算是這樣，那麼即使沒有維園晚會，他們還有可能參加其他批評者認為是不必要和沒有成果的政治活動，「浪費」了他們的政治能量。如是者，批評者是否要走去逐個譴責這些活動的主辦方？退一步想，這個逐一譴責的行動恐怕本身其實也甚無效率，若果我們真的要問成本效益，我們做的應該是調校一下這些人身上的計數器，讓他們多參加幾個活動。換言之，我們要「做大個餅」。
至於行動消耗巨大。維園晚會不過是一年一個晚上，這消耗怎可能算得上巨大呢？一年還有364個晚上可以貢獻其他事情，晚會內容也從來都沒有勸阻出席者好好利用其餘的364個晚上，反而有不少團體會在晚會場外宣傳他們在另外364個晚上做的事情，鼓勵出席者關注和參與。相對消耗一說，我反而認為維園晚會有壯大反對力量之效。
也讓我在這兒提一提，在維園晚會的「行禮如儀」以外，香港其實有很多人是身體力行的建設民主中國，例如有些朋友真的跑遍全國各地，組織基層環保團體。我們很少會聽到他們的故事，因為他們自己不會走出來大事宣傳他們的工作，而原因也簡單：他們不單止自己不想被抓，更不想連累在中國大陸共同努力的機構和戰友。事實是每天都有異見者被問話和被帶走，這些地下攻防一直都在發生。至於他們做的事情是有效還是無效？中國的問題何其複雜，誰有膽量定義什麼是有效或無效，只不過是在顯露其傲慢與無知。最起碼他們在最前線做他們認為值得做的事，這已值得我們尊重了。一年花一個晚上跟他們說聲「加油」，無論怎樣算也說不上是浪費時間和精力。
這兒就涉及「有沒有成果」的問題了。成果二字，在乎我們如何衡量，例如六四悼念活動當中雖然常常高喊「建設民主中國」的口號，但如果以這句口號有沒有直接促使民主中國來評論成效，則未免捉錯用神。這句說話的目的，在於鼓勵那些在地建設民主中國的人，所以評論成效的準則應該是那些我們要鼓勵的人是否感到鼓勵才對。而在這點上，我們有太多太多證據證明有效。
再進一步，如果「中共害怕」是一個行動成敗的標準的話，則中共最害怕的是什麼？任何專制者的最後一個惡夢，就是被推翻和被清算，沒有一個惡夢比這個更大。所以香港的民主運動甚至港獨對中共來說都不是最可怕，而是這些思潮和行動傳回中國大陸，激發中國大陸人民的覺醒，對中共才是最可怕。說到這點，維園晚會的力量就更不容忽視，因為它簡單、純粹，容易讓中國大陸的人民感受得到。符號很重要，因為正如建設本土需要符號，民主中國同樣需要符號。
我明白到有些朋友很介意香港人參與八九民運時大量的國族主義措詞，就連支聯會的全名也包含愛國二字。但如果我們因此就覺得有必要杯葛支聯會的所有活動，則未免太看不起維園晚會當中數以萬計的參加者，以為他們一年參加一個晚會，唱幾首歌，就會被洗腦愛國。事實上，過去多年來我都見到各式各樣台上台下「騎劫」維園晚會的嘗試，深化討論，拉闊影響。活動的意義，永遠由參與的人去賦予。
最後，請記住：香港有700萬人。香港有700萬人。香港有700萬人。對，這句話太重要，說三遍也不足夠，得再說一次：香港有700萬人。我們的能力並不是這麼有限，毋須在本土建設和民主中國之間二擇其一。前文已經充分論證民主中國起碼不見得比專制中國對香港自主更為糟糕，既然有香港人自己選擇想去建設民主中國，便和想專注本土建設的各有各做好了。難道我們在解決香港的醫療問題之前，所有參與無國界醫生的義工都該因為沒有堅持本土優先而要受到譴責嗎？
走向多層面的抗爭
圍繞六四悼念活動的爭議，很多時候都被認定為世代之爭。無疑，不同年代的香港人擁有不同的抗爭經歷。早在2010年「五區公投」的時候，就有分析指出在年輕人的眼中，認為「變相公投」可以向中央說不，但對於那些1980年代開始一直也在各級選舉投票的香港人，他們認為自己每一次投票都是向中央說不。新一代覺得舊的沒用，上一代的卻不認為新一代提出的有什麼新意。
經驗的溝通是重要的，但任何討論如只囿於個人經驗也是不足的。畢竟對六四悼念活動的批評並不限於經驗的抒發，更是對過去抗爭進路的批判，並聲稱要提出新的進路。既要破舊立新，那麼的新的進路也該受到審視，最起碼也應該符合它自己的標準。以本土利益出發的進路，最起碼不應該帶來違反本土利益的結果。這樣，我們才能超越世代之爭的框架，少擺一點立場，多講一點道理。這就是我寫這篇文章的原因。
讓我們總結一下：
第一，無論我們喜歡與否，也無論我們正視與否，中國的問題都會影響到香港，忽視中國不是一個選項，只是「空想本土主義」。
第二，在專制中國和民主中國之間，專制中國產生的問題是確切和當下的，抽空地抨擊民主中國並阻撓別人尋求未來中國的不同可能，是脫離現實。
第三，本土建設和民主中國無論在綱領上和資源上都不是必然矛盾，相對於互相攻擊，更應該「做大個餅」，鼓勵更多香港人參與其中。
換句話說，相對於「專注本土，漠視中國」，我反而認為應該「因為本土，介入中國」，理由和國族情懷沒有絲毫關係，純粹是因為中國大而且近，其影響無從逃避。你有自由去推動港獨，我沒打算爭議這一點，但也請不要因此漠視中國。
政治要思考本土立場，天公地道。但我們也得明白有些出於本土立場的觀點被批評，並不一定因為批評者不認同本土立場，而是因為懷疑觀點雖然出自本土立場，實際上卻對本土利益有害。本土立場要成為主流，要在抗爭中帶來實效，就要受得起這些批評，自我完善。
香港人追求民主中國，不一定是因為愛國主義作祟，也可以是因為理解到專制中國是香港人受到各種壓迫的重要一環。兩制之下有社區，一國之上有全球，這樣一算已經有四條不同的抗爭進路。我們沒有需要透過批評別人的進路來證明自己的正確。相反，我相信每一條進路都重要，而且互相扣連。全面的抗爭，才是真正捍衛本土利益所必須。
（梁啟智，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地理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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