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新界東補選

無妄齋:「三分天下」──反對派光譜的變局

過去數年一直建立論述、累積行動事跡的本土派迅速崛起,正式挑戰泛民地位,可以預見後者支持度將進一步下滑,反建制力量將重新訂定政治光譜。箇中因由,值得深思。


2016年2月28日,本土民主前線支持者身穿藍色衛衣,戴着眼罩,在上水區為梁天琦拉票。攝:羅國輝/端傳媒
2016年2月28日,本土民主前線支持者身穿藍色衛衣,戴着眼罩,在上水區為梁天琦拉票。攝:羅國輝/端傳媒

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三國演義》第一回

2016年立法會新界東補選,得到泛民全力「加持」的公民黨楊岳橋,力壓建制派民建聯周浩鼎獲勝,成功保住為期7個月的看守議席。然而令公眾感到意外的是,代表「本土民主前線」(簡稱本民前)出選的梁天琦,以66524得票名列第三(15.38%),成為傳統的建制、泛民對壘以外,足以分庭抗禮的政壇新勢力。港人正經歷前所未見的變局。

當輿論忙於分析原因、各方陣營自有闡釋之際,也許連北京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香港的本土派,何以能在數年間急速冒起?面臨9月立法會大選,傳統勢力重新洗牌。過去數年一直建立論述、累積行動事跡的本土派迅速崛起,正式挑戰泛民地位,可以預見後者支持度將進一步下滑,反建制力量將重新訂定政治光譜。箇中因由,值得深思。

本土派的崛起脈絡

2008年北京奧運,是港人對中華民族認同的頂點,「大國崛起」的主旋律背後卻生暗湧。中國毒奶粉事件,令中國人對食品安全產生戒心,大舉來港採購奶粉、走私食品北上,為往後分歧埋下伏線。同年汶川地震後港人熱心捐款,但後來陸續揭發災後重建的「豆腐渣工程」、貪官侵吞善款等行徑,令港人失去信心;2013年雅安地震後,港人對募捐,甚至立法會撥款資助重建反感極大,可見一斑。這些不斷醞釀的「疑中」情緒,甚至對中共治下民生紊亂的不安感,由是益盛。

其間,港中兩地交流持續頻繁,自由行與新移民日增,文化差異與利益所繫,造就民眾衝突熾烈。可是特區政府不但未有設法消解矛盾,反而變本加厲趨炎附勢,藉制訂政策獻媚於中國政府。

回看社會制衡的力量,自主權移交伊始,從議會內親建制與反對派勢力嚴重失衡。民間抗爭屢屢功敗垂成,既沒有引發廣泛的公民意識覺醒,人文學者播下的本土論述種子亦未見收成。2007年捍衛皇后碼頭運動提出的「開放本土」,較接近「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以包容、平等與維護公民的共同價值,定義身份認同。可是,其時主張者如陳允中等,並未回應香港主體意識問題。相關討論也因碼頭清拆、社運結束而夭折。

有鑑於此,陳雲在2011年提出《城邦論》,嘗試將理論構想與本港現實政治環境結合,梳理箇中脈絡,為本土論述帶來本質變化。「港中區隔」思想形成的背景與動機,不止針對政府政策流弊,也是處理存而未決的問題:普遍的文化適應(Acculturation)、身份認同的建立,以至主體意識與政體的想像,而不是針對個別的族群仇恨。「建立城邦,分而治之」,以本土利益為依賴,既是香港避免受北京過度干預,得保獨特性的手段,也是對港中皆為有利的策略。

後來由港大學苑於2014年編訂的《民族論》,提出另一種想像:香港人不再是在北京治下乞 討「鳥籠民主」的次等公民,而是可卓立於世,築成一個文化自足、經濟實力及政治體制圓熟的獨立政體,甚至有爭取主權建立獨立國家的可能。其基礎簡述之,可上追至1982至84年的前途問題談判。當時中共取消「三腳櫈」論,英中兩國將香港摒除於談判桌外;決定香港前途的政治遊戲,從無港人參與協商的餘地。往後《聯合聲明》的「一國兩制」,更抹殺了香港自治的選項。是以,持「民族論」者主張:在2047的大限以前,港人必須奪回自決權。

其他泛本土主張,還包括提倡「重議《聯合聲明》、先交由聯合國託管,再行決定是否回歸英國管治」的《論歸英》,或者從「民主回歸」被否定後,重新捍衛香港價值而拓展的《革新論》。然而兩者皆未成主流,僅作參考。

社運基調的變化

香港社會汲取1960年代兩場暴動的教訓,對政府的制衡,往往傾向採取和平非暴力的「安全社運」。主權移交以後,經過2003及2004年的七一大遊行,無論學者、政黨抑或社運人士均深受鼓舞。港人願意挺身而出,竭力捍衛核心價值,一度為社會帶來一絲希望。

