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我得知的自己的报导作品《覆巢：中国权利NGO生死劫》和《寇延丁：128天的地狱，100公里的救赎》分别被授予香港人权新闻奖“中文报导及特写”的大奖和优异奖。能获得这份荣誉，我有很多需要感谢的，但对于最应感激的人——新闻故事中的主角们，我却不能说出一句“多谢”。
获得“人权新闻奖”，意味着我写下的都是些“没人权”的故事。而作为自由撰稿人，我并不愿意写单纯的惨剧，我想发现并记录下的，是惨剧中人的挣扎和反抗。我有时觉得自己像一个贼，偷了别人一片最痛苦、最屈辱，但也是最闪烁动人的人生，展现在观众面前，引发阵阵唏嘘和赞叹。
当然，我在采访和书写的时候，没有瞒没有骗也没有强迫谁。受访者也是怀着揭露真相、寻求公道的愿望接受我的采访。但每一个做过中国人权报导的记者都会明白：相比故事中的他们的付出和需要，一篇报导能帮到的实在太少太少——就像石头投入大海，只泛起微不足道的涟漪。
站在颁奖礼的台上，我成了突然被灯光照亮的贼：受难的是他们，拿奖的却是我。我讲不出“多谢”，因为我不能“多谢”他们无辜受难。而对于他们的勇敢不屈，说“多谢”单薄得令人羞愧。
好像没什么用，收入不高，辛苦又难受，为什么还要写呢？这关乎本文真正想谈论的主题：抗争报导写作。
任何新闻教科书都没有“抗争报导”这个门类。过去一年，我都在书写被政治打压的人和他们的抗争，期间遭遇了无数的伦理、心理和技术拷问，却没有课本和老师可以告诉我标准答案。渐渐地，我积累了一系列相关经验、反思和原则。如今，面对讲不出“多谢”的愧疚，我想要把它们写下来，与有兴趣的同行和读者分享，希望对正在受难的抗争者也能有一点点好处。
当然，写下这些文章，不代表我能给出标准答案，而仅仅是一种尝试，供读者参考讨论，期待这个主题能引起正视和共鸣。此刻你看着的文字，就是“如何书写抗争报导”系列文章的第一篇，“抗争报导的背景与意义”。
极权社会下的“抗争报导”
“抗争报导”，不单指书写的对象是抗争，还在于这种新闻文本的书写本身“就是”抗争：它是文字，也是运动。这一性质，本身已经构成对经典“新闻”定义的挑战。
“抗争报导”如何在具备抗争性的同时，保持新闻的专业底线？这是“如何书写抗争报导”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要讨论这个核心问题，首先需要厘清问题背景——所谓“抗争报导”，产生于这样的社会：这个社会有一个强大的权力垄断当局，它通过行政行为和国家暴力侵害民众的同时，还控制着立法、司法、媒体和公共空间（包括互联网）。这意味着，民众失去了一切保护其权利的安全网。立法不是为了保护民众的权利，而是要合法化侵权的施行。司法保证侵权无法申诉，媒体在思想意识层面合理化利维坦的存在，公共空间更不允许出现质疑的声音。
从政治学的角度，以上种种代表著一个极权／威权／独裁的体制（三者略有不同，但基本都符合以上描述），为方便起见，下文中将这样的社会称为“极权社会”。
基于“极权社会”的背景，我们就可以理解：报导如能坚持新闻的真实性、独立性和自由性要求，就已经构成对利维坦的抗争性。
另一方面，如果正视“极权社会”的现实，承认抗争者身处极不平等的结构，传统新闻工作中根据“中立性”守则而形成的种种具体手法，就需要被重新审视。比如，新闻教授会教导学生：对立双方的观点应得到比例大致相同的展现；如果做不到，至少要给予双方平等的说话机会。这在实际工作中，意味著新闻发布前要将内容告知被批评对象，并请对方回应。
然而在“极权社会”，所谓平衡报导，常只是延续话语权的不平等；而提前知会批判对象，更可能在新闻发表前，就给采访对象带来严重的恐吓和报复，以强迫其撤回所说的话——这往往比新闻直接发表带来的报复要严重得多。。
但重新审视“中立性”原则的内涵和实施，不代表要抛弃这一原则。这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议题，我会将它放在下一篇文章中讨论。
在“极权社会”中，书写政治打压事件及其中人们的处境与反抗的报导，就是“抗争报导”，它与社会运动密切相关。仅从它的定义，其中蕴含的危险、困难和代价就不言而喻。
“抗争报导”的意义追问
尽管“抗争报导”努力书写极权社会中的反抗，但就像上文提到的，它对抗争者的直接帮助往往很小──即使存在，也难观测。因为，在民主社会中那种“报导－舆论－压力－改变”的稳定路径，在“极权社会”中并不存在。而国际压力，对体量庞大的“极权社会”作用也有限。
而且由于信息垄断，“极权社会”中的普通民众、受压迫者和抗争者都很难看到这些报导。过去一年，我写了十多万此类文字，可每一篇在国内渠道的阅读量，几乎都不过万。我经常觉得自己是“不存在的写作者”。
既然如此，“抗争报导”到底有多大意义？
这个问题，需要抗争者本身，和每一个“抗争报导”的书写者、读者去回答。他们的答案必然各不相同，但没有一个是错误答案。
作为书写者之一，我在此给出自己目前的答案──这也是我在“抗争报导写作”带来的种种后遗症折磨之下，仍想坚持的原因。
我想问的是：人类如何度过黑暗年代？
对我来说，这是关于人类文明的核心问题，而“抗争报导”的写作，正是导向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是，我们都身在黑暗之中，还没有看到天亮，无人能给出可验证的正确答案。
因此，在我的写作里，这个问句中的“如何”，首先是在求描写，其次才是在问路径。也就是说，我在“抗争报导”中寄托的基本愿望，是描写和记录。而“人类如何才能结束黑暗年代”的路径追问，则是我在采写中选择坚持的问题意识。
在当下，“抗争报导”如果能传播开来，至少可能对抗争者有一定的保护和参考作用，对受压迫者则可能带来启发和鼓舞。就算现在看到“抗争报导”的人很少，它也会以种种方式沉入历史。或者将来有一天，黑暗年代过去，有人会在数据库的暗角里看到它，说：“哦，原来他们是这样走过来的。”——原来黑暗年代并不是全然的沉默和漆黑一片。原来黑暗中仍有光，即使微弱摇曳，总像在下一秒就要熄灭，但他们留住了那光，守到了天亮。将来的人，或许会有智慧从这些记录中提炼出预防和结束黑暗年代的方法。
（赵思乐，自由撰稿人，专栏作家，2015人权新闻奖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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