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同志三十年：「與美國同運平權歷史相比，我們有理由不堅持嗎？」

「上次起訴完以後，沒有出版社或者教育部門對此表達過任何重視。可以做的太多了。」3月17日，秋白對端傳媒記者說。

秋白沒有想到，自己狀告中國教育部行政不作為、任由中國高校使用歧視同性戀教科書一事，會在北京順利立案。

秋白是廣州中山大學一名大三學生。大學後，她發現自己的同性傾向，開始在書本裏尋找答案。但她在圖書館查閲的教科書裏，多是把同性戀歸類到「性心理、取向障礙」，甚至主張電刺激以徹底改變性傾向。

這三十年間，從被中國法律定性為「流氓罪」到「一個錯誤」再到政府的「不支持、不反對、不提倡」，中國同性戀人群的可見度及生存狀態一直在改善。越來越多的同志敢於「出櫃」，更敢於站出來代表廣大群體發聲；並在不斷通過司法或行政途徑，推進政府層面對於此問題的重視及改觀。

秋白是其中一個「突圍者」。她先後嘗試給國家新聞出版總局、省教育廳遞交舉報信，無果。她在網絡上公開致信教育部想談談錯誤教材的問題，被騰訊等多家平台刪除。她去廣州市天河區法院報案，對方看她的眼神有點怪，「內部討論一下」之後，天河區法院不予立案。

最後，當她以教育部「行政不作為」為由」向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後，立案成功。她迎來了一次在法院與教育部非公開對話的機會。有支持者稱，秋白和教育部的這次庭前談話，是LGBT（lesbians, gays, bisexuals, transgender的英文字母首寫）群體和政府部門的首次正式對話。

「總的來說，中國LGBT人群的權利在過去數十年取得了極大的進步，這主要是由中國各類LGBT社會組織自身努力所推動的，而中國大眾對於LGBT人群的態度也日益趨向寬容」，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駐中國分析師James Yang告訴端傳媒記者。

不過，針對LGBT群體的歧視和限制，依然存在於中國職場、家庭及校園等各個層面。

1.「將憤怒、叛逆轉化為愛和非暴力的行動去推動改變」

讓秋白下定決心站出來的若干理由裏，一件事對她觸動很深。

在她參與的一項調查錯誤教科書負面影響調查中，一位被訪談的某高校醫學生告訴她，他從小就知道自己是同性戀，至今仍然希望科技可以發展到改變他的性取向，讓他變得「正常」。後來他在學校的醫學教材上看到同性戀被描述為變態和愛滋病的高危人群，抑鬱症加重。他甚至不敢和自己的心理醫生提到他是同性戀。

越來越多的朋友向她傾訴他們在校園裏被欺凌、老師在課堂上發表「恐同」言論的經歷。

「我越來越明白，我們所做的遠比我們應該做的少。將憤怒、叛逆轉化為愛和非暴力的行動去推動改變，這也許才是出路。」在她名為「秋白的自由野」的微信公號裏，秋白寫道。

秋白聯繫了20多名LGBT成員，希望針對教材中存在同性戀表述，作出抵制行動，但沒有一個人願意站出來。有人擔心在校學業受影響。有人擔心家人接受不了自己的同志身份。

「是什麼讓我踏出那一步，又成為現在的自己？」

2016年1月15日，秋白寫道：「可能有對錯誤及污名的氣憤，有對自己沒有『錯』和『病』的堅信，有骨子裏性格的反叛，有對不公和霸權的憤怒。」

2.母親們：從撕心裂肺到接受

當一則「某高校一女同性戀患者起訴教育部」的新聞傳遍網絡之後，秋白的母親收到了學校輔導員的通知。

從未了解女兒性取向的母親難以接受這樣的事實。結果是，母親帶著秋白去醫院做了三天的全身檢查，並開啟了一場漫長的說服教育，希望「治癒」她的同性戀。

「現在一般大眾對於同性戀人群的態度就是『不關心不反對』，只要這個事情不發生在我自己和家人頭上，」來自廣州同志NGO同性戀親友會的負責人阿強告訴端傳媒記者。

和許多的中國同志父母一樣，秋白的母親當時對同性戀群體的認知空白，認為他們遙遠、恐怖。

「恐懼和擔心來自於沒有認知」

「女兒跟我出櫃那天晚上，我撕心裂肺地哭」，網名叫做「小莉媽媽」的一位同志親屬，正在一次「同志親友懇談會」上作分享。當天，在重慶濱江路的一間美術館裏，擠進了70名當地的LGBT人士和他們的父母。「同性戀親友會」是內地首個同性戀者親友會公益組織，旨在向同志親友普及宣傳關於同性戀的常識。

