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0，許多人抱著雀躍的心情迎接這一日，也有人既期待又怕受傷害。擔綱整場演出總策劃的，是被視為深綠、擁抱本土意識、多年來致力在各鄉鎮推廣兒童親近戲劇演出的紙風車劇團。然而就職大典前，媒體報導演出中將「再現社運抗爭」作為對歷史的記憶和禮敬，卻引爆社運圈對於收割、收編的疑慮和憤怒。
隨著典禮落幕，劇本中僵化、單一的史觀，複製了族群刻板印象、甚至以殖民史觀談及對原住民族的「教化」，瞬間在社交媒體上引來議論。在台灣人民比起20年前普遍更具本土意識的今日，我們記憶、擁抱的，究竟是怎樣的一個「本土」？
「再現」社運的爭議
典禮前兩天，傳出表演中有「再現」過去幾年著名的社運抗爭橋段，包括大埔案、洪仲丘事件、太陽花運動等，社會一片譁然，各NGO團體紛紛表達強烈抗議，讓負責典禮演出的紙風車劇團急忙發出道歉聲明。
紙風車董事長柯一正更出面表示，一切與民進黨無關，是劇團的責任：「紙風車的鄉鎮兒童藝術九年來跑遍台灣各角落......從先民渡海、各國爭據、族群互鬥、國民黨遷台、228事變、學生運動到近期社運風起雲湧，演了兩百多場，觀賞者像在看台灣近代史，沒有人抗議。相似的劇碼搬到府前演出卻引起這麼大的抗議和指責。」
各方意見交鋒下，紙風車決定取消爭議橋段。
這個決定，引發了「事前審查干預藝術創作自由」的疑慮。然而必須指出的是：這場演出不是發生於劇場舞台，這是國家儀典。創作自由和初心，需要跟所有公民群體的感受與權益，擺在同一個天枰上衡量。創作者作為公民社會一份子，是不能用創作自由，來迴避外界檢視批評的。
特別在此刻，民進黨執政的縣市仍有繼續有土地徵收爭議、各種開發利益在蠢蠢欲動，而民進黨版的兩岸協議監督條例，還有不少藏在細節裡的魔鬼，對台灣的傷害可能不下於引發眾怒的服貿條例。
在此背景下，這場國家儀典中的演出不可能「只是表演」。每一個事件，都是活生生、真實的生命困境。在劇場舞台，那可以是種致敬；但在政治責任起始的就職典禮上，這些「再現」，必然成為被操弄的符碼，也讓人將運動團體過往的努力當成民進黨的成就。稱其收割也好、收編也罷，都不利於公民團體保持和執政者的距離、繼續盡監督之責。
民俗文化去脈絡的肢解
除了社運抗爭橋段的爭議，此次就職大典的舞台，原本以民間信仰的建醮大典的大紅概念設計，一曝光起就掀起文化界一番論戰。
論戰一方認為民俗不登大雅之堂，無法匹配國家大典；另一方認為民俗有其深度、有其豐富多元，更能代表人民，體現民主精神。就職典禮表演節目的總策劃，紙風車劇團創意總監李永豐除為社運爭議致歉，也表示：「個人一生致力讓國家劇場走入鄉野末梢，引庶民美學邁向中央殿堂，甚至讓社會力量在政治禁忌空間綻放。」
在這場爭議中，我始終傾向「民俗有其深度」的這方，質疑另種觀點的菁英主義。只是，看完這場演出，我卻沒看到民俗的醇厚、文化的豐沛底蘊與多元，反而看到乾癟、樣板式的展示。搬到凱道的媽祖繞境、八家將、宋江陣、廟會等，雖試圖呈現台灣庶民文化，在這裡卻被當成元素拆開、再為熱鬧場面功能性的拼裝，讓原本極具祝福性質的儀式，失去了為國家、為人民帶來精神安定與能量的意義，只成為零碎的妝點片段。
而在各種典禮中已被用到爛的元素：台灣小吃，仍是速食觀光導向的呈現手法，缺乏食物與土地的歷史連結。不論是大菜還是小吃，飲食代表的不只是抽象的家鄉味、復古的流行，還有跟土地、生活、階級、族群的背景連結。有了連結，飲食才能成為文化，而非僅是商品。
樣本化的族群再現
整場演出中，也充斥對於各種少數族群樣版化，甚至是失實的再現。
例如，演出開場，就讓穿戴著官方承認的十六族傳統服飾的舞者，在主舞台上牽起手共舞 ──不管多數民族根本是不牽手、不跳這種舞的。司儀旁白還硬將達悟誤植為雅美，不管其已正名；而那些自台灣被命名為「福爾摩沙」後，被外來者消滅、消音的民族，又有誰記得、有誰願意訴說他們的故事？
不過就在一天前，法院才判決西拉雅人爭取正名敗訴。眼前這個既荒謬且羞辱的場面，讓原住民各族代表被迫唱著、跳著不是自己族群的歌曲和舞蹈，只為了滿足漢人中心對原住民的想像，讓他們從原本該被感念的主體，成了表演工具。
