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香港居住着大量非華人少數族裔，大多數來自南亞、東南亞或非洲，例如尼泊爾、印度及巴基斯坦等。由於語言障礙、種族歧視與從事的工作種類，大部份的香港少數族裔掙扎在社會經濟的下層。王惠芬（Fermi）可算是第一位敢於站出來為香港少數族裔爭取社會公義的社工，被稱為「膚色的鬥士」。2001年，她創辦香港融樂會，跟政府交鋒，倡議把中文作為第二語言教育、平等升學，為少數族裔爭取獎學金、促成種族歧視條例立法……她善待了香港整個少數族裔的社群。但這表現愛的人，在自己的原生家庭最先學習到的，原來是恨。
王惠芬與香港的少數族裔，有着無數動人故事。她的一句話，令一位南亞裔沒有自殺；她在警署與法庭之間奔波，替不同於自己膚色的人們求情、爭取保釋。她是少數族裔在香港的明燈，被稱為「膚色的鬥士」。
不過當她關上門回到自己的家時，王惠芬，卻甚麼也不是。
「我在家裏連人都不是，我媽沒有當我是人，我是nobody。」
一輩子都在當社工的她，見盡大大小小的家庭悲劇後，她這樣形容自己的家：「我沒見過一個家庭好像我的家那樣，如此不堪。」
話未說完，王惠芬的姐姐王惠敏接下去：「如此不堪，只因為一個女人。」說這個故事很難，難在它不是童話。
第一課：四個傻人
第一次見王惠芬，我們交談未及幾句，她雙手掩住臉，嚷了起來：「我媽很醜樣的，她是醜版余慕蓮！而我比較像她。」未幾，她的二姊王惠敏走過來打招呼，我愣了一下，忍不住說：「你很漂亮啊！」她笑著摸摸臉頰，「噢，老了。」
事後回想，才發現她們的反應，原來也是故事一部分。
如果真的要尋根問底，悲劇大概都有它發展的模式。第一幕在福建泉州開始，王惠芬的外公，因其教授的身分，在文革時被批鬥得狠，全家為此也受折磨。有人提議讓王惠芬的媽媽，嫁一個僑胞，便可救他們出火海。就這樣，王的媽媽被迫離開當時的愛人，下嫁了這個老公，而他是弱智的，但有點錢。
這個前因之後，王惠敏和王惠芬，才有屬於她們的戲份上演。
姐姐王惠敏說：「那是黑暗的歲月。」
妹妹王惠芬說：「那是無數痛苦的累積。」
她們住的屋，在村裏最架勢（編者註：有氣派），因為阿爺在菲律賓賺披索，阿嫲和阿爸在香港賺港幣，僑胞家庭，收外滙做家用，高人一等，不同一般農民。但雅室外的牆壁，全部給寫上重重覆覆的幾隻大字：「傻」和「戇」。
王氏生了五個孩子，四姐一弟。大姐孭着（編者註：背着）幺弟上街，鄰居指住她大笑「傻婆」，幼妹找人玩耍，會被包圍嘲弄，叫她「白痴」，駡她「精神病」。一家七口，四人智障，手足之間只有惠敏和惠芬這兩姐妹「正常」。
排第二的王惠敏，自小已扛上家庭的包袱，孰料之後成為她的宿命。她每早要替智障的姊妹梳理頭髮、打點各人上學；對外她會用拳頭保護手足、用偷竊去報復欺凌，對內她會扯大姊的頭髮、捏她的手臂，整個人是一團燒得沸騰的憤怒和仇恨，而那個她，也不過十歲。
排第三的妹妹王惠芬，因有姐姐在前，而避過一劫，但逃跑兩字自此成為她命運的烙印。「我終日往街上跑，去罵毛澤東食屎，去聽大人講政治，不理家裏發生的事，因為都有姐姐扛。所以那時候，我活得比她輕鬆多了。」她記憶中最大的傷害，是媽媽的暴戾：「她的心情總是壞透，經常用扁擔把我們逐個打，滿身傷痕。」
換今日的說法，她們都是家暴的受害者。看着眼前兩個已然成熟的女人，話題觸及童年，情緒如遭烈火焚燒，各自跌入了三十幾年前人生的定格裏。我似誤闖別人回憶的禁區，袖手旁觀都是一種罪。
