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孤立主义论者，我主张美国优先！
当特朗普（Donald Trump）被扣上“孤立主义者”（isolationist）的大帽子时，特朗普或许也感到不适，转而强调他是主张“美国优先”（American First）。
生活在台湾许久的人都知道，“台湾优先”从来就不是保护主义、不遵守国际规范的同义词；相反，“台湾优先”在意味着强调台湾主体性的同时，仍抱着进入国际社会的期待。同理，“美国优先”也必有其内在的意涵，它可能指的是华府应更关怀国内，更甚于国际事务。
如同前民主党籍参议员 William S. Symington, Jr 提到越战时说，吾人应该多关心位于美国南方的圣路易市，而不是在亚洲南部；“美国优先”也可指的是一种单边主义（unilateralism），在2001年3月之后出台的布什主义（Bush Doctrine）就是一例，无论是退出《京都议定书》以及其后入侵阿富汗及伊拉克，都是以“美国优先”为号召的单边主义例证。
当然，“美国优先”也有可能是孤立主义的替代用语。美国共和党籍参议员 Craig Thomas 就表示，“右派、美国优先，以及反联合国的共和党人”，往往是回避“孤立主义者”标签的替代用词；其骨子里就是孤立主义。
美国从无真正的“孤立主义”
不过，证诸历史，美国罕见彻头彻尾的孤立主义者。
美国参议员Robert Taft反对美国在二战后对欧洲驻军，反对美国提供经济援助，广为人知。然而，就像美国国际关系学者 Jack Snyder 在《帝国的迷思》一书指出，当这些老卫士（old guard，共和党内的保守势力）面对远东的共产主义力量蔓延时，基于其坚定反共的立场，就主张美国应建立空中核威摄，并以原子弹结束韩战。从而，孤立主义者“失去了思想上的完整性。”
美国政治学教授 Robert Tucker 也曾主张“新孤立主义”，他认为美国应建立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利用核武保卫自己。但当1973年石油危机发生时，他立刻主张美国应介入中东事务，保卫原油供应无虞。
John Dumbrell 教授无疑是清醒的，他在《美国外交政策的形成》（The Making of US Foreign Policy）一书中表示：美国的外交政策，其实并非摆荡在国际主义以及孤立主义之间，而是美国要“如何”参与这个世界的问题。
特朗普的言论中也反映，他也不是什么真正的孤立主义者。诚然，他认为美国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下简称北约）关系日渐淡薄，欧洲的北约国家应担负起更多经费；他也提过，在东北亚的日韩若需美国更多军事援助，自己也该多捐献一些。然而，在另一方面，他也表示美国不会坐视北京在南海的扩张行径，并不排除对伊斯兰国使用核武。如果因为特朗普部分发言，就认为他在搞孤立主义，也实在言过其实。
特朗普的葫芦里究竟在卖什么药？吾人不妨从“单边主义论”以及“社会认知论”这两个角度理解。
“美国说了算”的单边主义
其一，他的美国优先论更多是单边主义。华府过去的外交行动，不乏以牺牲盟国利益为代价──尤其在国家领导人认知到，美国国力处于衰落的时候。像是在1969-71年之间，美国总统尼克松（Richard Nixon）不仅断然解除金本位制，同时也“鼓励”东北亚国家分担军费和防务责任，最后则是背着日本去找北京和解，日本因此称之为“尼克松冲击”。
类似的剧码在1985年又再上演一次，里根（Ronald Reagan）政府为改善美国巨大贸易逆差问题，在《广场协议》（Plaza Accord）中等同强行逼迫日元与德国马克迅速增值，强行贬值的美元，使日本商社在美资产以及所持的美国国债大幅缩水。
特朗普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 David Sanger 与 Maggie Haberman 访问时，就用了二次“不可预期”（unpredictability），显示他对战争的态度。不仅如此，他在伊拉克油田问题上亦显示出相当程度的反复，或是“不可预期”。去年十月，川普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访问中表示，美国应该“取得”伊拉克的石油，因为伊拉克的石油不仅被中国买走，还转向伊朗及伊斯兰逊尼派恐怖组织伊斯兰国。但在这次纽时的访问中，他又改口认为美国应该“摧毁”伊拉克的油田，因为他们就要被伊斯兰国抢走了。这就是“不可预期”下美国的单边主义。
令人发噱的是，美国惯常以“不可预期”来形容朝鲜的金式王朝与伊朗政权，这可以说是“流氓国家”或是“麻烦制造者”的特征。若说特朗普要将美国带往流氓国家，或许言过其实；但“美国说了算”的单边主义，应该就是特朗普式“美国优先论”的实质内涵。
