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這位一九八零年代末出生的讀者，學生時代模糊的「六四」認知在做記者後，成為一次次驚險、不安、堵塞的經驗：與國家機器周旋，見證各種「六四」親歷者的現狀......面對正在被各種力量消解的「六四」記憶，她害怕遺忘。
高二那年的一天下課，我把語文老師堵在講台上，問他「六四」是什麼。這個老師瘦削斯文、帶着眼鏡，會在課上放電視劇版的《紅樓夢》；學生嘗試經典高考作文以外的寫法，他會毫不吝惜地打高分。這個老師眼神略帶躲閃地說：「『六四』啊，就是學潮啊，學生運動啊。」什麼是學潮？他沒有回答下去。
高三那年的一天下課，我和幾個同學又把歷史老師堵在了講台上。這是個和氣微胖的老師是年級歷史組的組長，中共黨員。他面帶曖昧笑容，反問說你問這個幹什麼？我說在別處看到，不太懂，他說我告訴你呀，我當年就在北京上學，要是真發生了什麼事，我現在能在這裏教書嗎？
可是老師，我根本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呀。
彼時大學，網上論政還不普遍，青年網友喜歡發些擦邊球，和審查鬥智鬥勇，也以此認識政治傾向相似的網友，一旦被封殺就破口罵娘。上海的阿明，偷偷摸摸自印了幾件T恤，是王維林提着塑料袋站在坦克龍前那一場景的樂高積木模擬圖，寄了一件給我。
其他問了這個問題的同齡人，可能倒霉得多。阿鹽就讀於一所師範大學，某一年「六四」，他自己一個人，安安靜靜地帶著蠟燭在學校操場點燃，不一會兒就被人帶走，找上門的除了校領導，還有數名便衣。
從此，國保每年都會找他回訪，笑嘻嘻地問他的近況和思想覺悟。他陷入抑鬱等一系列情緒疾病之中。畢業後，他一次又一次面試，每走到最後一步，政審再也過不去，永遠無法去正規的學校教書，只能輾轉就職於各種城中村學校。
有一次他與國保喝茶完之後，寫了一篇文章，詳細講述他當晚如同吃了蟲子一樣噁心得無法入睡，半夜從被窩焦慮地爬起來，想自殘，想跳樓，最終找了最健康的發洩方式：他拿著棍子劈爛了一顆西瓜。果肉橫飛，他知道國家機器將追隨自己一生，他將度過無數個這樣的夜晚。
他知道國家機器將追隨自己一生，他將度過無數個這樣的夜晚。
我來香港讀書，Facebook添加了一批社運人士。2011年我第一次與楊匡出來吃飯，1967年生於廣州的他，嘻嘻哈哈地跟我說，他當年「六四」之後，因為保護錄像帶出境和協助民運人士出國而被捕入獄，關了15個月。
我們此後在網上不時聊天，直到我第二年在新聞上看到「啟豐二號船長」的名字。 我說你怎麼突然跑去保釣登島去了！ 他嘻嘻哈哈。又過了一年，我和他在北京見面，他依然意氣風發，以遊戲打怪升級的思路，大談如何與內地維穩機器周旋，用一個「玩」字形容。
見面次日，他和劉沙沙跑到被軟禁的劉曉波太太劉霞家樓下大喊大叫，送上婦女節祝福，當時成為一樁大新聞。後來他因偷越國境在深圳被捕，出獄後與劉沙沙結婚，兩個人申請難民，輾轉從東南亞偷渡，前往加拿大。剛剛在加拿大安頓不久，他就查出了鼻咽癌，接受化療。
2012年，維園的集會結束後，我跟著幾個前輩去吃夜宵。彼時內地一個微博大V，因為對某著名企業揭黑，被追擊到飛越國境線。席間，他手裏拿著一朵白色的編織花朵，說是場內一個香港女學生給他的，他想帶回去，又怕在關口被扣下，因此想留給在港的人。
坐在他旁邊的一個內地毒舌樂評人，指着他對我說，「你知道吧，他當年就在現場絕食，開槍的時候他剛好暈倒被送進醫院了。 」我仔細想想，應該算是撿回一條命，逃過一劫。大V眨着他的大眼睛，笑笑不說話。想來與他結伴絕食的人大多凶多吉少。
那之後不久，我幫香港的媒體做新聞。2013年我在北京訪問茅於軾的講座，因為毛左的搗亂，講座取消，反而在場認識了幾名從各地趕來的聽眾。中年成功企業家錢先生，當年是北京某高校學生。
我和他走在他的校園裏，他指著空蕩蕩的道路、樹木和景觀植物，說這裏！就是當年貼滿大字報的地方！他和他的同學一樣，在宿舍床位的枕頭下留下一封短短的遺書，每天興沖沖地趕往集會現場。
