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台湾人的“小确幸”，表面上空前繁荣的中国大陆则充满了不确定性。一方面是总体经济指标的“超日赶美”，其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连美国都感到备受威胁；而一向唯现实主义是问的英国，更在去年十月对来访的习近平，准备了超高规格的接待礼遇。另一方面，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升斗小民，大多数人心里对中国的未来会如何，都难免挂着大问号。
这个大问号，恐怕也是长期观察中国的专家无法摆脱的疑惑。
曾在一年前因为“中国崩溃论”而引起极大争议的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日前（2016年3月30日）在自己的新书发表会上解释，那篇刊登在《华尔街日报》的《中国即将崩溃》（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文章标题出于编辑之手；他曾表示异议。沈大伟还强调，衰落（decline）和崩溃（collapse）是不一样的概念；衰落是个短则数年、长则数十年的不确定过程，而他所预期的是衰落，而非崩溃。沈大伟说，“我不是崩溃论者，我不想中国崩溃，我希望它成功。”
有人怀疑，沈大伟是不是“改口”了？其实，是否改口差别不大。沈大伟日前这番费劲的解释，可能还是难以让中共释怀。不许党员“妄议中央”的中共当局，又岂容得下外人“唱衰中国”？沈大伟唱衰中国的“罪名”，短期内恐怕很难洗掉。
“终局”开始了吗？
沈大伟是美国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2015年3月6日他于《中国即将崩溃》一文直指“中共终局（endgame）已经开始”。他表示，习近平上任2012年上任以来加剧了政治镇压，“他的专制严重地加大了中国的制度和社会压力，并把它们带到了一个面临崩溃的边缘。”沈大伟认为，中共若要避免崩溃，必须立即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但他不认为习近平会选择这么做：
“除非中国放松其严厉的政治控制，中国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创新型的社会和‘知识经济’。政治体制已经成为中国亟需的社会和经济改革的主要障碍。如果习近平和党的领导人不放松管制，他们可能招致恰恰是他们希望避免的命运。”
其实，沈大伟过去长期相信，中共自身具有进行威权调适的韧性，并且乐观看待中国大陆转型。他曾在2008年出版了一本名为《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 的专书。书中强调，中共在2000至2008年之间，通过学习和调适，以主动和开放姿态，尝试引导和管理变革，有能力克服中国日益严峻的各种问题，挽救自身免于最终崩溃的命运。然而，但2009年以后，特别是习近平上台之后这三年，中共却反其道而行，采取被动和防御姿态，诉诸暴力与恐惧手段，加大力度进行压迫式统治。在他看来，中共的崩溃可能是一个“漫长、混乱、暴力的”过程，但“中共统治的最后阶段已经开始”。
对于沈大伟关于中共残局已经开始的观点，反应两极。澳门大学政治学者陈定定在《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杂志撰文反驳沈大伟。陈定定指出，中国不会迅速崩溃，相反地，“一个强大、自信、张扬和威权式的中国将会存在相当一段时间。”呼应沈大伟观点的中国学者Youwei（推测应是化名）则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撰文指出，中共进行“威权调适”的韧性（即以相当“韧性”的方式灵活适应统治需要）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的确，从严控媒体与网路表达，到打压维权律师、公益组织与教会，甚至强制关闭乡村图书馆等一连串令人费解的行动看来，中共曾经操作自如的那种“威权韧性”已然褪去光环，反而已处处显露出一种急走偏锋的“威权任性”。
Youwei认为，第一，中共不可能采行“新加坡模式”，因为这可能滑向全面多元民主的“灾难”；第二，（像台湾）那样启动在权力当局控制下的、有序的民主化进程，对中共可能是最好的结果，但中共却不会这么做；第三，通过某种突变（危机或革命）而发生民主化转型，这种可能性当然存在，但风险高、代价大，而且通过这种路径实现的民主可能失落，威权也可能复辟；最后一种，也就是维持现状（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可继续维持现状相当一段时间，但随着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可能导致其无力再支应维稳和公共服务所需的庞大成本。
因此，他认定中共自身启动某种民主化改革的可能性，十分渺茫；而维持现状的选项，也难以长期成立。其结果，与沈大伟的判断类似，他认为中共恐怕难以挽救最终崩解，或被迫改变政治制度的命运。
“榨取型”发展的潜在危险
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Why Nations Fail）这本规模宏大且广受好评的新书中，戴伦．艾塞默鲁（Daron Acemoglu）和詹姆斯．罗宾森（James Robinson）指出，国家繁荣富裕的关键，在于其采行何种政治与经济制度。根据他们的跨国比较分析，一个社会若采行“广纳型”（inclusive）政治与经济制度，就会走向并维持长期的繁荣富裕；若反其道而行，采行的是“榨取型”（extractive）政治与经济制度，则将必然走向衰败。
