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週年 風物 香港文化界八九六四記憶檔案 3

革命時刻,藝術已失效?香港藝術家對六四的12種記憶

「大家認為藝術在革命時刻已然失效,一度考慮放棄。最後⋯⋯出現更多革命和民主的符碼。」


按: 關於六四與香港,這裡邀請了十二位當年活躍於文化及藝術界的藝術家、作家、音樂人、劇場人⋯⋯述說他們當年的記憶。對於後日許多事來說,當年的思考和創作,都成為了起點⋯⋯

嗚謝進念、蔡仞姿及各位作者、被訪者提供相片。

89年7月上環文娛中心多媒介展演《東西遊戲》,鄭志銳的即興形體動作和  蔡仞姿的水缸裝置。
89年7月上環文娛中心多媒介展演《東西遊戲》,鄭志銳的即興形體動作和 蔡仞姿的水缸裝置。
《東西遊戲》中,梅卓燕穿著梁秉均的「詩裙」與鄭志銳跳「雙人舞」和「沙  磚上」的梵谷(右一)。
《東西遊戲》中,梅卓燕穿著梁秉均的「詩裙」與鄭志銳跳「雙人舞」和「沙 磚上」的梵谷(右一)。
18歲的梁文道,從《東西遊戲》觀眾變成脫剩內褲的參與者。
18歲的梁文道,從《東西遊戲》觀眾變成脫剩內褲的參與者。
《東西遊戲》現場被解體的家物散落每角落。 《東西遊戲》現場被解體的家物散落每角落。
《東西遊戲》第2日現場,游靜從前天的木乃伊變成剪刀手。
《東西遊戲》第2日現場,游靜從前天的木乃伊變成剪刀手。

01 真摯自由的個人獻禮##

蔡仞姿 (1989:香港大學藝術系兼職講師/2013:1a Space藝術總監及副主席)

大家只感到文化的無力,一切意義都變得無意義。

89年的夏天,天氣特別潮濕,颱風刮了幾遍,雨又下得兇,我們大都沒有上街遊行的經驗,穿了黑手袖,打着雨傘,踏着數吋深水,不太習慣喊口號,只默默走着,淚水和着雨水,涓涓而下,仿然在大哭。

89年春,二三月時分,也斯、游靜與我走在一起構思一個跨媒介創作,是想延續86年我與也斯一起作「詩畫舞」展演的理念。當時也斯已拿到贊助,所以製作可以有點規模,同時亦擬定在上環文娛中心展覽廳演出,以開放式的舞台進行,作品命名為《東西遊戲》,包含着兩面性的反諷。那時討論的聚會往往在吃喝中進行。三四月的會面已開始談北京的文化躁動,各人的耳朵都豎直起來,漸次都竟以談北京學運為主軸,放不下。誰與誰已到北京支援⋯⋯我們呢?

5月每個悶熱的深夜,我們都不睡,靜聽電台以大哥大電話傳來的訊息,至零晨兩三時。啊軍隊今夜不會入城!大家才安然休息。

《東西遊戲》要演出了!是六四之後的第6個星期,大家只感到文化的無力,一切意義都變得無意義。《東西遊戲》的主軸散落了,在無架構之下成為一個大眾展演平台,一連兩天文化人都來了,梅卓燕、鄭綺釵、龔志成、梵谷、梁文道、盧燕珊⋯⋯還有黃志輝、鮑靄倫幫忙錄像製作。它成就了一次凝重的即興演出,真摯自由的個人獻禮。

89年5月底黃大仙城市劇場,陳炳釗和「沙磚上」成員演出《惟有我永遠面  對目前》。
89年5月底黃大仙城市劇場,陳炳釗和「沙磚上」成員演出《惟有我永遠面 對目前》。

02 我們自己首先受到衝激##

陳炳釗 (1989:香港演藝學院畢業後成立「沙磚上」實驗劇團/2013:前進進戲劇工作坊藝術總監)

