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

難民調查:「我不想被殺才逃來香港,卻在這裏以另一種形式死去」

黑工、盜竊、傷人、毒品,在港難民為何成為「罪惡根源」?端傳媒和你一起走近這個被污名化的群體。


Raja是香港尋求庇護者及難民協會主席,他認為本港審批酷刑聲請的制度存在問題。
Raja是香港尋求庇護者及難民協會主席,他認為本港審批酷刑聲請的制度存在問題。攝:吳煒豪/端傳媒

5月15日晚上8時左右,身穿泛黃殘舊的白色上衣和運動長褲的Bashir,與端傳媒記者在上水石湖墟街市見面。

走着走着,Bashir指着兩三個聚集在遠處街角的南亞裔男子說:「這些應該就是『黑工(非法勞工)』,他們在這裏等電話。」Bashir非常清楚,街市一帶哪裏是黑工聚腳點,哪裏是黑工集散地,因為Bashir自己也曾經做過黑工。

近月翻開香港報章,幾乎天天可見關於「難民」的報導,指責香港難民「打黑工」,甚至指他們偷竊、打劫、群黨打架等刑事罪案。一時之間,這些來港逃命,正在等候難民資格審批的異鄉人,成了部分市民眼中的「罪惡根源」。入境處助理處長馮伯豪3月接受香港電台節目《鏗鏘集》訪問時說,2015年有232名聲請人因打黑工被捕,較2014年增加47%,另有1113人因盜竊、傷人、毒品等刑事罪行被捕。

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1992年起適用於香港,其中訂明:「如有充分理由相信任何人在另一國家將有遭受酷刑的危險,締約國便不得將該人驅逐、遣返或引渡至該國」。不過,香港並非難民的收容國,如聲請人獲聯合國確認為難民,會由聯合國難民署安排移居至第三國家,香港最終無需收容這些難民。換言之,香港只是一個中轉站。

34歲的Bashir 2008年從巴基斯坦來港,至今已經八年了,一直以免遣返聲請暫留香港,等候難民資格審批。Bashir告訴端傳媒記者,當時因為土地糾紛,他擔心人身安全而決定離開巴基斯坦。而由於巴基斯坦國民可以免簽證到中國,他一程接一程,先坐飛機到了新疆,再由新疆坐了幾十個小時巴士到深圳,最終找到當地的巴基斯坦同鄉。

Bashir坦言,在深圳同鄉的群體中,偷渡來港申請難民資格已有一套成熟運作的系統。「他們讓我先交2萬港元,說湊足5個人就可以走了,於是我就先在深圳的酒店安頓下來。過了幾天,他們帶我上快艇來香港,我也不知道上船的是什麽地方,我唯一記得的,是開快艇的是一個中國面孔的人。」

不到兩個小時後,Bashir上岸了,到達他憧憬的「中轉站」—— 香港。

在中轉站的漫長等待

Bashir後來才知道,他上岸的地方叫西貢,是遊客熱門的旅遊點。但對當時的他來說,西貢只是一座大山,他靠着幾包餅乾和香煙,沒日沒夜的躲在山上,「數天後食物都吃光了,我們沒法再躲下去,於是幾個人就走到大馬路上,等有警察來抓我們」。他沒有想到的是,這一抓,緊接着是一段漫長等待的日子。

截至今年3月底,香港有超過11201人,正等候免遣返聲請審批,其中像Bashir那樣偷渡來港的其實並非少數。保安局4月回覆立法會議員查詢,指51%免遣返聲請人是偷渡來港,另有47%是在被拒入境或逾期居留被查獲後,才提出免遣返聲請。而據警方了解,非華裔非法入境者一般於原居國家,從陸路或乘飛機進入內地,經廣東及深圳後,四成人會經陸路偷渡來港;其餘六成經水路來港的非法入境者,主要經香港東北面海域,如沙頭角、大鵬灣一帶登岸,或經香港西面海域,如后海灣、大嶼山一帶登岸。

