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舜臣、李登輝、謝雪紅……，以及他們定義的時代

「來，我們應該說北京話、閩南話，客家話，英文還是日文呢？」在總統府內，李登輝朝陳舜臣走近，微笑問候。這一年5月，他正式接任總統，還稱不上握有權力，敵人仍然環伺，見到舊人不免欣喜，又感安心。他們之間有着共同的醫生好友何既明，還曾打算合夥開書店。

「還是講日文最容易溝通吧。」陳舜臣回答，他見着總統不時向隨行人員說明他們的對話，彷彿是個口譯。如此輕鬆的景況，過去難以想像，畢竟，將近半個世紀，受家庭背景影響，陳舜臣屢受駐日使館刁難，作品雖曾被翻譯，在報紙副刊上連載，但媒體上的訊息量之少，和他的名聲遠不相稱。直至1990年底，在何既明協助，與李登輝幕後支持下，終於踏上睽違41年的台灣土地，這也象徵一個時代的句點。

陳舜臣上次踏上台灣是1946年2月。和其他留日青年一樣，陳舜臣興奮又期待，當時的心情都記述在半自傳《半路上》：

「對台灣而言，日本統治了五十年，究竟有什麼意義？航程間的對話，雖然也會出現了這種困難的主題，不過最有趣的話題，卻永遠都是馬上就可以吃到的台灣故鄉美食。接下來我們的眼前會出現什麼？大家滿心期待，眺望着海洋，一邊無止盡的聊天，一邊懵懂的思考着逐漸接近的故鄉。」

當時，陳舜臣的好友何既明已先他一步從東京到達基隆。他在那班船上，認識了一個比他還嗜讀的台灣青年，即是李登輝。在不久之後爆發的二二八事件中，何既明打開自家碾米廠的大門庇護李登輝，當時只是慷慨仗義，沒有人想到這位青年日後會貴為中華民國總統。

從何既明到李登輝；到周恩來的秘書林麗韞、鄧小平的日文翻譯陳弘，乃至於日治時期台灣共產黨創始黨員謝雪紅。這些近代歷史要角，都在這個時期，和陳舜臣一起走上歷史舞台，共同定義那個流離、戰亂和政治及身份認同歧異的時代。他們之中有人奮不顧身投入了共產中國，有人留在台灣，進入國民黨體制而日後飛黃騰達。陳舜臣的世俗權位雖遠不比上他們，但對人生價值的選擇和實踐，無疑是最忠於自我而多樣的一位。

不談政治卻一生置身政治

在學生、親友眼裏「不談政治」的陳舜臣，一生都置身於「政治」之中。作為一個殖民地子弟，在日本社會生活、學習的他，難免會遭到歧視，儘管他明白與台灣本地人相比，生長於神戶的他遭受到的差別待遇已算少，但終究了解自己還是個外人。

在日本，華商結成社群，是因貿易所需。戰爭前後，在日華僑有4萬多人，台籍佔約一半，其中神戶的華僑人數一直高居第二位，僅次東京。神戶在1868年開港後，就是日本對外重要通商口岸之一，是對中國與東南亞貿易的主要港口，擅長貿易的華人在日本形成一個活躍的華商社會。尤其是神戶。根據日本帝國統計年鑒資料：在盧溝橋事件（1937年）發生前一年，神戶港輸出入總額達全國36％，而神戶華商的交易量佔約半數。

「我阿公（編按：「阿公」為台語「祖父」的意思，此處指陳通）本來在西村商店工作。總公司在神戶的西村商店，專門出口海產到台灣和中國。中國人喜歡吃干貝這樣的日本海產。」陳舜臣姪女陳來幸表示，那時到日本做生意的台灣人不多，「像我阿公一樣做海產貿易的人雖然少，但生意都做得很大。」派駐神戶工作的陳通，後來成立自己的貿易商行，名為泰安。

九一八事件（1931年）後，中日貿易雖受戰爭影響，但依存關係仍深，戰後也難以切斷。在日華僑於國共內戰（指第一次國共內戰：1927年至1937年）後面臨諸多難題，例如，如何在兩個中國之間選擇？如何在中日無外交關係情況下，繼續貿易？更重要的是，如何生存？

