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暴動」到選舉，本土新生代梁天琦說：我不想失敗，我想贏

在一群身穿鮮藍色衛衣的年輕人簇擁下，24歲的梁天琦爬上四層梯子的頂端，昂起頭，抬一下深咖啡眼鏡，拿起麥克風高喊他的宣言：「我們要光復香港，這是時代革命，這是新時代的開始！」

梯子底下，年輕人有節奏地高呼「時代革命！時代革命！」，幾步之外，幾個中年人卻吐着口水大罵：「暴徒！暴徒！」

這是2月28日傍晚6點，香港新界大圍街頭的立法會補選造勢現場。這樣戲劇化的場面不是第一次出現。自旺角騷亂事件後，當晚抗爭的主導組織——本土民主前線及其發言人梁天琦打出「以武抗暴」的旗號，在政治舞台上橫空出世，並踏入議會選舉，激起輿論的兩極反應：有人視他為偶像，隨之擁抱「勇武」；有人痛恨暴力與亂局，感到憤怒和恐懼。在兩極之間，心態更為複雜的是同為反對陣營、但是堅持非暴力原則的泛民主派人士，他們難以彼此認同，漸行漸遠。

超過43萬人用選票表了態。提倡非暴力抗爭的泛民主派候選人楊岳橋以37.2％票數勝選，險勝獲得34.8％票數的建制派候選人周浩鼎，而首次參選的梁天琦則獲得15%的高票，位列第三。儘管輸掉議席，梁天琦卻帶着勝利的笑容。「你們口中的『暴徒』也能取得6萬6千多票」，這是他眼中的勝利：「這反映人民不會害怕政府……我們這一代始終相信主權在民，政府如何打壓，市民也會反抗。」

雖然我們是一班少數的人，但我們要發揮少數的力量，去改變社會，撼動政權。

港大舍堂「皇帝」：一定要贏

梁天琦始終知道自己是「少數」。選舉前兩天，他接受端傳媒專訪時說：「雖然我們是一班少數的人，但我們要發揮少數的力量，去改變社會，撼動政權。」

少數又如何撼動政權？梁天琦說，他主張在議會內外進行激進行動，而這種激進，是「沒有底線的」。

本土民主前線（本民前）於香港雨傘運動後，由一群90後年輕人組成，他們自稱是沒文化的「老粗」，致力保衛香港本土精神，堅信沒底線的「以武制暴」。在本民前主導的旺角騷亂中，示威者不顧人命地擲磚頭，在黑夜中四處點火。此前，他們亦不時在屯門、沙田發起「光復行動」，以推撞惡鬥的姿態驅逐內地水貨客。

不過，梁天琦本人不太符合人們對「老粗」的一般想像。我們的訪問約在一家老式茶餐廳，他身穿卡其褲、深藍毛衣、白襯衫，襯衫的領子細心地收在圓領毛衣裏，斯斯文文的大學生模樣。他是香港大學五年級生，主修哲學，副修政治及公共行政，坦承自己的「抗爭」經驗，不是來自街頭「老粗」，而更多來自大學的舍堂文化。

18歲考入港大開始，梁一直住在利瑪竇宿舍（Ricci Hall）。港大舍堂文化濃烈，目前擁有16間各有特色的舍堂，建於1929年的利瑪竇是全男生舍堂，有相當精彩的校友名單：大律師李柱銘、才子黃霑、歌手許冠傑、商賈何鴻燊都曾在這裏住宿。利瑪竇又以體育見長，入住的學生一般報名參加三支體育隊，競逐舍堂間的體育聯賽，為利瑪竇爭奪冠軍獎盃。

梁天琦參加了田徑、足球、袋棍球三隊，形容自己大學前三年過得像「全職運動員」，天天訓練，顧不上上課。苦練難熬，不少學生退出宿舍，梁亦想過放棄，但他說，失敗的恥辱刺痛了他。