圖:端傳媒設計部
圖:端傳媒設計部

作為非法入境者,Bashir被捕後首先被拘留,期間他提出免遣返聲請,一個月後獲發香港特區臨時身份證明書,俗稱「行街紙」。他之後又聯絡到協助難民的組織,申請到為聲請人提供的租金、食物等人道援助,並找到兩、三個「同道中人」,以當時每人1200元的租金援助合租村屋,在元朗安頓下來。

現時免遣返聲請人每月可以獲得的人道援助,包括直接交到業主手上的、上限為1500元的租金津貼;換成超級市場禮劵的1200元食物資助;還有少量往返入境處報到的交通費。不過,2015年以前,食物援助是經國際社會服務社發放,免遣返聲請人要到油尖旺和元朗等地區的指定店舖拿新鮮食品。

因此,Bashir來港初期,口袋裏唯一的現金,就是他還未用完的旅費。他盤算着餘下不多的旅費,每月只花50元購買一張電話卡:「電話卡只有120分鐘,打電話回巴基斯坦與家人聊天、談近況,就成為我生活中唯一有意義的事。其餘的時間,我就在家中或附近的公園閒坐,同一班朋友、同一個位置、同一樣風景,就這樣坐、坐、坐。」

Bashir說,他在巴基斯坦是一名地主,家境富裕、有妻有子,迫不得已要保命才逃離。他起初滿心以為只會在香港逗留數月,難民資格獲批後,就會到歐美的難民收容國。

但在香港坐着聊着,他越發心急,因為他發現身邊一班同樣在等候難民資格審批的朋友,許多人都等了十年、八年……「我自己一直以為只會在香港逗留數個月,但這似乎並不可能,我那時覺得很絕望。」說完這句話,Bashir靜了下來。

走上黑工之路

這樣在香港等了大半年後,Bashir終於忍受不住,開口向同鄉提出:「可否帶我去打工?」

「我一直知道有朋友非法工作,但因為擔心被捕留下刑事記錄,會影響到難民資格申請,所以沒膽量跟他們去。但幾個月下來,每天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麽,也因為白天什麽也沒做,晚上也不覺得累,結果天天都失眠。後來終於有一天,我就不想再理什麽後果,去找人介紹工作了。」

Bashir來港後一直住在元朗,但「工作」後,一星期總有幾天待在上水石湖墟街市。街市門口、停車場、對面的街角、附近的公園,都是他熟悉的「駐點」。「每星期工作兩至三日,開工當天的晚上7時,我會準時到這些駐點等電話。」他說,電話鈴聲一響,就知道是「老闆」指示開工,內容就是到指定的地點上貨落貨的勞力工作。

「我們三三兩兩地等,不會聚集太多人,以免引起注意。我那時主要幫忙搬菜,我知道還有人搬魚。因為要工作到凌晨4時,沒有太多本地人願意做,加上我們力氣大,所以就有人請我們搬貨。」這樣一晚可以賺到400港元,「有錢可以買多一點食物,間中甚至可以到清真餐廳吃飯。」

但Bashir說,他其實不是貪戀食物,而是為了生活最簡單卻最重要的「寄託」:「有了工作,我知道自己有點什麽可以做,最少,我可以等那通叫我開工的電話。」

這些南亞裔免遣返聲請人打黑工,一般會有中介居中牽線。端傳媒接觸到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知情者,指這些中介通常是持香港居民身份的南亞裔人,通過介紹散工從中獲利。「你想想,其實老闆怎會知道那個搬貨的有沒有身份證?他只是付錢叫那個中間人去請人,但老闆付了600元給中間人,中間人只付400元給那個黑工。」知情者透露。

中介聚集了一班「難民」後,部份香港黑社會組織亦會通過中介僱用他們從事非法活動。「例如收地,那些鄉郊地的公公婆婆看到他們的樣子就怕了;還有打架,他們個個體型高大,都很能打。最重要是他們很忠心,他們在香港什麽都沒有,也沒有人會關心他們,所以你對他好一點,他就死心塌地幫你做事,有時候打完架,個個去打邊爐(火鍋),他們卻不肯去,情願拿錢自己去吃麥當勞魚柳包。」知情人透露說。

