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斯人已逝

吳薇:緬懷楊絳,勿讓「雞湯」沖淡思想與歷史

除去雞湯和濫情,我們如何看待楊絳夫婦和他們同時代的知識分子處境?蓋棺定論,又需不需要強調公共性和歷史性?


中國著名作家、文學翻譯家、外國文學研究家楊絳在北京協和醫院病逝,終年105歲。
中國著名作家、文學翻譯家、外國文學研究家楊絳在北京協和醫院病逝,終年105歲。端傳媒攝影部/設計圖片

昨日,105歲的楊絳先生走了,中國的社媒圈子上,又是一陣刷屏。

縱觀各家媒體推送的悼詞,如澎湃新聞、財新網,都回顧了楊絳先生在學術上的成就。細節詳實,梳理簡潔,以其學術生平作為着力點,中規中矩。生前與楊絳先生有過交往的文人、媒體人,也都紛紛發文,懷念這位百年老人的生活細節,懷念其私德的美好與清澈。這些書寫,無外乎學術、作品、為人待物幾個角度。

在中國的人情社會裏,死者為大。對一個人的離世,總是要表達緬懷和紀念。蓋棺定論中,帶着公允與公義的批判想法,會被看做相當不討好甚至不厚道。但對楊絳這樣一位著名學者,百歲老人的離去,必然引發無數的討論和口水。對逝者的評價中,又頗顯露出生者的境界和價值觀,也因此有必要多說幾句。

但我們應該如何評價一位知識分子的生命遺產呢?除了哀傷,怎樣的悼念才體現真正的尊重和生者的尊嚴?

從翻譯家到「心靈雞湯大餐」

楊絳先生其實是翻譯大家,英法中文俱佳,又在46歲的年紀,為了翻譯《堂吉訶德》(Don Quijote de la Mancha)而學習西班牙文,並譯出世間公認的最好漢譯本。不過相比翻譯,更令世人熟悉的是她的小說《洗澡》,散文隨筆《我們仨》和《走到人生邊上》。

除此之外,楊絳先生的知名,還來源於作為大學者錢鍾書夫人的身份。關於二人相濡以沫琴瑟和鳴的愛情,她對錢先生的寵溺,將家庭作為人生第一秩序的選擇,用一句 「最才的女,最賢的妻」,也是準確和常用的概括。

網上提到最多的,是楊絳先生書寫與丈夫錢鍾書、愛女錢媛家庭生活的作品《我們仨》。這本書之所以令世人喜愛,是因為從細節處體現了做人的智慧與通透,更體現了她做妻子與母親的練達能力。楊絳先生105歲的人生完美謝幕,幾乎符合中國人對美好女性的所有角色預設。

而更多的人,在轉發楊絳先生的散文節選。 其中一篇600字的文章,名為楊絳《一百年感言》,其中充滿人生金句,此刻正在社交媒體中刷屏:

「上蒼不會讓所有幸福集中到某個人身上,得到愛情未必擁有金錢;擁有金錢未必得到快樂;得到快樂未必擁有健康;擁有健康未必一切都會如願以償。」

這樣的句子,在這篇文章中比比皆是。就在筆者撰寫此文之時,「中國新聞網」發文證偽:這篇文章實際上是網友拼湊的「心靈雞湯」,是篇「偽作」。 於是有人提問,轉發紀念楊絳的這群人裏,有多少是讀過她的作品的?也難怪在微信朋友圈裏,文學記者們在嘲諷——對楊絳的紀念又要成為一頓心靈雞湯大餐。

作者不會死去,因為他們可以在自己的文字裏永恆。所以,當所有人都在緬懷作者的逝去,我們就不得不為文字的生命而擔憂了。

知識分子:苦難與「無爭」

在所有如潮水般湧出的紀念文字和楊絳語錄摘抄中,屢次被強調和稱頌的美德,是楊絳錢鍾書夫婦的「活出自己,與世無爭」。

回顧中國百年,與錢鍾書、楊絳同時代的知識分子們,在若干次政治運動中,多少人經歷了人性的洗禮,政治的壓力與生存條件的窘迫——夫妻舉報,父子相殘,為了苟且性命和謀得政治上的暫時平靜,自我批評,反覆檢討,同事戰友同道彼此檢舉揭發。自污成為常態,害人也未必獲得懲罰。例如在反右運動中,無數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而在同為右派的知識分子老派文人裏,「告密」這件令人不齒的行為,成為被組織不再信任的文人過關和自保的手段。

