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丹燕 | 作家，曾出版《上海的風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葉》、《上海的紅顏遺事》等作品，新作《蓮生與阿玉》。
2007年夏天到都柏林，我在背包裏放着《尤利西斯》上冊和筆記本，以及鉛筆盒，出門去找公爵街。
那天下着雨，手裏的地圖因為受潮變得軟綿綿的。拿騷街，格拉夫頓街，公爵巷，然後，公爵街。遠遠看見都柏林文學酒吧之旅路線裏的公爵酒吧，外牆上有幅大店招。然後，就看到貝利飯店的青綠色門面，與街對面的戴維伯恩咖啡館小小的門臉前，黑色鑄鐵矮欄桿裏，被雨淋濕的褐色桌椅。
伯頓飯店似乎已銷聲匿跡，但按照地理位置，想一想19號與21號之間的距離，也可能換了個名字，然而仍舊是家飯店。戴維伯恩咖啡館仍舊是老名字，裏面仍保留着布魯姆喜歡的曲線。櫃台上也有個似乎戴維伯恩的中年男人，「臉色紅漲得像鯡魚似的，微笑使他的鼻眼顯得那麼飽滿」，當然他不是。
他在三明治上擠出一粗條黃褐色辛辣的芥末，用鋸齒刀啪噠啪噠地抹勻了，覆上長着藍菌的忌司，「仍舊是意大利的 blue cheese。」他微笑一下，索性滿足我所有的想象。
當然他不是喬伊斯的朋友。不過這家已經120年之久的咖啡館一直牢牢站在短短的公爵街上，從一家來自威克洛郡的小伙子開的咖啡館，成為如今都柏林最著名的文學咖啡館，它甚至自己頒發一項文學獎。
「下午好，女士。」他樂呵呵地在櫃台後面問候我。
「一杯紅葡萄酒，奶酪三明治，BLUE CHEESE。」我照着書上布魯姆的單子點餐。
他笑嘻嘻地用「早知道」的神情點了點頭，從櫃台下抽出一隻褐色的托盤放在櫃台上，「啪」地放上一小碟生菜沙拉，然後舀了一勺浸泡得亮晶晶的意大利漬橄欖放在菜上。 然後，他在三明治上擠出一粗條黃褐色辛辣的芥末，用鋸齒刀啪噠啪噠地抹勻了，覆上長着藍菌的忌司，「仍舊是意大利的 blue cheese。」他微笑一下，索性滿足我所有的想象。
下雨的下午，戴維伯恩店堂裏沒什麼人，正好落坐在拱頂下的卡座裏。對面有個老太太端端正正守着面前冒着熱氣的咖啡。老派歐洲人的吃相，是把烘熱的司康餅小心咬過，放在咖啡杯上點一點，不叫點心渣散落在桌子上。她不是大鼻子佛林，但仍舊非常親切。
接着讀《尤利西斯》第八章，依舊存在的店堂和食物讓一切變得親切。2007年，我第一次在都柏林讀完《尤利西斯》。對大多數人不能完成的天書，終於產生了親切的感情，就是在戴維伯恩的店堂裏，在一杯葡萄酒和一杯黑啤酒以後。我至今記得那時自己是如何驚喜地端詳着在自己心裏漸漸成形的親切，小心翼翼地剔除這裏面八十年代文科生對閱讀能力的虛榮，看看自省以後，這樣的親切還剩下多少。
我總是不由自主地將喬伊斯與魯迅比較，他們都是醫科生，都在祖國的動蕩之中成為作家，都為人為文尖刻，創作的都是本民族親切卻可鄙的男人形象。
忌司散髮着臭腳丫子氣味，和喬伊斯在書裏寫的氣味一樣。但紅葡萄酒的酸味將忌司裏的鮮味，在口腔裏綜合成一股別樣的清新柔和。布魯姆真是個有血有肉有傳統的男人，雖然有着妻子不忠的隱忍不快，也有對海灘上的格蒂意淫的猥瑣快感，可無論如何，都抵不過他無法與吃相醜惡的人共用一個屋頂的自尊。這種忍無可忍讓布魯姆成了個口味不差，底線不低的人物。
有時吃什麼與怎麼吃，這種與七情六慾相伴的真實口味真能將人分成三六九等。
