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于台湾的报导，“国际调查记者同盟”（ICIJ）说故事的序曲很不一样。
ICIJ 简介巴拿马文件的影片，由叙利亚内战揭开序幕，被强奸而贩运的俄罗斯孤女（由配音员读出）接续陈述悲惨经过，乌干达政府透过诉讼追讨油田税金的同时，医疗保健的匮乏导致该国产妇、婴幼儿死亡率居高不下，“在追究阴暗世界的责任之前，国际罪犯活动、避税，轰炸都会持续⋯⋯”离岸产业顺理成章地被扣上协助可疑活动的大帽子。
除了片尾字幕打出莫萨克・冯赛卡（Mossack Fonseca）公司的说法，声称绝不会故意让叙利亚相关人士使用其服务、会迅速通报可疑活动、总是配合主管机关，并未提供意图藏匿非法行为的解决方案外，影片没有来自离岸产业的平衡报导。在情感被撩拨起来之后，不假太多思索，你我都很容易加入声讨挞伐的正义之师。
且让我们在悲愤沉重之余喘口气，将场景搬到两周前的加州。当时，另一个英雄事迹正在上演。苹果执行长库克（Tim Cook）在特别活动的开场，就针对拒绝协助美国联邦调查局（FBI）解开 iPhone 的争议表示：“我们并未料想到站在我们政府的对立面，但我们深信我们有责任协助你保护你的资料、你的隐私。这是一个影响所有人的议题，而我们不会在这个责任上退缩。”这番话不只受到现场观众欢呼，萤幕前许多人也同声喝采。
以上看似不相关的事件，却有着环绕核心问题的幽微连结。在支持呐喊之后，我发现自己并没有办法同时支持 ICIJ 与苹果，却又毫无违和感。
在隐私保障与公共问责间权衡
仔细观察这两者，前者或许能让部分政治人物（共140位）因政治责任而下台（例如前冰岛总理），但非法情事仍待确认。出现在名单中不代表有避税或逃税，不知是否涉及违法，日后法律责任陆续出炉，违法公司可能仅占总数（214000家）微小的比例。
以台湾为例，除了没有政治人物涉入，参与调查的《天下杂志》也认为，与公众利益有关的发现已于网站发布，记者也回应外界期待，称“资料新闻学有时候可能没那么多收获”。至于苹果拒绝破解的手机，则属于加州圣伯纳迪诺枪击案被击毙的现行犯之一，其行为违法是铁一般的事实。
其次，尽管前者资料量庞大（1150万笔共2.6 TB）横跨40年，文件类型却主要是电子邮件、PDF 档案、照片，以及资料库摘录，并非金融交易资料，外部入侵的说法应属可信，但无论是内部流出或是系统被骇，都属非法手段取得殆无疑义。反观苹果拒绝 FBI 的重要原因，即在于避免设下先例。果不其然，虽然前案 FBI 因获得外部协助而落幕，日前再次就他案要求苹果加以解锁。问题是，美国国内仍对是否及如何强制科技公司配合破解加密高度分歧，连草案都尚未出炉（预计本周），遑论执法依据。
各国立法与执法多少受到毒树果实理论（证据的非法来源为“毒树”，基于该违法取得的证据再以合法手段间接取得的其他证据，则如从毒树长出来的“毒果”，亦不可使用）的影响，且 ICIJ 不会移交原始资料给政府，各国所能做的是延续原先的作为，另为调查及／或启动立法程序，一方面追查逃税，也试图对避税做更严格的规范。
比方说，美国外国帐户税收遵从法（FATCA）已于前年实施，鼓励外国金融机构向美国国税局披露美国投资者身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也将于明年推动国际资料分享的共同申报准则（CRS）；台湾立法院也将重新审议反避税条款。
问题是，最重要的税务原则之一是效率原则，要能正当化税务行政成本。因此这些法规的施行成效，与资料取得及解读息息相关；不能期待常在路上捡到资料，更没有无限量供应的工人智慧（巴拿马文件即耗费三百多位资料记者超过一年时间）。各国间的租税协议（避免双重课税协定）只能解决部分问题，但也会增加其他问题，因实行上还要靠人民给予政府取得更多个人资料授权。