月中,大家認為藝術在革命時刻已然失效,一度考慮放棄。最後,還是在5月底如期演出,內容大幅修改,出現更多革命和民主的符碼。

3月底完成了《蛻變》後,作為剛成立的表演組織「沙磚上」的主席,我開始籌備第2個作品《惟有我永遠面對目前》,這是一個聯展式的裝置演出。梁文道、馮敏兒、梵谷、潘達培、黃志輝、林苑鶯等人第一次走在一起,大家一心想着要衝擊一下劇場觀眾的觀賞經驗。隨着民運的形勢急遽發展,我們自己首先受到衝擊。5月中,大家認為藝術在革命時刻已然失效,一度考慮放棄。最後,還是在5月底如期演出,內容大幅修改,出現更多革命和民主的符碼,更多人參與了創作,包括原為監製的我、城市劇場當時的經理鄺為立等。六四後那幾天,我和張達明等沙磚上友好在市區裏四處張貼標語:「人民屢跌不倒,民主即滅即生」,那是王守謙自資印製的貼紙。然後,我忘記了由誰發起,進念的姚永安、張棪祥(編劇滿道)和我,三人作為召集人,在維園搞了一個叫「民主藝墟」的活動,以露天匯演的形式集合了大部份的戲劇團體和一些視藝界朋友,試圖延續本地文化界對六四的思考。這之後,沙磚上斷續地找過呂大樂、長毛、Q仔(黎則奮)等人內部授課。然後在12月,在鄺為立的建議下,沙磚上邀請了威爾斯劇團Brit Gof到港合作,編作了一齣有關香港殖民史的形體劇場《酷戰紀事》。其後一年,沙磚上的創作直接與間接全部與六四有關,我自己則陷入一段頗長的創作低潮,需要重新摸索。

馮美華紀錄六四後遊行的錄像。
馮美華紀錄六四後遊行的錄像。

03 一九八九年六四前後##

馮美華 (1989:香港政府行政人員/2013:香港兆基創意書院顧問[優質學習])

六四的暴行曾使我們感到虛妄,不知道藝術可發揮甚麼的功能,但作為一個藝術家,我和其他藝術家朋友皆感到藝術創作若不能回應六四或社會政治動盪的衝擊,它實在是沒意義,不創作也罷。

1989年六四之前數天,是5月下旬的某日,我跟其它人們走到灣仔新華社示威,那天狂風暴雨,但全沒把人們唬走。我們全身盡濕,也全然不動地站在雨中——這前奏是沉重和充满憂患感。

在6月3日晚上,整個城市的氣壓低沉到使人動不了,那悶熱使人感到風雨欲來。整個城市祈禱中國不會用士兵鎮壓天安們上的學生。但鎮壓終於降臨,我還記得那絕大的悲痛和憤怒,而趙紫陽充滿淚光勸喻學生的影像仍歷歷在目。

我當時是進念的一份子,某天我與另一成員到新華社示威和張貼抗議單張,警察干預並抄了我的身份証號碼。當時英國廣播公司電視台在場訪問了我,而我在英的朋友看到訪問播出。

我當時是政府的行政人員,我曾叫同事參與示威,但沒人跟我,更有同事勸我小心行事,因我的名字出現在保安局的有關檔案中,但我一點兒也不理會,繼續參與示威和抗爭性的藝文活動。

當然當時六四的暴行曾使我們感到虛妄,不知道藝術可發揮甚麼的功能,但作為一個藝術家,我和其他藝術家朋友皆感到藝術創作若不能回應六四或社會政治動盪的衝擊,它實在是沒意義,不創作也罷。

在六四前,我期待回歸。六四後,我完全不能接受中國政權,雖然鄧小平仍是我敬仰的一個人。

當年行為藝術家楊秀卓在民主藝墟擺出《四個堅持》,2011年他參與賴恩慈的  獨立電影《1+1》演主角之一的爺爺。
當年行為藝術家楊秀卓在民主藝墟擺出《四個堅持》,2011年他參與賴恩慈的 獨立電影《1+1》演主角之一的爺爺。

04 六四回憶

楊秀卓 (1989:行為藝術家/2013:資深中學視藝科老師)

