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週年 編讀手記 廣場

讀者來信:我怕他們毫無預感,在溫暖中大難臨頭

我看到模糊間,所有人都在打擦邊球的熱鬧,越來越多人質疑紀念六四是一種莫名其妙的狂歡。


【編者按】這位一九八零年代末出生的讀者,學生時代模糊的「六四」認知在做記者後,成為一次次驚險、不安、堵塞的經驗:與國家機器周旋,見證各種「六四」親歷者的現狀......面對正在被各種力量消解的「六四」記憶,她害怕遺忘。

1989年5月14日,北京學生在天安門廣場集會。
1989年5月14日,北京學生在天安門廣場集會。攝:CATHERINE HENRIETTE / AFP

高二那年的一天下課,我把語文老師堵在講台上,問他「六四」是什麼。這個老師瘦削斯文、帶着眼鏡,會在課上放電視劇版的《紅樓夢》;學生嘗試經典高考作文以外的寫法,他會毫不吝惜地打高分。這個老師眼神略帶躲閃地說:「『六四』啊,就是學潮啊,學生運動啊。」什麼是學潮?他沒有回答下去。

高三那年的一天下課,我和幾個同學又把歷史老師堵在了講台上。這是個和氣微胖的老師是年級歷史組的組長,中共黨員。他面帶曖昧笑容,反問說你問這個幹什麼?我說在別處看到,不太懂,他說我告訴你呀,我當年就在北京上學,要是真發生了什麼事,我現在能在這裏教書嗎?

可是老師,我根本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呀。

彼時大學,網上論政還不普遍,青年網友喜歡發些擦邊球,和審查鬥智鬥勇,也以此認識政治傾向相似的網友,一旦被封殺就破口罵娘。上海的阿明,偷偷摸摸自印了幾件T恤,是王維林提着塑料袋站在坦克龍前那一場景的樂高積木模擬圖,寄了一件給我。

其他問了這個問題的同齡人,可能倒霉得多。阿鹽就讀於一所師範大學,某一年「六四」,他自己一個人,安安靜靜地帶著蠟燭在學校操場點燃,不一會兒就被人帶走,找上門的除了校領導,還有數名便衣。

從此,國保每年都會找他回訪,笑嘻嘻地問他的近況和思想覺悟。他陷入抑鬱等一系列情緒疾病之中。畢業後,他一次又一次面試,每走到最後一步,政審再也過不去,永遠無法去正規的學校教書,只能輾轉就職於各種城中村學校。

有一次他與國保喝茶完之後,寫了一篇文章,詳細講述他當晚如同吃了蟲子一樣噁心得無法入睡,半夜從被窩焦慮地爬起來,想自殘,想跳樓,最終找了最健康的發洩方式:他拿著棍子劈爛了一顆西瓜。果肉橫飛,他知道國家機器將追隨自己一生,他將度過無數個這樣的夜晚。

他知道國家機器將追隨自己一生,他將度過無數個這樣的夜晚。

我來香港讀書,Facebook添加了一批社運人士。2011年我第一次與楊匡出來吃飯,1967年生於廣州的他,嘻嘻哈哈地跟我說,他當年「六四」之後,因為保護錄像帶出境和協助民運人士出國而被捕入獄,關了15個月。

我們此後在網上不時聊天,直到我第二年在新聞上看到「啟豐二號船長」的名字。 我說你怎麼突然跑去保釣登島去了! 他嘻嘻哈哈。又過了一年,我和他在北京見面,他依然意氣風發,以遊戲打怪升級的思路,大談如何與內地維穩機器周旋,用一個「玩」字形容。

見面次日,他和劉沙沙跑到被軟禁的劉曉波太太劉霞家樓下大喊大叫,送上婦女節祝福,當時成為一樁大新聞。後來他因偷越國境在深圳被捕,出獄後與劉沙沙結婚,兩個人申請難民,輾轉從東南亞偷渡,前往加拿大。剛剛在加拿大安頓不久,他就查出了鼻咽癌,接受化療。

2012年,維園的集會結束後,我跟著幾個前輩去吃夜宵。彼時內地一個微博大V,因為對某著名企業揭黑,被追擊到飛越國境線。席間,他手裏拿著一朵白色的編織花朵,說是場內一個香港女學生給他的,他想帶回去,又怕在關口被扣下,因此想留給在港的人。

坐在他旁邊的一個內地毒舌樂評人,指着他對我說,「你知道吧,他當年就在現場絕食,開槍的時候他剛好暈倒被送進醫院了。 」我仔細想想,應該算是撿回一條命,逃過一劫。大V眨着他的大眼睛,笑笑不說話。想來與他結伴絕食的人大多凶多吉少。

那之後不久,我幫香港的媒體做新聞。2013年我在北京訪問茅於軾的講座,因為毛左的搗亂,講座取消,反而在場認識了幾名從各地趕來的聽眾。中年成功企業家錢先生,當年是北京某高校學生。

