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社會運動形態愈益無底線、激進和武力化的轉向，路線分歧的問題實在更形迫切。自雨傘運動以來，公民社會中非暴力傳統的自由派及社運派已陷於失語。今日的氣氛跟傘運前夕相當不同，運動正大步走進由「激右本土」倡導的激進化方向。
問題是，一旦無底線和武力化的運動形態成了主導，那末，運動的整體氣候將會改變，並引發各種新的問題和危機。路線之間的競逐和分歧，涉及的絕不只是手段問題，也不是為了黨同伐異，而是關乎未來社會運動的走向，到底是血與仇恨，抑或其他。筆者先從暴力鬥爭的問題說起。
暴力鬥爭與私人暴力之別
先旨聲明，我對暴力並無潔癖，因而我不反對一個人在其私人生活中，具有以牙還牙的權利，例如自己或妻兒受欺負，人是具有反擊的權利，等等。
然而，我認為凡此種種來自個人生活層面的例子，不能跟作為集體行動路線的暴力鬥爭相提並論。畢竟，作為公共政治的暴力鬥爭，首先是面向複雜得多的多元社會，並涉及諸多的陌生人、「第三方」（他們往往不能簡單劃分敵我），而對抗的亦是以「暴力合法壟斷者」自居的國家。因而在考慮暴力抗爭問題之際，使用過於簡化的私人情境，或抽象地考慮問題（如糾纏於潔不潔癖)，其實都不適當。
作為集體行動路線，這更多涉及運動戰略的研判。它關乎形勢、眾多不同類型的代價及效應、運動的着力點，以及如何才能動搖支配秩序的問題等，凡此種種皆涉及特定的政治思路及意識形態，這才是重點。
路線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也決定了我們政治主體的未來：我們該如何自我組織起來，使用力量的重點何在，才能引發有力的鬥爭？畢竟，若運動所選擇的「路線」錯了，結局也只能是迷路，那末，即使革命性改變的歷史缺口真的能夠接近，也頂多是擦肩而過。
先鋒政治更具革命性？
暴力抗爭的主張不是從石頭爆出來的，這數年的鼓吹者主要是激右本土，他們的政治有着先鋒黨型態。這裏所指的先鋒黨型態，是一種對運動的特殊路線構想，即認為運動的核心戰略不在於組織廣泛群眾介入，而是要依靠少數先鋒分子所作出的激烈行動，才能引發革命性轉變。
暴力在這裏有特殊的意義，這表明先鋒們跟普通群眾的區別，也就是說，那些極具本土意識，且武裝起來、願意自我犧牲的少數人，才是革命的關鍵。
但問題是，具武力鬥爭覺悟的少數先鋒，真的比組織廣泛群眾介入，更具革命性？
以雨傘運動為例，真正的爆發恐怕是過萬人共同願意走進金鐘大馬路的歷史時刻，這實在非少數先鋒可以獨自完成。這涉及兩年以來全社會的組織、籌備和辯論，而佔領本身也絕非抽象的武器，它其實已經存在於之前的社會運動之中（例如反國教科的佔領政總行動）。因而佔領的激進性格是來自其廣泛群眾的介入，以及跟公民運動歷史軌跡的匯流，而非少數覺悟者的勇武爆發。因此，雨傘運動依然具有無可取代的歷史地位（縱然後來存在諸多問題），這跟後來激進少數轉向暴力的發展，實是完全不同的東西。
總爆發的時間和時機
當然，歷史上革命時刻的來臨，都可能包括一段短時期發生的尖銳衝突和總爆發，甚至需要革命黨以暴力奪權。然而，即使這樣的時機真的降臨，背後也必須加上廣泛群眾的介入。這裏的意義不同於先鋒政治，因為廣泛群眾的介入及爆發，才能真正觸碰日常秩序的各個環節，使政治機關喪失了控制社會秩序的權力（例如大型佔路之外，加上廣泛群眾參與的罷課及罷工）。這無疑是推翻體制之時所不可或缺的，而且必須配備長期準備的工夫。但是在激右本土倡導的暴力路線中，支持者往往認為不立即起事的人就是「港豬」，這其實是或明或暗地受先鋒政治意識的支配。
關鍵在於，推翻體制可能是漸進式或革命式，但即使是後者，也不可能只靠少數先鋒對警隊或政府機關，輕率發動不合時機的攻擊。或許，這確實彰顯了勇武和決心，但卻不會帶來革命，即我所謂的動搖政權支配日常秩序的能力。反之，更可能存在反效果。畢竟，當代國家的軍事力量遠遠超於孫中山或列寧時期的中、俄，這種力量的比拼，若隨意發動，將換來巨大的代價。
進一步來說，如果發動的只是少數先鋒及其追隨者，而一般群眾根本未能跟上其超前的步伐，換來的極可能是，給予敵人藉口擴張鎮壓機器的權力，這無異自毀長城。正如警方已揚言，下次將使用橡膠子彈。
說到底，筆者的擔心不是基於怯懦，而是在統治者愈來愈肆無忌憚的政治形勢，哪怕是革命家，也須謹慎地採取進攻，為革命組織好自己，而非發動冒進的攻勢，最終引狼入室，搬石頭砸自己腳。
「真實戰鬥」的幻覺