大約過了不到一個月,有人在維園搞了個「民主藝墟」。我創作了一件作品,以四張摺櫈、四張黑色黨旗、四個痰罐、象徵當年的國策「四個堅持」。

1988年末我辭去幹了17年的會計工作,本打算出外遊歷一年半載,尋找生命的其他可能性。怎料父親患癌,唯有留下來陪他走最後一程。由89年4月5日群眾聚集天安門人民紀念碑悼念總理胡耀邦開始,直至後來演變成一場轟轟烈烈的民主運動,那幾個月,我的情緒一路被電視機牽引着。其後,父親過身,邊辦喪事,眼睛邊盯着電視,難過的同時仍心繫北京天安門廣場學生——王丹、吾爾開希、柴玲等幾位樸實的青年人,教我看到中國的希望。從屏幕看到聚集廣場群眾的人數一日比一日多,心情既興奮又鼓舞,人民真站起來了!……直至「四.二六」社論出台,那份怒火不知從何發洩。在八號風球高掛的橫風橫雨下,我隨群眾從銅鑼灣維園遊行到跑馬地新華社,與數萬人一同呼叫哭喊、情緒高漲激動。 六.四,槍聲響起,幾個月來積壓的心情崩潰了,悲痛莫名,原先對中國終能自由民主的盼望幻滅成泡影,還要加上無數愛國的無辜學子慘烈犧牲在強權暴政下,那一刻無法面對眼前的事實,內心矛盾、人像懸浮半空、感覺無法解釋、腦海茫然空白、不知所措……

大約過了不到一個月,有人在維園搞了個「民主藝墟」。我創作了一件作品,以四張摺櫈、四張黑色黨旗、四個痰罐、象徵當年的國策「四個堅持」。信息明顯不過——在黨領導下的所謂「四個堅持」祇不過是痰罐內的屎尿。作品放在維園草地,讓觀眾吐痰、小孩痾尿。當年每位參與的藝術家都獲發一件印有「民主藝墟」四字的T恤。穿了幾年,衣領都開始磨爛了。於是我決定把它收起,打算待六四平反時,再拿出來穿。誰料等了廿四年,我已白髮蒼蒼,平反仍遙遙無期,不勝唏噓!究竟中國何時才肯才能踏出民主的第一步??

之後我投身教書,最大的願望是教出有承擔的公民。

05 關於六四##

黃仁逵 (1989/2013:畫人)

大家找來國內城市電話冊,把屠城新聞傳真到內地的商行、學校,以至任何有傳真編號的機構,其間有消息說國內許多傳真機都有國家人員看守,堵截消息,我們想,那就讓負責看守的人員看看他該看的報導吧。

八九六四那時我在拍《廟街皇后》。解放軍血腥鎮壓之前,香港已經有過150萬人支援北京學生大遊行,大屠殺後,民憤更甚。天安門女神像被解放軍推倒,我們一班搞文藝的朋友都認為該讓女神像在這城市再立起來,大家在中環一家茶餐廳談了一個下午,初步分配了工作,作曲的潘某負責籌募經費,我和小蔡物色製作人員,阿麥本來就是搞雕塑的,他動手做就可以了,演藝學院舞台製作的師生十分熱心,我們就借用他們的工作室製作女神像。小蔡一個國內移居香港的雕塑老師很快就塑出了一米高的女神辦樣,成品則有十多米高,為了方便製作及搬運,得分成三截進行。施工其間有兩個人來探訪,自稱學生家長,要求與每個參與者拍照留念,我們都懷疑他們是新華社的人,有些人就退縮了,包括先前答應負責籌募經費的小潘。女神像最後在維園立起來了,還有當時的「民主藝墟」,於我而言,那是一種追求民主的精神延續,在這樣的時勢下,她是否一件「藝術品」,無關宏旨。同時間我們的 QUART SOCIETY 有人嚮應「傳真行動」,大家找來國內城市電話冊,把屠城新聞傳真到內地的商行、學校,以至任何有傳真編號的機構,其間有消息說國內許多傳真機都有國家人員看守,堵截消息,我們想,那就讓負責看守的人員看看他該看的報導吧。

1990年1月6日高山劇場「革命音樂會」上,盒子的龔志成以即興音樂作背景  ,穿女裝睡衣的彼得小話朗讀一首關於香港人處境的作品。
1990年1月6日高山劇場「革命音樂會」上,盒子的龔志成以即興音樂作背景 ,穿女裝睡衣的彼得小話朗讀一首關於香港人處境的作品。

