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審判機器」的集體悲憤
馬彩雲在遇害前，推送了最後一條微信朋友圈。那是一篇文章叫《沮喪的法官》，描寫了中國法官的生存現狀：沒錢、忙、沒有上升空間、沒有職業尊嚴。
「如果沒有慾望和需求，好像法官屬於禁慾系的聖徒，是鋼鐵煉成的，簡單一句話：不是人。」馬彩雲評價道。
一兩個小時後，她被兩名持槍歹徒入室槍殺。
2016年2月26日晚北京市昌平法院女法官馬彩雲被殺的消息，很快傳遍了整個法院系統，第二天，就連遠在南方省份的基層法官們也聽到了風聲：「據說是夜間法庭下班後被尾隨的」，「北京公安設卡了一晚上，法院還在開會定對外口徑」，「兇手是兩個離婚當事人」。
這則消息在法律圈裏炸開，直至27日下午，一個備註為「一群苦逼社會記者最後的伊甸園」的微信自媒體向公眾披露。但沒過多久，這條新聞便被全網刪除，顯示「此內容因違規無法查看」。
彼時，正在趕往現場的媒體記者們被法院的宣傳部門擋回了辦公室，準備發稿的也被責令撤稿，有媒體則把稿件存放於後台，等待宣傳口徑。四天後，就是中國的「兩會」開幕的日子。比起一個基層法官被殺害，宣傳部門顯然更在意的是輿論的風向和尺度。
所有這些的刻意掩蓋有其獨具中國特色的內在原因。一直以來，從政治體系上中國的法院工作被規定要「全面接受黨的領導」，按現任最高法院院長周強的話說是「黨對政法工作的領導是管方向、管政策、管原則、管幹部」，而法院的任務是「建設一支忠於黨、忠於國家、忠於人民、忠於法律的高素質法院隊伍」。
在日常管理和操作上，法院被認為是僵化行政體制的一部分，作為執行司法權的法官們，在公眾前通常是噤聲的一群人：他們只在私人的社交圈內才展現出真實的自己；更多時候，他們安靜地扮演着行政化思維所要求的「一台審判機器」的角色，在中國重大法律事件發生之時，許多法官選擇不去表態、或者被要求不能表態。
直到此刻，槍口對準了他們。
無論禁令到底來自黨宣還是行政哪個部門，法院系統的基層法官們都無從知道。也許此時他們唯一可以做的，是在社交媒體上瘋狂的轉發這則法官被殺害的新聞，幾乎所有法律自媒體都跟進了這一事件，他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能關注到法官的生存狀況，也呼籲建立法官保護機制。
「而作為法官，擊碎我們職業信念的也不會是那管槍口，執權者的刪帖才讓人心寒齒冷。」在一篇《我們的悲憤源於「隱忍」》的評論文章裏，一位匿名法官寫道。
2.法官現狀：忙碌、工作沒尊嚴、經濟沒保障
在前法官楊青（化名）看來，法官是法律圈裏面最抱團的。匿名的社交媒體上，但凡有人指責法官不好或者貪贓枉法，幾乎所有法官都會跳出來反駁，「因為法官們覺得自己是弱勢群體。」
楊青曾審理過一起房產分割案，幾個兄弟姐妹為爭一處將被拆遷的房產告到了法院，他依法判決了這起案子，但當事人之一卻覺得不公正，認為沒有得到應得的部分。這名當事人開始每天半夜兩三點鐘打電話騷擾楊青，謾罵加侮辱，楊青在電話中迴應：「你要是覺得判決有問題，可以上訴也可以去投訴我。」
但當事人並沒有這麼做，連着一週每天后半夜打電話騷擾，惹得楊青剛出世的孩子驚醒大哭，楊青把當事人的手機號碼屏蔽，他換了一個號碼接着打，楊青晚上關了手機，早上打開就會收到無數謾罵短信。
這是壓垮楊青的最後一根稻草，「我覺得工作做到這程度沒意思了，工作沒尊嚴、經濟沒保障、上升沒空間，外面的誘惑又很大」。他辭職了。
2009年，名校碩士畢業的楊青進入北京的基層法院，實習工資每月1800元，轉正之後工資為每月3000多元，而法院的公租房房租是2000－3000元。2010年實行陽光工資，公務員們的補助以及過節費均被取消，法院幹部處出來穩定軍心：「上面是在下一盤很大的棋，只有工資規範，大家工資才會上漲。」直到離職，楊青都沒有等到工資上漲。
這是北京法官們的普遍收支現狀。
「我是賺白菜的錢，操白粉的心。」現任法官張婷（化名）自嘲，她用一個字歸納自己的生活狀況——「忙」。