对我们的隐私，政府应有多少权力？
说到这里，有个税务透明度的观念需要厘清，这种透明，跟“开放政府”谈的透明原则是两回事。前者涉及个人资料保护法内，公务机关对个人资料的搜集、处理与利用（人民交付给政府）；而后者则涉及政府资料对人民开放，伴随的重要原则之一是依隐私而设计（privacy-by-design）。这也是为何 ICIJ 并不会如 WikiLeaks 般公开原始资料的原因。
检视相关论述，当个人资料成为数位时代下政府资料的一部分，政府得以轻易监控人民，关键在于要“注意这些注视者（watch the watchers）”（Brin 1998）。即便目的正当，例如税务机关搜集、利用个人资料，也必须留意隐私与其他社会价值的维护，隐私的妥协需要权衡（Peled 2014）。荷兰甚至具有独立的资料保护局（DPA）保障隐私。
况且，不是只有想要将犯罪者绳之以法的骇客，也有极端主义与从事犯罪的骇客。本来是一国国内依特定目的搜集、利用的个人资料，在各国政府间分享而结合成一整体时，入侵风险也随之提升。
避免视野被相对剥夺感遮蔽，而给予两件事截然不同的评价与情感反应，我们应该回头检视的是：“对于我们的资料与隐私，政府该拥有多少权力？”
信任政府的两难
“避税”最大的危害是什么？减少国家税收外，也违反公平原则。这些弊害的弥补是否能凌驾于隐私之上，攸关人民要让渡多少权力给政府。问题的答案并非显而易见，要知道，经济学派争论数十年的议题之一，甚至是国家发行货币的权力，奥地利学派在其主张之中，明白地将政府归咎于通货膨胀的元凶，更是各国政府的合谋，造成金本位脱钩与多次货币制度崩解。若接受其论述，则政府货币政策之弊（影响所有人）显然大于少数人避税。
将重要的事托付给政府，奠基在于对政府的信任，但渐渐地我们也发现这是没有办法之中的办法，毕竟，就算政府公信力持续减损，我们也很拿找到更值得信任的对象。正因巴拿马文件的开放程度无法满足所有人（比如认为应该更加开放），ICIJ 现在也面临了许多批评、质疑，与阴谋论。可说只要是人组成的单位，基本上就无法逃脱人性的缺陷，特定单位才有权力，争议将无可避免，只会随着权利意识而越演越烈。
千万别以为事不关己，把自己的隐私不当回事，认为跨国金融都是有钱人才能搞，只要强制他们交更多税就好。事实上，在金融全球化之外，数位金融与金融科技（fintech）的时代正加速来临，站在数位金融交叉路口，想像一个人人使用可追溯性数位货币的社会，是否为了惩治那避税的1%，而维持现在的法制架构不变，让社会的100%交付更多自由，换来金融监控无所不在？
抑或是，一起追问有没有更聪明的做法，既能确保税收，征税成本低，兼顾透明与隐私原则，又没有政府或任何人为操弄的弊端？
被经济学人喻为信任机器的区块链（blockchain）技术，也许是对巴拿马盒子有兴趣的人，更该关注的事物。同时拥有去中心化、安全、不可逆、共同参与、公开透明，匿名与无法窜改等特性，而具有改变现行世界信任机制的潜力。一旦隐私机制更加完备，税务制度更可以其为底层基础建设而重新设计。
甚至，当没有人或人组成的团体可以被信任之时，也能够探索搭配自我运行与自我执行的智慧合约（smart contract），而更有弹性与适应性地找寻今日难题的答案。
巴拿马的盒子开放之后，人们在盒子里翻找，却忘了盒子外的世界即将彻底改变。
（杨孝先，跨领域网络工作者，g0v零时政府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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