06 一些記憶##

龔志成 (1989:香港演藝學院音樂講師/2013:龔志成音樂工作室總監)

我用柴玲的錄音,作為即興小提琴的背景。

六四前,我是演藝學院舞蹈系音樂講師,當時大家的腦海只想着北京的形勢,很難正常上課。很多學生帶小型收音機回校,我們便不停收聽電台新聞。整個氣氛混雜着興奮和緊張,大家知道將會有「大事」發生,但那是甚麼?亳無頭緒。

那時我和 Josh(韓偉康)及其他藝術家朋友,經常到新華社前靜坐。六四屠城後,我記得,很多學生哭了,而我沒法安慰或向他們解釋,為甚麼政府會做出這樣的事。可以說,這是其中原因導致我辭去下一年度學院工作,我覺得自己沒足夠「智慧」和不夠堅強,在危機時幫助我的學生。

當一班本地藝術家如麥顯揚和Josh,還有演藝學院科藝系學生,在學校工作室重塑民主女神像時,我非常感動。我經常到那邊看進度,每個參與的人日以繼夜地努力,希望趕及6月18日維園的大型示威遊行。可以說,它讓大家在面對荒謬悲劇時,找着一點目標。然而有些事情發生,我很清楚記得那天,6月15或16日黃昏前,學校警報響起,保安趕所有人離開,把學校封鎖,當時警察亦在場,並警告,學校遭到恐嚇(有謠言說是炸彈),所有人需要撤離,包括正在做女神像的。當然,甚麼也沒發生。第二天學校仍封鎖,並以保安原因要求將女神像移走。沒人知道到底發生甚麼,但明顯地,學校可以借安全理由把這「燙手山芋」趕走。

自四月中天安門廣場被佔領後,香港舉行了不少藝術及音樂行動支持北京學生。我、Josh 和 Pete(彼得小話)參與在尖沙咀明輝中心的演出,我記得 Josh 用很怪異的方式演繹一首歌:「在老橡樹繫上黃絲帶」,我用小提琴即興,Pete 在敲打物件。李繼堃該是其中一位主辦者,演出設備簡陋,現場有警察和便衣。那天在下雨。 我和 Pete 的盒子樂隊參加了6月高山劇場的Musicbus音樂會,我用柴玲的錄音(這是她6月8日躲起來時錄的,十日在香港播出),作為即興小提琴的背景。1990年1月5日盒子在藝穗會做「no subversion」音樂會,1月6日參加高山劇場的「革命音樂會」。

07 由救生員到劇場幫工##

梁志和 (1989: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學生/2013: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助理教授)

仝人召開大會,說要把一切工作暫停,因為傳聞中共的特工已滲透,現場環境已不再安全。

1989年春是我大學三年级下學期,所修學科不多,四月底已完成所有期終考核,想可以渡一個最長的暑假。

我對時事沒有特別關心,中國於我是遥遠的,跟台灣,甚至韓日也差不多;「大陸」與我的連繫只是小時候隨母親回鄉探親而已。當許多學生在4月下旬的北京悼念胡耀邦而遊行集會,提出反貪腐和民主訴求,我還是看成國際新聞一樁。
5月初我開始人生第一份暑期工,在一間五星級酒店當泳池救生員,想着兩個月後拿着工資到中國旅行。工作很清閒,大部分時間都沒有人來游泳,我可以看書、讀報,甚至跑到旁邊的健身室和壁球場去,有泳客才跑回來。還記得那時 Pet Shop Boys 到香港演唱,就是入住我們的酒店,報章上一邊是學運的消息,另一邊卻是他們。

但是當學生開始絕食,媒體的報導越來越多,我也為之打動,之後的遊行集會都是大家熟悉的。其中一幕較為特別,支聯會呼籲全港罷市罷工,酒店特別召開員工大會討論是否嚮應,那 marketing 的同事以香港淪陷時淺水灣酒店照常營業為例嚷我們緊守崗位;已記不起其他同事的反應,總之我是第二天請假去了遊行。