中國的基層法院按照案件性質劃分為刑事、民事、商事、行政等法庭，為提高審判效率，許多基層法院在這幾大庭的基礎上，依據案由區分得更為細緻。訴訟立案後，立案庭將所有案件按類別分發到不同庭室，在每個庭室內部，各法官手上的案子為隨機均發。只有遇到重大敏感案子，會選擇「審判風格穩健」的法官擔當。
張婷每年分得的案子有三四百件，她每天開兩個庭，寫出至少一個判決書，但法院人手卻緊缺到已經無法給每個法官配備一名書記員。「書記員就一兩千月薪，在北京太難找了。」張婷說，在她所在的基層法院，法官們採用的辦法是兩三人組成一個小組，每到庭審之時，同一小組的法官抽出自己的時間給開庭的法官做書記員記錄庭審，「有些案子法官審完了，書記員才過來走個過場。」這是無奈之舉，程序上並不合法。
儘管現實中法官們手頭的案件多到審理不完，但這並不為公眾所知。法院內部會人為控制例如「年底不立案」，或者拖延立案，甚至不肯立案。在2015年之前，普通公眾去法院立案，大量且繁瑣的材料要求就足以擊退立案人。
離職法官徐敏（化名）在做法官期間，曾因為一起交通肇事案去基層法院立案。「我是個法官，我確定自己認真準備也準備齊全所有材料。」她說，但負責立案的書記員卻百般刁難，不肯立案。最後，徐敏只能掏出工作證，好言好語告訴對方：「我們是一個系統的，照顧下吧。」這才立上案。
2015年，為解決公眾反應強烈的「立案難」問題，最高人民法院施行了「立案登記制」，要求法院「有案必立，有訴必應」，違者將追究責任。在馬彩雲遭遇槍擊的當天，北京的幾家日報正在報道馬彩雲所在的昌平法院研發的一項便民措施——「夜間法庭」，上班族打官司下班也能開庭。法官們案頭上的待處理案子直接井噴，除了「夜間法庭」，基層法院還開發出「週末法庭」、「假日法庭」。
案子審理不完，當事人就會找上門來，用盡各種辦法，打電話追問、到法院圍堵法官、在院長開放日投訴，當事人關心的無非兩條：一是質量二是速度。而此時忙成熱鍋螞蟻的法官們還需要分配出大量時間進行政治學習：上班時間開集體政治學習會議，下班時間排練紅色歌曲，連週末都需要加班寫思想總結。
3.晉升之路：政治為主，法律為輔
系統內部，法官們改善現實的路徑只有一條：晉升。
中國的每個法院，都設有一個審判管理辦公室。這個辦公室管理着31項指標，這是法官們晉升的考核標準。
「但幾乎沒人當回事，就比如其中一項指標是中級法院發回改判率，但你能說基層法院被發回改判多就是不盡職嗎？」楊青抱怨。
而類似的標準還有——審服判息訴率、調解率等等，「一個案子的當事人上訴，難道就說明這個法官的審判質量很差嗎？」也有法官質疑。近幾年，中國法院提倡「案結事了」，在法官們看來，「案結」是法院能夠做到的，「事了」完全取決於當事人，就算當事人上訴也是法定權利。
但行政領導們偏偏給法官出了這道難題，同時給出理由：有些案子判決下來，社會矛盾反而激化，不利於社會的穩定。他們要求法院要更多的去調解而不是判決。
在楊青的基層法院裏，有老法官不想花精力寫判決書，每起案子審理完，便把當事人扣在法院辦公室要求調解，直到晚上6點多下班的時候，雙方當事人如還不能達成調解，老法官就會給當事人施加壓力：「今天不行明天你們還得繼續再來，天天來」。許多年輕法官也慢慢掌握了這種頗有中國特色的「話術」來達成調解。
「在司法改革之前，好多人好好辦案子是為了不辦案，將來可以調去綜合部門工作，綜合部門接觸領導時間多，升遷得更快。」楊青說，在法院，審判崗位雖然是核心，但卻不如行政崗位的升遷來得快。
審判崗位的升遷，除了考核指標外，更多的是論資排輩，以及與主管領導的關係親疏。但隨着法院的擴招而金字塔尖的職位有限，並不是每個法官都升遷有望，在北京的一些基層法院，只能通過增設幾名副庭長來解決此問題。
工作法院外，法官們晉升和遴選的渠道狹窄得也近乎於無。2013年，北京第三中級法院設立時，許多基層法院的法官們想報考三中院，紛紛被擋了回去，由於報考人數實在太多，最終基層法院的領導們規定，一個庭最多隻能有兩名法官去報考。
張婷最近正在為司法改革的員額制頭疼。按照員額制的規定，要求法官員額不高於法院工作人員的39%。現在身為助理審判員的張婷，在這場縮減法官隊伍的改革後，將被降級為法官助理，也就是成為司法輔助人員，徹底被排除出法官職務序列。
