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中國兩會 觀點 變動中國

近距離觀察兩會:從「政治花瓶」中,讀懂中國

這數千名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在進行被認為是「橡皮圖章」工作的兩周期間,正是黨國體制全年透明度最高的時候。


兩會期間一個新聞發布室外爆滿,記者在室外等候。攝:Feng Li/Getty
兩會期間一個新聞發布室外爆滿,記者在室外等候。攝:Feng Li/Getty

在2013年一次全國人大全體會議中,一名坐在筆者身旁的日本記者,忽然受到一名大會堂工作人員的高聲訓斥,因為他戴着口罩。

工作人員告訴這名記者:「如果有病,可以帶你去醫生。」一瞬間,會場的各個角落,馬上送來不解的目光。在工作人員多次質問他「有病嗎」之後,這位記者懊惱的摘了口罩。工作人員心滿意足的離去,尋找着下一個需要移除的,玷污國家形象的瑕疵。可偏偏,那位當天記者確實感冒,不希望傳染其他人罷了。

這名日本記者和所有境外媒體記者一樣,很難在記者會提問中被選中。同時,他不能進入人大代表或者政協委員的駐地酒店採訪,除非是在指定對境外記者開放的時間。但至少,他不用像大部分境內記者一樣,在諸多議題上只能使用通稿。而不少境內記者,在追逐體育與演藝名人之外,礙於報刊版面要求,往往需要發回大量以同行為主角的花絮照片,令人啼笑皆非。

與大眾無關的兩會,無可取代的新聞價值

某種程度上,全國人大和中國政協每年在3月召開的系列會議(俗稱「兩會」),是中國政府一次展示國力和自信心的高頻率自拍,但當中卻不容得有任何瑕疵的存在。

無微不至的信息管控和形象維護,註定兩會無法擺脱「政治花瓶」的形象,難以引起大眾讀者的興趣。

然而,這數千名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在進行被認為是「橡皮圖章」工作的兩週期間,正是黨國體制全年透明度最高的時候。

記者不但可以在會場,近距離觀察平日深居高牆之內的官員,甚至有可能靠近市長、省長、部長、省委書記、軍隊將領,讓他們在沒有事前協議、事後審查的情況下,回答一些尖鋭問體。僅僅這一點,就決定了兩會的新聞價值無法替代。

另一方面,中國高層政治,時刻對國家生活產生深遠影響,但同時卻神秘莫測。而每年兩會,除了公布經濟、民生、司法等一系列關鍵數據,也能看到中國高層之間最頻密和公開的互動。

近年最突出的例子,莫過於2012年兩會。

當年兩會,在十八大權力交接前8個月召開。以極具爭議的「唱紅打黑」為標誌的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原本是躋身政治局常委的熱門人選,卻在兩會召開前忽然遭遇心腹王立軍叛逃,成為當年最受記者追逐的官員。重慶代表團開放日當天,薄熙來邀請多名中外記者,就王立軍叛逃、薄瓜瓜傳聞、重慶發展模式、共同富裕等問題侃侃而談大半個小時,指自己「用人失察」、家人被「潑髒水」、共同富裕是中央政策等,高調之態在中共高層實屬罕見。

更具戲劇性的一幕發生在總理記者會上,另一名話題人物、時任總理的温家寶,對重慶市委市政府罕有的公開批評,將薄在重慶的政策與文革相提並論。次日,薄熙來就應聲下馬,被撤去重慶市委書記職務。

此外,兩會發布的大量官方文件,規格雖不如黨的全會文件,但仍是中國政治走向的重要風向標。

2015年全國人大報告,用習近平的直接引語作為每段討論的開始和依據。例如,在加強監督法律實施情況和「一府兩院」工作部分,開頭為「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重要原則和制度設計的基本要求,就是任何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權力都要受到制約和監督。』」。而在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部分,開頭為「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各級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一定要為人民用權、為人民履職、為人民服務……』」。

這種提法沒有出現在2014年人大報告裏。敏感的人,便能品味其中個人崇拜加強的複雜況味,以及黨中央領導立法的高調化和公開化。

近距離觀察高層生態的唯一機會

除官方信息外,兩會也是近距離觀察鏡頭外高層生態的唯一機會。觀察中國政治的最大困難,在於沒有內幕消息情況下,官方公布的信息永遠是標準化、去人性化的,央視的畫面中,高層會議上除了發言的人以外,出席者不是在低頭記筆記,就是面無表情的直視前方。這種去個性化的處理,與規則模糊、講究個人關係,注重「政治規矩」的運行方式截然相反。

