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作為一種具有先驗特點的身體能量，可以被積極引導，參與塑造個體自我，與個體創造力相互彰顯。當公權力披露與公共利益無關的性行為時，公眾應該質疑公權力的做法，而非跟着公權力的思路去探討個人的性行為。這些觀點已經在鄙文《嘿！今晚繼續去性交》裏說明，此處不再贅言。
出人意料的是，在歷史上，極權東德卻是個性自由的國家。這一方面是其崇尚天體的文化習慣使然，另一方面，性自由成了東德政治壓抑下的社會性宣洩出口。
中國也不是個性壓抑的國家。但它的詭異之處在於公權力對性道德的操控──性道德被用於特定目的，施加在特定人群。性道德在女性身上表現為約束，在男性身上卻往往是炫耀和濫用──越多對異性的控制，越多性交關係，越顯示出男性的權勢。性交易的出售者比購買者更容易受到污名、罰款、拘留等懲罰。公權力的挑戰者更容易被性羞辱並承擔毀滅性後果。
從中共獲得政權開始的「消滅妓女運動」，到其後，民眾的婚外性行為可能被槍斃，再到現在，時不時來一場「掃黃打非」，中共政權用性道德來凸顯自身與「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腐敗的國民黨政權」的不同，從而加強其道德合法性，強化其意識形態話語。
當性道德施加在公眾人物身上，用於公開的性羞辱時，它已經與是否性交、如何性交的真相無關，而與當事人是否屈服於公權力，觀看者是否恐懼有關。微博大V為自己的性行為在CCTV懺悔，維權人士在國家媒體上被指控性濫交道德敗壞，致使他們的「信用喪失」。公權力因而有機會轉移公眾對公共事務的注意力，建立公權力主導的輿論空間。
中國政府一方面掃黃打非，另一方面容忍性產業（事實上屬於非法）對GDP的貢獻百分比與餐飲業基本持平。這揭示了，中國公權力對性的控制，本質上是在培養政府和基層官員的搖錢樹、聚寶盆。掃黃打非獲取的罰金額度不小，但並無詳細記錄。由於性交易的污名和不合法現狀，治安人員及警察平時對小姐和嫖客的罰款、恐嚇、勒索、栽贓十分容易得逞。前警察吳幼明在二十多萬字的《從警十三年》裏，詳細道出對嫖客隨意罰款、針對相對富裕的嫖客選擇性罰款、多次重複罰款、私吞罰款、濫用私刑、跨轄區抓嫖創收、逼供捏造嫖客名單等親身經歷。這些經歷在基層執法人員中十分普遍，乃至執法人員一次抓嫖罰款，不但可以完成一個月的罰款任務，還可以獲得高於個人工資的「罰款提成」。
在潘綏銘等性學專家的研究中，小姐控訴說，公安局的每一塊磚都是由小姐賣身換來的罰金貢獻的。有了此等個人利益和部門利益動力，基層執法人員對抓嫖和「製造嫖娼案」的興趣非常高。小姐權益倡導者葉海燕說，基層警察對所在轄區的小姐沒有不清楚的，只是掃黃時選擇性地掃一掃，平時都是要「放養」這些小姐作為罰款、勒索的對象，她們是基層執法人員取之不盡的財源。
而抓嫖行動中，是不是嫖娼，基本上由執法人員說了算，它事關執法人員的「權威」和面子，和具體是否性交易的事實真相也沒有太大的關係。
2002年程樹良教授回鄉奔喪「嫖娼被抓而死」一案，可能就涉及「抓嫖」生意。從有限的信息，我們可以看出事情的大致脈絡：長期在外的程樹良不了解當地情況，有人（小姐或釣魚者）對他招手，他回應後被拉入房間，不到半小時就被「抓嫖」。性情耿直的程樹良從未放棄為自己爭辯。後來「跳車身亡」。警方不用負責，最多要承擔看管不嚴的責任。此案至今疑點重重。
在雷洋「嫖娼被抓跳車死」或者「心臟病死」的警方說辭中，當事人是否嫖娼、性道德如何，根本無關緊要。緊要的是：一，具體的執法人員以何種方法抓嫖，是否出於創收目的慣於不擇手段「製造嫖娼案」？二，警察系統在當事人死亡後，是否慣於為實施暴力或犯罪的執法人員背書，甚至不惜毀滅乃至製造證據？三，涉事地方政府部門出於利益衝突，是否應該迴避屍體保存和屍檢？
從程樹良「嫖娼被抓跳車死」案，到孫志剛死於收容所案，到討薪女工周秀雲死在警察手上，到雷洋「涉嫌嫖娼被抓跳車死」……這屆警察手裏濺灑的人民鮮血，難道還不夠多嗎？
雷洋事件發生後，一位朋友在微信朋友圈發出《告男性親朋好友書》。她說：若你們因嫖娼或者被嫖娼，被公安機關帶走，請配合調查，不用急着接機、回家、赴飯局、送孩子等等，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退一萬步講，即使在性交易非法的現實下）嫖娼也不是一件解釋不清楚的事，關鍵是要活着。
（曾金燕，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博士候選人，中國獨立紀錄片研究會發起人，人權新聞獎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