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本土新潮」系列

馬傑偉與張秀賢對談:兩代人的六四經驗,兩代人的本土

立場上,互相批判只是表層,六四體驗的深與淺、直接與間接,才是身份認同的血肉核心。


編按:「本土文化認同有如潮汐,點滴的情緒與感知積累而成江河。」研究香港流行文化、大眾媒介二十多年的馬傑偉教授如是說。

馬教授是研究香港本土意識、香港人身份認同變遷的專家,近幾年卻開始感到追不上香港變化,一度暫擱時評之筆。在本土浪潮漸見洶湧、迎面撲至的今天,馬教授應《端傳媒》之邀,在「端觀點」與學生一同撰寫系列文章,漫談香港本土,從學生切身感受微觀本土演變,從港人點滴情緒窺看本土新潮。

2015年6月4日 , 港大學生會在港大中山廣場舉行悼念六四晚會。
2015年6月4日 , 港大學生會在港大中山廣場舉行悼念六四晚會。攝:盧翊銘/端傳媒

張秀賢:我的六四教育

先申報,我是1994年出生,未曾經歷過1989年的那段日子。

我家人雖然是民主派支持者,但甚少在家談論政治。直至我升到大學,才知道原來我家人都曾經參與當年的全球華人大遊行。雖然他們未曾出席過支聯會在維多利亞公園(維園)的悼念晚會,對六四的態度到今時今日都未改變過。

我在中二時已經聽過六四事件的經過,但不是太清楚。當時正是2008年,香港處處歌舞昇平,曾蔭權和政府民望高到不得了,中國人身份認同也達至頂峰水平。MSN在汶川地震和北京奧運時,差不多人人也在他們的網名前名加上「汶川加油(心心)」或「京奧加油(彩虹)」。我也跟上了這個「愛國」的順風車,當時真的以為中國會強大起來,認做中國人也是一個蠻自豪的事。京奧在港傳火炬的那天,我和很多同學都穿了紅衣,對在儀式上示威的人都感到很厭惡。我和家人都會看看香港的奧運賽事有沒有票可以買,這種「愛國」的狂熱至今對我印象仍然很深。如果當時已經有「愛國愛港」的標準,我想我和同輩的同學也絕對符合標準,國民教育科也應該取得很高的分數。這樣的愛國情感,我現在想起都覺得有點不可思議。

到了中三的中史課時,中史老師在課上就談到六四的起因、經過和結果,當時是我第一次正式的從老師口中聽關於六四的故事。自毒奶事件爆發之後,我開始懷疑中國人這個身份,當然還是覺得自己是廣義的愛國者,但開始質疑中共的政權管治。到中四的時候,學校週會就由老師在禮堂中播放六四的片段,解釋六四事件的發生,有次更邀請六四舞台在校內演出《在廣場上放一朵小白花》。中四的時候,正值是反高鐵和五區公投發生的時間,加上劉曉波被拘禁。當時我已經開始覺得中國和香港很有問題,這想法也迫使我自己繼續投入關心社會和行動。

第一次出席維園晚會的感受

中四的時候,本身已經很想到維園出席六四晚會,但奈何撞上了中學考試,無法参與其中。到了第二年(即中五那時)司徒華逝世,我家人終於批准我那天晚上出席六四晚會(即使遇上了考試)。記得那年六四的上午,要上生物課,老師本身要教的是化學肥料的內容,但他劈頭第一句就說今天講六四跟化肥的關係。他由中國的化肥在1980年代大幅脹價,背後的官倒現象開始說起,說到他當年的感受,說到哽咽。他在堂上的論說確實令我有點感動,令我對第一次出席晚會有點期待。那天晚上跟老師一起到維園,第一下感覺是很熱,很多人,當年的人數好像到了18萬人的高峰。那晚在維園勉強地坐下,旁邊的人就傳了白蠟燭過來給我點上。默哀環節奏《江河水》,整個場內一片肅穆;到了唱《自由花》、《血染的風采》、《為自由》等兩曲的時候,情緒很有一種解脫的感覺。當然,晚會完結司儀叫出席者明年再出席晚會,確實有點突兀,但那時的確感受到晚會的那種氣氛。

