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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耀華:2047,改寫權勢者定義的香港

2047只是思考香港前途的問題意識,而不限於港中的憲政關係。因為社會不公義根本是全方位的。


鍾耀華:這次香港的二次前途該由港中兩地人民透過政治決定,港人不能再「被缺席」。攝:Guang Niu/Getty Images
鍾耀華:這次香港的二次前途該由港中兩地人民透過政治決定,港人不能再「被缺席」。攝:Guang Niu/Getty Images

2016年,香港政局多事,「2047年香港前途」成為政界共同話題──公民黨發表創黨十周年宣言,強調本土,該黨新晉議員楊岳橋明言要思考2047的香港;其他泛民中青代亦提出《香港前途決議文》;年輕學生牽頭的政黨「香港眾志」明言會以十年時間推行香港前途公投;份屬本土派、由「青年新政」組織的「選舉聯盟」甚至計劃於2021年,即下一任特首選舉前舉行自決公投,強調香港獨立與一國兩制皆是選項;建制派亦蠢蠢欲動:葉劉淑儀約見年輕人交流本土港獨思潮,各建制派亦紛紛明確否定獨立之路。

2047年的香港前途問題逐漸成為社會關注,誠為好事,因為一國兩制的未來早晚要有定案,而這次香港的二次前途該由港中兩地人民透過政治決定,港人不能再「被缺席」。

然而有關「2047」的香港思考,不應被局限於港中的憲政關係。「2047」也許更像一個問題意識,把潛藏在日常生活肌理中的權力體制重新勾起──我們想要建立一個怎樣的香港?

我們需要從權力運作的根本瓦解權勢者的逼迫,而不是靠在選舉及議事堂上侃侃而談。

現代社會的權力體制

個體與個體透過日常接觸連結起來,社群由是而生。傳統部落社會資訊並不流動,人際交流依賴距離有限的物理接觸,社群規模相對較小。而規模愈小的社群,權勢者的意志就愈能直接行使,更容易監控無權勢者。

踏入「現代社會」,科技發展帶動社會頻繁交流,個體可以超越物理距離而聯繫到身未能至的另一端土地。在這個意義上,權勢者可以管轄的範圍亦隨之擴散。權勢者寡而無權勢者眾,日益龐大的領土與群眾規模,讓少數權勢者無法親身直接行使意志;對無權勢者而言,脫離日常生活接觸則不成社群,亦因此存在着逃逸權勢者管制的空間。

為了維持管治,權勢者必須下放部分權力,但最終目標只是讓其意志可以間接但絕對地執行。這種依照少數權勢者意志而設計的管治計劃,就是今天我們所理解的「體制」。體制統涉整個社會,透過財勢利益的分布,被管治之無權勢者只要按體制定下的規則生活,就能逐步掌握利益,並轉化成部分權力。

換句話說,雖然最終的權勢者依然是少數,但無權勢者透過「安分守己」,就能慢慢獲取部分權力成為小權勢者。社會權勢者/無權勢者之二分變得更加模糊,當中有上爬的階梯,而且層次變得更複雜。權勢者依然是少數,然而因這種權力下放的體制,他們添加了大量名不經傳的代理人與螺絲釘,社會中的每個個體都可能是權力的共謀者。這些共謀者也許只是基於環境壓力而逼不得已,因為他們一但不服從,想過利益權勢以外的生活,他們就是在反抗體制,他們就是體制外之物,必然受到制度制裁。

小權勢者被權勢者以利益牢牢鞏固,形成一個又一個管治社群。維繫着管治社群的不是日常接觸與理念互通,而是普世的金錢數字,他們化成各種官方結構──文化的、商界的、學術的、法律的、教育的、藝術的,城市規則的諸如此類──訓導社會生活的邏輯,築構生活的典範。

香港的權勢者與反抗者

這不是抽象理論;從權力結構的面向切入,我們得以回身望向香港。香港一直被權勢者定義為資本主義城市──美國傳統基金會連續21年,評選香港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基本法》定明香港資本主義制度50年不變;特區政府年復一年強調自由市場與及發展之必要。權勢以下的管治社群,反覆對我們說香港的安定繁榮──賺錢的文化產業、利益最大化的商業發展、永遠為政府護航的學者、協助港中融合的法律人士、強調服從的教育界別、不涉政治的藝術家,讚揚推土式發展的規劃師,等等等等。

