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物

鄧小樺:黃耀明對香港的不忍

黃耀明團隊已開創出一種「政治娛樂化」的方式:流行曲之商業化可以任意植入內容。


黃耀明《美麗的呼聲聽證會》。2016年4月1日至3日於旺角奶路臣街38號麥花臣場館舉行。

黃耀明《美麗的呼聲聽證會》。攝:盧翊銘/端傳媒
黃耀明《美麗的呼聲聽證會》。攝:盧翊銘/端傳媒

演唱會有其作為娛樂的揮發本質。尤其對於音樂上接近文盲的筆者,表演過後一切會飛升於虛空,幾近於若無其事。看過黃耀明在四月初以亞視收台為引子的《美麗的呼聲聽證會》,巨大的能量仍殘留身上,但無可執住,就好像只剩下歌本身,成為身體裏的記憶。

黃耀明的《美麗的呼聲聽證會》,表面上是翻唱麗的著名電視劇主題曲的演唱會形式,但其實開來層次十分豐富:以電視節目的形式,加入麗的亞視簡史、清談節目、以百萬富翁為包裝的stand-up comedy。既觸及金曲共同回憶,風月花雪談情說愛,又回顧媒體與香港歷史,展開社會批判與憂慮,並勉力尋找希望——如此複雜豐富的目標,相信在世界演唱會史上都絕少見到。它規模不算大,是一次在大眾之餘嘗試保持偏鋒的實驗,銘刻着黃耀明本人在政治上的表態而面對的向下流動(與唱片公司解約、無工作、被大陸封殺),以論述來嚴肅對待大眾娛樂中的教育功能,試圖觸摸社會的集體情緒,說到底不視營利為最終評價,而是一次歷史性的開拓。

歌、音樂與影象構成,插入新聞片段,總是起碼有三個層次:原有的歌詞,重新編曲的處理,投影的新聞片段,加起來是一種心領神會的表態。

個人見證了一個奇妙的共同創作過程:一開始很多散點的point,像是隨意浮掛在半空,好像很難織成一幅完整的圖像;然後在各自的工作和深宵會議中,慢慢所有東西都到位,就像一下一下撫摸一隻貓,終於毛順舒坦水到渠成,到最後竟然發現,一開始所說的全部做到了。團隊的付出、默契,及最根本關鍵的眼界,都是極其難得的。

演唱會中充滿論述。歌、音樂與影象構成,插入新聞片段,總是起碼有三個層次:原有的歌詞,重新編曲的處理,投影的新聞片段,加起來是一種心領神會的表態。原來歌頌警隊的名曲〈大丈夫〉,以陰柔諷刺的編曲與唱法表達,配合警察暴力及女子「以胸襲警」的片段,簡直是尖刻痛楚的批判。〈鱷魚淚〉配合一眾首長高官建制派議員落淚的圖像,觀眾會馬上笑,但無疑那笑裏有複雜的怒。至於〈人在江湖〉,影像則是銅鑼灣五子等一眾被迫上電視認罪的人,現場鴉雀無聲,寒意迫人。龍門陣請來粵語歌、電影、電視三個界別的人士來談行業瀕死狀況,過去的形式、當下的人,對未來的意志,串通了不同時空。第三晚關於電視的一場是最精采的,陳志全(慢必)、杜汶澤、毛記電視林日曦、VIU TV的創作製作總監袁志偉,顯示出這個場子已超越電視節目,而是政治集會的方式才能駕御其能量。歌曲間場時,播出大量言論領袖和政治人物,如區嘉麟、謝志峰、朱凱迪、梁天琦、楊岳橋等對亞視、香港、未來的分析。就算重新發掘出來的歌曲〈電視人〉,竟然也是一套社會學式的電視媒體分析,那種八十年代的知性思考就叫詩人陳滅激賞不已,以至到後台尋求合照。

例如在七十年代,報章上有評論稱無線贏麗的,代表了美國式生活方式贏了英國式生活方式。

黃耀明《美麗的呼聲聽證會》。攝:盧翊銘/端傳媒
黃耀明《美麗的呼聲聽證會》。攝:盧翊銘/端傳媒

從1990的《神經》大碟中的〈排名不分先後左右忠奸〉開始,黃耀明團隊已開創出一種「娛樂政治化」的方式:流行曲之商業化其實是本質空洞的符號系統,可以任意植入內容;既然情歌可以寫到人人都以為那是自己的故事,那麼也可以把禁忌的政治混入其中,不止是偷運訊息,更重要是開拓一種新的關係。幾十年下來,這種方式的「娛樂性」或者已經比不上網絡惡搞的快感,但就其符號系統的層次豐富,黃耀明團隊仍然獨擅勝場。

