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的夏天已經過去整整27載。1989年之後出生的他們，都已長大成年，走入社會。這27年來，內地與香港都變化急劇，天安門前的殘酷記憶，在內地始終難被提起，如今，在香港也有消散之勢。昨日，5月25日，香港大學學生會主席孫曉嵐更公開發問，「悼念六四是不是要有一個完結？」
昨日如夢，人們忘了嗎？人們還相信嗎？答案仍然在年輕人身上。今天，我們和五位生於內地和香港的新生代談談——「六四和我有什麼關係？」
黃子恩，21歲
黃子恩生於1994年，她從小聽父母提及六四，初中時期，爸爸播放了以前錄影的新聞片段，她第一次看見王維林孤身面向坦克的畫面，頓覺震撼，「很難以置信，很震驚及憤怒」。子恩說，她無法理解為何一個政府會這樣對待人民。
即使並非每年去都會知道程序無變，不外乎舉燭光及唱歌。
不過在當下香港，子恩找不到一個適合自己的表達渠道。大學一年級時，她去過一次維園燭光紀念集會，對於晚會的模式充滿疑問。她認為支聯會的悼念流於形式，「即使並非每年去都會知道程序無變，不外乎舉燭光及唱歌。」而晚會之後，大家脫離了情緒激昂的氛圍，「到了六月五號都會恢復正常」。她坦言，自己無法透過這些儀式產生共鳴。今年去不去維園燭光晚會？子恩很猶豫。
近年，身邊不少同齡人另起爐灶悼念六四，子恩也不認同他們，她不明白為何大家要分開行事。「在爭取平反六四這個目標上，集結力量是重要的。」 子恩也觀察到，現在不同的人都想藉着紀念六四，加入不同的政治議題，在這個政治形勢複雜的環境，她好像找不到一個合適的場合表達聲音。對於香港大學學生會主席孫曉嵐的言論，子恩並不同意，她認為悼念六四始終有其意義，否則前人都不會堅持廿多年：「可能不會有即時效果，但是如果不回望歷史又怎能展望將來呢？六四始終是一件大事。」
凌韻邦，24歲
凌韻邦（阿邦）生於深圳，在內地的學習環境，老師完全沒有向他提及過六四，阿邦記得以前讀書都是背誦國家改革開放有多好，直到阿邦13歲的時候，一家移民到香港，他才開始反思自己所學的歷史。
「內地的教育都是一面倒，我到中三的時候開始質疑以前學的是不是真的。」中四那年，阿邦在學校課堂真正認識六四，透過展覽、課堂播放的片段，填補以往空缺的記憶。「知道六四是怎樣一回事時，我有一種無奈、傷心的感覺」。17歲那年，他第一次主動去參與維園燭光集會。阿邦認為，集會的意義，就是提醒出席者不可忘記那段歷史。
在香港生活了十年之久，阿邦現正在荃灣浸信會牧愛中心做活動助理，探訪劏房戶和獨居老人，服務街坊。從讀書到工作，阿邦越來越喜歡這個城市，更認為自己已經成為真正的香港人。但他承認內心有不能言喻的矛盾感。「我不得不承認自己的確擁有中國文化，但是我不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政權）。」雨傘運動期間，阿邦在金鐘靜坐佔領，他真切地認為「首先要守住香港」，在這個時代行動及反抗是無可避免的。
參與支聯會的燭光晚會有短暫的激昂感覺，但是激昂過後如果沒有其他行動支持的話只會剩下無力感。
阿邦希望，悼念六四不只停留於感性層面。「參與支聯會的燭光晚會有短暫的激昂感覺，但是激昂過後如果沒有其他行動支持的話只會剩下無力感。」他的父母都不熱衷談論政治，但他很想今年多了解社會上其他有關六四的集會活動，透過思考別人的觀點，刺激改變。對於同輩人孫曉嵐問及「悼念六四是否要有完結？」阿邦認為，始終絕大部份人對於國家都有情意結，未必可以那麼輕易放棄悼念，他反問說：「有什麼方法比悼念更好？始終這是一個渠道去提醒大家六四這件事。」
鄧卓儒，22歲
受爸爸影響，鄧卓儒（Heyson）在小學一年級的時候已經認識六四事件，爸爸更會主動播放一些關於六四的歌曲、電影，以及紀錄片，比如《「六四」是怎樣的一回事》。Heyson說他的家庭很崇尚民主自由，他比一般小朋友更早認識獨裁的概念，更早了解到六四事件，「爸爸經常提及，作為中國人不可以忘記六四。」
中共嚇我們，我們也可以嚇它，如果大家坐在這，舉燭光，中共就會知道仍然有很多人記得六四。
Heyson希望將六四這個記憶傳承下去，從中四開始，每一年都有參與支聯會的燭光晚會。「記憶是對抗極權的唯一方法，而遺忘是最不要得的事情。」Heyson認為，參與燭光晚會的意義一直以來都沒有改變，就是希望做到世代傳承，成為「大陸看得見的幌子」，他笑言：「其實大家都是靠嚇，中共嚇我們，我們也可以嚇它，如果大家坐在這，舉燭光，中共就會知道仍然有很多人記得六四。」
