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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世宏:中共體制的「韌性」,還剩幾許?

沈大偉認為,中共若要避免崩潰,必須立即啟動政治體制改革。但他不認為習近平會選擇這麼做。


羅世宏:相對於台灣人的「小確幸」,表面上空前繁榮的中國大陸則充滿了不確定性。圖為中國山西省太原的人工湖。 攝:Jon Woo/REUTERS
羅世宏:相對於台灣人的「小確幸」,表面上空前繁榮的中國大陸則充滿了不確定性。圖為中國山西省太原的人工湖。 攝:Jon Woo/REUTERS

相對於台灣人的「小確幸」,表面上空前繁榮的中國大陸則充滿了不確定性。一方面是總體經濟指標的「超日趕美」,其綜合國力的快速提昇,連美國都感到備受威脅;而一向唯現實主義是問的英國,更在去年十月對來訪的習近平,準備了超高規格的接待禮遇。另一方面,上至國家領導人,下至升斗小民,大多數人心裏對中國的未來會如何,都難免掛着大問號。

這個大問號,恐怕也是長期觀察中國的專家無法擺脫的疑惑。

曾在一年前因為「中國崩潰論」而引起極大爭議的沈大偉(David Shambaugh),日前(2016年3月30日)在自己的新書發表會上解釋,那篇刊登在《華爾街日報》的《中國即將崩潰》(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文章標題出於編輯之手;他曾表示異議。沈大偉還強調,衰落(decline)和崩潰(collapse)是不一樣的概念;衰落是個短則數年、長則數十年的不確定過程,而他所預期的是衰落,而非崩潰。沈大偉說,「我不是崩潰論者,我不想中國崩潰,我希望它成功。」

有人懷疑,沈大偉是不是「改口」了?其實,是否改口差別不大。沈大偉日前這番費勁的解釋,可能還是難以讓中共釋懷。不許黨員「妄議中央」的中共當局,又豈容得下外人「唱衰中國」?沈大偉唱衰中國的「罪名」,短期內恐怕很難洗掉。

「終局」開始了嗎?

沈大偉是美國知名的中國問題專家,2015年3月6日他於《中國即將崩潰》一文直指「中共終局(endgame)已經開始」。他表示,習近平上任2012年上任以來加劇了政治鎮壓,「他的專制嚴重地加大了中國的制度和社會壓力,並把它們帶到了一個面臨崩潰的邊緣。」沈大偉認為,中共若要避免崩潰,必須立即啟動政治體制改革。但他不認為習近平會選擇這麼做:

「除非中國放鬆其嚴厲的政治控制,中國永遠不可能成為一個創新型的社會和『知識經濟』。政治體制已經成為中國亟需的社會和經濟改革的主要障礙。如果習近平和黨的領導人不放鬆管制,他們可能招致恰恰是他們希望避免的命運。」

其實,沈大偉過去長期相信,中共自身具有進行威權調適的韌性,並且樂觀看待中國大陸轉型。他曾在2008年出版了一本名為《中國共產黨:收縮與調適》(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 的專書。書中強調,中共在2000至2008年之間,通過學習和調適,以主動和開放姿態,嘗試引導和管理變革,有能力克服中國日益嚴峻的各種問題,挽救自身免於最終崩潰的命運。然而,但2009年以後,特別是習近平上台之後這三年,中共卻反其道而行,採取被動和防禦姿態,訴諸暴力與恐懼手段,加大力度進行壓迫式統治。在他看來,中共的崩潰可能是一個「漫長、混亂、暴力的」過程,但「中共統治的最後階段已經開始」。

對於沈大偉關於中共殘局已經開始的觀點,反應兩極。澳門大學政治學者陳定定在《國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雜誌撰文反駁沈大偉。陳定定指出,中國不會迅速崩潰,相反地,「一個強大、自信、張揚和威權式的中國將會存在相當一段時間。」呼應沈大偉觀點的中國學者Youwei(推測應是化名)則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撰文指出,中共進行「威權調適」的韌性(即以相當「韌性」的方式靈活適應統治需要)的可能性已經不存在。的確,從嚴控媒體與網路表達,到打壓維權律師、公益組織與教會,甚至強制關閉鄉村圖書館等一連串令人費解的行動看來,中共曾經操作自如的那種「威權韌性」已然褪去光環,反而已處處顯露出一種急走偏鋒的「威權任性」。

Youwei認為,第一,中共不可能採行「新加坡模式」,因為這可能滑向全面多元民主的「災難」;第二,(像台灣)那樣啟動在權力當局控制下的、有序的民主化進程,對中共可能是最好的結果,但中共卻不會這麼做;第三,通過某種突變(危機或革命)而發生民主化轉型,這種可能性當然存在,但風險高、代價大,而且通過這種路徑實現的民主可能失落,威權也可能復辟;最後一種,也就是維持現狀(所謂「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雖可繼續維持現狀相當一段時間,但隨着經濟增長速度減緩,可能導致其無力再支應維穩和公共服務所需的龐大成本。

因此,他認定中共自身啟動某種民主化改革的可能性,十分渺茫;而維持現狀的選項,也難以長期成立。其結果,與沈大偉的判斷類似,他認為中共恐怕難以挽救最終崩解,或被迫改變政治制度的命運。

羅世宏:《國家為什麼會失敗》的作者認定,表面繁榮發展的中國大陸,其實是建立在「榨取型」制度的不可靠基礎上。圖為中國山西省的一個圓環。攝:Stringer/REUTERS
羅世宏:《國家為什麼會失敗》的作者認定,表面繁榮發展的中國大陸,其實是建立在「榨取型」制度的不可靠基礎上。圖為中國山西省的一個圓環。攝:Stringer/REUTERS