到了第二年,我跟中學同學一起出席,其實那時的感覺跟第一次去差不多,聽演辭、悼念、唱歌,又一年。當年學民思潮舉辦六四晚會後的討論會,有很多上了年紀的人出席,他們都在講1989年在電視機前目擊六四鎮壓的感受。他們一個一個的講,我也慢慢感受到他們所說的氣氛,每年出席六四晚會是他們回憶當年情景的一個場所。同年的反國教運動,六四事件如何在國教科表述,就成了一個非常厲害的武器,最少官方也不能有力地回應這一點。但那時的我,經過了D&G事件李旺陽事件和梁振英上台之後,開始對中共和中國產生反感,那時我已經覺得自己是純正的香港人,不會認自己作中國人。

2013年,討厭被「愛國」綁架

2013年,支聯會將主題訂為「愛國愛民,香港精神」,令我有點倒胃口。一來,我那時對中國、中共已經很反感,很討厭被「愛國」綁架自己;二來就質疑什麼時候的香港精神是「愛國愛民」,產生一種對支聯會的厭惡感覺,好像為了回應北京官員的想法,就要透過六四晚會來表忠,香港人也是愛國愛民的。後來天安門母親丁子霖女士批評支聯會主題不恰當,事件愈演愈烈,支聯會才回應意見修改主題,但那時就覺得那班支聯會的「老人家」其實根本不知道這一代人在想什麼。那年的六四晚會大雨到要腰斬,印象就有點模糊。

後一年,又再出席維園晚會,這次的身份是學生會一員,因此有機會隨學聯上台和參與整個六四晚會。老實說,在台上的感覺跟台下是很不同的,加上那年支聯會找了維權律師滕彪在台上發言,抗爭的氣氛是我這麼多年來最強的一次。那天晚上,就跟學聯大隊連夜冒雨遊行至中聯辦,才可以釋放心中那份在晚會中吸收、積聚的強烈抗爭感。

去年我本來猶豫要去維園還是港大,最終也是選擇去維園,皆因學生會下莊(下一屆學生會)也在維園,也想體會雨傘運動後的維園有什麼感受。我發現這一年除了學生會成員在台上燒《基本法》有點驚喜之外,其他都跟以往差不多。最大問題是發覺,自己開始有意識在正式完結之前離開,否則之後會擠在人群中,難以很快的離開維園。這年早已決定不到維園,參加中大的晚會,也是因為驚覺自己好像不知為何要到維園去。當然,我知道到維園其實可以聲援大陸的維權人士和六四死難者家屬,給他們支撐,但自己確實有點不想再去維園。

對於我而言,反國教、雨傘運動是我參與的最多、最投入的兩個社會運動,六四事件在我心中的重量下降不少。未有雨傘運動之前,還是覺得每年聽聽《自由花》、《血染的風采》、《民主會戰勝歸來》,會有種像跟其他人同行的感覺。到現在為止,我覺得六四紀念館是非常重要的歷史記錄點,六四晚會也是徹底的香港政治文化,但我這兩個月反覆思量,在問自己是不是還需要參與其中。有些為何要參與六四晚會的大道理,我都很明白,但是不是必然參與支聯會的六四晚會,才可以實踐這些理念?團結悼念的意義大點,還是分開不同地點、場合悼念,從歷史反思香港現況重要一點?其實我到今天還未想透。因此,我今年最後決定去中大的六四論壇,希望會有另一種的體會。

(張秀賢,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四年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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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傑偉:請聽聽老一輩的本土分子經歷

部分本土青年批判六四晚會,甚至惡言相向,妄語流傳甚廣,駁辯文章甚多,在此不再轉述。中大學生張秀賢,修讀我教授的本土認同課程,上課下課,不時寒喧幾句。他近幾年參與社會運動,親身經歷六四維園血染的情懷,以至本土浪潮中的種種背逆情緒。我們不約而同的認為,立場表述的文章不少,不如回到個人層面的具體經驗,看看上一代與現今青年如何經歷六四。

立場表態,罵戰之時七情上面,但形勢一變,意見虛浮、轉軚容易。我總覺得,認同就是貼地而行,一步一腳印,整個人投入其中,累積情感,孕育意識,模塑價值,化作自身的核心感知與取態,這一個身份認同過程,生根結果不容易,折枝再造也極為困難。六四與不同年代的本土情懷,大家看穿爭論,努力回到認同經驗的本身,或可減輕意氣渲洩,增進跨代了解,互相認識彼此的本土根源。