客家族群也在這種符號式、工具化的節目安排中露臉。雖然在服裝設計上終於把藍衫還給客家，沒有再錯把花布穿在身上，但整段演出還是不出桐花、山歌、紙傘等扁平而單一的刻板印象。
而號稱向新住民致意的橋段，僅僅聚焦於「外籍新娘」，絲毫未提數十萬移工對台灣經濟發展與建設的貢獻、無視他們作為台灣最大長照勞動力的付出。更讓人錯愕的是，節目安排一群新住民女性穿著傳統服飾，在舞台上載歌載舞，配上的投影卻不是她們的生活剪影，而是些東南亞名勝景點的風景圖片；整個橋段編排活像婚姻仲介廣告，瞬間有種置身人肉市場的錯覺。
在表演最後出現的，是由六色寫成的「PEOPLE」看板，於歌聲中通過凱道觀眾席；舞台上的投影也打出了大大的、由六色彩虹組成的「PEOPLE」字樣。這看似撫慰性少數族群的象徵，真的從頭到尾只是象徵，因為整場演出到就職演說，都未提及任何女性和性少數所承受的不公與困境，讓這裡代表著多元意義卻失語的彩虹，成為這場演出裡，另一個樣本化的符碼，沒有實質的尊重。
《台灣之光》的史觀瑕疵
除卻社運抗爭「再現」的爭議，以及對傳統文化、族群的樣板化呈現，這次紙風車詮釋的台灣歷史《台灣之光》，還出現若干扁平、不正義的史觀，或是在演出設計上的缺憾。
演出前半段從先民渡海一直到日治談起，敘事角度卻彷彿被舊課綱的鬼魅附身。雖說原住民是這塊土地的主人，但不管是內容還是司儀旁白，卻對他們四百年來遭遇的屠殺、迫遷、文化侵略避而不談；連「抗日」都是以漢人中心視角去敘述。例如節目開場司儀竟說：「西方世界的宗教信仰，也因此留傳到了台灣來，改變了許多原住民們原本『粗曠而草莽』的習俗，但改變不了的是原住民們的純真與自然。」話語中在西方/ 原住民之間的刻板對比，霎時引爆眾怒。
近代史的部份，對二二八事件的呈現是演出亮點。當現場以民俗技藝的踩高蹺，點起白燈籠為亡靈引路，熟悉歷史的人很難不落淚。在表演手段上，以中國樣板話劇的形式呈現「國府版台灣光復」，也成功的達成以藝術手段針砭歷史的目的。然而對國民政府時期，外省軍民的文化描述，卻只取其以歌舞昇平、民歌潮，來對照台灣人民的水牛精神，再次延續了族群對立的刻板印象。
後來，在巴奈、林生祥和滅火器樂團的歌聲中，凱道化身為一場台灣民主發展巡禮。演出人員拿著大型看板、道具，寫著爭取民主過程中各個重要事件，如遊行般緩緩經過舞台。然而當巴奈唱起「黃昏的故鄉」，如此幽咽，投影幕上放著一張張白色恐佈受難者的判決書、信件和照片，經過舞台的卻是《嫁妝一牛車》的隊伍。時序上設計的瑕疵，破壞了這個值得靜默悼念的時刻。
對比之下，當滅火器唱起島嶼天光時，一面藍底、畫上綠色台灣島的大旗，穿過觀眾席緩緩進場，這種「致敬」，遠比將抗爭事件「再現」的演出，要好上太多。
大型儀典文化再現的侷限？
紙風車劇團強烈的本土認同，以及過去深入台灣鄉鎮巡迴演出的經驗，是他們能在這次總統就職大典出線的重要原因。其呈現結果引來眾多負評，不免讓人感慨。
其實，考量現場環境條件，紙風車當天演出零碎、難有整體感，也算非戰之罪。在非體育場的戶外環境編排大型典禮，本來就難；本次表演區又被切割，除了主舞台，還涵蓋主舞台正前方的凱道，以及延伸至觀眾席底端的T字型區域。表演的設計排練，必須同時顧及好幾個視角：包括舞台上的使節貴賓、電視台攝影師取景、空拍、及凱道觀眾席。這都增加了難度。
然而除了現場空間與技術因素，回歸創作本質，前述種種爭議仍讓人不禁深思：在這類大型儀典中，文化內容的再現，如何不會令其失去生命力？如何能不被樣板化？在場地特性和時間的限制下，策劃者必須選取明顯易辨識的文化符碼，也因為如此，必然冒著去脈絡化的風險。
過去各種大型賽事的開、閉幕式，也都面臨著類似考驗，鮮有成功之作。即使像2006杜哈亞運、2012倫敦奧運，靠著科技運用和精巧編排克服場地限制，仍無法免除文化內容被斷裂呈現的危機。作為總統的就職大典，除了儀典型式本身所帶給文化演出再現的挑戰，更包括那個困難的老問題：當文化被用來妝點政治、甚至為政治服務的時候，它必然面臨藝術在社會功能、創作與倫理界線的種種考驗。
而這場就職大典，折損的不只文化，連歷史都被拉下水陪葬了；紙風車這場不成功的嘗試，留給文化界許多必須思索、必須一一面對的問題。
（喬瑟芬，曾任職媒體、出版業與表演藝術行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