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週年 香港

六四紀念館:廣場遺物 內外受困

一邊,涉建制背景的大廈法團把紀念館告上法庭;另一邊,年輕人開始質問:「知道這些就好像知道當年秦始皇焚書坑儒,是很慘,但和我有什麼關係?」


中學生由老師帶同參觀紀念館。
中學生由老師帶同參觀紀念館。攝:吳煒豪/端傳媒

一頂鮮紅色的頭盔安靜地躺在透明展櫃,紅漆已大量剝落,仔細往裏看,頭盔後側破了一個小洞。頭盔的主人名叫王楠,死於1989年6月4日凌晨三時,天安門廣場外的南長街,時年19歲。

離世前,王楠是北京月壇中學高二學生,那天晚上想趕往天安門廣場拍攝,快抵達廣場時,一顆子彈射入他的左前額,從頭盔後側射出。2013年5月,王楠的媽媽張先玲託人從北京,經保密渠道,把這頂自己收藏了25年的頭盔輾轉送到香港。

如今,這頂頭盔成了香港六四紀念館的重要展品,捐出頭盔後,張先玲特別囑咐紀念館,「一定要展出,希望歷史的真相可以透過紀念館,讓全世界看到」。 2014年4月26日在香港尖沙咀一座商業大廈中開幕的六四紀念館,面積不足800平方呎,卻收藏了王楠等遇難學生、遇難工人等一百多件見證六四事件的遺物。開幕當天,中外媒體將這個小小博物館擠得水泄不通,有評論稱之為「世界上面積最小、但影響力最大的博物館」。

然而,兩年後的今天,六四紀念館卻在內外交困中,幾乎無路可走。

一邊是涉建制背景的大廈法團,以雄厚律師費把六四紀念館告上法庭,說他們違規運營,官司至今未能了結;而另一邊,香港本土意識迅速崛起,六四的意義在不少年輕人眼中窄化為中國的一部分,在他們急於擺脱中國的自主路上顯得不合時宜,而紀念館的主辦方香港支聯會,更因為其「平反八九民運、建設民主中國」的定位,以及在這條路上的寸功未進,招致很多年輕人的嘲諷。

說起紀念館的前景,支聯會副主席蔡耀昌有些底氣不足:「不管怎樣,我們一定會做到今年六四之後。」但「今年六四之後」的之後,又如何?誰也不敢保證。王楠的頭盔還能夠「讓全世界看到」嗎?

遇難時,王楠是一名高中生,年僅19歲,遇難當刻正在南長街南口拍照紀錄歷史畫面。他當時戴著頭盔,卻不幸被戒嚴部隊射中,子彈貫穿頭盔從左上額射入,左耳後穿出。
遇難時,王楠是一名高中生,年僅19歲,遇難當刻正在南長街南口拍照紀錄歷史畫面。他當時戴著頭盔,卻不幸被戒嚴部隊射中,子彈貫穿頭盔從左上額射入,左耳後穿出。攝 : Anthony Kwan/端傳媒
王楠學運時用過的頭巾,分別寫上「法制、民主」及「糾察」等字樣。
王楠學運時用過的頭巾,分別寫上「法制、民主」及「糾察」等字樣。攝 : Anthony Kwan/端傳媒
吳向東的遺物,包括其學生證、職工醫療證、書畫墨、電汽車月票、共青團團員證、共青團章程及工會會員證等。
吳向東的遺物,包括其學生證、職工醫療證、書畫墨、電汽車月票、共青團團員證、共青團章程及工會會員證等。攝 : Anthony Kwan/端傳媒
2014年雨傘運動期間,吳向東的母親徐玨托家人拉了一個黑色皮箱到香港,交給支聯會,說希望給歷史「做個見證」。此為吳向東的遺書,原稿仍在北京家中,此位父親謄寫版本,遺書上他說:「我作好了與學生同在的準備,就是死了也在所不惜。」
2014年雨傘運動期間,吳向東的母親徐玨托家人拉了一個黑色皮箱到香港,交給支聯會,說希望給歷史「做個見證」。此為吳向東的遺書,原稿仍在北京家中,此位父親謄寫版本,遺書上他說:「我作好了與學生同在的準備,就是死了也在所不惜。」攝 : Anthony Kwan/端傳媒
支聯會收到市民捐贈的一件北京大學T恤,上面寫滿簽名,包括學運領袖王丹及柴玲的簽名。
支聯會收到市民捐贈的一件北京大學T恤,上面寫滿簽名,包括學運領袖王丹及柴玲的簽名。 攝 : Anthony Kwan/端傳媒
曾參與八九民運、現流亡法國的任畹町捐贈給支聯會的秦城監獄毛巾。1991年2月8日,任畹町在法庭發表了《89民主改革與主權在民:駁反革命煽動罪》,被當局以「罪惡重大,拒不悔罪」的罪名判決有期徒刑7年。
曾參與八九民運、現流亡法國的任畹町捐贈給支聯會的秦城監獄毛巾。1991年2月8日,任畹町在法庭發表了《89民主改革與主權在民:駁反革命煽動罪》,被當局以「罪惡重大,拒不悔罪」的罪名判決有期徒刑7年。攝 : Anthony Kwan/端傳媒
有北京市民輾轉託人捐獻給支聯會的子彈和彈殼,聲稱是六四事件後在北京街道上拾獲的。
有北京市民輾轉託人捐獻給支聯會的子彈和彈殼,聲稱是六四事件後在北京街道上拾獲的。攝 : Anthony Kwan/端傳媒
綁上頭巾,聲援北京學生。
綁上頭巾,聲援北京學生。攝 : Anthony Kwan/端傳媒