在中國法院有兩套晉升系統，一套稱為「法官職務序列」，分為四級十二等，從助理審判員、審判員、副庭長、庭長到審判委員會、副院長、院長，每個職務區分成不同等級。這套晉升系統表面上關乎一個法官的職業發展前途。
實際上真正有效的是另一套晉升體系——「行政職級」，這才是真正與法官們的「錢途」掛鈎，這套體系和行政機構的公務員相同，區分為副科級、正科級、副處級、正處級等。
在清華大學2014－2015學年「中國司法制度」的最後一課上，任課教師、中國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規劃處處長何帆評價了這個複雜的體系，他說：「在中國，法院雖然是『刀把子』的組成部分，卻是威懾力最小的『刀把』。真正涉及司法切身利益的事務，職級職數歸中組部管，編制機構歸中編辦管，工資福利歸人社部管，基礎建設歸發改委管，最高法院除了多評幾位『最美基層法官』，作為實在有限。」
在何帆看來，「司法改革的推動，不能靠法院喊破嗓子自娛自樂，得依託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協同推進。」
4.法官出離
與學術界的改革派不同，許多基層法官們對法院系統的現實困境已不抱有轉變的期待。近幾年，法官離職已經成為熱門話題。在北京的法院，入職時需要簽訂一個五年的協議，只有在協議期滿，法官才可以提出辭職，近兩三年，每到7月，就有協議到期法官批量辭職。但由於法院的案件數量太多，領導們往往不肯批准辭職，拖到至少年底才審批通過。
據馬彩雲的同事向端傳媒表示，她也曾多次猶豫要不要辭職。在同事眼中，馬彩雲性格強硬。「在重壓之下，中國民事法官習慣裝孫子，低調處事，她似乎風格更強一些。」有法官說。同行們分析，也許是馬彩雲的性格強硬，給她招來殺身之禍。這一說法讓法官同行們在職業中更加感到惶恐害怕。
多起法官遇襲事件以來，在法官圈裏，更是流傳着這類故事：基層法院的中年女法官在案子判決前接到當事人電話，當事人說，我知道你女兒在某某小學，幾年幾班，她今天穿的衣服顏色。說完並不提任何要求，讓女法官自己看着辦。
楊青的法院同事曾經審理了一起知名案子，他的判決書被貼到社交網絡，網友們紛紛評論：「這個法官的語文是體育老師教的吧。」楊青仔細讀過那個案子，以他專業的法律角度看來，判決書寫得有理有據堪稱樣本。
由於中國普法教育匱乏、民眾對行政體制的抵觸情緒彌深，大案要案時，網絡大軍更傾向跟隨輿論的風向站在法官的對立面討伐，而非真正依據法律判斷。輿論的干預、當事人的威脅，而法院系統並沒有太多的措施真正保護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和人身安全。離職法官李哲（化名）說：「法官也是人，也是自私自利的，像我，有孩子有家庭，不可能為一個案子斷送自己。」
李哲曾經很長一段時間徘徊在理想與現實之間，所謂的理想便是「揮法律只利劍，持正義之天平。除人間之邪惡，守政法之聖潔」，這也是中國政法大學的入校誓詞。
但現實是，不僅法院外部總有雜音干擾他的法律判斷，在法院內部，領導對案件的指示、同事朋友間的請託，也讓他左右為難，李哲最終辭職了。
與工作量不匹配的收入，職業不受理解和尊重。這些都可能成為中國法官們離職的原因。有五年經驗的離職法官尋找一份法務或者律師工作並不難，薪酬也會是法官工資的三到四倍。離職法官所要面對的轉變是從行政化管理的一員脱胎換骨為市場化人員。
現在，楊青已經適應了這個「能做自己」的新身份。他在一家科技巨頭工作。他不再擔心自己被恐嚇被騷擾，他出入在中關村的摩天寫字樓，收入翻數倍，歲月靜好。只是偶爾，一起惡性事件會把他拽回昔日沉重的世界，心底喪鐘轟鳴。比如馬彩雲的死。
2月27日，針對馬彩雲死後法官圈的愁雲遍布，最高人民法院法官何帆撰文道：「別再高呼今夜我們都是法官了，職業保障不落實，人人都是司法民工。」
「必須建立司法人員履職保護機制，必須建立司法人員履職保護機制，必須建立司法人員履職保護機制！」他一連寫了三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