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於台灣的報導，「國際調查記者同盟」（ICIJ）說故事的序曲很不一樣。
ICIJ 簡介巴拿馬文件的影片，由敘利亞內戰揭開序幕，被強姦而販運的俄羅斯孤女（由配音員讀出）接續陳述悲慘經過，烏干達政府透過訴訟追討油田稅金的同時，醫療保健的匱乏導致該國產婦、嬰幼兒死亡率居高不下，「在追究陰暗世界的責任之前，國際罪犯活動、避稅，轟炸都會持續⋯⋯」離岸產業順理成章地被扣上協助可疑活動的大帽子。
除了片尾字幕打出莫薩克・馮賽卡（Mossack Fonseca）公司的說法，聲稱絕不會故意讓敘利亞相關人士使用其服務、會迅速通報可疑活動、總是配合主管機關，並未提供意圖藏匿非法行為的解決方案外，影片沒有來自離岸產業的平衡報導。在情感被撩撥起來之後，不假太多思索，你我都很容易加入聲討撻伐的正義之師。
且讓我們在悲憤沉重之餘喘口氣，將場景搬到兩週前的加州。當時，另一個英雄事蹟正在上演。蘋果執行長庫克（Tim Cook）在特別活動的開場，就針對拒絕協助美國聯邦調查局（FBI）解開 iPhone 的爭議表示：「我們並未料想到站在我們政府的對立面，但我們深信我們有責任協助你保護你的資料、你的隱私。這是一個影響所有人的議題，而我們不會在這個責任上退縮。」這番話不只受到現場觀眾歡呼，螢幕前許多人也同聲喝采。
以上看似不相關的事件，卻有着環繞核心問題的幽微連結。在支持吶喊之後，我發現自己並沒有辦法同時支持 ICIJ 與蘋果，卻又毫無違和感。
在隱私保障與公共問責間權衡
仔細觀察這兩者，前者或許能讓部分政治人物（共140位）因政治責任而下台（例如前冰島總理），但非法情事仍待確認。出現在名單中不代表有避稅或逃稅，不知是否涉及違法，日後法律責任陸續出爐，違法公司可能僅佔總數（214000家）微小的比例。
以台灣為例，除了沒有政治人物涉入，參與調查的《天下雜誌》也認為，與公眾利益有關的發現已於網站發布，記者也回應外界期待，稱「資料新聞學有時候可能沒那麼多收穫」。至於蘋果拒絕破解的手機，則屬於加州聖伯納迪諾槍擊案被擊斃的現行犯之一，其行為違法是鐵一般的事實。
其次，儘管前者資料量龐大（1150萬筆共2.6 TB）橫跨40年，文件類型卻主要是電子郵件、PDF 檔案、照片，以及資料庫摘錄，並非金融交易資料，外部入侵的說法應屬可信，但無論是內部流出或是系統被駭，都屬非法手段取得殆無疑義。反觀蘋果拒絕 FBI 的重要原因，即在於避免設下先例。果不其然，雖然前案 FBI 因獲得外部協助而落幕，日前再次就他案要求蘋果加以解鎖。問題是，美國國內仍對是否及如何強制科技公司配合破解加密高度分歧，連草案都尚未出爐（預計本週），遑論執法依據。
各國立法與執法多少受到毒樹果實理論（證據的非法來源為「毒樹」，基於該違法取得的證據再以合法手段間接取得的其他證據，則如從毒樹長出來的「毒果」，亦不可使用）的影響，且 ICIJ 不會移交原始資料給政府，各國所能做的是延續原先的作為，另為調查及／或啟動立法程序，一方面追查逃稅，也試圖對避稅做更嚴格的規範。
比方說，美國外國帳戶稅收遵從法（FATCA）已於前年實施，鼓勵外國金融機構向美國國稅局披露美國投資者身份；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也將於明年推動國際資料分享的共同申報準則（CRS）；台灣立法院也將重新審議反避稅條款。
問題是，最重要的稅務原則之一是效率原則，要能正當化稅務行政成本。因此這些法規的施行成效，與資料取得及解讀息息相關；不能期待常在路上撿到資料，更沒有無限量供應的工人智慧（巴拿馬文件即耗費三百多位資料記者超過一年時間）。各國間的租稅協議（避免雙重課稅協定）只能解決部分問題，但也會增加其他問題，因實行上還要靠人民給予政府取得更多個人資料授權。