2009年,中國「大右派」章伯鈞之女、著名作家章詒和先生,曾在《南方週末》上發文記述一件告密往事,指出書畫家黃苗子等人曾檢舉揭發詩人聶紺弩,造成這位詩壇奇才,被打為右派,遭遇牢獄之災。此文在彼時中國文壇和「老右派」群體中極為轟動。儘管五十多年過去,可章詒和對父輩長輩告密行為的揭露,仍然極度不合時宜。她因此引上文人官司,被黃苗子後人以名譽侵權告上法庭。

回看過去的政治鬥爭風起雲湧的年代,知識分子能夠不自污、不說違心話,不為自保而站隊和表忠心,保持有尊嚴的私人生活,就已然是在抵抗宏大政治。再仍然有些能留下來的思想和作品,也很不容易。楊絳先生守住了自己的道德底線,在上世紀60到70年代全盤底線淪喪的浩劫中,用自處的方式保存高潔。

但這種「高潔」,其實是時代的悲劇。在一個安靜平和的社會裏,與世無爭,不議是非,這樣的品質未必能得到如此讚譽,甚至有明哲保身之嫌。更甚,長壽至百歲,迴避媒體,退回陋室,幾乎徹底放棄公共性與公共表達,老人越活得通透練達,越顯出時代對這樣才華橫溢的知識分子的不公。奈楊絳先生多麼冰雪聰明才華橫溢,又能如何!又奈何!

很多人會說,在今天的中國,學術界也好思想界也罷,說真話,對公共話題表明關注,對政治與資本權力保持警惕,還是相當有風險的,還是明哲保身的好。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說也罷」,「討論什麼政治呢?」, 「學者就做好學問讀好書就可以」。

是這樣嗎?上世紀的政治浩劫中,個體的生存狀況遠遠惡化於今日,尚且有有骨氣的錢鍾書、楊絳先生用退回私人生活來抵禦政治對頭腦和思想的徹底異化。然而,彼時他們拼命守住的底線,實則是今日互聯網時代小中產奉行的「精緻利己主義」罷了。知識分子在苦難面前死守的「無爭」,今天變成了苟且的藉口。

百歲的沉重

經歷了文革之後的中國,整個時代翻篇。但在這個國家裏,「翻片兒」這件事,做得太快,太容易了。政治洪流中的個人選擇與幾代人的記憶,與這個國家的政治歷史和黑白曲直一道,被壓抑,被強行掩埋,與之相伴的是全社會的緘默與遺忘。八十年代的「傷痕文學」中,有對個人在政治運動中經歷的記錄,但描寫傷痕和苦難的居多,更像是自己舔舐傷口,治癒個人的創傷,而不再追究責任。出於知識分子的良知和擔當,誠實面對時代,對中國的政治體制與領導人的對錯得失做出反思,追問鞭撻乃至批評的個案和書籍,都非常少。而能夠承認個人在政治洪流中的錯誤和「平庸之惡」的文字與公開論述,就幾乎沒有。

幾周前,我與一位相交多年的法國捷克籍的好友Filip進行了一場非常嚴肅的談話。 他說,縱觀東歐和法國知識分子發展史,你會發現,歐洲的知識分子是有公共性的,而中國的知識分子沒有,極少公共寫作,更少公共擔當。這是為什麼呢?

這個問題拋給中國知識分子,可能不太公平。畢竟他們曾經深深捲入家國政治。然而,在受到政治的傷害之後,那些家國之間的愛恨恩仇,識相者咬牙嚥下,轉身跳上經濟改革大船;絕望者轉身而去,更多的人帶着記憶和仇恨,繼續苟活。

楊絳夫婦沒有換船,沒有離去,也並不苟活。他們選擇繼續沉浸在書齋裏。中央領導關懷他們,知識界景仰他們,他們也和和氣氣,按今天的話說,屬於「零差評」。中國知識分子信奉「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以後者論,楊絳夫婦做得近乎完美。

然而,當紀念老先生的離去成為一件新聞和微信朋友圈裏的聲浪,知識人與思想家的區別,甚至學者與知識分子的區別,也應當被深入討論。讀書再多,沒有批判性思考,又如何?學富五車,沉浸在書齋中「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有沒有可能和知識分子理想中的公共義務相協調?讀書人不對社會的進步和人類的智慧貢獻力量,並有勇氣擔當與推動,是否會變成另一種「平庸之惡」?