黃耀明及其團隊,並不止於想把大眾熱話與人人都認同的觀點置入,他們重視發掘出來的獨特資料及論點。如今媒體的research,是否都依靠google大神(且偏向中文)?外國紀念麗的之網站記載,麗的呼聲之英文名Rediffusion原解「重播」(broadcast again),恰恰成為了近九十年後,亞視最後歲月不斷重播節目的預言。吳昊的《香港電視史話》中還有不少有趣的記載,例如在七十年代,報章上有評論稱無線贏麗的,代表了美國式生活方式贏了英國式生活方式(無線主要播映美國節目,而麗的多播英國的)。而麗的高層早期不把無線放在眼裏,也確有英國風的驕傲。

大眾娛樂,高舉個人的民粹式自由,而又傾向於消解憤怒能量;媒體的處理,如何才算是求真、客觀與正直?

吳昊文章深入淺出,同時個人觀點堅定,一直以知識份子的角度看大眾傳媒,強調傳媒必須負擔教育的職責。他特別提到,無線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開台,與六七暴動的發生,可令人有意味深長的聯想。電視與暴動,在2016年的今天,有一個奇妙的呼應。大眾娛樂,高舉個人的民粹式自由,而又傾向於消解憤怒能量;媒體的處理,如何才算是求真、客觀與正直?電視到底是促成暴動還是取消暴動?它的處理同時有着相反的激向,於是演唱會背景中那道高牆上的裂縫就叫人思之再三:它到底是意味着高牆即將崩解,還是社會分裂的危機?香港如今真的很壞,而黃耀明在演唱會結尾一度情緒激動,說自己在香港住了半世紀,其實不忍心香港變成這樣。最後一首歌〈問我〉,配以柏林圍牆倒塌、學生翻過圍牆闖入公民廣場展開佔領的片段,標誌着一種正面的能量。是的,想想歷史,自由總比獨裁長久。

在洪流亂世,我們往往不知何所立足;而《麗》則立足小眾批判的觀點,並以irony之方式表達,將訊息在藝術表達中傳遞,又或者置其於一個可以扭轉原作意義的脈絡中,被置於前台的除了是庶民的憤怒,同時是酷異(queer)介入的激烈扭轉。〈大丈夫〉用以嘲諷警權,〈星仔走天涯〉被用作呼喚那些離開了香港的文化先驅回到本土,令致這些歌曲好幾天在我腦裏縈繞不去,一不小心就從咀裏漏出來。而又怎好意思幾十歲人哼着「我要我要找我爸爸」?這種依戀完全建基於演唱會的獨特脈絡與重新編曲。黃耀明與梁基爵合唱,梁基爵經過處理的嗓音嘶啞晦澀如電子機械,令歌曲可重新命名為「人鬼殊途灑淚時」——情感之有效原來不在於悅耳美聲,可以純粹依靠距離與對比產生,此為符號系統操作的精微之美。就是因為具有多個層次,整個演唱會叫人又笑又痛,開首〈戲劇人生〉「快樂時/要快樂/等到落寞人盡寥落」,就不再是古典式的及時行樂思維,而有了一種獨立廢墟望盡亘久的蒼涼——張愛玲:「時代隆隆的過去,還有更大的崩壞要來。」

覺醒是什麼意思?不止是被召喚到一個大型的運動去,而同時必須了解殊異,尊重多元,並有作樂的能量,真正長久而貫徹地對立於單一化的高壓極權。

我個人最喜歡的是重編為蔡德才電子琴獨奏的〈天蠶變〉,黃耀明陰柔而莫名哀傷的歌聲,令這首素來代表陽剛昂揚的外在姿態,擁有了一個內心的向度,「拋開愛慕/飽經煎熬/早知代價高」,如聲聲敲缽,低調而清晰,提煉個人內心的意志。

公共運動熾熱,人人都是演講家,沉浸於政治話語的充權甘美,追求掌聲認同,其實磨滅殊異。而黃耀明念茲在茲,是希望集體運動中,仍有個人的聲音,亦即相信群體是變化的複數,其中內心向度的保持是關鍵判斷。亞視死因現在往往被認為是中國資本入侵所致,惟長期在香港做媒體的人,都知道社會的慣性收視與對荒誕的習以為常,每個人都有責任。我們都相信覺醒,而覺醒是什麼意思?不止是被召喚到一個大型的運動去,而同時必須了解殊異,尊重多元,並有作樂的能量,真正長久而貫徹地對立於單一化的高壓極權。就此,無形、抽象、虛空的音樂與歌,必須一次一次將其論述捲土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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