我和他走在他的校園裏,他指著空蕩蕩的道路、樹木和景觀植物,說這裏!就是當年貼滿大字報的地方!他和他的同學一樣,在宿舍床位的枕頭下留下一封短短的遺書,每天興沖沖地趕往集會現場。

他是帶紙筆去的,因為每天都有人在演說、交流,他說他在這裏聽到了孟德斯鳩、盧梭,以及好多政治哲學的概念。說起這些,他眼睛放光。屠城當晚,他和兩個男同學在亂葬崗一般的大街上走了好幾里地,才到達安全的地方,在有些路口甚至就有子彈擦身而過。

「我們就蹲著那邊,子彈從我們屁股後面飛過去了!嘿嘿!」說的時候,他絲毫不恐懼,反而有些興奮,重新煥發出年輕時代的光芒。 他所在的高校死了一、兩個人,他灰頭土臉逃回家鄉,20多年來至今,他每年「六四」,都堅持斷食24小時。

他說自己堅持踐行,小處從我做起,做一個高尚的人,從不亂丟垃圾到善待員工,嚴格教育自己的孩子,以把改變延續下去。他滿心希望,認為新上台的中共領導會在任內一定提出平反,說起這些他眼睛放光。彼時是2013年。

2013年,某大型音樂節負責人高層在境外講座。聽了講座的朋友複述,負責人提到了他八九期間在街頭的故事。由於不是第一手消息,我記不太清楚,他似乎是將學運與音樂節做了某種類比。

去年「六四」,零點剛過,他在朋友圈發了裴多菲的一首詩:「姑娘,假如我什麼都不做,我就沒有資格將你獲得;愛情需要愛情來交換,我愛你呀,恰似你熱愛祖國!」

同樣在2013年,6月3日下午,我從北京木樨地地鐵站的人行道上經過。那裏停着警車和穿制服的警察,還有一排身穿老土便裝,耳後有一根電話線的男子,他們蹲在路邊抽菸,東張西望,流裏流氣。

一名年輕警察將我攔下,說小姐我認識你。

一名年輕警察將我攔下,說小姐我認識你。我說我不認識你呀。他說他在之前一個採訪活動見過我,我是香港記者。

說話間七八名便衣和警服將我圍住,一名女警手持DV機拍我,她身後一名微胖男子手持單反相機拍我。拍完我的人,就要查我的證件,拍我的身份證和記者證。

我當時心態,猶如一個對付教導主任的壞學生,拿出相機與他們對拍,每一張都拍到了制服警察,他們沒有一個躲鏡頭,而便衣人員,尤其拿單反的,則全部在我相機拿起的一刻躲遠,消失在制服警察的背後,樹的背後和模糊的背景中。經過的路人頻頻側目,沒人敢駐足。

糾纏數分鐘,一名穿得稍微整齊乾淨點的便衣頭目,凶神惡煞地對我說,你現在馬上離開,我笑嘻嘻反問,為什麼要離開,我現在不正在路上走嗎,你們把我圍住我怎麼離開?

他聲音抬高八度,說你現在為什麼會在這裏我們心知肚明!你必須馬上離開!我說心知肚明什麼?我不明白呀。(可是老師,我根本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呀。)

他說,你不明白我們換個地方慢慢說明白!

好呀好呀,我馬上離開,回到住處我就把這段經歷寫下來發回香港,成了「六四」當天的頭版頭條。寫稿期間,兩名自稱是出入境管理局的年輕男人不停給我打電話,說想要晚上跟我聊聊天,得知我在北京採訪,互相瞭解照顧,支持一下我的工作。

我寫完稿件去跟他們聊了2個多小時,兩人有一搭沒一搭地東拉西扯,問我公司情況,我跟他們說我就寫寫文藝報導,他們就說他們挺熟宋莊。我回到住處,家中的朋友說,我出門後,門口一直有腳步聲走動和試探,直到洗衣機轟鳴的聲音被打開。

2014年雨傘運動前,那兩個男人還來了香港,想要來找我。其中一個給我發了條whatsapp:「美女你好,我是XXX!還記得我嗎?」這些人太不敬業了!連我名字都喊不出來,想約我見面的男生那麼多,誰記得你是誰啊。誰年輕的時候不是跩上天,連國家機器都不放在眼裏呢,他們也曾像我一樣跩上天,沒有想到自己根本沒有未來吧。

誰年輕的時候不是跩上天,連國家機器都不放在眼裏呢,他們也曾像我一樣跩上天,沒有想到自己根本沒有未來吧。

2014年,我參加一個境外文藝活動,一位大陸導演為我們演講。他瀟灑風流,作品票房極高、獲得不少國際獎項。分析完作品,在觀眾的追問下,他說起自己在學運時還是大學生,和一名負責照顧傷員的姑娘如何在北京街頭相遇、相愛的故事,講述的時候,語氣中略帶一絲醉意的回味,血色浪漫,在場的學生們嘖嘖驚嘆。這是我聽過的六四故事中,唯一一個不那麼慘烈的。