然而，陳舜臣之父陳通的「政治」選擇卻很明確。神戶華商各屬不同組合，有廣東、上海、天津等，當時從事海產貿易的台灣商家甚少，卻都加入「福建公所」。一日，日本「特高」（秘密警察）上門，質問陳通為何加入中國人的團體，還出席那邊的會議？「難道你們忘了台灣人是大日本帝國的臣民嗎？」這不是特高第一次找陳通麻煩。

「自國民政府被中共逐出大陸，逃到台灣，大陸出身之華僑及台灣出身的知識階級份子與學生，便開始向左轉。助長此傾向者，為二二八事件。」

1945年戰爭結束後，包含國籍歸屬、資源分配、教育等問題亟待解決，神戶華僑總會因而成立，戰前舊有的台灣省民會也併入這組織。1947年，台灣省民會脫離華僑總會，由原會長陳義方帶領，另組立場親共的「華僑文化經濟協會」，副會長為林水永。陳來幸學生許瓊丰的研究中指出，這些台灣商界領袖之所以如此，除了戰後國民黨政府管理政策上忽視台灣人外，二二八事件造成的衝擊，也是重要原因。

「二二八事件發生後，有一些台灣學生逃到日本，父親接納了其中一些人並照看他們。」林水永的女兒，日後成為周恩來秘書的林麗韞接受日本記者本田善彥採訪時表示，其父在華僑社會是有名望人物，因為在公開場合批判國民黨對台灣的統治，被列入黑名單，「神戶的華僑社會也二分成蔣介石派和毛澤東派。不過台灣人受到二二八影響，導向毛澤東派的變多。」《台灣人的牽絆》中寫明林麗韞家人的選擇：原本對台灣光復狂喜的林水永受到二二八影響，才會轉變成公開發表對國民黨的不信任。

1955年12月的中華民國外交部檔案也明白表示：「自國民政府被中共逐出大陸，逃到台灣，大陸出身之華僑及台灣出身的知識階級份子與學生，便開始向左轉。助長此傾向者，為二二八事件。」這些親共的華人而後更進一步組織一個與北京政府直接連結的團體，是為「華僑聯誼會」。中華民國外交部則稱之為「神戶附匪份子組織偽華僑聯誼會」。

對二二八事件厭惡的陳舜臣，未曾解釋自己父親的選擇。被陳通帶大的陳來幸卻說，阿公當上華僑聯誼會會長，只是因為「沒人當，只好我當」。因為聯誼會中的福建和廣東人多不願意出頭，造成台灣商人多半親共的印象，「冷戰時期，國民黨勢力很強，與國民黨友好的都廣東人，反而有能力的台灣人比較親共。」

或許受到父親陳恭和家學影響，陳通對中國較為認同。陳舜臣的弟弟陳敏臣實現了父親的心願，考上中國暨南大學──1946年，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舉辦一場考試，錄取一百名台灣青年到北大、廈大等校升學，這是台灣歷史上首次由政府有計劃培養的知識份子，也是唯一一次。這群公費生富有學習祖國文化的責任，以促進兩岸交流。戰後隨陳舜臣返台的陳敏臣，就是其中一員。

白色恐怖 C.C派當道

在這批同學當中，還有後來擔任李登輝時期駐日代表的林金莖、《人民日報》駐日記者陳弘（陳伯熙）及陳舜臣新莊中學同事劉碧堂。他們原本抱持着對祖國的期望，到中國大陸讀書，卻在這段期間遭到不少震撼，例如中國幾起大規模學生運動、反飢餓反內戰學潮，以及發生在台灣的二二八。這些經驗聽聞，讓他們對國民黨政府憤怒，加上共產思想在校園間散布與共產黨對台灣人民的聲援，都是這些青年學子認同動搖而轉向的原因。

例如陳弘。本名陳伯熙的他，就讀基隆中學時，因公開表明對日本人欺壓不滿，遭控秘密組織抗日社團，後釀成「F-MAN事件」。為了繼續升學，他先是到東京讀書，後藉公費轉讀上海復旦大學。就學期間，因對國民黨失望，留在中國大陸，擔任周恩來、鄧小平翻譯。然國共內戰（指第二次國共內戰：1946年之後）爆發，也讓他與台灣未婚妻從此分隔，這段愛情故事後來不僅被同樣在廈門讀書、在中共中央高升的台灣人張克輝寫成《雲水謠》，也被陳舜臣寫在《含笑花之木》這部作品中。