然而,這種精神最終無以為繼,未能遍及各階層。其問題癥結,在於社運雖能凝聚足夠的民意認受,但缺乏方法轉化為政治能量,往往在與新的權力中心博弈間失之交臂。而《基本法》許下的普選莊嚴承諾,更是遙遙無期。

泛民政黨各為私利,宣稱維護本土利益卻承接無力,而為爭取新生票源,在部分重要政治民生議題上不惜與政府扶同為惡(例如2010年民主黨在會員大會通過支持政改方案,結果令他們取得兩席新增的「超級區議會」功能組別議席)。民主黨派因政治立場與取態,幾經分裂;親建制派則得力於中共力量的支持與滲透,更形壯大。

此消彼長,傳統「六四比」的微妙平衡已然消亡,議會席次更由均勢急轉直下,強弱懸殊;抵制中共橫蠻的文宣復流於虛無。社運參與者未起到督促鞭策的作用,相反,其對政府背離民意的行徑每每坐視姑息。最終,香港陷入任由這群藉自由之名者,繼續享受光環,而有事則厚顏呼籲民眾「含淚投票」的惡性循環。

身處本土利益逐漸被侵蝕的年代,許多港人既無所適從,也無能為力。民眾偶然覺醒,卻未能使議會版圖產生實際變化。在政策制定過程中,民眾固然沒法子參與其中;政策出爐後,莫說全民投票表決,就連像樣的充分諮詢亦欠奉。個別的情感宣泄,更無從打破困局。經過「反國民教育科」、「反新界東北計畫」,到反政改方案醞釀多時卻又無疾而終的「和平佔中」,部分目睹溫和社運力量消散的參與者,耐性已達臨界點。

與此同時,本土派開始出現以「港中區隔」為綱領的組織及行動者。從針對自由行劣行的「驅蝗行動」、928「遮打革命」(Umbrella Revolution)大型佔領偶發的武力衝突,以至抗議走私客的「光復行動」,部分抗爭者應用上述的本土理論,夾雜對中共集團統治的厭惡,以及民生受侵凌的憤怒,展開「勇武抗爭」──這是一種以自衛為本的有限武力使用,不怕與警察直接衝突的行動策略。過程中曾發生錯斥對象的誤會,但大體上他們建立一種新的抗爭形象,而在「光復行動」更是稍有成效:中國政府調整「一簽多行」政策。透過抗爭推動政策更迭,堅定了抗爭者的決心。

本土民主前線,就是積極參與其中的一分子,而其中成員,有不少正是來自對「安全社運」失望的抗爭者。

由街頭到議會

今年初一爆發的旺角之役,源自本民前循上年維持秩序的方式,協助街頭小販攤檔,食環署職員卻不再如上年般遭遇群眾壓力而息事寧人,反而召警求助。其後,事態迅即上升至警民對峙、警方鎮壓,與抗爭者武力反擊,交織成一場「不對稱戰爭」場面。

是次衝突屬性為何,自有討論空間。正常的社會機制嚴重失靈,官民間徹底失去互信,甚至到危及自身的地步。民間則產生越發明顯的「自我保護」甚至「對抗意識」。更關鍵的是,暴力絕非突變,而是由長久以來對「安全社運」的失落感及憤懣累積。當連大型佔領都失敗告終,便將本來出現於旺角、金鐘的街頭零星衝突,升級成大型的對陣。以道德證成角度分析,這種作為是否「正義」固然有商榷餘地,但事既至此,已是難以回頭。

事件經傳媒報道、官方及建制派渲染成「暴動」,泛民齊聲譴責「暴力」,卻刺激本土派團結的決心。許多本來看淡本民前新東補選選情的人,看見他們被捲入事件,卻沒有與抗爭者切割,紛紛激於義憤出手協助梁天琦,導致網絡與街頭宣傳鋪天蓋地。而事後梁表現鎮定,抗爭立場堅定進取,本應負面的報道反而加強了宣傳效果。他們的標誌藍色,成為本土派「時代革命」的代名詞。

結合本土理念與行動的新政黨,加上掌握社會脈搏,終於凝聚強烈的民眾意志,以15%的選票展示政治力量。接下來9月的立法會大選,就是正式登上政治舞台的機會。也許有人會將街頭與議會抗爭分開,認定各不相容。然而,歷史告訴我們,抗爭者晉身議會的作用,是循一切可進道路取得政治實力與政權周旋。進入議會,才能動用議會內外的共同力量阻止不義法案,甚至終有一天奪取立法權力。台灣的民進黨,也是一路循黨外運動的武力反抗走來,最終執掌立法權及中央行政權,實踐政治理想。所以,本土派晉身議會,與街頭抗爭成犄角之勢,有一定政治吸引力。

