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耀明《美麗的呼聲聽證會》。2016年4月1日至3日於旺角奶路臣街38號麥花臣場館舉行。
演唱會有其作為娛樂的揮發本質。尤其對於音樂上接近文盲的筆者，表演過後一切會飛升於虛空，幾近於若無其事。看過黃耀明在四月初以亞視收台為引子的《美麗的呼聲聽證會》，巨大的能量仍殘留身上，但無可執住，就好像只剩下歌本身，成為身體裏的記憶。
黃耀明的《美麗的呼聲聽證會》，表面上是翻唱麗的著名電視劇主題曲的演唱會形式，但其實開來層次十分豐富：以電視節目的形式，加入麗的亞視簡史、清談節目、以百萬富翁為包裝的stand-up comedy。既觸及金曲共同回憶，風月花雪談情說愛，又回顧媒體與香港歷史，展開社會批判與憂慮，並勉力尋找希望——如此複雜豐富的目標，相信在世界演唱會史上都絕少見到。它規模不算大，是一次在大眾之餘嘗試保持偏鋒的實驗，銘刻着黃耀明本人在政治上的表態而面對的向下流動（與唱片公司解約、無工作、被大陸封殺），以論述來嚴肅對待大眾娛樂中的教育功能，試圖觸摸社會的集體情緒，說到底不視營利為最終評價，而是一次歷史性的開拓。
歌、音樂與影象構成，插入新聞片段，總是起碼有三個層次：原有的歌詞，重新編曲的處理，投影的新聞片段，加起來是一種心領神會的表態。
個人見證了一個奇妙的共同創作過程：一開始很多散點的point，像是隨意浮掛在半空，好像很難織成一幅完整的圖像；然後在各自的工作和深宵會議中，慢慢所有東西都到位，就像一下一下撫摸一隻貓，終於毛順舒坦水到渠成，到最後竟然發現，一開始所說的全部做到了。團隊的付出、默契，及最根本關鍵的眼界，都是極其難得的。
演唱會中充滿論述。歌、音樂與影象構成，插入新聞片段，總是起碼有三個層次：原有的歌詞，重新編曲的處理，投影的新聞片段，加起來是一種心領神會的表態。原來歌頌警隊的名曲〈大丈夫〉，以陰柔諷刺的編曲與唱法表達，配合警察暴力及女子「以胸襲警」的片段，簡直是尖刻痛楚的批判。〈鱷魚淚〉配合一眾首長高官建制派議員落淚的圖像，觀眾會馬上笑，但無疑那笑裏有複雜的怒。至於〈人在江湖〉，影像則是銅鑼灣五子等一眾被迫上電視認罪的人，現場鴉雀無聲，寒意迫人。龍門陣請來粵語歌、電影、電視三個界別的人士來談行業瀕死狀況，過去的形式、當下的人，對未來的意志，串通了不同時空。第三晚關於電視的一場是最精采的，陳志全（慢必）、杜汶澤、毛記電視林日曦、VIU TV的創作製作總監袁志偉，顯示出這個場子已超越電視節目，而是政治集會的方式才能駕御其能量。歌曲間場時，播出大量言論領袖和政治人物，如區嘉麟、謝志峰、朱凱迪、梁天琦、楊岳橋等對亞視、香港、未來的分析。就算重新發掘出來的歌曲〈電視人〉，竟然也是一套社會學式的電視媒體分析，那種八十年代的知性思考就叫詩人陳滅激賞不已，以至到後台尋求合照。
例如在七十年代，報章上有評論稱無線贏麗的，代表了美國式生活方式贏了英國式生活方式。
從1990的《神經》大碟中的〈排名不分先後左右忠奸〉開始，黃耀明團隊已開創出一種「娛樂政治化」的方式：流行曲之商業化其實是本質空洞的符號系統，可以任意植入內容；既然情歌可以寫到人人都以為那是自己的故事，那麼也可以把禁忌的政治混入其中，不止是偷運訊息，更重要是開拓一種新的關係。幾十年下來，這種方式的「娛樂性」或者已經比不上網絡惡搞的快感，但就其符號系統的層次豐富，黃耀明團隊仍然獨擅勝場。