此時，姐姐王惠敏恨恨的說了一句話：「我六、七歲開始失眠，每個夜晚，看見和聽見很多大人的事情。有幾次我姑姐騙我說出來，然後當眾揭發，把我出賣，然後我媽又打又鬧⋯⋯對我是深深的創傷。」
妹妹王惠芬驚詫地追問：「真的？你說真的？我完全不知道這件事！」
姐姐王惠敏答道：「我們總是被鄰居竊竊私語嗎？嘲笑我們一家傻人，不得不離開家鄉，要到香港去。」
推遲了三十幾年才知道姐姐所受的更大委屈，王惠芬歉意地說：「她七歲開始就包辦家裏大麻煩小是非，我卻通山跑懶得理。」
第二課：一種快樂
1981年，王媽媽帶著四個子女來港，把弱智的四妹留在鄉下。根據內地當時的團聚規定，申請來港的僑胞，必須留一「活口」在大陸，以便收取匯款。於是，在新蒲崗如意大廈一間僭建的天台屋裏，他們與闊別多年的爸爸和嫲嫲團圓。
到埗後有一年時光，姐姐王惠敏說，是她唯一經歷過的快樂童年。
此時，妹妹王惠芬已兀自笑到抱著肚子：「哈哈哈，笑死我，那一年好開心。」
而她們的快樂，竟然來自一部電視機。話說《歡樂今宵》（編者註：香港第一個以彩色製作的電視節目，1967年開播）裏晚晚看見汪明荃，精靈的姐姐瞎編鬼話，說汪阿姐的胸脯是假的，是用兩個大橙子充撐。王惠芬信到十足：「有一晚汪明荃沒上節目，姐說因為她把橙弄丟了，要翌日買回兩個同樣大小的，才能上鏡，我完全相信，真的徹夜擔心。」
聽著妹妹把三分一世紀以前一個杜撰的情節，說得手舞足蹈，姐姐王惠敏第一次笑了，她嗆得眼有淚光。
王惠芬至今，其實仍帶有那種傻大姐的性情，因此這樁「汪明荃跌胸軼事」，很符合她的人物性格：「我是個很天真的人，姐姐卻很早熟，她瞎編的故事，我一下子就相信。她的朋友很多，社交很強，我信她有很多朋友告訴她八卦是非，所以一直信她會知道娛樂圈的秘聞。」
姐姐：「我講啥她都信，說最無聊的笑話，她就會笑個半死。」
當然，認識王惠芬的人，都知道她玩起來是個傻妞。
最後為僅僅得一年的快樂時光作結的，是八十年代一個Jacob朱古力廣告。說着她們就模仿起來，王惠芬表情誇張的用急口令方式唸：「小朋友你鍾唔鍾意食Jacob朱古力橙餅呀？小朋友你鍾唔鍾意食⋯⋯積及朱古力屎呀？」姐姐立即搶白：「當年我一定要阿妹答：我梗鍾意！（編者註：我當然喜歡）」
基本上是外人無法進入的情感地帶，而她倆在咖啡廳，卻大笑不止，笑得翻倒，引來旁人頻頻回望。
第三課：兩種沉淪
短暫的快樂以後，接踵而來的，是更大的悲劇。
姐姐王惠敏說：「我妹開始變了，她把頭髮剪得很短，貼住頭皮，在街上流連到三更才回家，情緒變得好剛烈，有一次嚷著要跳樓，我用盡力把她自窗邊拉回來。而我完全摸不透她發生了甚麼事。」唸完中二，母親就不准她讀書，要她出來工作打工，供養弟妹。「所以妹妹荒廢學業，令我很傷心。」
妹妹王惠芬告白：「其實我是受了很大的衝擊⋯⋯我一直以為，家人只是蠢，來到香港後，世界多了很多標籤，從此我才意識到，他們是另一種人，他們有個分類，叫做弱智。而弱智這個身份，是一世的。」
她在大陸的時候，會祈禱希望姐弟康復，上學後回復正常，卻是白日夢一場。於是她用回最熟悉的方法，就是逃避，她往外跑不回家，不願相信事實，抽離也是一種沉淪。
而姐姐則深深被捲入家庭巨大的悲劇漩渦裏。她到工廠車衣（編者註：用縫紉機縫製衣服），別人只賺到三千塊錢，她手腳勤快能賺六千元，悉數用作家庭開支；她要替弱智的父親找工作，帶他去見工（ 編者註：面試），代他回應僱主的刁難；她還要安頓弱智的弟弟上特殊學校，周旋於每個家人的需要之間。「我是很喜歡出頭的一類人，把自己看得很大，自信可以保護他們每一個人。」逞強的性格，令她無從放下兩代人的不幸，太投入變成另一種沉溺。