用“交易”思考外交
其二，特朗普在以生意人的身份理解国际政治。心理学家皮亚杰（Jean Piaget）认为，当个体面临刺激或问题情境时，会将所遇到的新经验，纳入其从旧有经验累积的认知基模（schema）内，形成理解。特朗普是一个知名的投机房地产商，在纽时访问中他表示“相对于政客，我一直是个非常成功的企业家”。企业家所认识的世界，最主要的活动无非是买与卖，着重成本与利润之间的对应关系。
特朗普在纽时专访中大量使用“交易”（deal）这个字眼来概念化的他外交政策。他不仅用“过时的”（obsolete）来比喻北约，并认为北约在经济上对美国而言不公平──美国人花费太多经费在北约上；对比之下，其它位于欧洲的北约成员国获益较多。他主张，美国的盟国欲维持当前的军事配置，就必须出更多的钱。
外交，在特朗普眼中就是一笔直接涉及金钱的交易。不仅如此，金钱同时也是一种外交工具。在谈到南海问题时，特朗普表示他会用贸易手段，像是让中国商品难以进入美国市场的措施，使中国退出南海。
计较短期利益的商人
凡事都计较损益的外交政策观，显示特朗普既不了解国际政治，更不了解经济运作。美国在今天国际还具有领导权的基础，在于其“为世界订规则”的权力。二战后美国国家菁英反对孤立主义，建立了新的国际组织、制度与规范；这一切都反映了美国的利益。然而，特朗普倾向把“国家”视为国际体系下的交易方，并把其它国家看成利用美国的“搭便车者”（free-riders）。他用买卖方式决定国际制度的存续，忽略了美国主导的制度，在维持区域稳定与和平的效用。
美国的投资确保了他在国际政经领域的话事地位，这是世界超强国家维持国际秩序必须付出的代价。美国与盟国间的关系，更是维系美国国家安全与权力伸展的保障。而当前美国就具有这种制订国际规则的地位，而不是在规则下找寻活动空间的其它国家；其是市场交易的定价者，而不是市场价格的接受者。
政治评论人费雪（Max Fisher）表示，特朗普其实就是一个计较短期利益的生意人，他出卖美国自二战后建立的制度以及权力基础，以及最重要的，美国对盟国的信誉与承诺，只为从盟国中抽取蝇头小利。
随着特朗普代表共和党竞选美国总统的声势看涨，他的国际政治观，自然也引发了盟国的紧张。对东北亚而言，特朗普先前表示日本与韩国必须多负担些军费，甚至可以自行发展核武的言论，已引起日、韩两国的紧张。3月29日，当CNN主持人库柏（Anderson Cooper）表示，因为二战后的日、德两国被剥夺了装备攻击性武器、发动战争，以及发展核武的权力，因此德国与日本才需要美国驻军；特朗普却表示因为对这维持盟邦的费用太高，美国应该要考虑更换盟国。
面对特朗普的发言，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赵俊赫（Cho June-hyuck）表示：韩国致力维持朝鲜半岛非核化的目标。但令人质疑的是，一旦特朗普当选，面对“不可预测”的金正恩，韩国能够维持非核化的目标吗？这又是否意味着东北亚将开始下一轮的军备竞赛？当北约规模被迫缩减时，对欧洲的政治力量分配又意味着什么？
普京的新“雅尔达体系”
如同国际关系学者Robert Cox在《生产、权力与世界秩序》一书中所提到的，二战后在美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创造了一个由华府所领导的世界秩序。在后冷战时代，过去冷战时代的制度并未终结，反而更得到强化；像是北约不仅持续东扩，也摇身一变成为以国际反恐为主要任务的组织。
随着苏联分崩离析，美国也成为“一超多强”世界格局中唯一的超级大国。然而，在美国霸权下仍怀抱大国梦者，除了习近平以外，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胸中亦怀抱着，重建过去苏联时代欧亚大帝国的俄罗斯民族复兴之梦。
普京于2015年9月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时，谴责美国在东欧与亚洲推动的“民主化”，反而导致更多混乱；此外他也提到，世界大国应该建立类似于当年反希特勒的联盟，共同对抗恐怖主义。瑞典前外交部长可利瓦（Aaron Korewa）认为，普京将伊斯兰国比作纳粹，显示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共同站在反恐的一边；同时，如同当年对抗希特勒，西方国家也需要俄罗斯。