為了守着這個記憶，Heyson曾經嘗試過不同的方法。在中六的時候，Heyson參與燭光晚會的期間接到支聯會支青組的單張，他想了解社會及中港民主情況，所以毅然加入了支青組，希望增加見識。Heyson記得以往擺街站的經歷，「我希望別人關注現時中國維權人士的狀況，就算六四過了，有很多支持六四、傘運的人士在中國被捕，但是其實很少香港人關注，所以想帶出這些事情讓更多人知道。」
然而，參與了六年燭光晚會的Heyson觀察到參與人數有下滑趨勢，所以他曾在支青組主張文娛化的紀念活動，希望將六四這個議題軟化，讓更多人知道。「其實燭光晚會可以不搞，如果民意覺得燭光晚會過時，倒不如搞一些能夠入屋、新鮮的活動，甚至之後取代燭光晚會。」他認為分享會、放映會、音樂會、讀書會可以是一些新模式，引發大眾關注。讀電影的他在任支青組期間曾舉辦許鞍華的《千言萬語》、張婉婷的《玻璃之城》放映會，成功吸引參與者討論。對昨日孫曉嵐的言論，Heyson也有留意，他不認同人們停止悼念六四：「即使本土派也有悼念六四，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而已。」
吳清瑩，18歲
吳清瑩向來熱衷參與公共事件，關心本地政治，中六的時候曾參與圍堵沙宣道、聲援港大學生對抗校委會。考上浸會大學之後，她擔起學生會幹事一職。
但她沒有參加過維園燭光晚會。她始終認為六四與自己關係不大。中三時了解六四事件的來龍去脈後，吳清瑩覺得無法取得共鳴。她發現1989年牽涉的中共權力鬥爭及群眾示威比想像中複雜，亦頓時覺得人民能夠改變共產黨的機會很渺茫：「我覺得黨離自己很遠。」
「回歸之前，大家都會對中國有幻想，即使中共接管香港後也會繁榮安定，甚至有民主的一日，但是經歷過八九六四，大家對中國的幻想都幻滅了。」她認為上一代有很多人仍然抱有「大中華情意結」，但是對於現在年輕一輩而言，比如她，對這個政權已完全失去信心的時候，再糾纏於逼使中央政府承認六四，再追求「建設民主中國」，對於香港實在太過虛無縹緲。
有些人還是會覺得自己是中國人，但是當現在所有幻想都幻滅的時候，他們沒有宣洩的地方，感情上可能會有失衡。
抱着這種立場，吳清瑩從來沒有參與燭光晚會，亦希望香港人從幻想中醒過來。吳清瑩認為與其回望歷史，倒不如聚焦香港，實在地關注土地問題、工商勾結及勞工議題，從而達致改變。她說，「六四事件只是提升大家政治關注程度的其中一件事件而已。」
各大學學生會目前仍在討論聯合一起，在中文大學籌備六四悼念活動，吳清瑩亦是籌委之一。她認為，這悼念只是給大家情感上作一個「緩衝」：「有些人還是會覺得自己是中國人，但是當現在所有幻想都幻滅的時候，他們沒有宣洩的地方，感情上可能會有失衡。」吳清瑩說，期望藉緩衝的機會，讓大家思索下一步該如何走。
林月明，27歲
林月明出生於天津，曾在北京媒體公司擔任編輯一職，去年8月來到香港修讀碩士課程，今年7月就會返回內地。在香港匆匆走過一年，月明了解到香港人實在與內地人不同，在她眼中，香港人敢說一些內地人絕對不敢說的話，敢做一些內地人想也沒想過做的事情。而對於六四，月明是抱着迴避的態度。
月明的父母經歷過文革，兩人屬於「逍遙派」，即是遠離政治中心，「過好日子，不談政治」，月明就是在這樣的家庭成長，自小從來不參與政治，不談，也不問。關於六四，月明在內地生活的時候只有一個很模糊的概念，只知道當年很黑暗，學生在爭取一些普世價值，僅此而已。
六四有點過去了，若說對中國的政治影響，它其實已經是closed file（結案封存）的狀態。我覺得不值得去爭取。
然而，她在25歲的時候無意中發現了傅高義的《鄧小平傳》，一讀之下開始了解到歷史的真相，拼湊了零碎的認知，看見一幅較完整的圖畫。「我看到事情如何發酵，就像看電影、讀故事一樣，我能夠體會他們的感情，但是還是有莫大的距離感。」在香港讀書的期間，月明接觸多了香港的政治議題，相比中國的黑暗面，她反而對香港更有興趣。
「六四有點過去了，若說對中國的政治影響，它其實已經是closed file（結案封存）的狀態。我覺得不值得去爭取。」月明淡淡地說。她解釋說真正了解民主的人不多，有些人只是見到它的光環，但其實每一個制度都有其好與壞，她實在無法想像如果中國推行民主，情況會怎樣。其實，月明在香港的時候會與老師及同學討論時事，「因為在香港有安全感，回到內地要慢慢改掉這個習慣，要很謹慎，很謹慎。」被問及對於孫曉嵐的言論有何看法，月明認為現在停止悼念六四，對於香港而言是言之過早，同時她也觀察認為，絕大部分香港人都不會這樣想。
（為尊重受訪者意願，文中吳清瑩，林月明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