對我們的隱私，政府應有多少權力？
說到這裏，有個稅務透明度的觀念需要釐清，這種透明，跟「開放政府」談的透明原則是兩回事。前者涉及個人資料保護法內，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的蒐集、處理與利用（人民交付給政府）；而後者則涉及政府資料對人民開放，伴隨的重要原則之一是依隱私而設計（privacy-by-design）。這也是為何 ICIJ 並不會如 WikiLeaks 般公開原始資料的原因。
檢視相關論述，當個人資料成為數位時代下政府資料的一部分，政府得以輕易監控人民，關鍵在於要「注意這些注視者（watch the watchers）」（Brin 1998）。即便目的正當，例如稅務機關蒐集、利用個人資料，也必須留意隱私與其他社會價值的維護，隱私的妥協需要權衡（Peled 2014）。荷蘭甚至具有獨立的資料保護局（DPA）保障隱私。
況且，不是只有想要將犯罪者繩之以法的駭客，也有極端主義與從事犯罪的駭客。本來是一國國內依特定目的蒐集、利用的個人資料，在各國政府間分享而結合成一整體時，入侵風險也隨之提升。
避免視野被相對剝奪感遮蔽，而給予兩件事截然不同的評價與情感反應，我們應該回頭檢視的是：「對於我們的資料與隱私，政府該擁有多少權力？」
信任政府的兩難
「避稅」最大的危害是什麼？減少國家稅收外，也違反公平原則。這些弊害的彌補是否能凌駕於隱私之上，攸關人民要讓渡多少權力給政府。問題的答案並非顯而易見，要知道，經濟學派爭論數十年的議題之一，甚至是國家發行貨幣的權力，奧地利學派在其主張之中，明白地將政府歸咎於通貨膨脹的元凶，更是各國政府的合謀，造成金本位脫鉤與多次貨幣制度崩解。若接受其論述，則政府貨幣政策之弊（影響所有人）顯然大於少數人避稅。
將重要的事託付給政府，奠基在於對政府的信任，但漸漸地我們也發現這是沒有辦法之中的辦法，畢竟，就算政府公信力持續減損，我們也很拿找到更值得信任的對象。正因巴拿馬文件的開放程度無法滿足所有人（比如認為應該更加開放），ICIJ 現在也面臨了許多批評、質疑，與陰謀論。可說只要是人組成的單位，基本上就無法逃脫人性的缺陷，特定單位才有權力，爭議將無可避免，只會隨着權利意識而越演越烈。
千萬別以為事不關己，把自己的隱私不當回事，認為跨國金融都是有錢人才能搞，只要強制他們交更多稅就好。事實上，在金融全球化之外，數位金融與金融科技（fintech）的時代正加速來臨，站在數位金融交叉路口，想像一個人人使用可追溯性數位貨幣的社會，是否為了懲治那避稅的1%，而維持現在的法制架構不變，讓社會的100%交付更多自由，換來金融監控無所不在？
抑或是，一起追問有沒有更聰明的做法，既能確保稅收，徵稅成本低，兼顧透明與隱私原則，又沒有政府或任何人為操弄的弊端？
被經濟學人喻為信任機器的區塊鏈（blockchain）技術，也許是對巴拿馬盒子有興趣的人，更該關注的事物。同時擁有去中心化、安全、不可逆、共同參與、公開透明，匿名與無法竄改等特性，而具有改變現行世界信任機制的潛力。一旦隱私機制更加完備，稅務制度更可以其為底層基礎建設而重新設計。
甚至，當沒有人或人組成的團體可以被信任之時，也能夠探索搭配自我運行與自我執行的智慧合約（smart contract），而更有彈性與適應性地找尋今日難題的答案。
巴拿馬的盒子開放之後，人們在盒子裏翻找，卻忘了盒子外的世界即將徹底改變。
（楊孝先，跨領域網絡工作者，g0v零時政府參與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