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罗世宏:中共体制的“韧性”,还剩几许?

沈大伟认为,中共若要避免崩溃,必须立即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但他不认为习近平会选择这么做。
2016年3月17日,中国山西省的一个圆环。

相对于台湾人的“小确幸”,表面上空前繁荣的中国大陆则充满了不确定性。一方面是总体经济指标的“超日赶美”,其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连美国都感到备受威胁;而一向唯现实主义是问的英国,更在去年十月对来访的习近平,准备了超高规格的接待礼遇。另一方面,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升斗小民,大多数人心里对中国的未来会如何,都难免挂着大问号。

这个大问号,恐怕也是长期观察中国的专家无法摆脱的疑惑。

曾在一年前因为“中国崩溃论”而引起极大争议的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日前(2016年3月30日)在自己的新书发表会上解释,那篇刊登在《华尔街日报》的《中国即将崩溃》(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文章标题出于编辑之手;他曾表示异议。沈大伟还强调,衰落(decline)和崩溃(collapse)是不一样的概念;衰落是个短则数年、长则数十年的不确定过程,而他所预期的是衰落,而非崩溃。沈大伟说,“我不是崩溃论者,我不想中国崩溃,我希望它成功。”

有人怀疑,沈大伟是不是“改口”了?其实,是否改口差别不大。沈大伟日前这番费劲的解释,可能还是难以让中共释怀。不许党员“妄议中央”的中共当局,又岂容得下外人“唱衰中国”?沈大伟唱衰中国的“罪名”,短期内恐怕很难洗掉。

“终局”开始了吗?

沈大伟是美国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2015年3月6日他于《中国即将崩溃》一文直指“中共终局(endgame)已经开始”。他表示,习近平上任2012年上任以来加剧了政治镇压,“他的专制严重地加大了中国的制度和社会压力,并把它们带到了一个面临崩溃的边缘。”沈大伟认为,中共若要避免崩溃,必须立即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但他不认为习近平会选择这么做:

“除非中国放松其严厉的政治控制,中国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创新型的社会和‘知识经济’。政治体制已经成为中国亟需的社会和经济改革的主要障碍。如果习近平和党的领导人不放松管制,他们可能招致恰恰是他们希望避免的命运。”

其实,沈大伟过去长期相信,中共自身具有进行威权调适的韧性,并且乐观看待中国大陆转型。他曾在2008年出版了一本名为《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 的专书。书中强调,中共在2000至2008年之间,通过学习和调适,以主动和开放姿态,尝试引导和管理变革,有能力克服中国日益严峻的各种问题,挽救自身免于最终崩溃的命运。然而,但2009年以后,特别是习近平上台之后这三年,中共却反其道而行,采取被动和防御姿态,诉诸暴力与恐惧手段,加大力度进行压迫式统治。在他看来,中共的崩溃可能是一个“漫长、混乱、暴力的”过程,但“中共统治的最后阶段已经开始”。

对于沈大伟关于中共残局已经开始的观点,反应两极。澳门大学政治学者陈定定在《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杂志撰文反驳沈大伟。陈定定指出,中国不会迅速崩溃,相反地,“一个强大、自信、张扬和威权式的中国将会存在相当一段时间。”呼应沈大伟观点的中国学者Youwei(推测应是化名)则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撰文指出,中共进行“威权调适”的韧性(即以相当“韧性”的方式灵活适应统治需要)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的确,从严控媒体与网路表达,到打压维权律师、公益组织与教会,甚至强制关闭乡村图书馆等一连串令人费解的行动看来,中共曾经操作自如的那种“威权韧性”已然褪去光环,反而已处处显露出一种急走偏锋的“威权任性”。

Youwei认为,第一,中共不可能采行“新加坡模式”,因为这可能滑向全面多元民主的“灾难”;第二,(像台湾)那样启动在权力当局控制下的、有序的民主化进程,对中共可能是最好的结果,但中共却不会这么做;第三,通过某种突变(危机或革命)而发生民主化转型,这种可能性当然存在,但风险高、代价大,而且通过这种路径实现的民主可能失落,威权也可能复辟;最后一种,也就是维持现状(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可继续维持现状相当一段时间,但随着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可能导致其无力再支应维稳和公共服务所需的庞大成本。

因此,他认定中共自身启动某种民主化改革的可能性,十分渺茫;而维持现状的选项,也难以长期成立。其结果,与沈大伟的判断类似,他认为中共恐怕难以挽救最终崩解,或被迫改变政治制度的命运。

罗世宏:《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作者认定,表面繁荣发展的中国大陆,其实是建立在“榨取型”制度的不可靠基础上。图为中国山西省的一个圆环。摄:Stringer/REUTERS
罗世宏:《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作者认定,表面繁荣发展的中国大陆,其实是建立在“榨取型”制度的不可靠基础上。图为中国山西省的一个圆环。