楊絳先生似乎在學者和知識分子之間有過搖擺。回顧她的作品,有一本《幹校六記》記錄文革生活,今天偶有媒體訴諸文字,對這部作品的評價是,沒有「大放悲聲」。她,所做的,是平靜地敘述一家人如何走過浩劫。不過在這裏,她仍然在強調個人的潔身自好,不同流合污。與幾乎所有同時代在浩劫中「被打倒」的知識分子一樣,她並沒有大聲問一句:「你們憑什麼打倒我們!」

但到了寫作《走到人生邊上》時,96歲的楊絳先生開始試圖反思,或者說試圖與讀者一同思考和討論困擾其一生的問題。這些問題中,有個人悲劇,更有時代命題。楊先生花了很多篇幅探討「命」,討論面對命運的態度與哲學。大約也在那幾年,她翻譯柏拉圖的《斐多篇》(Phaedo) ,思考死亡。她的人生思考,已經上升到哲學境界。語言也是哲學語言,很多問題沒有點破也沒有說透。在《走到人生邊上》裏,她自問自答般寫到:「等待着聰明的讀者,對這篇『自問自答』的批評,等待他們為我指出錯誤。 希望在我離開人世之前,還能有所補益。」

但是,知識分子的思索就止於此了嗎?在小說《洗澡》的序言裏,楊絳先生說:「假如說,人是有靈性、有良知的動物,那麼,人生一世,無非是認識自己。」這句話,乍看起來像是對古希臘哲學的回聲。然而,在柏拉圖卷軼浩繁的對話錄裏,楊絳先生挑出了最無涉城邦政治的一篇《斐多》——討論死亡,來平靜晚年孤獨的心靈。她對描述政治的《申辯》(Apology)與《克利同》(Crito)會有什麼評價?我們無從知曉。而在今天的紀念裏,就連《斐多》的譯本,也鮮有提及。人們紛紛重複着《我們仨》裏,那個在時代大潮中存系的三口之家。

個人幸福固然重要,可是處在2016年的我們,如果還用上世紀知識文人在政治高壓與運動浩劫中的自保原則,評價一個學者留給生者的生命遺產,到底是逝者的不幸,還是生者的無知、懦弱與犬儒?更令人痛心的是,居然還有悼文,通篇讚揚楊絳作為錢鍾書遺孀的身份,好像她的一生,是因為嫁了這樣一個男人而偉大似的。

青年學者蘇小和在朋友圈裏寫到:「楊絳先生安息。錢鍾書先生和楊絳先生的問題是,雖然讀書很多,但卻思想得太少。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或許有兩點,其一是缺乏先驗真理的引導,導致思想缺乏方向,只好在書頁之間孤芳自賞;其二是肉身沉重,損耗了思想的勇氣。如果一個人不解決這個問題,大抵等於一個中等容量的內存,如此也可以把書傳遞下去。」

這樣的討論,先不談觀點是否正確,卻是我期望看到的冷靜評論。後人對一個逝去的思想家或學者,最好的緬懷,是對其學問的研究和其人生遺產,能冷靜公允地探討。除去雞湯和濫情,我們如何看待楊絳夫婦和他們同時代的知識分子處境?蓋棺定論,又需不需要強調公共性和歷史性?

我們似乎生活在一個集體犬儒的環境下,於是才有了楊絳去世後全民雞湯與濫情的悼念。將楊絳先生在那個扭曲時代中作為抗爭的個人處世之道,披上一件雞湯外衣,全民來唱一首温情的悼念之歌,這樣的紀念很廉價。

(吳薇,端傳媒編委,國際合作總監,社交媒體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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