他是帶紙筆去的，因為每天都有人在演說、交流，他說他在這裏聽到了孟德斯鳩、盧梭，以及好多政治哲學的概念。說起這些，他眼睛放光。屠城當晚，他和兩個男同學在亂葬崗一般的大街上走了好幾里地，才到達安全的地方，在有些路口甚至就有子彈擦身而過。
「我們就蹲著那邊，子彈從我們屁股後面飛過去了！嘿嘿！」說的時候，他絲毫不恐懼，反而有些興奮，重新煥發出年輕時代的光芒。 他所在的高校死了一、兩個人，他灰頭土臉逃回家鄉，20多年來至今，他每年「六四」，都堅持斷食24小時。
他說自己堅持踐行，小處從我做起，做一個高尚的人，從不亂丟垃圾到善待員工，嚴格教育自己的孩子，以把改變延續下去。他滿心希望，認為新上台的中共領導會在任內一定提出平反，說起這些他眼睛放光。彼時是2013年。
2013年，某大型音樂節負責人高層在境外講座。聽了講座的朋友複述，負責人提到了他八九期間在街頭的故事。由於不是第一手消息，我記不太清楚，他似乎是將學運與音樂節做了某種類比。
去年「六四」，零點剛過，他在朋友圈發了裴多菲的一首詩：「姑娘，假如我什麼都不做，我就沒有資格將你獲得；愛情需要愛情來交換，我愛你呀，恰似你熱愛祖國！」
同樣在2013年，6月3日下午，我從北京木樨地地鐵站的人行道上經過。那裏停着警車和穿制服的警察，還有一排身穿老土便裝，耳後有一根電話線的男子，他們蹲在路邊抽菸，東張西望，流裏流氣。
一名年輕警察將我攔下，說小姐我認識你。
一名年輕警察將我攔下，說小姐我認識你。我說我不認識你呀。他說他在之前一個採訪活動見過我，我是香港記者。
說話間七八名便衣和警服將我圍住，一名女警手持DV機拍我，她身後一名微胖男子手持單反相機拍我。拍完我的人，就要查我的證件，拍我的身份證和記者證。
我當時心態，猶如一個對付教導主任的壞學生，拿出相機與他們對拍，每一張都拍到了制服警察，他們沒有一個躲鏡頭，而便衣人員，尤其拿單反的，則全部在我相機拿起的一刻躲遠，消失在制服警察的背後，樹的背後和模糊的背景中。經過的路人頻頻側目，沒人敢駐足。
糾纏數分鐘，一名穿得稍微整齊乾淨點的便衣頭目，凶神惡煞地對我說，你現在馬上離開，我笑嘻嘻反問，為什麼要離開，我現在不正在路上走嗎，你們把我圍住我怎麼離開？
他聲音抬高八度，說你現在為什麼會在這裏我們心知肚明！你必須馬上離開！我說心知肚明什麼？我不明白呀。（可是老師，我根本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呀。）
他說，你不明白我們換個地方慢慢說明白！
好呀好呀，我馬上離開，回到住處我就把這段經歷寫下來發回香港，成了「六四」當天的頭版頭條。寫稿期間，兩名自稱是出入境管理局的年輕男人不停給我打電話，說想要晚上跟我聊聊天，得知我在北京採訪，互相瞭解照顧，支持一下我的工作。
我寫完稿件去跟他們聊了2個多小時，兩人有一搭沒一搭地東拉西扯，問我公司情況，我跟他們說我就寫寫文藝報導，他們就說他們挺熟宋莊。我回到住處，家中的朋友說，我出門後，門口一直有腳步聲走動和試探，直到洗衣機轟鳴的聲音被打開。
2014年雨傘運動前，那兩個男人還來了香港，想要來找我。其中一個給我發了條whatsapp：「美女你好，我是XXX！還記得我嗎？」這些人太不敬業了！連我名字都喊不出來，想約我見面的男生那麼多，誰記得你是誰啊。誰年輕的時候不是跩上天，連國家機器都不放在眼裏呢，他們也曾像我一樣跩上天，沒有想到自己根本沒有未來吧。
誰年輕的時候不是跩上天，連國家機器都不放在眼裏呢，他們也曾像我一樣跩上天，沒有想到自己根本沒有未來吧。
2014年，我參加一個境外文藝活動，一位大陸導演為我們演講。他瀟灑風流，作品票房極高、獲得不少國際獎項。分析完作品，在觀眾的追問下，他說起自己在學運時還是大學生，和一名負責照顧傷員的姑娘如何在北京街頭相遇、相愛的故事，講述的時候，語氣中略帶一絲醉意的回味，血色浪漫，在場的學生們嘖嘖驚嘆。這是我聽過的六四故事中，唯一一個不那麼慘烈的。