黃耀明及其團隊，並不止於想把大眾熱話與人人都認同的觀點置入，他們重視發掘出來的獨特資料及論點。如今媒體的research，是否都依靠google大神（且偏向中文）？外國紀念麗的之網站記載，麗的呼聲之英文名Rediffusion原解「重播」（broadcast again），恰恰成為了近九十年後，亞視最後歲月不斷重播節目的預言。吳昊的《香港電視史話》中還有不少有趣的記載，例如在七十年代，報章上有評論稱無線贏麗的，代表了美國式生活方式贏了英國式生活方式（無線主要播映美國節目，而麗的多播英國的）。而麗的高層早期不把無線放在眼裏，也確有英國風的驕傲。
大眾娛樂，高舉個人的民粹式自由，而又傾向於消解憤怒能量；媒體的處理，如何才算是求真、客觀與正直？
吳昊文章深入淺出，同時個人觀點堅定，一直以知識份子的角度看大眾傳媒，強調傳媒必須負擔教育的職責。他特別提到，無線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開台，與六七暴動的發生，可令人有意味深長的聯想。電視與暴動，在2016年的今天，有一個奇妙的呼應。大眾娛樂，高舉個人的民粹式自由，而又傾向於消解憤怒能量；媒體的處理，如何才算是求真、客觀與正直？電視到底是促成暴動還是取消暴動？它的處理同時有着相反的激向，於是演唱會背景中那道高牆上的裂縫就叫人思之再三：它到底是意味着高牆即將崩解，還是社會分裂的危機？香港如今真的很壞，而黃耀明在演唱會結尾一度情緒激動，說自己在香港住了半世紀，其實不忍心香港變成這樣。最後一首歌〈問我〉，配以柏林圍牆倒塌、學生翻過圍牆闖入公民廣場展開佔領的片段，標誌着一種正面的能量。是的，想想歷史，自由總比獨裁長久。
在洪流亂世，我們往往不知何所立足；而《麗》則立足小眾批判的觀點，並以irony之方式表達，將訊息在藝術表達中傳遞，又或者置其於一個可以扭轉原作意義的脈絡中，被置於前台的除了是庶民的憤怒，同時是酷異（queer）介入的激烈扭轉。〈大丈夫〉用以嘲諷警權，〈星仔走天涯〉被用作呼喚那些離開了香港的文化先驅回到本土，令致這些歌曲好幾天在我腦裏縈繞不去，一不小心就從咀裏漏出來。而又怎好意思幾十歲人哼着「我要我要找我爸爸」？這種依戀完全建基於演唱會的獨特脈絡與重新編曲。黃耀明與梁基爵合唱，梁基爵經過處理的嗓音嘶啞晦澀如電子機械，令歌曲可重新命名為「人鬼殊途灑淚時」——情感之有效原來不在於悅耳美聲，可以純粹依靠距離與對比產生，此為符號系統操作的精微之美。就是因為具有多個層次，整個演唱會叫人又笑又痛，開首〈戲劇人生〉「快樂時／要快樂／等到落寞人盡寥落」，就不再是古典式的及時行樂思維，而有了一種獨立廢墟望盡亘久的蒼涼——張愛玲：「時代隆隆的過去，還有更大的崩壞要來。」
覺醒是什麼意思？不止是被召喚到一個大型的運動去，而同時必須了解殊異，尊重多元，並有作樂的能量，真正長久而貫徹地對立於單一化的高壓極權。
我個人最喜歡的是重編為蔡德才電子琴獨奏的〈天蠶變〉，黃耀明陰柔而莫名哀傷的歌聲，令這首素來代表陽剛昂揚的外在姿態，擁有了一個內心的向度，「拋開愛慕／飽經煎熬／早知代價高」，如聲聲敲缽，低調而清晰，提煉個人內心的意志。
公共運動熾熱，人人都是演講家，沉浸於政治話語的充權甘美，追求掌聲認同，其實磨滅殊異。而黃耀明念茲在茲，是希望集體運動中，仍有個人的聲音，亦即相信群體是變化的複數，其中內心向度的保持是關鍵判斷。亞視死因現在往往被認為是中國資本入侵所致，惟長期在香港做媒體的人，都知道社會的慣性收視與對荒誕的習以為常，每個人都有責任。我們都相信覺醒，而覺醒是什麼意思？不止是被召喚到一個大型的運動去，而同時必須了解殊異，尊重多元，並有作樂的能量，真正長久而貫徹地對立於單一化的高壓極權。就此，無形、抽象、虛空的音樂與歌，必須一次一次將其論述捲土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