香港也不是沒有反抗者。有人想過利益權勢以外與自然共生的生活,結果遭受到如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的種種逼遷行徑;有人堅持小本經營的社區生活,結果面對地產霸權,遭到大幅加租;有人不甘迎合大陸市場而投身本地電影創作,結果受到中方大肆批評與打壓;有人想選出權勢利益社群欽點以外之首長,結果遭受警察的全面鎮壓與拘捕。

在這些事上面,對反抗者施壓的不只是少數權勢者──批評不遷者拖垮香港發展的市民;接受新自由主義增加香港競爭力的商人;各種受益於大陸龐大利益市場的演藝界人士;苦口婆心批評反抗者於事無用的群眾。他們也許都不是最典型的權勢者面孔,甚至屬於不同社會階層,但他們都會站在權勢者所定下的界線內,因為他們或多或少受益於權勢者設下的規則,又或生怕不站在權力列隊之內,會受到體制制裁。在這裏,權勢者與無權勢者交織出一張權力結構網,讓反抗者在生活各種面向,都受制肘。

2047不只港中憲政問題

這是為什麼我認為:2047只是思考香港前途的問題意識,而不限於港中的憲政關係。因為社會不公義根本是全方位,且是傾全社會之力對生活的限制,讓每個人都只能活出同一種生命方程式。

「2047」這個問題,我印象中最早提出的是前《學苑》編輯李啟迪,後來由前學民思潮召集人,現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發酵成大家比較關注的焦點。李啟迪提倡思考香港二次前途;黃之鋒說不願重複「政改永劫」,不想再以爭取「XX年雙普選」為民主運動的旗幟。然而如果只把2047大限理解為香港與中國的憲政關係,則與過去的民主運動沒有太大差別──因為他們對權力運用的思考同樣局限在憲政議題內,忽視了廣泛的社會權力分布及行使,對其他社會範疇沒有具體綱領。

這種意義上,如果我們對泛民主派的批評,是他們在政制問題以外毫無建樹,那麼提倡獨立的本土派面貌雖新,但也許在骨子裏與泛民主派一樣陳舊。本土派把「一國兩制」置換成「香港獨立」,突破了政治思考的框限,然而對於權力的壓迫仍然守於憲政議題之內,小看了各種由小權勢者形成的管治社群的反撲能力。

如果整個社會群眾都已內化了權勢者的邏輯,那麼改變憲政地位或更替少數權勢者,都不足以扭轉整個社會的不公義。當反抗者沒有從根本建立起,有別於今天由利益權勢攏絡的管治社群,就算成功獨立,那也不過是皇朝易姓。我們不會有足夠的基礎,對抗整個前朝遺留下來的社會主導意識,以及其所導致的社會不公義。

重塑社會,扭轉不公

於我看來,不論派別,有志於政治的反抗者,都該有志氣去建立與官方管治社群分庭抗禮的平行結構。如果權勢者管治社群是分散的,由利益輸送主導的,我們在打破籠牢的同時,亦應構築屬於民間的平行自治社群──包括文化的、商界的、學術的、法律的、教育的、藝術的、城市規則的,諸如此類。我們要提出一種利益以外,以理念價值相通的生活形態,與權勢者競逐民心。

比如說,在政府御用學者以外,我們能否建立民間的知識圈,辦民間學堂,做民間自己的政策研究?本土研究社、香港民間學院、流動民主教室都是在做類近之事。在法律界,法政匯思等組織,正在凝聚一種以法治精神為本的法律社群,嘗試在權勢者面前提出另外的反對意見。城市規劃問題,政府不處理,土地正義聯盟等組織代其清理及報導各地出現的泥頭山,樹立起自我組織的公民模範;各種地區組織如「社區公民約章」正努力做社區營造,建設一種經濟利益以外的社區生活;還有其他在努力中的人,不一而足。

這些行動的重要性,在於從權力根本去挑戰權勢者,重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紐帶,奠下信任、團結、責任等信念價值,吸引更多人離開權勢者設下的生活方程式,壯大反抗力量。這些不僅是政治策略,更是在重塑另類社群生活的可能,再次開放人類的自由。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實踐真正廣泛的社會革命。

「2047」作為一個政治招徠,不過是為自決我城的思考設下限期,把改變社會不公義的問題更加具像化而已。「2047」更應該是一個問題意識──如何從權力根本去化解不公的邏輯與階梯。把「2047」作為單一焦點,未免過於本末倒置。「政治覺醒」、「前途自決」,「街頭議會並進」之說不下十年,我們不缺這些口號,缺的是行動的勤勉與謙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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