普京所盼望的，是建立一个新的“雅尔达体系”（Yalta system）。1945年的雅尔达会议中，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邱吉尔，以及苏联共党总书记斯大林三巨头，在彼此同意的基础下划分国际势力范围。普京在联合国演说中盛赞，雅尔达会议建立了一个稳定的、可预期性高的战后国际秩序，表现出对建立某种类似体系的企图心。
特朗普对北约，乃至对俄罗斯在叙利亚战争中的态度，都恰恰正中普京下怀。倘若北约中的美国角色下降，只靠法国、英国以及德国武力支撑，应有助于克里姆林宫确定（甚至扩大）势力影响范围，更能使普京遂行新雅尔达体系。那么，自1989年后甫脱离莫斯科掌握的东欧国家，岂能不紧张？欧洲各国未来是否要建立更强大的国防，以求自保？欧洲是否又将陷入另一种安全困境？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洛娃（Maria Zakharova）于3月22日表示，他们支持特朗普关于“北约组织已陷入危机”的看法。这显示克里姆林宫已经开始面对，特朗普若是上任，华府可能采取孤立主义的国际情势。更不消说，早在这之前，特朗普与普京早已相互恭维──特朗普说希望与俄国建立更深层、紧密的双边关系；普京则表示“特朗普非常杰出、爱炫，毫无疑问相当能干”。
特朗普若执政，北京如何应对？
如果特朗普执政，美国与俄罗斯关系可能改善，北京又该如何应对？毕竟，特朗普已经数次对中国表示不友善的态度，包括“我们不能继续每年做生意丢五千亿美元给中国人了，我们赔不起了”、“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开征45%的关税”、“经济制裁中国以解决南海问题”。
相对于莫斯科，北京还在察言观色。《环球时报》发动了激烈批评。其于3月14日的社评中将特朗普比为小丑，以及共和党的最大梦魇，其并把特朗普跟墨索里尼与希特勒相比，提醒美国“或许需要严防自己对世界和平的破坏性力量输出”。
照理说，北京应该对特朗普执政后，对所谓美军缩减在东北亚的部署额手称庆。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的报告中显示：随着中国航母数目的增加，到2030年，从东海到南海都将成为中国的“内湖”。特朗普在接受《华盛顿邮报》访问时表示，他不会为了南海问题发动世界大战，且会运用贸易战来解决南海纷争。可以预期，当特朗普执政下的美国，有可能松弛在西太平洋的防务，使得东亚（甚至南亚）开始迈向武器竞赛的新高峰。
这些年来，因为海权争议升高，东亚与南亚国家展开令人瞩目的军备竞赛。越南与马来西亚在前些年皆购入潜舰；菲律宾也于日前计划购买潜舰。印度分别与日本、俄罗斯展开更紧密的军事采购合作，当前印度向俄罗斯购入的T50战斗机，就已传言是中国航母的杀手。更不消说，台湾的蔡英文总统当选人，早已将国防工业当作重点发展产业；由中船、中钢支援下的国造潜舰计划，也已箭在弦上。
一旦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这种趋势恐怕只会更为严重。
“大美和平”（Pax Americana）的终结?
如同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彼得‧卡岑斯坦（Peter Katzenstein）在《地区构成的世界：美国帝权中的亚洲与欧洲》一书中所表明：亚洲的地区安全秩序，在很大程度上，仍建立在大国均势、追随强国和威胁的逻辑上，是由美国、中国、俄国和本地区一些较小国家的政治与军事菁英塑造而成。
倘使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或许将随着华府的战略收缩而一去不复返，这无疑增添北京决策时不确定性。而“不可预期性”正是特朗普自我标榜的特点。
讽刺的是，特朗普推动的美国军力收缩政策，其实一直是各国左派势力希望达到的目标。像是当前英国工党党魁James Corbyn在2015年角逐工党党魁时，就表示他希望英国能够退出北约，以及不再部署三叉戟核弹防卫体系（Trident nuclear deterrent）；德国的左派党则主张以新的区域安全体系替代北约。在亚洲，菲律宾左倾的人民运动Bayan近月以来，反对美军重回菲律宾；韩国人民运动中的左翼与自由派，对于美军持续驻扎韩国亦抱持否定的态度。
当华府认为，担任世界警察吃力不讨好，又耗费国家财政，区域权力结构不免将面对重组。届时是会导向新的区域性的安全困境？还是新雅尔达体系？善变的特朗普使世界更大困惑的同时，恐怕已经使各国严重怀疑，美国维系世界和平的承诺。
（倪世杰，国立政治大学政治学系博士、国立虎尾科大兼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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