據Bashir指,有部分難民會做黑工,而上水則有數個黑工聚腳點。
據Bashir指,有部分難民會做黑工,而上水則有數個黑工聚腳點。攝:吳煒豪/端傳媒

對此,香港尋求庇護者及難民協會主席Tariq Mehmood Raja氣憤地表示:「實情他們只是在利用難民的不幸!」Raja來自巴基斯坦,也是免遣返聲請人,在他看來,所謂聲請人引起的治安問題,歸根究柢是本港審批酷刑聲請的制度存在問題:「等待十個月沒有問題,但十多年什麽都不能做的等待,你試想想,其實很難過。我會問為什麼審批時間要這麽長呢?如果審批時間快一點,或者讓他們每天工作三、四小時打發時間,或許對難民、對社會造成的問題都不會那麽大。」

然而,香港政府指出,香港禁止免遣返聲請人工作,是為了避免有人為了來港工作而濫用酷刑聲請。據了解,部份南亞國家有謠言指可以在香港申請「難民簽證」合法工作,並聲稱只要邀交一筆「中介費」,就可以協助他們來港申請簽證及介紹工作。

Bashir五年前就親眼目睹一個朋友「非法工作」當場被捕,之後被判監兩年,「所以我之後他不敢再打工。」但他說那個朋友出獄後,始終覺得自己作工作並沒有錯,於是對香港越來越憤怒。「他覺得反正有沒有錯都要判監,倒不如賺錢填飽肚子好了,後來有一次街上有人給他1000元搬貨,他也沒有多想什麽,結果那裏面原來是毒品,他現在還在監獄裏⋯⋯」

個案複雜,抑或制度複雜?

與Bashir相似,來自非洲的Ayodele同樣因為等候難民審批而滯留香港,但他没有選擇Bashir非法工作的路,而是選擇「白白的等」。

Ayodele在西灣河一座教堂參加彌撒。
Ayodele在西灣河一座教堂參加彌撒。攝:吳煒豪/端傳媒

5月20日上午7時,48歲,來自非洲中部剛果的Ayodele帶着一本祈禱集,走進西灣河一座教堂。那是他來香港後每天都會做的日常。彌撒開始,神父以廣東話祈禱,皮膚黑得發亮的他徐徐翻開自己的祈禱集,上面寫的是法文。「你聽得懂神父說的廣東話嗎?」離開教堂後,端傳媒記者問Ayodele。「我不會,但我明白他們大概在做什麽。」他輕輕舉起手上的祈禱集,那是一本泛黃、殘舊,以皮套包着的小本。

13年前,Ayodele就是帶着這本祈禱集、一本聖經和幾件衣服,從剛果逃到香港。

Ayodele有哲學和歷史雙大學學位,在剛果是一名老師,住在學校提供的宿舍裏面。不過,剛果多年來內戰不斷,他的生活一直算不上安穩,到2003年,更發生了改變他一生的事。「我國家有軍隊強迫小孩子當士兵,我是教書的,我不能看着他們這樣做,所以就發起反抗,結果就被追殺了,我受到了政治迫害。」Ayodele以不太流利的英語用力地解釋着。

這一年9月,他為了逃避追殺乘飛機到香港。然而,他說這裏原本只是中途站:「我當時打算在香港轉機去中國,到埗時才發覺香港可以免簽證入境,於是我就離開機場了。就像你家裏火災,你不會挑選逃生出口吧,逃難時根本沒有時間細想這些,隨便看見哪裏有路就跑了。」

離開機場後,Ayodele找到青年旅館居住。他只能說法語,落地香港後根本無法與人溝通,「我那時在旅館看到人就問如何申請做難民,但因為英語不好,花了一星期才問到聯合國難民辦事處在哪裏」。為了省錢,Ayodele後來晚上就睡在尖沙咀天星碼頭,早上到九龍公園梳洗,他說選那裏露宿,是因為近油麻地的聯合國難民辦事處,也可以到尖沙咀重慶大廈的基督教勵行會服務中心吃飯。那段露宿街頭的日子,他還記得一個細節:「那年很多人說沙士,街上都沒有人!」直到幾個月後,他才申請到免遣返聲請留港,並取得各項人道援助。