上天對這段歷史竟然還留有一份禮物

尖沙咀柯士甸路是韓國美食街,一天到晚人流不絕,白天是上班白領,晚上是泡酒吧的年輕人。沿著這條路一路向前,數著門牌號碼,找到5號,一轉身,拐入一幢毫不起眼的大廈,六四紀念館就藏在這裏的5樓。這是一座商業大廈,名叫「富好大廈」,門前沒有掛紀念館的招牌,一不小心就走過了。

展館的志願工作者張哲梅(化名)介紹說,2014年剛開館時,慕名來客絡繹不絕。其中一半是內地遊客,另一半,有外國遊客,也有香港本地人。年紀稍長的,想來確認這段1989年的記憶是否依然存在;年紀輕的,來看看當年到底發生了什麼,和道聽途說的是否一致。

自1989年天安門事件以來,六四成為中國當代史裏最新鮮、最敏感的黑洞,見證者閉口不談,後輩面對禁忌,或茫然無知,或一邊好奇追問,一邊小心躲閃。

張哲梅看到,在紀念館參觀的內地人,有人拉著行李箱走進展館,看幾眼就生氣地走了;有人憤怒地問館員——「為什麼把學生說得這麼好?為什麼不說他們是暴徒?」;有人看完不斷歎息,「感謝香港,還繼續講這段歷史」;在場館裏忍不住大罵共產黨、與館員分享自己文革經歷的也大有人在。偶爾,這裏還會迎來當年的親歷者,比如自稱6月4日凌晨在廣場執行任務的軍人。

在香港,至少我們還有小小自由,集合世界各地對這段歷史的陳述和證據,就好像是,上天還為這段歷史留有一份禮物。

六四紀念館志願者張哲梅(化名)

1989年,張哲梅也只有6歲,在香港讀小學一年級,但母親天天哭著看香港新聞的畫面對她影響至深。她這樣解釋自己在這裏做義工的理由:「在香港,至少我們還有小小自由,集合世界各地對這段歷史的陳述和證據,就好像是,上天還為這段歷史留有一份禮物。」

但留下這份「歷史禮物」並不容易。

1989年5月21日,時任國家總理李鵬宣布北京戒嚴令的翌日,香港爆發百萬人大遊行,聲援民運學生,「香港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就在這浩浩蕩蕩的人群中宣布成立,後來簡稱「支聯會」,其成員多為泛民主派人士,創會主席是司徒華。

1989年年末,支聯會曾租用油麻地一幢唐樓單位,成立「中國民主運動資料中心」,存放八九民運的剪報、相片,定期向市民免費開放。但數年後,由於被迫搬遷,資料中心停止運營。此後,支聯會的主要工作是籌辦維園六四燭光集會,悼念六四死難人士,從1990年至今,儘管運營經費和人手有限,但集會每年進行,從不間斷。

根據大會統計,1990年參與集會的市民數量約為15萬,此後人數逐漸回落,長期徘徊在數萬人的水平,但到了2009年,六四事件20週年,香港人的六四記憶突然被重新喚醒,全社會熱烈討論六四。那一年,出席六四晚會的人數再次接近15萬人,根據香港三位學者陳韜文、鍾庭耀和李立峰的研究,其中一半是年輕人。三位學者當時預料,六四記憶已從上一代傳到下一代,在香港做到「薪火相傳」。