2014年4月，胡耀邦逝世25週年，我前往江西共青城的胡耀邦陵園。胡耀邦三兒子胡德華幾乎算是家族中應對媒體的代言人，作為前總書記的後裔，他出入被地方官員和助手簇擁，回答問題時也帶著那個地位的人特有的成熟狡黠。
胡耀邦忌日前一天，在酒店舒適的會議室中，攝像機鏡頭前，胡德華被問到「六四」，先鋪墊了一個「當時在國外不清楚情況」的大前提，然後又表態說當局應當給學生一個歷史評價，給死去的人一個說法。
次日的祭祀活動，鮮花堆滿了陵墓，在與一大批官員、企業家的獻花、鞠躬、致辭、合影、採訪的流程之後，他和幾名助手坐在紀念館對面的凳子上休息。我跟他說起今天祭拜其父的人數之眾，他突然一改嫻熟腔調，一字一頓地說：
「一切有良知的人都會記住他。」
我離開共青城前，在酒店門口和他道別，克制地向他表達了青年一代依然有人在記住他的父親。他又恢復了那種嫻熟自如，親切地向我道謝告別。後來想想，跟他說過類似的話的人應該很多。
在訪問胡德華的前一天，我裝成遊客到陵園踩點，與裝成遊客的有線電視記者林建誠不期而遇。我們忍着笑，裝作不認識對方，結果還是在陵墓前碰面。導遊說，你們是不是同一個地方來的，口音怎麼那麼像。我們在她面前假裝認識了一下，後來一起走出陵園，笑得上氣不接下氣。
林建誠是在香港傳媒界跑中國線非常資深的記者，那年他得知因八九民運入獄22年的李旺陽刑滿出獄，於是與他聯繫訪問，談論當年。那個訪問6月2日播出，採訪中李旺陽雙目失明，但思路清晰，口氣堅定：「六四必須平反！砍頭也不回頭！」
6月6日，李旺陽就被發現吊死在醫院，警方說是自殺。行內都知道，這是誠哥心中的痛。他與李旺陽的妹妹雙雙在電話中痛哭，接受同行訪問也常常失控，說自己無法控制情緒，「如果不滿意採訪，可以殺了我啊！」
事情發生後，他不願意休長假，更不願意換工作。 完成了採訪之後，他在酒店請我吃了一頓牛排大餐，說起當年「六四」發生之後，他辭職了，隻身從澳門到北京，穿得落魄不堪，像個流浪漢一樣，在北京度過了一段時間。他說，他就是想站在那兒，生活一下，感受一下事情發生時是什麼樣子。
6月3日晚上，微信紅包發不出帶64和89組合的任何數額紅包，連另一個時代的人物「劉和珍」都成了敏感詞，好幾個微信群都在聊這件事情。各種聲音在朋友圈開始出現，有人質問這種擦邊球式的全民紀念是不是「一場莫名其妙的狂歡」，有人認為不應該煽動別人獻出生命。
可是怎麼樣算煽動呢，我在那個滿是北京青年精英的同齡人微信群組中問，假如群內諸位早生幾年，20幾歲，通過自己的獨立思考，又會是怎樣的光景呢？「那估計這個群就團滅了，」他們說。
然後，有人發了汪海鳴的一首詩《年輕人，你可別哭啊》，我受到觸動，轉發到一個記者和知識分子為主的群內，一個前輩媒體人哭得不能自已。我對那群同齡朋友說，隔壁有位媒體人看那首詩看哭了，其中一個回答，那媒體人的G點也太低了吧。
後來大家聊到夜深，兩個群的人都相繼睡去，那個哭了的媒體人說，他今晚要守夜。「替死去的同學守夜」。
我不知道動用國家機器去令人遺忘一個事件的力量可以有多強大，但我看到的是，在這種看似所有人都知道，所有人都在打擦邊球的熱鬧下，有太多人在質疑這是不是一種「莫名其妙的狂歡」了，會對紀念者提出這樣的問題，本身就是遺忘的一種表現。
沒有比人更珍貴的事物，也沒有比失去人更為慘重的損失了。因此我們這一代人，即使再怎麼樣疼痛，都不應把腳從那條河流中抽出來。而不陷入刻奇的唯一方式，就是貼身去感受「人」的故事。
所以我才希望能夠緊緊攥住每一個人的故事，每一個滿不在乎，意氣風發的青年人的故事，他們的笑容燦爛就像如今的你我一樣，他們毫無預感，在祖國的溫暖懷抱中他們大難臨頭。
吾生也晚，幸運地錯開了那不存在的一天。而我被他們拯救了。同時我也被家鄉放逐了。因此，一半的我永遠苟活於那並不存在的一天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