F-MAN事件

林金莖、劉碧堂與陳敏臣則選擇回到台灣。經歷了二二八事件之後，陳舜臣、陳敏臣兄弟決定回到神戶、遠離風波；劉碧堂則進入新莊中學教書，白色恐怖時期被逮捕，最後死在獄中；而當時保護他的校長陳炯澤，也遭牽連而被拘留。

「我對他（劉碧堂）還算放心，因為他個性溫厚，大概不致於做出什麼太過偏激的行為。他不會有什麼危險的左傾思想，毋寧說還擔心他可能遭受左傾份子的暴行。」離開台灣前，陳舜臣一直認為劉碧堂不會出事，日後聽聞惡訊，不免對國民黨C.C派（指國民黨員陳果夫、陳立夫創立的黨內組織）感到憤怒：「設計陷害劉碧堂的就是這麼一群人。他們只顧着追求自己的功績，為了達成目的，完全不管會讓多少人流淚。對於這群人，我實在沒法不怨恨他們。」陳舜臣在以台灣背景的推理小說《憤怒的菩薩》中，便大篇幅描寫、批判這個組織。

二二八事件後，部分菁英離開台灣，從事台獨運動，也有一部分知識份子到了中國，投身共產革命……當台灣進入反共肅清的白色恐怖年代時，日本則充斥着左翼思想。

二二八事件後，部分菁英離開台灣，從事台獨運動，也有一部分知識份子到了中國，投身共產革命，如台灣民主自治聯盟首席代表謝雪紅。陳舜臣新莊中學的同事蘇仲卿任職《民報》期間，親眼見到歷史現場，他選擇隱忍留在台灣，但同事吳克泰難以容忍，投身共產主義運動。吳克泰日後成為中共高官，並且宣稱「 吸收李登輝入共產黨」。但李登輝否認加入黨組織，只說是自己組籌的「新民主學會」 被共產黨吸收，之後自己就退出了。

當台灣進入反共肅清的白色恐怖年代時，日本則充斥着左翼思想。陳舜臣弟弟妹妹就讀的中華同文學校，便有濃厚的左派氣息。

中華同文學校是1899年梁啟超呼籲而成立的，為華僑子弟讀書之所，教育也多來自左傾的汪精衛政府。該校畢業的陳來幸解釋，她的上一輩受到強烈的影響，特別是姑姑陳妙玲。

排行第五的陳妙玲，就讀同文學校時，受到校長李萬之、老師李蔭軒影響，對共產中國無限嚮往。加上，父親陳通認為女人不必受太多教育，令滿懷理想的陳妙玲趁1950年代「北京協定」實行，藉着在日華僑歸國管道，到了中國。後與陳弘、吳克泰擔負類似的工作。而一同長大的姊妹淘林麗韞早她一步到中國，替周恩來、毛澤東翻譯，也見證了美國前總統尼克森（香港與中國譯作尼克松）訪中、日本前內閣總理大臣田中角榮訪中，以及1972年中日建交的過程──與之相對的，第一屆台灣公費生林金莖見證了台日斷交的過程。

背景親中 屢受R.O.C.駐日大使館刁難

那個年代，每個人或主動或被動，為認同做出選擇。在研究者心中，「陳家的政治選擇並不算意外。」推動陳舜臣出版計畫的內容力企劃長陳思宇認為，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對中溫和，想承認北京，又受控於美國，然兩國貿易依賴很強，必須在政治關係外另求解方，於是在1952年簽訂《中日和約》，實行政治經濟分離的交流方法。陳來幸也解釋，當時如果要和大陸做生意，就要加入「友好商號」，因此，很多台灣人都做此選擇。

況且，1960年代安保運動興起，整個日本社會陷入親美或親中的角力，直至1970年代，甚至出現「中國熱」。幾乎同時，陳舜臣申請加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籍，取得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

1949年，陳舜臣返日後，在日本一直以「外國人」身份生存，有「外國在日登錄」，陳來幸說，「我們家留着中華民國僑民證，因為戰後配給可以多一點。」但成為作家的陳舜臣偶爾得出國，因其家庭背景親中，屢受中華民國駐日大使館刁難。1972年，憤而申請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