須回到實質經驗本身

以前是在數據上知道2008年是國族認同的轉捩點,現在讀張秀賢的成長歷程,從細緻的個人歷史,認知當年的中學生,如何為汶川憂傷、為京奧打氣、為中國自豪,而及後一連串的人權撼事,令青年人一步一步疏遠中共政權。秀賢的「六四國民教育」寫得具體,由老師流淚述史,到親身感受六四晚會,不就是我們上一代見到幾年前,大量中學生湧到維園的盛況!?當年我們這些維園擁躉,還熱烈地宣告,六四薪火相傳成功了,年輕人接棒,平反六四有新一批生力軍。

世事多變,短短三四年間,年輕人掉進反國教與雨傘運動的洪流。對他們而言,六四是轉述的歷史,維園是重複的禮儀,傘運卻是催淚煙的嗆鼻刺激,以及傘後難以排解的集體挫敗與抑鬱。在行禮如儀的晚會與另起爐灶之間,本土青年有他們的盤算。高調批評支聯會,與維園割蓆,追討屠城責任留給大陸「異族」,把本土抗爭留給羅湖橋南方的勇武義士,這種種姿態,或出於政治計算,或出於誇大自身的獨立主體。但回到實質的經驗,上一代的本土情懷,因六四而孕育出來的正義聯盟、對中共極權統治的異議,新一代的本土派,大可以重新檢視,而不必企硬表態,直指「強國悲劇唔關我事」。或反過來,上一代批評「本土分離切斷了香港歷史」。一正一反,撐晚會與反晚會,均要回到本土的經驗本身。

從不問世事到關心政治

論述得以流行,每每事出有因。本土青年疏遠六四也有一段由2008年到2014年的具體過程。立場上,互相批判只是表層,六四體驗的深與淺、直接與間接,才是身份認同的血肉核心。張秀賢道出了他的經驗,也可以請新一代的本土派,聽聽我們老一輩本土分子的經歷:

1989年之前,我是一個頗為「大路」的青年。完全說不上是社運分子。當年的我,看電影、讀小說,文青一個,卻如大部分的港青一樣,不太關心政事,私事為重,公共事務只徘徊於生活的邊緣。我從小到大,少看新聞、不懂時事、不知什麼是歷史。中學讀中史,有如讀西史,無關當下痛癢。殖民地教育,小市民得過且過,就是日常。直到1989年,六四槍聲響起,不關心社會、政治、中國的我,出於一種人性義憤(開槍射殺平民就是惡行),我全情投入了平反六四的運動。遊行之後,我參加了港人自力創立的民主大學,還參加了同學會,及後還想要拍一部紀綠片。由一個不問世事的文青,到一個思考中國與香港命運的六四分子,1989年,是我人生觀、價值觀、本土身份認同的重要年份。從一個身份游離的殖民地小市民,我開始思考文化中國,我為香港人可以挺身而出為公義支援六四民運而自豪。六四是我對冥頑不靈的中共政權滋生反感的重要根源,直到今天對中共的負面情緒也與六四有不可分割的感情聯繫。這二十多年,我研究香港本土身份,八九六四可以說是一個重要的觸發點。

近年經歷新一波本土浪潮

這麼多年,若我身在香港,六四必在維園。但這兩三年,我自己也經歷新一波的本土浪潮。1989年的六四衝擊,第一層是對人性善惡簡單的同理心;第二層是對中國學生、對中國人民的感情認同;第三層是對中共政權的反感;第四層是認同香港激起的集體行動的團結感與正義感。

如今二十多年過去,第一層的同理心仍在,政權掌兵炮,用以保衛國家而不應射殺公民,此乃六四洗禮的上一代的是非判斷。第二層對民間的感情認同漸漸薄弱,因為中國的「民間」,不再是天安門的大學生,而是富起來的中國青年。港人看到大陸學生與旅客橫行世界,產生強烈的差異感。當年六四之後建構的中港民間聯繫已經逐年削弱。第三層對中共的厭惡可謂有增無減。第四層的香港共同體,那種維園作為六四悼念最後橋頭堡的獨特自覺,漸漸疊加了更為直接的雨傘抗爭經歷。

我不是年輕本土派,我經歷八九民運,我二十多年的研究志趣與六四有莫大關係。但到了2016年的今天,我亦感到六四燭光柔弱,參加與否,不甚了了。特區亂治與中國種種極權傾向,愈來愈成為我不滿的更強對象。本土認同,經年轉變,必須誠實面對過去,面對當下,才能感受其血肉,理解時代的聲音。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經歷,上一代與下一代的本土,回歸身份認同的肌理,或可互通你我,串連生生不息的本土香港。

(馬傑偉,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及傳播學院教授,專門研究香港次文化以及流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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