每年兩會,人大和政協都會分別召開若干次全會。如無意外,每一次全會,副國級或以上的官員、中央軍委全體成員必然全體出席在主席台上,這也是他們在眾目睽睽下開小差的唯一時候。進場離場、報告宣讀期間,各人必定少不了握手示意、相互攙扶。而作報告時間可長達一個多小時,他們又必然會左顧右盼、交頭接耳一番。

誰和誰交談了,誰是主動說、誰是聽的,誰仔細看文件,誰和誰握手打招呼了,記者席上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雖然,你永遠不可能知道具體內容:

比如,重慶市委書記孫政才和首位出身空軍的軍委副主席許其亮有什麼共同話題,必須在大會上竊竊私語幾分鐘?中組部長趙樂際向軍委副主席范長龍在指點什麼?但當中各人關係親疏、同級領導地位尊卑和各人在一眾官員中的威望,則不難察覺。

如果運氣好,還能看到黨國一些不公開的運作模式。

2011年3月11日,「兩會」已近尾聲,日本地震在北京時間下午1點左右突然爆發。下午3點的會議期間,一名工作人員將一份文件交給時任中央辦公廳主任令計劃,隨後呈交胡錦濤、温家寶批示,再返回請令本人簽名,並依次通知主管救災的副總理回良玉以及軍委副主席郭伯雄。當時,令、回、郭三人分別離席,並在數分鐘後返回。在記者席上,整套運作模式盡收眼底。

當然,副國級及以上官員(包含:政治局委員、人大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委員、最高法院院長、最高檢察院檢察長),一般記者不可能接觸到。因為在大會中,他們會使用不同於其他人大代表的通道。他們若參加各代表團的討論,該討論必然不會向傳媒開放。

2012年11月8日,中國北京,(左至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劉雲山、李源潮、張高麗及俞正聲參與十八大會議。攝:Feng Li/GETTY
2012年11月8日,中國北京,(左至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劉雲山、李源潮、張高麗及俞正聲參與十八大會議。攝:Feng Li/GETTY

在兩會中捕捉確切新聞

如果說此類高層觀察只是「小眾口味」,那麼金睛火眼的記者,還能從在大會堂東大廳裏,喝茶閒聊的大量部級和廳級官員中,捕捉到更確切的新聞。

2015年兩會期間,彼時盛傳中央警衞局局長曹清被換,但官方一般不會就此作任何說明,而身份如此敏感的曹清即使在人群中被認出,也幾乎不可能對記者開口。但有香港記者捕捉到,曹清的臂章已經換成「北京軍區」,不再是中央警衞局所隸屬的「總參謀部」。

而一個月後,官方報道確認,曹清已轉任北京軍區副司令員──在中國政治中,一個人離開貼近權力核心的位置,平調至更高級部門的同級職位,與更多同僚共事,是權力被稀釋、不受信任的明顯特徵。

另一名香港記者,則在大會堂的熙攘人群中,找到不在出席名單上、卻前來列席的共青團第一書記秦宜智。秦宜智表示,香港佔領中環時期,共青團曾三度派人前往佔領區,與學生交談。他也首次透露,教育部當時正與香港教育局就中國歷史課程協商,以加強香港學生的中國認同感。

而在陸港兩地關於一國兩制與自治權的界限甚囂塵上之時,這些首次獲得官方確認的消息當然引起了不少討論──比如,香港的教育政策實際上還保留多大的自主權力?