陳舜臣不太強調自己被列黑名單之事，在半自傳中，也只簡單提到其著作竟都成了禁書。「在台灣經歷白色恐怖的悲慘時代，何既明偶爾會來日本，並且告訴我暫且不要回到台灣，因為當下情勢還很危險。」他又寫道：「我之後成了作家，屢屢前往中國大陸旅行，加上父親商店也做些中國貿易，因此無法一開始就順利獲取前往台灣的簽證。」語氣淡淡。

但在《麒麟之志》中，陳舜臣罕見直指原因：「可能因為我們家是做中國貿易的，也可能因為父親擔任與中國關係密切的華僑團體會長，所以被列入黑名單。」因為偶爾要到中國大陸訪問，陳舜臣也成為國民黨政府嚴密監控的人物，便再也沒有申請過台灣的入境簽證，「就算申請了也不會過吧。」

陳舜臣喜歡草原、海洋，喜歡沒有阻隔的世界，「他會說，新莊到神戶之間的海，對他來說不是阻隔，是順理成章的連結。如同一片草原那樣。」

轉寫歷史小說的陳舜臣，在拿到中國護照後，更是頻繁進出中國。儘管當時是文革，但在周恩來、廖承志等人的保護下，陳舜臣還能進入故宮找材料，備受尊重。但1989年天安門事件爆發後，低調溫和的他，卻主動召開記者會，放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罕見地以強烈語氣批判李鵬政府。

該年8月，日本著名雜誌《文藝春秋》刊登了他的投書：「用鮮血寫下的事實，不能被隱藏。」文中他以《左氏春秋》中「在齊太史簡」的故事開頭，說史家不會因為畏懼喪命，就失了記錄史實的節操，並盛讚天安門學運承襲五四運動的精神云云，同時批判鄧小平與李鵬。當時已經超過60歲的陳舜臣，終於加入了日本籍，成了真正的日本人。

隔年12月4日，他持日本護照，再次以「日本臣民」的身份回到台灣。見到了原本要一起開書店的「股東」李登輝。

重歸故土的陳舜臣已將近70歲，心境自然不若舊時，然期待興奮之情未減。不善言詞、少表達情緒的他，難掩喜悅，在飛機上，與妻子蔡錦墩舉杯慶賀，並寫詩留念：

昨夜夢蓬萊，今朝宿霧開，凝視鄉路近，涕舉手中杯。

除了連載作品，陳舜臣過往不曾被媒體直接報導，解嚴後，卻因《中國時報》邀他演講，給了他回鄉機會；李登輝在總統府召見，其後與新莊中學學生相聚等活動，佔據了他返台的兩周期間，卻重新填滿他幾乎已快淡忘的故鄉情懷。回程中，他又寫詩一首：

鄉路三千里，夢飛四十年，旅魂幾點淚，宴罷尚流連。

這兩首題為〈鄉路〉的詩，與另一首名為〈回鄉〉的詩，收錄在《麒麟之志》這本漢詩隨筆集中。據聞，陳舜臣眾多著作中，只有這本在他去逝後，隨其火化。原因不明，或許這作品坦然吐露他內心的一方天地。

回到台灣的他似乎很受鼓舞，想着要寫台灣的歷史，寫下謝雪紅的故事。他甚至還想在淡水設籍。只是直到去年1月去世時，「謝雪紅」還未被完成，而幾乎見證台日中三地近代史的他，幾乎也快被這個社會遺忘。陳舜臣是誰？或許就在他留下的作品裏。

「你問我他的認同是什麼？我無法代他回答。」大量引進陳舜臣作品的遠流出版董事長王榮文表示，陳舜臣喜歡草原、海洋，喜歡沒有阻隔的世界，「他會說，新莊到神戶之間的海，對他來說不是阻隔，是順理成章的連結。如同一片草原那樣。」王榮文認為，這是陳舜臣明顯的創作意圖。

從親人的角度來看，也認為如此。「陳舜臣的作品沒有華僑性，除了自傳，不會談自己的情感經驗，也不會強調受苦。」陳來幸表示，更重要的是陳舜臣曾說他不喜歡國籍的觀念，希望將來的社會是個沒有國籍的社會，「這種思想來自神戶這個地方，也因為他身份轉變多次產生。他總說，了解兩岸的人才能填海，這是他嚮往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