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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格蘭皇家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關鍵要恢復GDP增長動能

供給側改革,最大困擾在哪裏?房市回暖對中國經濟影響何在?人民幣何去何從?債務快速上升將成為中國未來一大難題?

特約撰稿人 李愷

刊登於 2016-04-26

2015年10月23日,一名工人在收集煤炭。攝:Jason Lee/REUTERS
2015年10月23日,一名工人在收集煤炭。

自去年11月10日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供給側改革」後,圍繞着這一目標的討論與如何推進,至今絡繹不絕。但現實改革的落實正應了那句經典的話:「說易行難」。

如何警惕「供給側改革」成為宣傳的口號,中國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在4月19日的一個會議上表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一個比較新的概念提法,對這個概念認識上的差別,會對實際執行產生差之毫釐失之千里的影響。現在存在一種傾向,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由政府「有保有壓」、「有扶有控」地「調結構」混為一談。例如,主要用行政命令壓縮過剩產能,主要用政府投資和政府補貼去「扶持」新技術產業。

吳敬璉強調,這種理解是不正確的。他還進一步指出,供給側改革的必要性實際早就提出。中國在1981年就提出要提高增長質量,優化經濟結構,1995年就提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2002年再次提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2012年強調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2014年則提出了「引領經濟新常態」,再到2015年明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同提法的共同核心都是創新和提高效率。

如何看待供給側改革的難點以及中國此起彼伏的房地產風險、金融債務壓力,端傳媒日前專訪了蘇格蘭皇家銀行(RBS)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胡志鵬。他主要負責中國經濟、貨幣政策、匯率等方面的研究。此前7年曾就職於UBS投資銀行,任中國高級經濟學家,所在團隊長期在亞洲貨幣和機構投資者評比中名列前茅。胡志鵬還是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博士候選人,並擁有復旦大學經濟學碩士學位。其論文曾發表於《經濟研究》、《金融研究》、《世界經濟》等國內一流學術期刊。

國企是困擾當下改革的最大掣肘

端傳媒:供給側改革(註:指調整經濟結構,使勞動力、土地、資本、創新四大要素實現最優配置,提升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數量)去年至今都非常熱。「三去」(註:指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目前看來也引發了一些社會下崗問題,比如東北等地。您怎麼看打破剛性兑付(註:剛性兑付指投資者買入高風險高收益理財產品時,由銀行及信託公司最後兜底,承擔投資者的損失)的風險?包括今年GDP定的浮動值很高。

胡志鵬:確實,從目前的跡象來看,我沒有看到太新的變化。即便是供給側改革的口號喊出來,也說了市場化的思路來解決,但實際操作中,很多情況下還是政府主導。

包括東北地區去產能去庫存也好,最後實際上還是政府在做,在推動,選哪家企業"去",怎麼重組,背後還是地方政府發揮最核心最主導的作用。這個過程中,肯定不可能不兼顧其他目標,所以不管是力度上或步伐上,可能很難像我們覺得理想的那樣去推進。

而且,我還擔心,可能會造成新的扭曲。說是要吸引更多的民間資本、私人資本進來參與重組和企業改造,現實當中肯定還是不可避免的私人資本有疑慮,最後的結果還可能是關停的那些恰恰是民間的私人性質的,兼併做大做強的可能還是跟地方政府關係最緊密的地方國企。

端傳媒:是否可以說國企是困擾當下改革最大的掣肘?