頭兩年，利瑪竇都在聯賽中落敗於另一間老牌舍堂聖約翰（St John‘s College），痛失獎盃。「我們同齡的人是不是太廢了？我們真的不能再輸了！」

那時候我叫人做什麼，別人都要做，沒人反駁我，好像皇帝一樣。

「一定要贏」的想法徘徊在梁天琦腦中。大學三年級，他當選利瑪竇的宿生會主席，決心帶領全宿舍120多名男生一起奪勝。梁天琦說，「那時候我叫人做什麼，別人都要做，沒人反駁我，好像皇帝一樣。」梁天琦興奮地回憶帶領一整支年輕軍隊的感受，教他們「如何訓練，怎樣做人」，也在他們犯錯時「屌他們」（註：狠狠教訓）。

梁天琦說，自己是從這幾年的「舍堂皇帝」經驗中學會怎樣動員，「不惜一切，甚至犧牲個人利益，一起去達成目標，一起去贏。」他不斷強調，利瑪竇的精神就是「團結、忠誠、犧牲」。

大學三年級，他帶領他的「軍隊」一舉打敗聖約翰，勇奪港大舍堂最高榮譽——馬來人盃（Malayan Cup）。說起當時的勝利，說話一直慢條斯理的梁天琦突然眉飛色舞：「證明我們這一代人，我們同齡的人是得（行）的！」

兩年以後，他將這種經驗套用在香港社運路上，同樣是「團結、忠誠、犧牲」，不同的是，「當時是對Hall （舍堂）的忠誠，現在是對香港的忠誠」。

這個年輕人聲稱，他現在要贏的，是「香港的自主權」。

從《民約論》到城邦論

大學期間的閱讀和學習重塑了梁天琦對香港歷史和前途的看法，也強化了他作為「香港人」的身分認同。

他學習法國思想家盧梭的《民約論》，反思香港回歸：「其實香港人從來沒有授權當下的制度，沒有授權民主回歸，既然如此，為什麼我不可以重新掌握自己的命運，爭取本來應該屬於我的權利？」他學習身份政治的學說：「身分認同不受制於你在哪裏出身，或血統、種族，是受制於你建構主義上的身分認同。」

有香港本土派「國師」之稱的陳雲所著的《香港城邦論》進一步鼓舞了他，他相信，透過香港與中國的區隔，可以建立「我者和他者的分別」，強化香港人的主體意識，從而推動香港「建國」的過程，爭取達至香港的自治。

在Ricci Hall擔任主席的時候，梁天琦有權決定哪位新生可以入住他管理的舍堂，「我不管他們來自哪裏，就看他是否認識、認同Ricci的文化，是否願意為這裏貢獻」。

現在，他以相似的標準來區分在香港的這片土地上，誰是「我者」，誰是「他者」。

「新移民不一定就是他者，如果一個新移民來了香港，主動學習廣東話，認同香港的文化和核心價值觀，那他／她也可以是我者。」梁天琦對端傳媒記者說。他認為誰有資格成為「新香港人」，應該由香港人決定──為此，他們主張內地到香港的新移民單程證審批權，應該由香港政府掌握。

但不斷強調「我者」和「他者」的社會，會不會是刻意地樹立牆壁，增加恐懼？

坐在茶餐廳的卡座裏，梁天琦沉默數秒，然後身體前傾，微笑着說：「這些牆其實是不存在的，只要你願意融入。」

新移民母親，泛民派父親

梁天琦的母親正是新移民，來自湖北武漢。他父親則是香港本地人，在中學教中國歷史，去武漢考察時認識他的母親，結婚後申請她來港定居，來港後一直做家庭主婦。

在梁天琦的描述裏，母親是他心目中的「我者」，努力融入香港的典範。「她很少回內地，來了也是學廣東話，一開始都是講廣東話，不識學到識，從小她就不教我普通話，一直都是跟我說廣東話。」