然後,他開始每天到教堂望彌撒,接着回家看一整天書,就這樣,早上崇拜,回家看書,呆呆的等待,過了近13年日子。

Ayodele暫住在朋友的家中,因為朋友家中有不少書籍,看書成為了他唯一的消閒活動。
Ayodele暫住在朋友的家中,因為朋友家中有不少書籍,看書成為了他唯一的消閒活動。攝:吳煒豪/端傳媒

「我覺得我的個案並不複雜,複雜的是那個審批制度。」他說自己2003年初來香港時,只有約300人等候難民審批,今天已經有超過1萬人,「如果300人也處理不了,什麽時候才能處理好這1萬人呢?我今年已經48歲,我最黃金的13年都在香港虛度了,如果有天我能離開,我真的還能重新開始嗎?」Ayodele反問。

「在香港以另一種形式死去」

2014年前,來港尋求庇護人士,可以向香港入境處提出「酷刑聲請」或向聯合國申請難民資格。及至2014年3月起,香港入境處推行統一審核機制,如須被遣返或遞解出境人士,聲稱從香港被驅逐、遣返或引渡至另一國家,會遭受酷刑和迫害等,可向入境處提出免遣返聲請。

入境處統一審核機制由2014年3月實施至今,接獲超過17000宗免遣返聲請。不過,截至今年1月底,入境處完成審核的3355宗個案中,獲確立的個案只有27宗,不足百分之一。

Ayodele那樣來自非洲的聲請人只屬少數。保安局指出,聲請人主要來自南亞或東南亞國家,首5位包括越南、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及印尼,佔全部個案約8成。

圖:端傳媒設計部
圖:端傳媒設計部

根據保安局今年2月向立法會提交的資料,2015至16年度,處理免遣返聲請有關的預算開支為6億4400萬元,包括審核聲請及處理有關上訴、公費法律支援及給予聲請人在港期間人道援助的開支。

現時,香港入境處每個月都有約400宗新申請個案,每宗個案需要25個星期審核,他們會根據聲請人的申述及其他文件佐證,確立聲請人是否受到酷刑或迫害等。不過,經常有聲請人提出延期,並以各種理由缺席會面,拖長處理時間,部份聲請人在申請被駁回後提出上訴,繼續留在香港。據了解,甚至有外傭在合約完結後,提出免遣返聲請留港。入境處處長曾國衞4月初履新時表示,免遣返聲請機制有被濫用的情況。入境處表示,2017年將增聘80名職員,加快處理聲請個案。入境處同時也會加強口岸管制禁止可疑人士入境,並聯同警方加強堵截非法入境者。至於設立難民禁閉營,政府初步認為可能引起司法覆核,未必可行。

1月13日,梁振英發表施政報告,提到政府將全面檢討處理免遣返聲請人士,包括檢討《入境條例》。在施政報告記者會上,有記者問到政府會否退出聯合國防止酷刑公約以處理問題,梁振英回應說:「如有需要會這樣做。」

Raja約兩年前成立香港尋求庇護者及難民協會,為被捕難民提供協助,他自己也經常到監獄探望因犯事而被囚的免遣返聲請人士。「你到監獄走一走。那裏有很多故事。曾經有一個個案,兩次被指打黑工被補,結果他來香港6年,有4年都在監獄裏。他一直都宣稱自己無辜,於是越來越不滿,後來第二次放監後,他就主動返回巴基斯坦,他說被追殺也比在香港好。」Raja繼續說:「還有一個尼泊爾來的,他在香港待了4年,最後等不下去,跳海死了,我還幫他辦了身後事。」

訪問到了尾聲,Ayodele指着記者的筆記簿說:「你可以用中文記下這句話嗎?幫我告訴別人: Refugee is not criminal(難民不是罪犯)。」Ayodele 眼裏泛起淚水,待記者寫好這句話才繼續說:「教會裏的香港朋友告訴我,香港人都很憎恨難民,但我真的沒有做過壞事,我只是不想被殺才來到香港。」

Ayodele說,他來港申請免遣返聲請,一心以為拿到難民資格就可以活下去,想不到:「我不想死,所以離開自己的國家,但結果我卻在這裏(香港)以另一種形式死去……」

(為尊重受訪者意願,Ayodele和Bashir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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