「小莉媽媽」和老公都是中學老師。2012年5月，女兒佩佩打來電話，向她出櫃。「聽到『同性戀』三個字我一下就懵了」，小莉媽媽說，「我覺得這是很變態的事情」。

「去找她的女朋友鬧過，也找過醫生『治療』」，經歷了數日的徹夜難眠，小莉媽媽開始嘗試了解這個群體，「不分白天黑夜拼命地上網，就查『同性戀』、『同性戀』，在那個百度裏面使勁查」。另一邊，女兒佩佩不斷整理關於同性戀的資料和同性戀組織的宣傳小冊子給媽媽，小莉媽媽慢慢有了認知，「同性戀它不是壞事，不是錯事，它就不是個事」。

小莉媽媽在女兒的鼓勵下參加了同性戀親友會組織的家長協力營，在那裏她發現，原來不只有自己的女兒是同性戀，也不只有自己是同志媽媽。小莉媽媽說，「但恐懼和擔心來自於沒有認知」。

現在，小莉媽媽不僅接受了女兒的性取向，還開始在工作之餘做同志公益：組織線上線下活動、尋找人大代表提交同性婚姻議案、到高校做同志議題演講。

小莉媽媽只是越來越多樂意接受子女同志身份的中國父母的一個縮影。2005年，廣州的同志媽媽吳幼堅成為中國第一個在公開媒體支持同性戀的母親，「從支持兒子出櫃到現在，我已經做了10年的同志公益」，吳幼堅對端傳媒說。

在秋白起訴教育部期間，時常自責和流淚的秋白母親開始偷偷關注女兒的新聞。有一天，她告訴秋白：「雖然你們做的事情有意義，但社會還不接受，你們還是低調點。」

秋白相信，行動遲早會打開理解之門。

3.「LGBT以及同志在中國的生存狀況肯定是在變好的」

「讓我感動的是，出櫃以後我的直人（指異性戀）朋友都很關心我，會問我各種相關事宜，」秋白告訴端傳媒，「看得出來，異性戀不會特別關心同志出櫃這件事，不會大驚小怪。」

伴隨諸多勇敢站出來維護個人權利的「突圍者」一起的，是扮演「推動者」角色，更多參與到大範圍社會事務中的，愈加壯大的中國同志NGO隊伍。

「如果在亞洲範圍來講，中國的同志生存狀況處於中上游水平。」

在秋白起訴教育部背後，是同志NGO對她的支援和幫助。同城青少年資源中心和同志平等權益促進會都曾跟秋白一起討論如何推動校園對性少數人群更友善的環境。同志平等權益促進會的負責人小振也告訴端傳媒，包括聯繫代理律師、媒體等事務，他們都盡可能地為秋白提供了幫助。

「新千年來，LGBT以及同志在中國的生存狀況肯定是在變好的」，「同性戀親友會」的負責人阿強告訴端傳媒記者，「如果在亞洲範圍來講，中國的同志生存狀況處於中上游水平。」

阿強從2000年開始便從事同志平權運動，目前，他正致力於推進中國家長對於同志的接受度。「與其他國家比起來，中國沒有太多宗教上、文化上的原因阻礙同志的生存及其權利的發展，對大多數中國人來說，只要不是家裏的親人出櫃，他們都懶得管其他人是否同志的事情。」阿強說。

同性戀人群更樂於公開自己的性取向。2003、4年的時候，要找到一個願意站出來講述自己經歷的同志非常困難，更不用提上鏡的事情，但「現在隨便一找，就有十幾個願意接受採訪的同志」，阿強表示。

中國最早的同志NGO之一——北京同志中心，已經創辦八年。「神經病、色情、違法犯罪，這是過去中國一說到同性戀就會貼上的三個標籤」，該中心負責人辛穎告訴端傳媒，「但現在慢慢在改善」。目前，北京同志中心的運營主要依靠社區籌款等資金，「但沒有政府的錢」，辛穎說。

現在，北京同志中心與超過50個商家、高校有不同形式的合作，例如攜手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發布LGBT調研報告，或與高盛（Goldman Sachs）中國培育員工對多元性別、多元文化共融的項目。

「每個社群的需求都不一樣：包括就業權、教育權、婚姻權、住房權等等」，北京同志中心正在嘗試為LGBT族群提供更多元的服務。

在中國，已經有超過300家同志NGO，分布在北京、上海這樣的一線城市，但在烏魯木齊、蘭州這樣的西北城市，或泉州、玉林等三四線城市也相繼出現了LGBT的相關組織。他們多為LGBT群體自發創建，服務內容越來越豐富，項目也更為細分。

「現在各地都有很多同志NGO，我在昆明接觸過同志NGO，還是政府撥款給他們租的房子，他們經常在那裏舉辦很多活動」，中國知名學者李銀河對端傳媒稱，過去比如同性戀文化節、同性戀選美活動，政府都要去取締，但現在沒有那麼嚴厲，有了一些進步。

不過，李銀河同時強調，中國政府接觸同性戀組織，主要是出於防治愛滋病的需求，而非為其正名。

4.政府態度：「喝茶是免不了的，但都對我挺客氣」

在秋白出生的年代之前，中國的同志群體走得比現在更為艱辛。如她在調查中所見，有的教科書介紹「性倒錯即平時所說的性變態，它是指性活動中違反當時社會習俗的行為，包括同性戀、異裝戀等」，有的認定性傾向可以轉變，「當看到同性刺激物件引起性興奮時，立即口含一篇事先準備好的黃連使之產生強烈的苦味體驗」。把同性戀視為「可治療且應該治療的疾病」，是中國官方對同性戀的最早認識。