明明我住的這裏叫香港，大家都說我是香港人，我也沒怎麼回去過中國，我真的算中國人嗎？

母親也愛好中國文學，小時候就教他唐詩宋詞，介紹他看錢鍾書、沈從文的書。但中國對他而言，仍然很陌生。

「明明我住的這裏叫香港，大家都說我是香港人，我也沒怎麼回去過中國，我真的算中國人嗎？」他這樣回憶小時候的困惑。他記得5歲和13歲時，曾兩次跟母親回武漢，但除了看到下雪，自己對中國內地「沒什麼印象」。

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梁天琦6歲，他說自己曾模糊想過「為什麼香港要回歸中國」，「為什麼原先香港的『藍色旗』會變成『紅色旗』」。

對於身份，梁天琦的父親沒有這些困惑。「他反共，但很愛國，每次投票都是投給民主黨。」父親特別喜歡研究從晚清、國民革命軍北伐、民國建國，到日本抗戰、國共內戰的歷史，從小在家裏給兒子上歷史課。「爸爸的核心是『反共』，他經常得出的結論是：經過前人革命努力，終於可以建立一個國家，但因為國共內戰，共產黨奪權，新中國民不聊生，貪污腐敗。」

梁天琦說自己多少從父親那裏遺傳了「革命情懷」。中學時他考入元朗區名校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同樣選修中國歷史。他說，讀晚清史，讀到譚嗣同、康有為、梁啟超為抵抗外敵、挽救民族危機而發起「戊戌變法」，最終被殺犧牲時，他曾經哭了：「我心想：為什麼我們老被人欺負？」「我們」是指誰？他沒有解釋。

中學會考結束後，學校圖書館拋棄一批舊書，他在舊書堆裏發現一本黃色封面的《存在主義真像》，書中介紹了薩特、齊克果、卡繆、卡夫卡等存在主義流派的哲學家、文學家。「竟然有學說是解決人自身的問題，解決人和社會的衝突。」梁覺得如獲至寶。

難道就是為了好學位、好工作、供好的樓、娶個好老婆，生個好兒子，代代這樣做下去？那麼我就是社會的齒輪，這樣做人，是做人嗎？

梁天琦說，自己當時正處於衝突之中：「那時我想不明白，為什麼要考A-level，每晚瘋狂溫書，難道就是為了好學位、好工作、供好的樓、娶個好老婆，生個好兒子，代代這樣做下去？那麼我就是社會的齒輪，這樣做人，是做人嗎？」

從小學到中學，老師對他的評語總是相似：天資聰穎、不守規矩、個性自我、仍需努力。他畢竟通過了社會的第一道齒輪，以漂亮的成績考入香港大學哲學系。但選擇香港大學，他說是因為——「那裏出了一個人，叫孫中山」。

大學「團結犧牲」的舍堂文化，手上讀着「存在主義」的哲學，再加上近來的社會氛圍，這個大學青年越來越走近本土派的理念。大學裏，他先後參與反高鐵、反政改、反東北撥款的抗爭行動，幾度和示威者一起包圍立法會。2014年9月，雨傘運動爆發後，他乾脆一星期三天在畫廊兼職賺生活費，其餘兩天上堂，剩餘的時間，都去金鐘和旺角街頭參與佔領。

「當下我們面對巨大的社會問題，如何爭取普選權利？我覺得要上少些學、多些工作，接觸現實世界。」梁天琦說。

進入港大之後，梁天琦離父母越來越遠。大學舍堂生活忙碌，即使是本地學生，也常常幾個月才回家一趟，梁也不例外。「我在那裏（利瑪竇宿舍），每天跟我的兄弟一起，hall（舍堂）才是我屋企（家）。」梁天琦坦承，近年他越來越少和父母溝通。

雨傘運動後，他加入了本土民主前線，回家時，輕描淡寫地對父母提起：「我最近認識了一班朋友，他們很厲害，會去光復屯門，就是你們在電視上看到那些行動。」

「他們的想法或者是對的，但暴力還是不好。」梁天琦記得，父母當天大概這樣回應，他沒有再跟他們說下去。

團結、忠誠、犧牲

梁天琦強調，自己並不是一開始就信奉暴力。他說自己不愛打架，父親業餘教授洪拳，但他沒有興趣跟着學。唯一一次「打人」，是小學一年級或二年級時，一個同學突然打了他一拳，來接他放學的爸爸看到了，說「打回去」，他才還手打了那同學一拳。