或許，先鋒主義式勇武抗爭的吸引之處，在於它那種通過肉體戰鬥所帶來的真實感。特別是當外在大環境好像難以改變，而一般群眾又被認為渾渾噩噩缺乏革命意識，那麼回歸肉體、戰友共同體的「真實戰鬥」，感覺就實在得多了。也就是說，相比起解答「如何組織比傘運更大型的不服從運動」此一難題，倒不如主張更快速直接的肉體戰鬥來對治無力感；與其相信需要走進社會廣泛連結、組織和說服的「漸進政治」，倒不如訴諸寧為玉碎的「死亡鬥爭」，通過犧牲自己，來消解他人對運動提出的疑問。
這許是新範式的肉體政治，它往往訴諸直接可感的戰鬥、純粹的自我表達、急進的步伐，以及由犧牲死亡發出的激情召喚，而非面向他人進行說服，甚或在此基礎上合縱連橫，創造新的共同價值。
以死相搏的犧牲政治
可是這卻引發新的危機，它恰恰體現於現在常被高舉的犧牲政治，如梁天琦說的「以死相搏」。「以死相搏」告訴我們，這不是以「更廣泛的民眾抗爭」來跟政權相搏。恰恰相反，很多像梁天琦一般心情的人，在傘運後充滿無力感，於是急急下了判斷，宣告傘運已窮盡了非暴力抗爭的可能，即所謂的「所有方法經已用盡」。因此，他們認為必須有範式轉移，接下來登場的，即是暴力、犧牲和死亡，這就是新時代社會運動重新出發的動力和答案。換句話，這種抗爭是以死亡來作賭注的抗爭，是以血和犧牲所作的召喚。
問題是，假若範式真的轉移，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麼？
轉向道德主義和沉重
只消想一想，假若抗爭者或警員，任何一方真有人死去，相互的報復將更為不受控制。在暴力抗爭中，暴力的強度會不斷相互加劇，因為在彼此的升級中，雙方都輕易找到了強化暴力的理由，惡性循環，這時傷亡即變得更為如影隨形。
我們都知道，這種對決的代價極之高昂，尤其對雞蛋來說。當真的有抗爭者死去，這除了是悲傷及生命無可挽回之外，其後遺便是將社會運動推向更為道德主義和沉重的境地，而運動會變成以內疚、報復及防止背叛為主軸。在這情況下，一方面任何相異的策略爭辯，均有可能被視作對死者的背叛，另一方面，由於犧牲和虧欠之感每每作祟，人們因而再無法以開放及自由的視角來看待運動本身。
也就是說，運動會進一步趨向「非自由主義化」，即在犧牲和虧欠的巨大陰影下，以更為道德主義及劃一化的方式，來看待運動內部的多元聲音及合理分歧。因此，暴力抗爭並不是一個純抽象的問題，而是當「血的政治」一旦成形，運動文化將很可能會有實質轉向，今天運動中依稀尚存的自由思想和多元主義氣息，將進一步湮滅。
這令我想起1960年末日本社運的教訓。在青年學生拾起棍棒和汽油彈的浪漫形象背後，鬥爭二字其實充斥死亡、內疚、道德主義、失去底線、冒進、相互懷疑與絕對主義的氣息，以至走上自我封閉、過激的不歸路。最終，社運失去了社會支持之餘，也成了令人討厭的東西，亦因此足足停滯了30年。
有發動者的「無底線運動」
此外，本土民主前線（簡稱本民前）多次以自身並非大台來迴避責任，又說自己無法控制，但這都不過是詭辯，魔鬼就在「發動」中。我想問問：為什麼你有能力「發動」別人去光復社區或護衛小販，但卻不能夠「發動」別人訂立起碼的準則？只能説，你是選擇性「發動」：抗爭可以，底線免談。
而且，從光復到旺角騷亂，發動者多次於事前事後，為行動中的無底線行徑作出種種辯解，並多番強調行動並無底線。可以看出，問題不再是梁天琦等人無法在一場喪失「大台」、始料不及的混亂中負上責任。相反，這是一場存在着發動者，刻意造就的無底線運動，而引發不可預計的混亂正是此類行動的目的。由此，我們可以斷言，本民前不是普通民眾，而對於行動造成的混亂，卻絕對具有發動者的責任。
說穿了，所謂沒底線的抗爭，只是縱慾，而非自主的行動。
此外，我們還不知道，所謂無底線能走多遠。再次參照日本六七十年代的新左翼鬥爭，學生從死守校園路障到擲石塊到汽油彈到搶自衛隊槍，以至城市炸彈攻擊等，這是我們未來可能的運動圖景嗎？所謂對等武力的原則，更是含混不清，難道警方捉了示威者，那示威者也可以綁架警察，要求放人？
隨着本土激右派的成功崛起，香港的公共政治文化正面臨種種危機（先鋒主義、冒進、革命時機問題、劃一化、道德主義、無底線、暴力化）和抉擇。我想，公民社會中非暴力傳統的自由派及社運派無法躲避爭議。批評，不是為了黨同伐異，相反，是為了在無底線暴力化的激右鬥爭之死路外，探索出真正的曙光。
（陳景輝，社運人士、政治及文化評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