嚴防有色眼鏡

兩會的組織方,自然會有一系列的手法應付這些戴着「有色眼鏡」的記者,當然,以境外媒體記者為主。

筆者曾在某年兩會某省的分組討論會議中,等到一名上廁所的副省級官員,並詢問他關於發生在他所轄地的一次敏感事件。這名官員不但回答了,還用了相當強硬、甚至帶有嘲諷的語言批評了事件中的受害者。

回到會席上不久,這名官員馬上離席,要求筆者不能報道他剛才在錄音筆前說的話。筆者當場堅持,要與編輯討論,拒絕當場答應。

到筆者離開之前,一旁的工作人員立刻舉起相機拍攝,並警告「我已經知道你是哪個媒體的」。片刻之後,記者接到更高新聞主管部門來電,要求不能刊登。

最後,筆者與供職媒體的新聞主管溝通,再三權衡採訪的新聞價值與風險,只好決定不予刊登。 因此,當境外記者進入駐地時,往往能夠「享有」類似待遇──安保人員會得到任務,「記住盯着那些記者,特別是境外的」。

當然,主辦方對各大記者會提問機會的把握,是最基本的功夫。最坦誠的新聞主持人,必定會在點完哪位記者回答問題之後,順便報上這個記者的媒體機構。而到了記者會最後,有境外記者大喊「給香港媒體一個機會」時,麥克風幾乎鐵定會交給三家親中報紙,即《文匯報》、《大公報》、《香港商報》之一,而且提問的還經常是當地駐站的、長期與當地政府共同舉辦活動的記者。

比如2012年,在兩會廣東團開放日上,香港媒體一直希望提問香港社會十分關心的自駕遊和雙非孕婦問題。因此到開放時間快結束時,有香港記者大喊,「給香港記者一個機會」。這時候,主持人點中了《香港商報》廣東駐站的一位記者,提問關於廣東經濟轉型的問題。這時候,有香港記者表示抗議,說提問的記者「不是香港的」。

發布會剛結束,這名《香港商報》的記者就大發雷霆,找到一位無線電視台的女記者,把對方的胸卡拉扯多次至脱落,並擲到她臉上。期間,這位商報記者不斷質問: 「你是哪個媒體的?同行之間不懂互相尊重嗎?」隨後雙方爆發肢體衝突。

當時陸港關係已經劍拔弩張,一批內地記者隨即包圍這名記者,質問她是否歧視內地同行。

鏡頭內外的民族平等

最後,體現出民族平等的重任,在兩會上也非常重要。

幾乎每一次兩會期間,都會有這麼幾張似曾相識的照片:穿戴着各種民族服飾的十幾個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手牽手一字排開,齊步向前。明媚的陽光灑在他們微笑的臉上,背景則是人民大會堂的正門、高高懸掛的碩大國徽,和透徹的藍天。

照片的信號很明顯:全國各族人民在一個民主、平等、開放的會議中,為國家發展暢所欲言、建言監督。或者用人大會議閉幕詞的話來說,「這是一次民主、團結、求實、奮進的大會。」

但拍出這種照片並不容易,這些代表或委員之中,很多人並不互相認識。碰巧看到有人拍照時,他們才開始牽手同行,步伐與隊形也一般難以保持一致,往往需要一位老道的攝影師在一旁指揮:「一二三走!」當然,同樣重要的是,那天也不能有霾。

更矛盾的是,代表各族的袞袞諸公,若談起黨和政府的政策如何偉大正確,必能滔滔不絕。而若被問到民族、宗教等敏感問題,他們大半顧左右而言他,甚至忽然表示自己聽不懂漢語。筆者也遇到過討論會上聲如洪鐘、大談民族團結的政協委員,散會後立即表示身體欠佳,無法接受採訪。

對這種擺設的不滿,已經體現在人大代表的選舉中。2013年,人大常委選舉有174名候選人,選出161人,差額比例約8%。當時會場大屏幕公布的票數顯示,多名少數民族代表收到高反對票數,其中雲南的白族代表寸敏有773張反對票,是反對票第二多的。值得一提的是,當年兩會,身為雲南商務廳的一名處長,寸敏成功利用坐在主席台的優勢,向新任主席習近平和李克強索要了簽名。

對於少數民族幹部得票數較低的情況,2013年曾有少數民族代表對《明報》表示:「可能是大家覺得我們少數民族代表履職能力比較差吧。」

讓記者遺憾的是,四年來,在經歷了2012年薄熙來下馬、温家寶退休之後,中共高層中的魅力型官員已經鳳毛麟角,每年的看點總理記者會也開始黯然失色。過去一年,「妄議中央」被定為黨內違紀行為,政治忠誠也成為中央巡視檢查的首要標準。日後兩會會否更趨向一言堂,而使挖掘好新聞變得更加艱難,值得新聞媒體持續留意。

(高雋松,資深中國報道記者,中國政治評論人)

中國大陸 2016中國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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