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孤立主義論者，我主張美國優先！
當特朗普（Donald Trump，台譯川普）被扣上「孤立主義者」（isolationist）的大帽子時，特朗普或許也感到不適，轉而強調他是主張「美國優先」（American First）。 生活在台灣許久的人都知道，「台灣優先」從來就不是保護主義、不遵守國際規範的同義詞；相反，「台灣優先」在意味着強調台灣主體性的同時，仍抱着進入國際社會的期待。同理，「美國優先」也必有其內在的意涵，它可能指的是華府應更關懷國內，更甚於國際事務。
如同前民主黨籍參議員 William S. Symington, Jr 提到越戰時說，吾人應該多關心位於美國南方的聖路易市，而不是在亞洲南部；「美國優先」也可指的是一種單邊主義（unilateralism），在2001年3月之後出台的布殊主義（Bush Doctrine，布希主義）就是一例，無論是退出《京都議定書》以及其後入侵阿富汗及伊拉克，都是以「美國優先」為號召的單邊主義例證。
當然，「美國優先」也有可能是孤立主義的替代用語。美國共和黨籍參議員 Craig Thomas 就表示，「右派、美國優先，以及反聯合國的共和黨人」，往往是迴避「孤立主義者」標籤的替代用詞；其骨子裏就是孤立主義。
美國從無真正的「孤立主義」
不過，證諸歷史，美國罕見徹頭徹尾的孤立主義者。 美國參議員Robert Taft反對美國在二戰後對歐洲駐軍，反對美國提供經濟援助，廣為人知。然而，就像美國國際關係學者 Jack Snyder 在《帝國的迷思》一書指出，當這些老衛士（old guard，共和黨內的保守勢力）面對遠東的共產主義力量蔓延時，基於其堅定反共的立場，就主張美國應建立空中核威攝，並以原子彈結束韓戰。從而，孤立主義者「失去了思想上的完整性。」
美國政治學教授 Robert Tucker 也曾主張「新孤立主義」，他認為美國應建立自給自足的經濟體系，利用核武保衛自己。但當1973年石油危機發生時，他立刻主張美國應介入中東事務，保衛原油供應無虞。
John Dumbrell 教授無疑是清醒的，他在《美國外交政策的形成》（The Making of US Foreign Policy）一書中表示：美國的外交政策，其實並非擺盪在國際主義以及孤立主義之間，而是美國要「如何」參與這個世界的問題。
特朗普的言論中也反映，他也不是什麼真正的孤立主義者。誠然，他認為美國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以下簡稱北約）關係日漸淡薄，歐洲的北約國家應擔負起更多經費；他也提過，在東北亞的日韓若需美國更多軍事援助，自己也該多捐獻一些。然而，在另一方面，他也表示美國不會坐視北京在南海的擴張行徑，並不排除對伊斯蘭國使用核武。如果因為特朗普部份發言，就認為他在搞孤立主義，也實在言過其實。 特朗普的葫蘆裏究竟在賣什麼藥？吾人不妨從「單邊主義論」以及「社會認知論」這兩個角度理解。
「美國說了算」的單邊主義
其一，他的美國優先論更多是單邊主義。華府過去的外交行動，不乏以犧牲盟國利益為代價──尤其在國家領導人認知到，美國國力處於衰落的時候。像是在1969-71年之間，美國總統尼克遜（Richard Nixon，尼克森）不僅斷然解除金本位制，同時也「鼓勵」東北亞國家分擔軍費和防務責任，最後則是背着日本去找北京和解，日本因此稱之為「尼克遜衝擊」。
類似的劇碼在1985年又再上演一次，列根（Ronald Reagan，雷根）政府為改善美國巨大貿易逆差問題，在《廣場協議》（Plaza Accord）中等同強行逼迫日元與德國馬克迅速增值，強行貶值的美元，使日本商社在美資產以及所持的美國國債大幅縮水。
特朗普在接受《紐約時報》記者 David Sanger 與 Maggie Haberman 訪問時，就用了二次「不可預期」（unpredictability），顯示他對戰爭的態度。不僅如此，他在伊拉克油田問題上亦顯示出相當程度的反覆，或是「不可預期」。去年十月，川普在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的訪問中表示，美國應該「取得」伊拉克的石油，因為伊拉克的石油不僅被中國買走，還轉向伊朗及伊斯蘭遜尼派恐怖組織伊斯蘭國。但在這次紐時的訪問中，他又改口認為美國應該「摧毀」伊拉克的油田，因為他們就要被伊斯蘭國搶走了。這就是「不可預期」下美國的單邊主義。