2014年4月,胡耀邦逝世25週年,我前往江西共青城的胡耀邦陵園。胡耀邦三兒子胡德華幾乎算是家族中應對媒體的代言人,作為前總書記的後裔,他出入被地方官員和助手簇擁,回答問題時也帶著那個地位的人特有的成熟狡黠。

胡耀邦忌日前一天,在酒店舒適的會議室中,攝像機鏡頭前,胡德華被問到「六四」,先鋪墊了一個「當時在國外不清楚情況」的大前提,然後又表態說當局應當給學生一個歷史評價,給死去的人一個說法。

次日的祭祀活動,鮮花堆滿了陵墓,在與一大批官員、企業家的獻花、鞠躬、致辭、合影、採訪的流程之後,他和幾名助手坐在紀念館對面的凳子上休息。我跟他說起今天祭拜其父的人數之眾,他突然一改嫻熟腔調,一字一頓地說:

「一切有良知的人都會記住他。」

我離開共青城前,在酒店門口和他道別,克制地向他表達了青年一代依然有人在記住他的父親。他又恢復了那種嫻熟自如,親切地向我道謝告別。後來想想,跟他說過類似的話的人應該很多。

在訪問胡德華的前一天,我裝成遊客到陵園踩點,與裝成遊客的有線電視記者林建誠不期而遇。我們忍着笑,裝作不認識對方,結果還是在陵墓前碰面。導遊說,你們是不是同一個地方來的,口音怎麼那麼像。我們在她面前假裝認識了一下,後來一起走出陵園,笑得上氣不接下氣。

林建誠是在香港傳媒界跑中國線非常資深的記者,那年他得知因八九民運入獄22年的李旺陽刑滿出獄,於是與他聯繫訪問,談論當年。那個訪問6月2日播出,採訪中李旺陽雙目失明,但思路清晰,口氣堅定:「六四必須平反!砍頭也不回頭!」

6月6日,李旺陽就被發現吊死在醫院,警方說是自殺。行內都知道,這是誠哥心中的痛。他與李旺陽的妹妹雙雙在電話中痛哭,接受同行訪問也常常失控,說自己無法控制情緒,「如果不滿意採訪,可以殺了我啊!」

事情發生後,他不願意休長假,更不願意換工作。 完成了採訪之後,他在酒店請我吃了一頓牛排大餐,說起當年「六四」發生之後,他辭職了,隻身從澳門到北京,穿得落魄不堪,像個流浪漢一樣,在北京度過了一段時間。他說,他就是想站在那兒,生活一下,感受一下事情發生時是什麼樣子。

6月3日晚上,微信紅包發不出帶64和89組合的任何數額紅包,連另一個時代的人物「劉和珍」都成了敏感詞,好幾個微信群都在聊這件事情。各種聲音在朋友圈開始出現,有人質問這種擦邊球式的全民紀念是不是「一場莫名其妙的狂歡」,有人認為不應該煽動別人獻出生命。

可是怎麼樣算煽動呢,我在那個滿是北京青年精英的同齡人微信群組中問,假如群內諸位早生幾年,20幾歲,通過自己的獨立思考,又會是怎樣的光景呢?「那估計這個群就團滅了,」他們說。

然後,有人發了汪海鳴的一首詩《年輕人,你可別哭啊》,我受到觸動,轉發到一個記者和知識分子為主的群內,一個前輩媒體人哭得不能自已。我對那群同齡朋友說,隔壁有位媒體人看那首詩看哭了,其中一個回答,那媒體人的G點也太低了吧。

後來大家聊到夜深,兩個群的人都相繼睡去,那個哭了的媒體人說,他今晚要守夜。「替死去的同學守夜」。

我不知道動用國家機器去令人遺忘一個事件的力量可以有多強大,但我看到的是,在這種看似所有人都知道,所有人都在打擦邊球的熱鬧下,有太多人在質疑這是不是一種「莫名其妙的狂歡」了,會對紀念者提出這樣的問題,本身就是遺忘的一種表現。

沒有比人更珍貴的事物,也沒有比失去人更為慘重的損失了。因此我們這一代人,即使再怎麼樣疼痛,都不應把腳從那條河流中抽出來。而不陷入刻奇的唯一方式,就是貼身去感受「人」的故事。

所以我才希望能夠緊緊攥住每一個人的故事,每一個滿不在乎,意氣風發的青年人的故事,他們的笑容燦爛就像如今的你我一樣,他們毫無預感,在祖國的溫暖懷抱中他們大難臨頭。

吾生也晚,幸運地錯開了那不存在的一天。而我被他們拯救了。同時我也被家鄉放逐了。因此,一半的我永遠苟活於那並不存在的一天中。

兩岸三地 編讀手記 六四週年

2017 年 7 月,端傳媒啟動了對深度內容付費的會員機制。在此之前刊發的深度原創報導,都會免費開放,也期待你付費支持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