「榨取型」發展的潛在危險

在《國家為什麼會失敗》(Why Nations Fail)這本規模宏大且廣受好評的新書中,戴倫.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和詹姆斯.羅賓森(James Robinson)指出,國家繁榮富裕的關鍵,在於其採行何種政治與經濟制度。根據他們的跨國比較分析,一個社會若採行「廣納型」(inclusive)政治與經濟制度,就會走向並維持長期的繁榮富裕;若反其道而行,採行的是「榨取型」(extractive)政治與經濟制度,則將必然走向衰敗。

「廣納型」是指政治與經濟制度相互支持,經濟機會和利益開放給更多人分享,並致力於保障個人自由權利和財產權;在政治上建立民主法治、思想多元、權力監督制衡。「榨取型」則與此背道而馳,其政治權力、經濟機會和利益皆由少數人把持。

兩位作者特別討論中國。他們認定,表面繁榮發展的中國大陸,其實是建立在「榨取型」制度的不可靠基礎上。他們反覆強調,榨取式制度下的成長無法持續,極有可能後繼無力。

兩位作者也指出,「榨取型」的經濟制度與政治制度互為支援。「在權力分配上,榨取型政治制度將權力集中於少數人手中,這些人因此有動機,為謀取私利維持並發展榨取型經濟制度,並運用所得的資源鞏固自己的政治權力」。以中國大陸的情況而論,榨取型的政經制度同時有某種韌性和惰性,因為「榨取式制度會戴上不同的假面自我複製」;而在榨取型制度下的受害者,「無法期待專制統治者自願改變政治制度,並重新分配社會中的權力。改變這類政治制度的唯一方法是,迫使菁英建立更多元化的制度。」

他們論稱,榨取型制度始終蓄積着政治轉型與制度變革的內生驅力,因為「宰制榨取型制度的人無不是犧牲社會上的多數人以圖利自己,因此,在榨取型制度下,政治權力成為垂涎的目標,團體與個人爭相奪取。其結果是,在榨取式制度下,永遠都有強大力量把社會推向政治動盪」。無怪乎,處在「國家/權貴資本主義」這種「榨取型」制度下的中國社會,充滿高度不穩定的危機,而且既得利益與權力當局不僅不願朝向「廣納型」政經制度改革努力,反而以加強鎮壓的「維穩」手段,企圖迴避迫切需要的政治與社會改革。

由於中國大陸的體量巨大,經濟增長在未來一段時間內仍然可觀,或許需要較長的時間,或是一些偶然性條件(特別是「關鍵時期」,即「一個社會中崩解既有政治與經濟平衡的大事件」的出現),才有可能促動朝向「廣納型」制度轉型的變革。然而,綜合前述許多學者的觀察與分析,這種「偶然性」或「關鍵時期」似乎越來越可能出現,甚至已經出現。

未來會如何?

近年來,許多人也觀察到全球各地的專制/獨裁政權正在「進化」,想方設法企圖維繫「榨取型」制度於不墜。這些政權不僅在許多控制手段上展現靈活性,而且也似乎有相當的效果,中國大陸尤其是其中最明顯的例子,儘管這可能只是延後了制度轉型的時間而已。

來自公民社會的民主化追求,或將繼續成為推動威權社會最終朝向制度轉型的力量,正如道布森 (William Dobson)在《獨裁者的進化:收編、分化、假民主》一書中指出:「就我個人來說,在這些專制國家旅行越久,我對民主化的前景感到樂觀。... 我會感到樂觀,乃是因為,那些坐下來接受我訪談的自由鬥士都不是盲目的理想主義者。他們都是百折不撓、身經百戰的運動者,懂得發揮創意、善用科技、以步步為營的態度積極爭取政治自由。」

同樣地,曾任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的學者俞可平亦指出,中共在取得政權後的第一個30年是「政治鬥爭」,第二個30年是「經濟發展」,而下一個30年,他預測將是從經濟改革過渡到「政治和社會改革」。他說:「我們從中東亂局中學到教訓:我們需要更好的公共服務、更好的人民參與 ──透明、問責、社會正義」。

兩相對照,我們可以這樣看待:或遲或早,中國大陸當局最終只能選擇改革,主動朝向民主/多元化(或「廣納型」制度)發展;否則包括公民社會在內的多重力量,也將驅動中國政府這麼做。但正如沈大偉和Youwei的觀察,由於習近平上台這三年來的反向操作,中共主動進行政治社會改革的機會似乎越來越渺茫,甚至已將局勢導向另一種可能性。

當然,中國的複雜性高,可能不像前述的悲觀判斷這麼簡單。統治當局為了避免喪失政權,如果不得不啟動政治和社會改革,有可能是採取先社會改革、後政治改革的步驟。事實上,過去十多年來,中共在2006年取消農業稅,近期更已開始廢除勞動教養(勞教)制度、放鬆計劃生育(計生)、以及戶口和隨遷子女異地高考的限制,期能降低社會憤懣。比如,2015年10月21日國務院第109次常務會議通過,自2016年1月1日起施行的《居住證暫行條例》,就確定了流動人口在城市的就業、居住、教育等權利,為其生活提供便利。

不過,這類有助於降低民眾不滿和相對剝奪感的社會改革幅度仍小,速度仍慢。而且,在社會改革方面局部放鬆的同時,中國近年來也升高了政治鎮壓和思想控制的力度。這種一邊吃補藥、一邊服毒藥,或是進兩步退三步,甚至是邁開大步倒着走的非理性狀態,也讓沈大偉的「終局」或「衰弱」之說,或遲或早可能成為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

這樣看,沈大偉其實可能沒有改口,或許也不需要改口。

(羅世宏,國立中正大學傳播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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