6月3日天安門廣場的民主女神像倒下了,一群本地藝術工作者發起在香港重豎神像,並召集各院校同學參與。6月6日一早我便跑到演藝學院的舞台製作工場——我從未見過如此巨大的工作室——在這裏要造一個七八米高的雕像。當時由一個居港的前內地美院教授按照片泥塑出一個不過半米高的模型,然後按比例放大雕刻到巨大的發泡膠上,最後以紙塗貼在表面,並掃上白漆。頭部細節較多,由已故的麥顯揚操刀,我們這些學生哥只是從旁幫手打磨或黏貼之類小工。記得當時他們還對於女神面容應否保持原來的蘇俄寫實主義風格有所爭論。

中午時居然是富麗華酒店的自助餐到會,刹那間感受到香港人從未試過的上下一心;整天都有願望明天尚在的感覺,直至午夜之前。仝人召開大會,說要把一切工作暫停,因為傳聞中共的特工已滲透,現場環境已不再安全。

以後的個多月我目擊斬件的女神像藏於舊港大工程大樓、許多的會議商討神像的去留到神像最後在維園的草地豎立起來。

最後我只當了一個月的救生員,卻因為民主女神認識到一群藝術工作者,當中一個劇場經理給我機會到黃大仙城市劇場當了兩星期的小工。往中國之行告吹了,我改為到尼泊爾跑了三星期,各種細節雖已變得模糊,大時代的場景卻難忘。

六四後的國殤音樂會促成麥海珊組了獨立樂隊AMK,九十年代亦介入社會運動  ,譬如成立同志組織。
六四後的國殤音樂會促成麥海珊組了獨立樂隊AMK,九十年代亦介入社會運動 ,譬如成立同志組織。

08 個人和群體如此連繫,第一次。##

麥海珊 (1989:香港浸會學院傳理系學生/2013: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院助理教授)

然後,我知道,從此,我再不一樣。就在那年十月一日的國殤音樂會,在摩士公園,我認識了 AMK 的成員,開始我們做音樂的道路。

1989年,大學一年級,讀電影。當時沒有互聯網,沒有個人電腦,世界很不一樣,資訊不多,流通也慢 ,可能也是因為如此,人更主動、更投入、更多計仔。

四月頭學生運動剛開始,學聯第一次搞遊行,當時人不多,走到街上會被商店罵阻礙做生意,那是,我第一次上街。後來學生運動慢慢發展成全國的民主運動,我們每天每小時追着聽收音機,用 VHS 帶錄電視新聞⋯⋯五月,開始罷課罷考,在學校/傳理系總有不同的事可參與 ——大清早把所有報紙讀完,剪下有關的消息,有一天我也做跑腿,把剪報送去沙福道一個 production house,只記得,那裏的人很緊張和沉重,我離開時也呼了一口氣。後來,他們說要到機場派報紙,希望旅客會帶上機,打破新聞封鎖。又有一次,跟着一個師兄去到工廠區,就在路邊架起一個用竹做的小 banner,自然就有一些人走過來聚集討論,沒有差人過來問過是什麼,我知道,那的的確確就是自由,如此自由, 如此如此。之後的百萬人大遊行,大家都知道,我們再沒有被人罵阻礙做生意,其實,當時覺得很荒謬,香港人的態度可以如此突變。遊行中,我們自發做糾察,一面在馬路邊拖手做人鏈,一面叫着「歡迎巿民加入」;另有新聞系的同學聽着收音機,把最新消息說出來,然後大家會人肉傳開去。

從來沒有覺得個人與群體/社群如此連繫。如此如此。

六四那天,在家,新聞傳來影像聲音,哭了不知多久。然後,我知道,從此,我再不一樣。就在那年十月一日的國殤音樂會,在摩士公園,我認識了 AMK 的成員,開始我們做音樂的道路。一直到2011-2012年做長片《在浮城的角落唱首歌》,原來,這些都已在,而且,一直在。

09 青春的驕傲##

吳文正 (1989:理工學院設計系文憑學生/2013:本地民間研究者)