在這氛圍的激勵下,蔡耀昌說,支聯會內部當時更意識到要加強傳承工作,開始醖釀籌備六四紀念館:「六四是我們這一代人和上一代人經歷的,下一代對六四沒有記憶很正常,這是我們這一代人要負責守住的事情。」

六四紀念館放映關於八九民運「六四」事件的影片。
六四紀念館放映關於八九民運「六四」事件的影片。羅國輝/端傳媒

不過,時任主席的司徒華卻對成立紀念館相當猶豫。「我們搞紀念館,不能靠租,只能靠買,不然隨時被打壓,被趕被逼遷。但這樣一來,開支就會很大,司徒華擔心無以為繼。」蔡耀昌回憶說,當時,支聯會的受薪全職職員只有兩名,大量工作靠義工完成。籌備一場燭光集會需要數十萬元,租用單位做展覽需要幾萬元,這些都還能透過籌款完成,但買一個不足千呎的單位,按2009年的市價需要接近一千萬元,這對於常年靠捐款維持的支聯會來說是天價。

六四是我們這一代人和上一代人經歷的,下一代對六四沒有記憶很正常,這是我們這一代人要負責守住的事情。

支聯會副主席

2011年1月,司徒華因病去世,李卓人接棒成為支聯會主席,再次醖釀籌辦六四紀念館。翌年4月,趁著六四紀念前夕,支聯會租用了香港社區組織協會位於深水埗一個約1000平方呎的唐樓單位,試辦六四展覽,本想試試水温,不料大獲成功。

展覽一個半月,參觀者高達兩萬餘人,最高峰的一天,來了2000人,擠不進展館的人們順著狹長的唐樓樓梯往下排隊,在展館樓下的街道繞成了人龍。籌款成績也相當不錯,一個內地市民專門帶來20萬人民幣現金,當場立即捐款。

乘著這股熱情,支聯會決心在香港籌備「永久六四紀念館」。2012年12月,透過兩年多以來做展覽、搞燭光集會、擺年宵攤位的現場籌款以及個人捐款,支聯會籌足整整650萬港元,最終以借貸方式,買下富好大廈市值900多萬、800平方呎的單位。

支聯會眾人都以為,1989年那一段消失的歷史記憶,終於在香港這片自由的土地上找到一個永久的落腳點。

百般刁難,「永久紀念館」被逼遷移

蔡耀昌還記得,憧憬着「永久六四紀念館」,那幾年很多人將自己珍藏的紀念品捐獻給支聯會。

2012年,深水埗六四展覽期間,劉鋭紹捐出當年香港市民自制的、寫有「痛心疾首」的袖章——1989年5月,香港《文匯報》社論開天窗,刊出「痛心疾首」4 字,批評中國共產黨部署鎮壓學生;而曾去北京報導八九學運的香港記者謝志峰,也從家裏拿出自己珍藏的一件土黃色軍大衣——1989年春夏之交,他在天安門廣場採訪,靜坐的學生將自己身上用以保暖的大衣送給了謝志峰。

到了2013年5月,王楠的頭盔也被送到了香港,同時運來的,還有當時北京市公安局和衞生局開出的王楠死亡報告單,以及他出事時戴著的黑框眼鏡,只有一邊鏡片完整,另一邊,當年已經碎在天安門南長街。

遇難者吳向東生前用海鷗相機拍攝的八九學運時刻。
遇難者吳向東生前用海鷗相機拍攝的八九學運時刻。相片由端傳媒向支聯會借用膠卷掃描所得
遇難者吳向東生前用海鷗相機拍攝的八九學運時刻。
遇難者吳向東生前用海鷗相機拍攝的八九學運時刻。相片由端傳媒向支聯會借用膠卷掃描所得
遇難者吳向東生前用海鷗相機拍攝的八九學運時刻。
遇難者吳向東生前用海鷗相機拍攝的八九學運時刻。相片由端傳媒向支聯會借用膠卷掃描所得
遇難者吳向東生前用海鷗相機拍攝的八九學運時刻。
遇難者吳向東生前用海鷗相機拍攝的八九學運時刻。相片由端傳媒向支聯會借用膠卷掃描所得
遇難者吳向東生前用海鷗相機拍攝的八九學運時刻。
遇難者吳向東生前用海鷗相機拍攝的八九學運時刻。相片由端傳媒向支聯會借用膠卷掃描所得
遇難者吳向東生前用海鷗相機拍攝的八九學運時刻。
遇難者吳向東生前用海鷗相機拍攝的八九學運時刻。相片由端傳媒向支聯會借用膠卷掃描所得
遇難者吳向東生前用海鷗相機拍攝的八九學運時刻。
遇難者吳向東生前用海鷗相機拍攝的八九學運時刻。相片由端傳媒向支聯會借用膠卷掃描所得
遇難者吳向東生前用海鷗相機拍攝的八九學運時刻。
遇難者吳向東生前用海鷗相機拍攝的八九學運時刻。相片由端傳媒向支聯會借用膠卷掃描所得
遇難者吳向東生前用海鷗相機拍攝的八九學運時刻。
遇難者吳向東生前用海鷗相機拍攝的八九學運時刻。相片由端傳媒向支聯會借用膠卷掃描所得

