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不要崩潰。」
在新書《中國的未來》華盛頓發表會上，中國問題專家沈大偉（David Shambaugh）正微笑舉着自己的書供記者拍照，突然，他吐出了這四個中文字。鮮紅色的書封面正中有一個碩大的問號，問號的一點幻變成一顆黃色五角星，呼應着中國國旗的圖案，或許這也代表了沈大偉等「知華派」學者對中國現狀和未來的迷惑。
在新書中，沈大偉將中國比喻為一輛駛近交通迴旋處（或圓環、環島；roundabout），亟需選擇合適出口的車。他坦言，關於中國將駛向何方，他沒有一個簡單的答案。
在他眼中，如今中國的不確定性和脆弱性，達到他四十年學術生涯中前所未有的高度。
一年前，沈大偉在《華爾街日報》發表名為《中國即將崩潰》的評論文章，指中國政治體制「嚴重崩壞」，社會面臨隨時可能爆發的高壓，黨的末日（endgame）已經開始。《環球時報》隨後批評他為「庸俗的對華占卜者」，請他「自重並三思」，外界更有傳他已登上中共黑名單。
如今，沈大偉措辭明顯變得謹慎，力求為自己「正名」。
對於一年前引起的那場「中國崩潰論」爭議，他強調，文章的標題出於編輯之手，他雖表示異議，但已來不及修改。除此之外，沈大偉還表示，衰落（decline）和崩潰（collapse）之間，不能劃上等號。他所預期的，是中國和中國共產黨的衰落而非崩潰，這是一個短則數年，長則數十年的過程。
「我不是崩潰論者，我不想中國崩潰，我希望它成功。」沈大偉說。
在「崩潰」一文前，他被普遍認為是對華温和派，一直被中國高級智囊機構奉為座上賓，並被中國外交學院列為美國「知華派」學者前三名。沈大偉堅稱，他的觀點並非嬗變無常。「不是我的觀點變了，而是中國變了。」
他在新書發表會中對鄧小平讚譽有加，稱他在文化大革命後摒棄個人崇拜、個人集權，中國經濟才有了其後的持續高速增長。而近幾年的中國政府，則在倒行逆施。「鄧小平如果還在世，看到這些應該不會高興。」 沈大偉將「習近平及共產黨的權力過於集中」列為中國面臨的首要政治挑戰。
「崩潰」一文引起軒然大波時，沈大偉曾以「站在十字路口的中國」為題開講。如今，他將文章擴寫成專著，發現「十字路口」的比喻已不足以形容中國未來道路的複雜性，交通迴旋處也許更為貼切。
在沈大偉眼中，中國政府在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上宣布鋭意深化改革，然而三年過去了，由於體制本身的阻力，大量的改革舉措仍未落實。中國就如一輛在迴旋處兜圈的車子，多次錯過了出口，仍未能決定何去何從。
他在書中寫道，中國面臨四條岔路：往左倒退至新極權主義（neo-totalitarianism）；沿着現今的硬威權主義（hard authoritarianism）道路一直往前；走回1998年至2008年的軟威權主義（soft authoritarianism）道路；或是大力開放改革、向右轉向「新加坡模式」的半民主社會（semi-democracy）。
沈大偉解釋，新極權主義會導向中國經濟倒退和共產黨崩潰，相反，半民主則將促成中國的改革，逐漸過渡至民主社會。然而，半民主和新極權主義只存在理論上的可能性。
「中國距離擁有新加坡式民主的特質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中國共產黨是否會容忍新加坡式民主是個問題。另一方面，隨着中國私營經濟發展和全球化程度加深，人民和軍方對於黨獨攬權力都有忌憚，中國倒退到新極權主義的機會也較低」， 沈大偉說。
因此，沈大偉判斷，中國未來幾年可能走的道路，很可能是在威權主義的軟、硬二者中擇其一。繼續走2009年至今的硬威權主義道路是最簡單易行的選擇，然而，中國只能執行有限的改革，面臨經濟停滯和黨國衰落，直至整個系統崩壞。「如果走這條路，經濟停滯或將變成新常態。」沈大偉說。
據他觀察，中國政治通常在「收放」之間轉換。一般來說，「放」的階段持續6至8年，緊隨着的是2年的「收」，兩者來回轉換。然而這一次，中國的「收」階段已長達7年。
沈大偉較為懷念的，是1998年至2008年間，走在軟威權主義道路上的中國。他說，當時公民社會、學術界、媒體輿論等較為開放，存在黨內民主。政府能釋放力量推進中國温和改革，實現部分轉型。
沈大偉重提他2008年的舊作《中國共產黨：收縮與調試》，當時，黨的收縮與調試同時存在。
「在如今，我看不到黨在調整。」 在沈大偉看來，決定中國未來的最關鍵並非經濟或外交，而在於政治體制。
根據以往列寧主義國家的興衰史，沈大偉一一列出列寧主義政權生命週期。從革命奪權、鞏固權力、社會轉型、官僚化和國家體制僵化，一步步走向「為應對經濟停滯和僵化，採取調試及有限度的多元主義」，這是中國走上軟威權主義道路後勢必要採取的措施。接下來，箭頭指向了又一個問號。
「因為，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列寧主義國家在成功走過這一步後，依然維持專制統治。」沈大偉總結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