改變他的是雨傘運動。2014年11月30日，金鐘佔領現場，他和一群示威者響應學聯和學民思潮呼籲，包圍政府總部，後遇警方「特別戰術小隊」清場，他說自己當時拿着盾牌抵禦，沒有還手。

「他們（警方）一手拿着胡椒噴霧，一手拿着警棍，追着我們打，身邊的示威者一個個被抓，最後（警方）抓着我的盾，我就丟了盾，和人群一起走了，撐不下去了。」梁回憶說，逃走以後他哭了，「感覺自己什麼也做不到」。

我要想的就是——怎麼贏，怎麼不讓（警察）清除我們，怎樣進一步向政府施壓？

「我不想失敗，我想贏。」梁說：「那我要想的就是——怎麼贏，怎麼不讓（警察）清除我們，怎樣進一步向政府施壓？」從那天開始，梁天琦說自己逐漸認定，暴力才可能帶來勝利，而相對和平的公民抗命並不會帶來實質改變。

在金鐘佔領區運送物資的時候，他結識了另一名比他小兩歲的年輕人黃台仰，與梁一樣，黃信奉本土理念。雨傘革命後，黃號召一群在佔領時認識的年輕人組成本土民主前線，當時成員只有十多人，他們發起連串「光復行動」，驅逐水貨客。

梁天琦參與了本民前發起的幾場光復行動，他說，這群相信「以武制暴」同齡人令他感覺「幾有膽量」。不久後，黃台仰勸說梁天琦加入本民前，並成為發言人：「你可以的，我們組織裏沒人做到這個位。」

在港大舍堂擔任主席時，梁天琦磨練了好口才，「論述能力強」是許多人對他的印象。對黃台仰的邀請，梁一口答應，決心要以一直信奉的精神，帶領這少數人取得勝利。

2016年2月8日大年初一，本民前在社交網絡上呼籲網民到旺角街頭聲援小販，「撐小販」活動最終在深夜演變成大規模的警民衝突。凌晨約12時，梁天琦動用選舉權利，宣布要在旺角街頭發起遊行，兩小時後，他被警察拘捕。他沒有來得及見證愈演愈烈的暴力衝突：警方兩次向天鳴槍，多次使用胡椒噴霧，而示威者則以磚頭、玻璃瓶、火把來反擊。

騷亂通宵徹夜，香港公立醫院接受130多名傷者，包括90名警員和5名傳媒工作者。騷亂最後被政府定性為「暴亂」，梁天琦、黃台仰等37名示威者以「暴動罪」被捕，目前正處於保釋候審。根據《公安條例》，暴動罪的最高刑罰為10年。

我現在坐在這裏，可能有點害怕，但在（抗爭運動）當下，我真的不怕。

在後來的公開發言中，梁天琦稱當晚騷亂為「起義」。本民前和梁天琦由此聲名鵲起，尤其得到年輕人的支持。截至2月29日，本民前的facebook專頁有超過6萬名追隨者，梁天琦早前的選舉期間，成功招募了500多名義工加入競選活動，他們自發幫忙在街頭搞街站、喊口號、派傳單。

「香港有哪個組織有我們的動員能力？」梁天琦自豪地說。

「團結、忠誠、犧牲，」梁天琦又再次說起，他不在乎犧牲，在舍堂時他曾教一眾學弟說：「要以生命影響生命，燃燒自己的生命，盡力影響別人。」

梁天琦一再強調犧牲，行動「沒有底線」。訪問末尾，記者追問，他可曾認真想過，「沒底線」究竟是什麼？

「死？」梁天琦語氣平靜地說：「我現在坐在這裏，可能有點害怕，但在（抗爭運動）當下，我真的不怕。」他有意抬起了頭。

（端傳媒實習記者 許創彥 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