一年之後,2014年10月,恰逢香港雨傘運動時期,支聯會收到一份更加沉甸甸的廣場遺物。一位名叫徐玨的母親託人從北京輾轉捎來一個黑色行李箱,裏面裝滿了兒子吳向東的遺物——寫於89年5月21日的遺書、日記本、海鷗相機和最後一卷拍攝天安門學運現場的膠捲...... 據徐玨透露,吳向東是北京東風電視機廠職工,因支援學運,6月3日深夜在北京木樨地中槍身亡,時年21歲。

如今,這些物品部分存放在六四紀念館的展櫃中,但更多的,因為展館空間有限,支聯會也缺乏人手整理,還長期封存在倉庫以及借用的教協辦公室兩處地方。

蔡耀昌坦承,支聯會至今沒有為六四紀念館聘請專門的館長或策展人員,展品欠缺良好的鑑定、存檔和保管。而過去兩年時間裏,光是為了紀念館打官司,支聯會已經付出不少人力、金錢。

早在六四紀念館開館前一個月,官司就來了。

2014年3月,富好大廈業主立案法團給支聯會發出律師信,指其利用富好大廈單位作展覽,是違反大廈公契──據大廈公契規定,該商業大廈的單位「應用作辦公室及相關用途」。蔡耀昌辯解,公契定義模糊,而香港傳媒亦查證,此前亦有人在富好大廈中經營酒吧,當時法團並無反對。但法團此後沒有直接接觸支聯會,而是在一個月後,正式向法院入稟起訴支聯會。支聯會應訴,聘請了大律師沈士文。

但對方聘請了更加厲害的資深大律師,曾經做律政專員的馮華健。馮華健律師費不菲,特別的是,這筆費用不是由法團支付,而是全數由法團主席一個人墊支。」蔡耀昌說。富好大廈法團主席巢國超也承認了這一點。

這場官司曠日持久,而且我們越來越發現對方有龐大資源,很難有把握一定會贏。

支聯會副主席

對此,香港多家傳媒持續追蹤,查明巢國超是富好大廈1樓維雅製衣廠的董事,維雅在內地番禺設廠;而巢國超的弟弟巢國明是香港中小型企業商會副會長,同時也是廣西來賓市的政協委員。

「這場官司曠日持久,而且我們越來越發現對方有龐大資源,很難有把握一定會贏,就算勝訴了,對方也可能上訴,官司不知道要打到哪一天。」蔡耀昌無奈地說。

不僅上法庭起訴,日常管理中,法團也對紀念館百般刁難。自2015年開始,法團指令其管理公司,規定進入紀念館的參觀者,一次不能超過20位,另外還要求登記每位來訪者的身份證——在香港商業大廈中,這並不是常規操作。

新規定帶來衝突不斷。蔡耀昌指出,不少內地旅客聽說要登記身份證才能進入六四紀念館,都疑慮重重,有人甚至和大廈管理員發生爭執;也有香港老師帶着一班學生想參觀展館,卻被管理員阻止。2015年4月,巢國超更突然衝至六四紀念館,指進入展館的訪客不能超過20人,要阻止其他訪客進入,館員與其發生爭執。

2015年12月,支聯會常務會議通過決議,考慮來自法團的持續阻力,以及展館本身的空間限制,支聯會決定出售目前的尖沙咀館址,為六四紀念館再覓新址。

這意味著,僅僅落地兩年的「永久六四紀念館」,又要從零開始。

時勢驟變,搬遷後,一切如舊?