令人發噱的是，美國慣常以「不可預期」來形容朝鮮的金式王朝與伊朗政權，這可以說是「流氓國家」或是「麻煩製造者」的特徵。若說特朗普要將美國帶往流氓國家，或許言過其實；但「美國說了算」的單邊主義，應該就是特朗普式「美國優先論」的實質內涵。
用「交易」思考外交
其二，特朗普在以生意人的身份理解國際政治。心理學家皮亞傑（Jean Piaget）認為，當個體面臨刺激或問題情境時，會將所遇到的新經驗，納入其從舊有經驗累積的認知基模（schema）內，形成理解。特朗普是一個知名的投機房地產商，在紐時訪問中他表示「相對於政客，我一直是個非常成功的企業家」。企業家所認識的世界，最主要的活動無非是買與賣，着重成本與利潤之間的對應關係。
特朗普在紐時專訪中大量使用「交易」（deal）這個字眼來概念化的他外交政策。他不僅用「過時的」（obsolete）來比喻北約，並認為北約在經濟上對美國而言不公平──美國人花費太多經費在北約上；對比之下，其它位於歐洲的北約成員國獲益較多。他主張，美國的盟國欲維持當前的軍事配置，就必須出更多的錢。
外交，在特朗普眼中就是一筆直接涉及金錢的交易。不僅如此，金錢同時也是一種外交工具。在談到南海問題時，特朗普表示他會用貿易手段，像是讓中國商品難以進入美國市場的措施，使中國退出南海。
計較短期利益的商人
凡事都計較損益的外交政策觀，顯示特朗普既不了解國際政治，更不了解經濟運作。美國在今天國際還具有領導權的基礎，在於其「為世界訂規則」的權力。二戰後美國國家菁英反對孤立主義，建立了新的國際組織、制度與規範；這一切都反映了美國的利益。然而，特朗普傾向把「國家」視為國際體系下的交易方，並把其它國家看成利用美國的「搭便車者」（free-riders）。他用買賣方式決定國際制度的存續，忽略了美國主導的制度，在維持區域穩定與和平的效用。
美國的投資確保了他在國際政經領域的話事地位，這是世界超強國家維持國際秩序必須付出的代價。美國與盟國間的關係，更是維繫美國國家安全與權力伸展的保障。而當前美國就具有這種制訂國際規則的地位，而不是在規則下找尋活動空間的其它國家；其是市場交易的定價者，而不是市場價格的接受者。
政治評論人費雪（Max Fisher）表示，特朗普其實就是一個計較短期利益的生意人，他出賣美國自二戰後建立的制度以及權力基礎，以及最重要的，美國對盟國的信譽與承諾，只為從盟國中抽取蠅頭小利。
隨着特朗普代表共和黨競選美國總統的聲勢看漲，他的國際政治觀，自然也引發了盟國的緊張。對東北亞而言，特朗普先前表示日本與韓國必須多負擔些軍費，甚至可以自行發展核武的言論，已引起日、韓兩國的緊張。3月29日，當CNN主持人庫柏（Anderson Cooper）表示，因為二戰後的日、德兩國被剝奪了裝備攻擊性武器、發動戰爭，以及發展核武的權力，因此德國與日本才需要美國駐軍；特朗普卻表示因為對這維持盟邦的費用太高，美國應該要考慮更換盟國。
面對特朗普的發言，韓國外交部發言人趙俊赫（Cho June-hyuck）表示：韓國致力維持朝鮮半島非核化的目標。但令人質疑的是，一旦特朗普當選，面對「不可預測」的金正恩，韓國能夠維持非核化的目標嗎？這又是否意味着東北亞將開始下一輪的軍備競賽？當北約規模被迫縮減時，對歐洲的政治力量分配又意味着什麼？
普京的新「雅爾達體系」
如同國際關係學者Robert Cox在《生產、權力與世界秩序》一書中所提到的，二戰後在美國強權下的世界和平，創造了一個由華府所領導的世界秩序。在後冷戰時代，過去冷戰時代的制度並未終結，反而更得到強化；像是北約不僅持續東擴，也搖身一變成為以國際反恐為主要任務的組織。
隨着蘇聯分崩離析，美國也成為「一超多強」世界格局中唯一的超級大國。然而，在美國霸權下仍懷抱大國夢者，除了習近平以外，俄羅斯總統普京（Vladimir Putin，台譯普丁）胸中亦懷抱着，重建過去蘇聯時代歐亞大帝國的俄羅斯民族復興之夢。
普京於2015年9月在聯合國大會發表演說時，譴責美國在東歐與亞洲推動的「民主化」，反而導致更多混亂；此外他也提到，世界大國應該建立類似於當年反希特勒的聯盟，共同對抗恐怖主義。瑞典前外交部長可利瓦（Aaron Korewa）認為，普京將伊斯蘭國比作納粹，顯示俄羅斯與西方國家共同站在反恐的一邊；同時，如同當年對抗希特勒，西方國家也需要俄羅斯。
普京所盼望的，是建立一個新的「雅爾達體系」（Yalta system）。1945年的雅爾達會議中，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首相邱吉爾，以及蘇聯共黨總書記斯大林三巨頭，在彼此同意的基礎下劃分國際勢力範圍。普京在聯合國演說中盛讚，雅爾達會議建立了一個穩定的、可預期性高的戰後國際秩序，表現出對建立某種類似體系的企圖心。