今天回想來,感到匪夷所思,又是充滿地道的智慧,當然這是非常時期的非常手段,對學生來說,說是一種鼓勵也好,也是一種保持理性、靈活變通的真切體驗。

回首前塵,是一段刻骨銘心的回憶。在躁動的青春歲月,經歷了一場不一樣的成人禮,領略到期盼與理想的瞬間落空,大時代的鞭策和見證與汗淚交織,刻劃上一道永不磨滅的疤痕。

1989年,作為理工學院設計系的一名學生,經常留連在理工學生報的工作室,擔當封面和版面設計工作,在六四事件發生前後的兩三個月,不少的編委同學都日以繼夜留守其中,基本課程已近半癱瘓狀態,全身投入學運的同學不計其數,期間我差不多每天,都會碰上來自不同院系的同學到來請纓義務支援,他們的熱熾和殷切的眼神,令我難忘。

編委會經常討論策略,包括支援、宣傳的各種可能,不同同學都各抒己見,雖則偶爾激烈,但不失理性和具獨特見解,相互之間,存有一份患難與共、同舟共濟的默契和包容,在今天雜亂紛陳的亂世,已難復見。

六四前後,同學們發起傳真大行動,從不同渠道,找來國內朋友或工廠的傳真號碼,輪班式的「FAX」,務求將香港得到的最新資訊,向國內發放,突破所謂的「新聞封鎖」。其中編委會部份同學抱有懷疑態度,擔心訊息早給官方堵截,但聽聞有國內的回覆,此話孰真孰假,今天已無從稽考,然而這些「好消息」已令我們雀躍不已,為往後的長期作戰,注上強心針。往後也聽聞有團體招募義工到邊界,以熱汽球帶上影印報紙,飛越邊境。今天回想來,感到匪夷所思,又是充滿地道的智慧,當然這是非常時期的非常手段,對學生來說,說是一種鼓勵也好,也是一種保持理性、靈活變通的真切體驗,誰說學生只是激情和非理性的一羣。

在良知感召中,在冷漠炎涼的世情下,努力尋找的,仍是那雙充滿熱熾、令人溫暖的眼神。為曾經青春,而感驕傲。

10 風聲雨聲讀書聲##

鄭嬋琦 (1989:理工學院設計系文憑學生/2013:「藝術在醫院」總監 )

過了一個暑假,大家又重回校園的生活,好像甚麼事都沒有發生過一樣。

八九六四時我仍就讀香港理工學院的設計文憑。六四運動發生時,正值第一個學期的尾聲,以往我們都只會埋頭苦幹做功課,突然在新聞裏見到北京的學生為當時的社會去發聲,最初都沒有太留意,但當見到情況有改變的時候,同樣身為學生,有甚麼東西可以做?

當時,我們同學間亦有不同的表達方式,其中有同學及老師在課室內外掛了不同的文字標語,表達對國內同為學生的支持,亦將標語掛在身上以藝術的形式遊行校內及校外到天星碼頭。

因為當時國內消息的傳遞非常混亂,有學生提出我們可以將六四事件的來龍去脈以傳真的方式,帶到國內不同的地區,以當時的新聞圖片傳送到不同的國內有傳真號碼的地方,希望能讓國內的同胞得悉六四及相關的資訊,但因為其時國內的科技都頗落後,發覺很難將訊息傳遞; 大概整個暑假都回校協助此計劃。過了一個暑假,大家又重回校園的生活,好像甚麼事都沒有發生過一樣。

表面上,生活並沒有任何的改變,但心靈上希望能為這個世界去加添一點美,一點善,對於一個平時只懂畫畫貼貼的人來說,我只能回到老本行去找尋人生的意義。設計畢業後,成為藝術系的學生,以藝術去尋找生命的根本。

現在我仍穿着當年的一件T恤(文化衫)——前幅:國難當前豈容坐視,背幅: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11 焚怒的狂情##

馮敏兒 (1989:《星島日報》星期日雜誌記者/2013:週刊健康版記者)

我記得已逝的一代奇女子狄娜說過:「國是兒,不是母!」而母親總是願意為兒子犧牲的。

我只能記得我想記得的事情,六四沒有改變過世界,只是某時某地的情緒反應。《惟有我永遠面對目前》只是坐在箱子(劇場)裏看着箱子(電視),有人要衝出箱子,不,是衝入箱子。衝上街頭、衝上北京的是陳木南,六四改變了的是他。