胡志鵬:確實是這樣,說白了,實際上很多問題都在國企方面,包括大家說現在債務增長很快,也主要是國企。私人企業方面,槓桿控制的很好,從經營狀況來看,不管是收入下滑還是盈利下滑,基本上也都是國企的問題。

我覺得現在都不太好說還用"改革"這個詞了,說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際上從中央提的內容來看,基本上就是調整和重組,這是它希望做的。要是把這個說改革,也談不上太明確的改革,大家其實一直期待的是國企改革,希望能有更大力度紮紮實實去推進,但確實意識形態方面造成的干擾還是非常大,很難以比較快的速度往前衝。

所以,這種情況下,先做供給側的調整和重組,可能是希望順便推一把國企改革,引入一些混合所有制民營資本。

我覺得這個也很關鍵,但要說能做多快,那就很不明確了。如果看「兩會」時關於結構性改革的內容,很多是老的,包括簡政放權,鼓勵創新創業,改善公共服務,有些就比較虛了,比如激發非公有制經濟活力,還有新加的化解過剩產能。

這波房價復蘇比以往更加脆弱

端傳媒:去產能、去庫存的話,大家很擔心房地產又是個問題,今年以來很多城市都漲這麼快。

胡志鵬:每個政策選項都是一把雙刃劍,推房地產,就會發現存在新的問題,這波房地產回暖實際上也正常。因為貨幣寬鬆了一年半的時間,即便它結構性供求格局有多麼不利,那也會有一個週期性復出,這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只不過這波房地產跟以往回暖相比,有兩個會很重要的不同,一個是一線城市跟其他城市的差距在房價的增速上,體現得特別明顯,增速差比以往更大,每一輪反彈都是一線城市帶頭,跌的時候也是下降得比較快,但是這輪比以往更突出,分化比前幾輪更大,可以從資源配置角度說,大家越來越聰明瞭,知道全國只有一線城市供求格局最好,所以願意往這裏配。

第二,這輪槓桿比以前發揮的作用更大,即便是官方統計到的數據來看,從流量方面來看,通過房貸購房融資的比例已經逼近09年的時候,但從貨幣寬鬆的度來說,怎麼也不算09年全面寬鬆的態勢。

所以,這種情況很值得警惕,更何況這裏面還有很多P2P、首付貸等根本統計不到的場外槓桿,如果把這些算起來,這輪槓桿推動的特徵更加明顯。這次貨幣寬鬆之後的金融資產上升非常明顯,也就造成這波房地產復甦比以往更加脆弱,因為它更侷限於一線城市,而且更容易受到槓桿波動所造成的衝擊。對宏觀經濟,肯定還是有一兩個季度企穩的效果,少少能帶動經濟有周期性好轉,但是因為它波及的範圍還是比較窄,目前為止,三四線稍微跟上一些,但不是很強的勢頭。

這種情況下,只能說是企穩,還類似於2012年、2013年那波由房地產、貨幣寬鬆帶動的實體企穩,但遠遠不能與08、09年很強的反彈對比。

我覺得房地產也刺激了,貨幣也放水了,可以幫助中國經濟爭取一定時間,但這個時間恐怕也就兩三個季度。

說白了,還是靠舊的增長引擎來刺激一把,然後帶來了階段性回暖,持續時間可能還是比較有限。關鍵是看這段企穩之內,真正能推哪些東西,能不能把改革落實,否則後面會很難做。

2014年2月18日,河北唐山。攝:Petar Kujundzic/REUTERS
2014年2月18日,河北唐山。

人民幣貶值壓力還在,歸根到底來自中國經濟系統性風險

端傳媒:金融風險方面,比如人民幣貶值壓力,現在是穩定了,今年內是否會反覆?

胡志鵬:現實是短期內很難得比較平穩的階段。一方面是因為美聯儲加息預期推後;另一方面是中國確實有週期性回暖,短期內硬着陸的風險是沒有了。 當然,央行過去也強化了與市場的溝通,政策解釋的力度也在加大,都有效果。所以說,現在是一個階段性的平穩期。但是本質上來說,貶值的壓力還在,這個壓力應該說歸根到底還是來自中國經濟系統性風險。

這種風險可以階段性平息一些,但如果改革與轉型沒有實質性進展的話,過一段時間又會重新出來,而且它可能伴隨着你的週期性下滑,或其他金融系統不穩定,出現一些波動,它可能會有集中的爆發,爆發的就跟匯率貶值壓力一起。