然而,雖然梁天琦團隊士氣如虹,高票落選得到一定支持度,考驗亦隨之而至。初一事件以降,警方大肆搜捕示威者,包括本民前成員在內的一眾抗爭者面臨刑事檢控。往後,處理官司及行動被捕的支援事宜,是當務之急;

同時,梁天琦至今尚未考慮乘勢再度出選,且是次得票是整個本土派協力支持而得。在九月的全體改選,選舉將回歸比例代表制,不同陣營名單要各自努力,所以他們要着力經營更多忠實支持者。往後,本民前也需實在地參考本土主張,思考如何應用於公共政策,提出更堅實及具體的政策綱領。

在議會選舉以外,也要提出如何通過抗爭實踐本土議題的路線圖,深化受眾認同本土意識,為將來可能出現的大型抗爭作好準備。

與此同時,同屬本土派光譜的組織亦摩拳擦掌。包括普羅政治學院、熱血公民、香港復興會等團體,日前也舉行聯合記者招待會,宣布9月立法會選舉組成選舉聯盟,並公告其「五區公投,全民制憲」策略。其旨在透過獲勝後犧牲議席引發五區補選的「變相公投」,得到選民的授意認同(Endorsement),推動修改《基本法》的工程。

本土派內不同路線出現,自然會擴闊其光譜,也是考驗各自支持者的時機。本土派要更加充實政治實力,分進合擊,必須在接下來的半年時間積極動員,並在本土、泛民、建制三足鼎立底下,務求推動實際的政治變化。

雷動計劃──泛民的新生?

焦點回到傳統泛民陣營:他們面對武力抗爭的出現,未有把握機會重整旗鼓,堅定其和平非暴力的立法,反而在譴責以外毫無作為。故此在是回補選中,較傾向進步及激進的民主派支持者,流向更為進取的本土派,毫不意外。

楊岳橋是次勝出,有賴「眾星拱月」,9月泛民各政黨則不免陷入單打獨鬥的局面。在2012年的選舉,新界東選區僥倖出現槓桿效應(Leverage Effect),以較少得票(57.6%)取得較多議席(66.6%),九席取其六。但這種僥倖不是必然,來屆泛民總得票萎縮已成現實,他們亦不得不面對可能議席削減。

戴耀廷教授在2月初倡議「雷動計劃」(Thunderquake),主張「非建制派」通力合作,爭取議會奪取半數議席(35),得到立法權與政府抗衡。基於區議會選舉出現從政人物新舊交替的趨勢,加上本土派的進擊,令他們出現危機,所以泛民有了加入的理由。若然成功,不但可促進泛民主派的新陳代謝,亦可擴展自身光譜,重整政治力量,也是和平議會抗爭的可行進路。然而除了各黨盤算下呈現互信低落以外,他必須面對以下問題:

一、方案要求反對派陣營大團結,但設「非建制非暴力」為限,基本上排除了主張武力抗爭組織的參與。而要泛民暫且握手言和,在2016年立法會選舉建立戰略同盟,取得最大共同利益,問題是由社民連到人力再經歷一輪分裂後,進步甚至激進民主派有急速萎縮的趨向,而2月新東補選結果更證實這一點。選民基礎減少,配票難度自然大增。

二、即使放下「非暴力」條件而加上新興的青年新政、本民前及其他自發的社區進步力量,一來未必有力承載上述流失的選票,而且勉強加入,也許「順得哥情失嫂意」,令原本支持非暴力的選民望而卻步。更重要是,少數的民意基礎無法騎劫多數,本土派沒有交換甚至被泛民牽制的誘因。

三、假定真能合作及配合選區布置,仍需要「精準估算」及「平均配票」。請問選民意志與紀律呢?往年選舉的數十萬反對派選民,是否鐵板一塊?就算是,究竟如何配票?要知道,選民是人,而非可任由你宰制的選票數字。立法會選舉比例代表制,不同區選單打獨鬥,建制屆時的選舉機器操作自是不同,不大可能精準計算配票策略。

與朋友談起,由立法會選舉制度觀之,先天上令泛民僅能於1/3以上、1/2以下的空間中上落。特首梁振英的支持者說要攻破1/3全盤掌控議會,固然不太可能,但戴說要搶佔1/2以上,其實更不可能。

「1/2至1/3」這個不死不活生存空間,是90年代雙議席雙票制、港同盟橫掃議會的年代未盡能預見──比例代表制設計原意,應該是令曾鈺成等土共黨派在地區直選中保留生存空間,依其時的泛民(6)對親中(4)之比而制定。可是時移世易,議會的勢力轉移由主權移交之初保持的「六四比」急遽變化,反對派才意外地落入不能翻身的尷尬局面。

是以,聊作一說或可,但當真實踐,不止是難,在如此惡劣的政治氛圍,也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而新東補選以後的形勢,也許更證明這一點。

(無妄齋,香港人、網媒記者兼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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