有趣的是，這布魯姆在家裏自己烤羊腰子吃的時候，好的是那股夾在肉香中的臊氣。他讓我想起魯迅的阿Q。從那一刻起，我總是不由自主地將喬伊斯與魯迅比較，他們都是醫科生，都在祖國的動蕩之中成為作家，都為人為文尖刻，創作的都是本民族親切卻可鄙的男人形象。
忌司的氣味類似中國江南蒸雙臭出鍋時的氣味，吃口也是一樣的鮮美濁重，長久地留在口腔後段的上顎上。我們在江南，吃完蒸雙臭後，喝什麼清口回甘呢？想了想，大概是龍井新綠茶吧。
比起布魯姆，阿Q鄙俗和臉譜得多，這是我為魯迅深深惋惜之處。若是魯迅當年有喬伊斯的自許，也遠離祖國，專心寫作，他至少可以將一本阿Q正傳從容寫成一部長篇小說。過去許多年後，魯迅這樣做顯然更必要，更是一個作家的本分。
公爵街很重要。
都柏林文學酒吧之旅從公爵街的公爵酒吧開始。在二樓坐定後，嚮導會先給大家演一小段《等待戈多》。這也是當年《西方現代派作品選》選入的作品。佛拉基米爾和埃斯特拉戈，在一棵枯樹下等待戈多。一個小孩每天來告訴他們一次，戈多今天不來，明天也許要來。他來嗎？他不來嗎？故事就是在兩個人不停閒扯裏焦灼地走下去。1981年的外國文學課上，以每個上海學生的閱歷，無人懷疑這是個悲劇。但在都柏林，人們叫它喜劇。
然後走向三一學院，在院子裏，嚮導為我們朗讀一段奧斯卡·王爾德《溫夫人的扇子》，他是這裏畢業的學生。第一次我來三一學院時也是六月，下雨。但在離開時雨就停了。好像有個小聲音在叫，回頭去看，看到一道彩虹，瘦瘦的彩虹，這是來自愛爾蘭最古舊的諾言，上帝允諾你一定會再回此地。
閱讀有時的好處，是重溫那本書的時候，你以為已經遺忘的記憶也會隨之回來，這是一種為自己儲存逝去時光的方法，溫情乾淨私密，誰也奪不去。
如今在三一學院旁邊的酒吧裏，我喝了另一杯黑啤酒，和2007年在戴維伯恩時一樣。 我最早知道王爾德，是偶爾借到的一本破舊電影連環畫《少奶奶的扇子》。我想起童年時代的家，我的硬賽璐璐娃娃靠在房間暗處大床上的枕頭上，它穿着一套姑媽手縫起來的喬其紗衫褲，墨綠色的，有些淺色的小花，是母親拆掉的一件旗袍的邊角料。現在那道彩虹的諾言實現了，我把着一杯新鮮的黑啤酒，回想那時的家。我是在那間終日黯淡的房間裏學會閱讀的，也是在那裏知道自己將來一定會當一個作家，那是我的天職。 閱讀有時的好處，是重溫那本書的時候，你以為已經遺忘的記憶也會隨之回來，這是一種為自己儲存逝去時光的方法，溫情乾淨私密，誰也奪不去。
詹姆斯·喬伊斯，一個多年不生活在都柏林的作家，一個一點也不厚道的作家，他緊緊抓住了在都柏林街上走來走去的人。
這情形！驚醒了一般地問自己：因為今天是布魯姆日嗎？因為布魯姆在這裏扶了一個盲人過街嗎？噴泉裏的泡泡是象徵嗎？在文學酒吧之旅的書裏，列出長長一隊前赴後繼生活在都柏林的作家與詩人，斯威夫特的墓碑在聖派特里克大教堂裏，王爾德彩雕像在斯蒂芬綠地的岩石上，葉芝的肖像在公車的車身外，每天無數次穿過奧康納大街，來到愛爾蘭銀行，在國立博物館前轉彎。但是，因為有了詹姆斯·喬伊斯，一個多年不生活在都柏林的作家，一個一點也不厚道的作家，他緊緊抓住了在都柏林街上走來走去的人。人們說，如今只要愛爾蘭作家寫出幾行好句子，就一定會有人將它們與喬伊斯的句子比較。
如今，在都柏林街上有什麼不尋常的，就像我這樣驚醒般的聯繫上喬伊斯，也不是太過敏吧，這是6月16日啊。屬於全世界的漫遊日，海德格爾還是安息的好，省得煩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