這種局面,坦白說,沒有好的政策選項,單純是匯率政策本身,是沒有任何一個選項把這個局面能夠改觀,包括之前有些人說一次性貶到位,但貶到位,會有很多的連鎖反應是根本沒法預計的,而且市場預期一般會賭大幅度貶值後,會不會有第二次。

如果一下子推到完全自由浮動,目前條件下也不具備,因為市場很明顯就會加強預期自我實現自我強化的風險,會造成對中國資產的賣出,這不是一個穩定的選項。也可以退回到以前的相對封閉,但那種情況是一開始就要改革的,那是很僵化的匯率制度,在目前美聯儲怎麼樣都要加息的情況下,守住那種匯率制度明顯是很差,特別是容易收到市場投機性的攻擊。

所以,現在做的是中間價,走一步看一步比較温和的貶,這種做法也是容易出現問題的,因為很大程度上,它沒法在根本上打消貶值的預期,這個預期,如果市場壓力大的話,還是會自我實現,還是會造成外匯儲備相當於持久戰一樣的消耗。

另外對國內資產價格也會造成邊際上不穩定的效果,而且這三者之間還會形成惡性循環。

坦率說,我不覺得匯率政策有任何完美的解決方案,這個解還是得在化解系統性風險上下功夫,匯率這塊的困局鑰匙本身不在於匯率本身,而在中國經濟基本面方面。

化解債務危機,最關鍵要恢復GDP增長動能

端傳媒:中國的債務,這幾年上升非常快,前面您也提到。會不會繼續這樣走,未來會成為一個特別大的難題?

胡志鵬:這個風險實際上比別的風險更大,為什麼?因為對這個問題是沒有任何共識。

周小川行長談這個問題時,也只能說,我們需要高度警惕,他也強調了中國有特殊性,比如高儲蓄率,銀行融資佔比比較高,不能完全可比。

所以,理論上到底有沒有一個警戒線,到了警戒線就會出現很大問題,好像也不一定。實際上用每一單位債務所創造出的產出效率,相比以前不斷在下降,這是一個惡性循環的效果。因為創造名義GDP能力下降之後,償債能力也下降了,這就逼着要借更多的債。

這個過程是很危險的,可能到了某一步,就沒有辦法持續下去,未來需要做一些債務方面的重組。現在也不能說直接硬去槓桿,2013年也都試過了,硬擠槓桿的話,反而帶來的衝擊更大,可能直接就把名義GDP給崩掉了,跟當時希臘效果一樣,適得其反。

因此,只能慢慢化解,慢慢化解。現在比較明確的一個辦法是槓桿轉移,債務負擔更多轉移到政府或者中央政府的賬上,又或是讓居民多承擔一些。其實,這些也不解決問題,最關鍵還是把GDP增長動能恢復過來。這個一旦可行,其他問題都迎刃而解,因為它是債務率的分母,它如果做大了,直接就把債務率消化下去。

像2002年到2007年,當時名義增速增長非常快,債務率是往下降的,就是因為名義增速很快,也就是說當時沒有靠很多的借貸、信貸、貸款、融資來支持增長,它是一個很強的內生性增長。

當然,如果做不到這一點,改革還是很慢,轉型也很慢,一直找不到新的增長點,不管是總需求,還是總供給與生產能力,都有一個結構性週期往下掉的趨勢,如果沒有辦法扭轉,那可能就走到日本那樣的泡沫,最後債務不斷轉移,全都集中在政府手上,然後私人部門全面萎縮,不願意投資,不願意消費,所有事情都由政府來做,政府通過財政支出去投資,央行通過印鈔票給債務做背書,真走到日本這步,不是不行,也不是不可持續,那種情況就是另外一種狀況了。

至少國內現在還沒有人希望走到那一步。但是我感覺,這些問題不解決的話,這是概率比較高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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