古時行刑是要大宣鑼鼓,廣為宣傳,當街示眾的,那就如一個生命劇場,它很重視「大結局」,很想大家能夠掌握每一個最細節的「驚世場面」,充滿意象,就像每個人自己的死亡一樣,細心刻劃,有人怕得像真的自己死了,亦可以磨練意志,參觀了地獄之門後,繼續遊覽大千世界。其實我們體內不都是無時無刻的殺場嗎?只要我們把歷史稍稍向後推,你就會發現一個比一個更殘酷的殺戮,虐殺個人意志,腐食人心,培養無情基因的魔鬼程式,一直禍延至今,教人狠心見死不救,那跟自殺亳無分別!但有些人選擇了死,你是阻止不了的,無論你多有「道理」,都戰勝不了他要「找死的道理」,無論是六四時赴湯蹈火的學生,還是今天撞倒途人,還要再三輾過,唯恐不死的恐怖人心。只要我們回到更早遠的從前,就算最壞的壞蛋,他都可能比「恐怖人」更「好人」。

在《惟有我永遠面對目前》裏,我築起淺水游泳池,騎在注滿水的浴缸上搖動水花四濺,經歷了個人的生死時速,在哭泣、焚怒的狂情中,騎着浴缸逃亡。我不懂演技,我只是在你的面前,示範了我的生命,五臟六腑再無所遁形,再也不管,也管不了你是誰!我記得已逝的一代奇女子狄娜說過:「國是兒,不是母!」而母親總是願意為兒子犧牲的。

12 二十四年的政治啟蒙##

游靜 (1989:《電影雙週刊》「閱讀都市」編輯/2013: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六四是我們的啟蒙,而真正長遠的政治覺醒與賦權,必須從自身出發。

那時候,我們並不犬儒。一塊曾經密封多年的土地,悄悄敞開他的門。我們開始聽見來自裏面,沸沸揚揚的人聲,既矇朧又清新的詩、對邊緣地區的質樸粗獷作深情凝視的小說、聲色濃烈未受歐美敍事邏輯或藝術與商業市場宰制的電影、青年激蕩又溫柔的搖滾、勇猛得眩囂忿怨的行為藝術;我們瞥見從創傷與封閉凝煉出來的龐大能量迸發,看不見特權階層同等龐大的焦躁。當中年知青與他們的年輕追隨者從文化參與權順延至要求政治參與,並像火一樣遠遠燒出大門以外,老人們感到天地震動,依稀看見前世。那時候,我們並不犬儒,以為老人夠老,總有包容年輕、反省自身的智慧。我們何其幼稚。當坦克駛過長安大街,紅着眼的軍人持機關槍開始掃射,敢死隊向屠殺人民的解放軍死諫,我們前所未有地通宵哭墳,比面對親人瀕死都悲愴。是我們認同學生的反叛與委曲,因為我們也從沒有政治參與權,亦想穿着睡衣去談判?還是長期的殖民洗腦教育叫我們對這爿鄰近地區有近乎偏執、脫離現實的文化認同情感?我們憤怒,因為我們以為那政權比我們認識的橫蠻。但我們認識嗎?我們前所未有地團結;上環有東西、中環有藝墟、電影編輯室一爿黑、劉曉波是誰、聯署遊行、每人每天傳真至一百個不知名的號碼。那幾個月我們究竟有沒睡過?那是我們最優良的素質、最無畏的能動力被喚醒,但我們不是面對所有事情所有時候都能夠這樣。為甚麼不是?我們當時正義感爆棚,是因為我們天生品質優良,還是無法面對我們自身前所未有的害怕?我們害怕甚麼?今天港媒像公務員一樣的「中立」教曉我們甚麼?二十四年,正是一個年輕人長成的年歲。六四是我們的啟蒙,而真正長遠的政治覺醒與賦權,必須從自身出發。

(注:本文成文於2013年,經召集人Lo授權轉載。)

六四週年 兩岸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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