第四課：媽媽的詛咒
這是一篇成年人的訪問，因為它假設了人性本惡，而且愛不是萬能。
姐姐王惠敏說：「我媽很貪錢，多年來一直如此。我不斷賺錢給她，想討好她，她也愈來愈依賴我。我以為給她愈多錢，她就會變成好人，變成好媽媽，好好對待弱智的姐弟妹。」
妹妹王惠芬說：「自小我媽就不喜歡我，她跟爸爸說，阿芬是個沒良心的人，叫他別對我好，潛意識裡我不斷想滿足她的這個假設。媽嫌我賺錢少，看不起我，她讓我覺得自己不是人⋯⋯我在家裏沒有位置，甚麼都不是。」
姐姐活的是生命中不能承受的重，妹妹活的是一種不能承受的輕。
王惠敏小時候已是美人胚子，她長得漂亮，會理不同款色的辮子，而且自覺美麗，也懂得自己的優勢。王惠芬則是一個小魔怪，她口水鼻涕糊一臉，不修邊幅，頭髮從來不理，她自覺醜陋，也曾懷疑自己是否智障。
媽媽愛用一美一醜將兩個女兒比較，每一句嘲笑原來她都深刻記住。
姐姐初中輟學，但長袖善舞，強於交際。她對投資炒賣別有眼光，很會賺錢。多年來負擔家中全部開支，從使喚金錢的自由中，她安置了自己的野心和慾望。王惠敏是個靈巧的人，悲觀卻積極，大概是她的生命裏唯一不晦暗的情節：「我的際遇很好，工作總是順利。遇到很多貴人，很好的朋友，他們樂意幫助我，讓我成功。這令我很喜歡自己，我一直都覺得，純粹是漂亮的外表，幫了我一大忙，我才幫到家庭的苦難。」
妹妹考上了大學讀社工系，她把自己心裏充沛的感情，找對了一條狠狠燃燒的藥引。她由當一個社工，到成立「融樂會」，不支薪多年，替香港的少數族裔取回很多權利和尊嚴。
「我對外人有很大同情，完全燃燒自己去幫人。姐姐其實一樣，她把自己燒了，去對我們一家人。」
2001年王惠芬成立了融樂會，創會時她跟姐姐說要搞一盤生意，王惠敏欣然注資。「姐姐給我五萬元，年年都問我，那究竟是甚麼生意，為何一直未回本，哈哈哈。在頭三年我一直沒糧出（編者註：發不出工資），我也在濫用我姐姐的愛心。因為她孭起了整頭家，我才得以所謂的追求理想。」她在外面，才找到自己。
第五課：現實容不下大團圓
如果是TVB(無綫電視)處境劇，他們應該跟母親和好，一起圍住吃餐飯作結；但現實大概更像HKTV(香港電視，爭取廣播牌照失敗)，失望總是一次又一次，世界並沒有奇蹟。
姐姐王惠敏說：「她令身邊的人很痛苦，她毀滅了很多人的一生。我會盡責任把她照顧得好，但做不到跟媽媽拖手和飲茶。做不到。」
妹妹王惠芬：「我沒辦法去愛她。我可以放下憤怒，但我做不到去愛。」
父親後來患了精神病，在家需要更大的照顧。大姐在母親慫恿下，生了兩個孩子。四妹跟一個智障男生一起，也是經母親慫恿而生了一個智障的孩子。幺弟不懂控制慾望，幾次搞出人命，要靠王惠敏出面處理爛攤子。後來母親出動替兒子在大陸相了一個媳婦，最近這媳婦在內地「買」了一個兒子⋯⋯
本來是姐姐王惠敏，把三個外甥女全部帶回家湊（編者註：照顧），於是連她自己的兒子在內，總共是四個孩子。後來孩子讀書出了岔子，她急召妹妹王惠芬幫忙，於是有整整兩年，王惠芬撇下男友，帶著其中兩個外甥女到澳洲讀書，由姐姐付了百萬成行。
所以，說這個故事很難，難在它沒有先苦而後甜。最後我語塞，兩姐妹坐在我對面，苦笑。王惠芬打破沉默，說道：「做社工一輩子，我沒有見過比自己更大鑊（編者註：難關重重）的家庭，也沒有見過比我姐姐更能無條件愛家人的人，愛而不止出於責任，大概是我所見過，作為一個人最美麗的一種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