特朗普對北約，乃至對俄羅斯在敘利亞戰爭中的態度，都恰恰正中普京下懷。倘若北約中的美國角色下降，只靠法國、英國以及德國武力支撐，應有助於克里姆林宮確定（甚至擴大）勢力影響範圍，更能使普京遂行新雅爾達體系。那麼，自1989年後甫脫離莫斯科掌握的東歐國家，豈能不緊張？歐洲各國未來是否要建立更強大的國防，以求自保？歐洲是否又將陷入另一種安全困境？
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扎哈洛娃（Maria Zakharova）於3月22日表示，他們支持特朗普關於「北約組織已陷入危機」的看法。這顯示克里姆林宮已經開始面對，特朗普若是上任，華府可能採取孤立主義的國際情勢。更不消說，早在這之前，特朗普與普京早已相互恭維──特朗普說希望與俄國建立更深層、緊密的雙邊關係；普京則表示「特朗普非常傑出、愛炫，毫無疑問相當能幹」。
特朗普若執政，北京如何應對？
如果特朗普執政，美國與俄羅斯關係可能改善，北京又該如何應對？畢竟，特朗普已經數次對中國表示不友善的態度，包括「我們不能繼續每年做生意丟五千億美元給中國人了，我們賠不起了」、「對中國出口到美國的產品開徵45%的關稅」、「經濟制裁中國以解決南海問題」。
相對於莫斯科，北京還在察言觀色。《環球時報》發動了激烈批評。其於3月14日的社評中將特朗普比為小丑，以及共和黨的最大夢魘，其並把特朗普跟墨索里尼與希特勒相比，提醒美國「或許需要嚴防自己對世界和平的破壞性力量輸出」。
照理說，北京應該對特朗普執政後，對所謂美軍縮減在東北亞的部署額手稱慶。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的報告中顯示：隨着中國航母數目的增加，到2030年，從東海到南海都將成為中國的「內湖」。特朗普在接受《華盛頓郵報》訪問時表示，他不會為了南海問題發動世界大戰，且會運用貿易戰來解決南海紛爭。可以預期，當特朗普執政下的美國，有可能鬆弛在西太平洋的防務，使得東亞（甚至南亞）開始邁向武器競賽的新高峰。
這些年來，因為海權爭議升高，東亞與南亞國家展開令人矚目的軍備競賽。越南與馬來西亞在前些年皆購入潛艦；菲律賓也於日前計畫購買潛艦。印度分別與日本、俄羅斯展開更緊密的軍事採購合作，當前印度向俄羅斯購入的T50戰鬥機，就已傳言是中國航母的殺手。更不消說，台灣的蔡英文總統當選人，早已將國防工業當作重點發展產業；由中船、中鋼支援下的國造潛艦計畫，也已箭在弦上。
一旦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之後，這種趨勢恐怕只會更為嚴重。
「大美和平」（Pax Americana）的終結?
如同國際政治經濟學者彼得‧卡岑斯坦（Peter Katzenstein）在《地區構成的世界：美國帝權中的亞洲與歐洲》一書中所表明：亞洲的地區安全秩序，在很大程度上，仍建立在大國均勢、追隨強國和威脅的邏輯上，是由美國、中國、俄國和本地區一些較小國家的政治與軍事菁英塑造而成。
倘使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美國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或許將隨着華府的戰略收縮而一去不復返，這無疑增添北京決策時不確定性。而「不可預期性」正是特朗普自我標榜的特點。
諷刺的是，特朗普推動的美國軍力收縮政策，其實一直是各國左派勢力希望達到的目標。像是當前英國工黨黨魁James Corbyn在2015年角逐工黨黨魁時，就表示他希望英國能夠退出北約，以及不再部署三叉戟核彈防衛體系（Trident nuclear deterrent）；德國的左派黨則主張以新的區域安全體系替代北約。在亞洲，菲律賓左傾的人民運動Bayan近月以來，反對美軍重回菲律賓；韓國人民運動中的左翼與自由派，對於美軍持續駐紮韓國亦抱持否定的態度。
當華府認為，擔任世界警察吃力不討好，又耗費國家財政，區域權力結構不免將面對重組。屆時是會導向新的區域性的安全困境？還是新雅爾達體系？善變的特朗普使世界更大困惑的同時，恐怕已經使各國嚴重懷疑，美國維繫世界和平的承諾。
（倪世傑，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國立虎尾科大兼任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