“广纳型”是指政治与经济制度相互支持，经济机会和利益开放给更多人分享，并致力于保障个人自由权利和财产权；在政治上建立民主法治、思想多元、权力监督制衡。“榨取型”则与此背道而驰，其政治权力、经济机会和利益皆由少数人把持。
两位作者特别讨论中国。他们认定，表面繁荣发展的中国大陆，其实是建立在“榨取型”制度的不可靠基础上。他们反复强调，榨取式制度下的成长无法持续，极有可能后继无力。
两位作者也指出，“榨取型”的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互为支援。“在权力分配上，榨取型政治制度将权力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这些人因此有动机，为谋取私利维持并发展榨取型经济制度，并运用所得的资源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力”。以中国大陆的情况而论，榨取型的政经制度同时有某种韧性和惰性，因为“榨取式制度会戴上不同的假面自我复制”；而在榨取型制度下的受害者，“无法期待专制统治者自愿改变政治制度，并重新分配社会中的权力。改变这类政治制度的唯一方法是，迫使菁英建立更多元化的制度。”
他们论称，榨取型制度始终蓄积着政治转型与制度变革的内生驱力，因为“宰制榨取型制度的人无不是牺牲社会上的多数人以图利自己，因此，在榨取型制度下，政治权力成为垂涎的目标，团体与个人争相夺取。其结果是，在榨取式制度下，永远都有强大力量把社会推向政治动荡”。无怪乎，处在“国家/权贵资本主义”这种“榨取型”制度下的中国社会，充满高度不稳定的危机，而且既得利益与权力当局不仅不愿朝向“广纳型”政经制度改革努力，反而以加强镇压的“维稳”手段，企图回避迫切需要的政治与社会改革。
由于中国大陆的体量巨大，经济增长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然可观，或许需要较长的时间，或是一些偶然性条件（特别是“关键时期”，即“一个社会中崩解既有政治与经济平衡的大事件”的出现），才有可能促动朝向“广纳型”制度转型的变革。然而，综合前述许多学者的观察与分析，这种“偶然性”或“关键时期”似乎越来越可能出现，甚至已经出现。
未来会如何？
近年来，许多人也观察到全球各地的专制／独裁政权正在“进化”，想方设法企图维系“榨取型”制度于不坠。这些政权不仅在许多控制手段上展现灵活性，而且也似乎有相当的效果，中国大陆尤其是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尽管这可能只是延后了制度转型的时间而已。
来自公民社会的民主化追求，或将继续成为推动威权社会最终朝向制度转型的力量，正如道布森 （William Dobson）在《独裁者的进化：收编、分化、假民主》一书中指出：“就我个人来说，在这些专制国家旅行越久，我对民主化的前景感到乐观。... 我会感到乐观，乃是因为，那些坐下来接受我访谈的自由斗士都不是盲目的理想主义者。他们都是百折不挠、身经百战的运动者，懂得发挥创意、善用科技、以步步为营的态度积极争取政治自由。”
同样地，曾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的学者俞可平亦指出，中共在取得政权后的第一个30年是“政治斗争”，第二个30年是“经济发展”，而下一个30年，他预测将是从经济改革过渡到“政治和社会改革”。他说：“我们从中东乱局中学到教训：我们需要更好的公共服务、更好的人民参与 ──透明、问责、社会正义”。
两相对照，我们可以这样看待：或迟或早，中国大陆当局最终只能选择改革，主动朝向民主／多元化（或“广纳型”制度）发展；否则包括公民社会在内的多重力量，也将驱动中国政府这么做。但正如沈大伟和Youwei的观察，由于习近平上台这三年来的反向操作，中共主动进行政治社会改革的机会似乎越来越渺茫，甚至已将局势导向另一种可能性。
当然，中国的复杂性高，可能不像前述的悲观判断这么简单。统治当局为了避免丧失政权，如果不得不启动政治和社会改革，有可能是采取先社会改革、后政治改革的步骤。事实上，过去十多年来，中共在2006年取消农业税，近期更已开始废除劳动教养（劳教）制度、放松计划生育（计生）、以及户口和随迁子女异地高考的限制，期能降低社会愤懑。比如，2015年10月21日国务院第109次常务会议通过，自2016年1月1日起施行的《居住证暂行条例》，就确定了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就业、居住、教育等权利，为其生活提供便利。
不过，这类有助于降低民众不满和相对剥夺感的社会改革幅度仍小，速度仍慢。而且，在社会改革方面局部放松的同时，中国近年来也升高了政治镇压和思想控制的力度。这种一边吃补药、一边服毒药，或是进两步退三步，甚至是迈开大步倒着走的非理性状态，也让沈大伟的“终局”或“衰弱”之说，或迟或早可能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这样看，沈大伟其实可能没有改口，或许也不需要改口。
（罗世宏，国立中正大学传播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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