“榨取型”发展的潜在危险

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Why Nations Fail)这本规模宏大且广受好评的新书中,戴伦.艾塞默鲁(Daron Acemoglu)和詹姆斯.罗宾森(James Robinson)指出,国家繁荣富裕的关键,在于其采行何种政治与经济制度。根据他们的跨国比较分析,一个社会若采行“广纳型”(inclusive)政治与经济制度,就会走向并维持长期的繁荣富裕;若反其道而行,采行的是“榨取型”(extractive)政治与经济制度,则将必然走向衰败。

“广纳型”是指政治与经济制度相互支持,经济机会和利益开放给更多人分享,并致力于保障个人自由权利和财产权;在政治上建立民主法治、思想多元、权力监督制衡。“榨取型”则与此背道而驰,其政治权力、经济机会和利益皆由少数人把持。

两位作者特别讨论中国。他们认定,表面繁荣发展的中国大陆,其实是建立在“榨取型”制度的不可靠基础上。他们反复强调,榨取式制度下的成长无法持续,极有可能后继无力。

两位作者也指出,“榨取型”的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互为支援。“在权力分配上,榨取型政治制度将权力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这些人因此有动机,为谋取私利维持并发展榨取型经济制度,并运用所得的资源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力”。以中国大陆的情况而论,榨取型的政经制度同时有某种韧性和惰性,因为“榨取式制度会戴上不同的假面自我复制”;而在榨取型制度下的受害者,“无法期待专制统治者自愿改变政治制度,并重新分配社会中的权力。改变这类政治制度的唯一方法是,迫使菁英建立更多元化的制度。”

他们论称,榨取型制度始终蓄积着政治转型与制度变革的内生驱力,因为“宰制榨取型制度的人无不是牺牲社会上的多数人以图利自己,因此,在榨取型制度下,政治权力成为垂涎的目标,团体与个人争相夺取。其结果是,在榨取式制度下,永远都有强大力量把社会推向政治动荡”。无怪乎,处在“国家/权贵资本主义”这种“榨取型”制度下的中国社会,充满高度不稳定的危机,而且既得利益与权力当局不仅不愿朝向“广纳型”政经制度改革努力,反而以加强镇压的“维稳”手段,企图回避迫切需要的政治与社会改革。

由于中国大陆的体量巨大,经济增长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然可观,或许需要较长的时间,或是一些偶然性条件(特别是“关键时期”,即“一个社会中崩解既有政治与经济平衡的大事件”的出现),才有可能促动朝向“广纳型”制度转型的变革。然而,综合前述许多学者的观察与分析,这种“偶然性”或“关键时期”似乎越来越可能出现,甚至已经出现。

未来会如何?

近年来,许多人也观察到全球各地的专制/独裁政权正在“进化”,想方设法企图维系“榨取型”制度于不坠。这些政权不仅在许多控制手段上展现灵活性,而且也似乎有相当的效果,中国大陆尤其是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尽管这可能只是延后了制度转型的时间而已。

来自公民社会的民主化追求,或将继续成为推动威权社会最终朝向制度转型的力量,正如道布森 (William Dobson)在《独裁者的进化:收编、分化、假民主》一书中指出:“就我个人来说,在这些专制国家旅行越久,我对民主化的前景感到乐观。… 我会感到乐观,乃是因为,那些坐下来接受我访谈的自由斗士都不是盲目的理想主义者。他们都是百折不挠、身经百战的运动者,懂得发挥创意、善用科技、以步步为营的态度积极争取政治自由。”

同样地,曾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的学者俞可平亦指出,中共在取得政权后的第一个30年是“政治斗争”,第二个30年是“经济发展”,而下一个30年,他预测将是从经济改革过渡到“政治和社会改革”。他说:“我们从中东乱局中学到教训:我们需要更好的公共服务、更好的人民参与 ──透明、问责、社会正义”。

两相对照,我们可以这样看待:或迟或早,中国大陆当局最终只能选择改革,主动朝向民主/多元化(或“广纳型”制度)发展;否则包括公民社会在内的多重力量,也将驱动中国政府这么做。但正如沈大伟和Youwei的观察,由于习近平上台这三年来的反向操作,中共主动进行政治社会改革的机会似乎越来越渺茫,甚至已将局势导向另一种可能性。

当然,中国的复杂性高,可能不像前述的悲观判断这么简单。统治当局为了避免丧失政权,如果不得不启动政治和社会改革,有可能是采取先社会改革、后政治改革的步骤。事实上,过去十多年来,中共在2006年取消农业税,近期更已开始废除劳动教养(劳教)制度、放松计划生育(计生)、以及户口和随迁子女异地高考的限制,期能降低社会愤懑。比如,2015年10月21日国务院第109次常务会议通过,自2016年1月1日起施行的《居住证暂行条例》,就确定了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就业、居住、教育等权利,为其生活提供便利。

不过,这类有助于降低民众不满和相对剥夺感的社会改革幅度仍小,速度仍慢。而且,在社会改革方面局部放松的同时,中国近年来也升高了政治镇压和思想控制的力度。这种一边吃补药、一边服毒药,或是进两步退三步,甚至是迈开大步倒着走的非理性状态,也让沈大伟的“终局”或“衰弱”之说,或迟或早可能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这样看,沈大伟其实可能没有改口,或许也不需要改口。

(罗世宏,国立中正大学传播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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