1957年，中國的有關司法解釋明確規定同性戀構成流氓罪。30年後，公安部曾以批復的形式指出對同性戀問題在法律無明文規定情況下，原則上可不予受理，也不宜以流氓行為給予治安處罰。1997年，新刑法刪除了過去被用於懲處某些同性性行為的「流氓罪」，被認為是中國同性戀非刑事化的重要標誌。

「在聯合國反對性傾向歧視的公約表決的時候，中國投的棄權票，我覺得這個就是中國政府當下對同性戀的態度」

2001年4月，《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CCMD3）把「同性戀」從精神病名單中刪除，實現了同性戀非病理化。而這一刪除動作，也正是秋白為駁斥教科書「治癒同性戀」一說尋找的論據。

直到2005年7月，中國官方才首次向世界公布有關男性同性戀人數的資料，意味著政府對同性戀這一群體存在事實的首次確認。

聯合國開發計畫署向端傳媒出具的《「亞洲同志」項目中國國別報告》中指出，到目前為止，中國國家和地方政府一直在很大程度上對性取向和性別身份相關問題保持沉默，採取「不支持，不反對，不提倡」的態度。

李銀河對端傳媒記者表示：「在聯合國反對性傾向歧視的公約表決的時候，中國投的棄權票，我覺得這個就是中國政府當下對同性戀的態度」。

「棄權者」，也許是對中國官方的最佳詮釋。

包括阿強的同性戀親友會在內的諸多同性戀NGO，仍然無法在官方註冊。端傳媒記者致電廣東省民政廳，其明確回覆，國家政策尚未放開，無論在全國層面或地方層面，只要是與「同性戀」有關的社會組織，都沒有辦法註冊。

端傳媒記者再致電國家民政部，詢問民政部對LGBT相關NGO的註冊情況和審批態度。國家民政部回應，還尚未收到過全國性的LGBT 相關組織的申請，亦不掌握地方民政部門的相關申請和審批情況。

據國家民政部的一名內部工作人員向端傳媒記者表示，在國家公開的一些政策法規中還尚不能查詢到對於「同性戀」相關社會組織的確切禁令，但或可能是政府內部的精神傳達。

不過，與最近勞工類NGO數名工作人員動輒被關押相比，同志類NGO的負責人們還算命好。「喝茶是免不了的」，阿強說，「但都對我挺客氣，沒有遇到被強行帶走的情況」。

5.「與美國同運平權歷史相比，我們有理由不堅持嗎？」

桎梏已久。她實在太期待對話時刻的到來。

2015年11月24日9點13分，秋白，這個20歲出頭的、還戴著白色羊駝毛線帽的小姑娘與律師一起走向裁判廳。法院門外，男男女女的支持者喊著：「秋白，加油！」

面對教育部派來的司法工作人員，秋白一連串的詢問：教育部是否針對高校進行把關審核？哪個部門具體負責？接下來如何處理？

對方均表示不知道。

對話結束後，其中一位女性工作人員私下對秋白說：你是個學生，應該好好讀書，管好自己，我們也不希望這些事影響你的學業。

秋白對這樣談話很失望。但她同時感到這一年的許多個「第一次」真實而激動人心：第一次鼓起勇氣走向街頭舉牌來表達自己的態度，第一次走向教育廳的信訪辦公室遞交舉報信，第一次走進法院的立案大廳排隊等候並在法院門口揚彩虹旗；也第一次併成為了第一個與教育部官員們坐在法庭上談同性戀問題的同志……

更讓她寬慰的是，身邊幾位好友收到了來自秋白母親的短信——「感謝你們一直陪著她」。

類似於秋白這樣的「突圍者」正越來越多。2015年11月，北京紀錄片導演範坡坡亦因其講訴同志母親的紀錄片遭遇視頻網站「封殺」，向法院遞交訴狀，起訴要求這部紀錄片下架的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總局；而在更早的2014年，同性戀者小振狀告一家重慶診所非法利用電療「治療同性戀」的案件更是歷史性地獲得勝訴，負責此案件的北京海澱區法院破天荒地在判決書裏寫下「同性戀不是病」的表述。

秋白做好了持久戰的準備。「美國人民用鮮血甚至付出生命的代價堅持抗爭50年，才換來今天全美同性婚姻的合法化。我在教科書去污名化議題上堅持的這兩年，與美國五十年同運平權歷史相比只是一個小零頭，我們有理由不堅持嗎？」秋白寫道。

但現實時不時仍會蜇她一下。

「爸爸有天寫了一封信給我，說我現在走的路是錯的，說我跟我女朋友不是真正的愛情。」在採訪的末尾，一直顯得非常冷靜成熟的秋白突然這樣說，聲音有點落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