為購置新館址,支聯會算了一筆數:賣掉目前館址,可收回約600多萬港元;購置比目前大一倍、約1400平方呎的新館址,則需要支付至少約900萬港元作為按揭首期。和幾年前一樣,這300萬的缺口,支聯會打算面向公眾籌款。

2016年4月15日,支聯會宣布六四紀念館的「擴館眾籌」計劃,目標希望向公眾籌款300萬。但時移世易,計劃公布一個多月以來,香港輿論反應冷淡。在六四紀念館的臉書專頁上,截至發稿時,僅有149人「like」了擴館眾籌的計劃。蔡耀昌拒絕透露目前具體的籌款數字,僅表示「大約數萬元」。

支聯會副主席蔡耀昌。
支聯會副主席蔡耀昌。攝 : Anthony Kwan/端傳媒

過去兩年,當六四紀念館遭受法團阻力之時,香港時勢已經風雲驟變。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自1993年起每年進行六四民意調查,對於「你是否支持平反六四?」,數據顯示自2013年5月起,支持人數持續下跌,2013至2015三年間,支持率分別為62.8%、56.1%和52.5%。而對於「你覺得應不應該解散支聯會?」,支持率則從2011年不斷上升,四年間從15.9%上升到25.6%。

過去數年,香港本地的政改討論和真普選運動熱烈,年輕一代關注本土民主議題,越來越多人認為支聯會抱持守舊的大中華思想,只會拖累香港民主進程。

而紀念館開幕後5個月,於2014年9月爆發的雨傘運動更帶來重要的轉折點:雨傘運動取代了六四,成為新一代香港人對民主運動的重要情感寄託,而運動的失敗也加強了人們的無力感,年輕人對和平抗爭路線失望,也對北京感到絕望。2016年5月,香港大學學生會主席孫曉嵐公開發問:「悼念六四是不是要有一個完結?」隨後,香港11個大專院校的學生會發表《聯校六四宣言》,稱六四事件的重要啟示是「建設民主中國之夢想實難於登天」。

另一方面,自2015年夏天開始,到香港自由行的大陸游客人數不斷下滑。

種種因素疊加,六四紀念館的參觀人數近年急遽下跌:2014年4至12月,參觀人數約為15000;2015年全年,人數為5160,而到了今年,人數僅約為1000(其中二月和三月閉館整修)。

對紀念館的未來,蔡耀昌表示,目前的主要目標是大力籌款和尋求新館址,盡力在2017年的六四紀念日之前,讓「永久六四紀念館」重新開幕。但針對新展館的內容,支聯會還未具體討論。

而且六四紀念館如果再不調整方向,我懷疑,即使搬遷了,也可能會衰落了。

六四紀念館義務策展人林漢堅

環境藝術策展人林漢堅曾義務為第一個「永久六四紀念館」策展,對於正在籌備的新「永久紀念館」,他表示並不樂觀。「在現在香港的政治環境裏,要真的找到一個新地方,沒有現在的問題,不是那麼容易。而且六四紀念館如果再不調整方向,我懷疑,即使搬遷了,也可能會衰落了。」

林漢堅曾組織大學裏學習藝術的學生去參觀目前的六四紀念館,但學生看完,通常的反應是——「這和我有什麼關係?」「他們會說,知道這些就好像知道當年秦始皇焚書坑儒,是很慘,但和我有什麼關係?」林漢堅說。

當初策展時,受支聯會要求,林漢堅在展館門口設置了一個投影儀,投射「平反六四」四個大字,代表展覽宗旨,每位參觀者進展館前,「平反六四」四字都會投映到其身上。但現在,林漢堅擔憂,正是這種「離地感很強」的設計,阻礙了年輕一代對這段記憶的接受:「將來的展館主題是否可以不是這麼直接地說『平反六四』,而是更廣闊地講社會運動或學生運動?例如加入雨傘運動的元素?」

對於新展館,出生於六十年代的林漢堅說不再想參與策展,他轉而建議:「不如全部交給現在學藝術的年輕人去構思,去策劃。」

失去重量的記憶

天安門事件過去27年,今天仍至少有120位遇難學生的母親生活在中國,她們大多是「天安門母親」的成員,手中收藏重要的證物、遺物。支聯會主席李卓人說,早些年,「天安門母親」一直有一個心願,希望有一天能在中國內地辦一座六四紀念館;直到20多年過去了,希望渺茫,她們年事已高,才開始將物品捐獻出來,轉移出中國內地。

因此兩年多以前,2014年年初,六四紀念館籌備之時,守著一箱箱來自1989年天安門廣場的子彈、遺書等物品,支聯會曾經非常緊張,擔心政府會不會想各種方法來打壓,也擔心開館時有人來偷竊,令這些重要證物在香港失落。工作人員甚至想過,在800平方呎的展館裏安裝30多部攝像機來監控。

沒有人想到的是,逃脱了牢籠的記憶,這麼快,就在嶄新的土地上,失去了重量。

(為尊重受訪者意願,文中張哲梅為化名。端傳媒實習記者何郁慧對本文亦有貢獻。)

六四週年 兩岸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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