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我們年輕一代人而言，年初二凌晨旺角的衝突，肯定是自己經歷過香港最嚴重的暴力事件。警察向天鳴槍、毆打示威者；示威者拋擲磚頭，街頭火光熊熊……
衝突過後，坊間一面倒痛斥「暴徒」，梁振英政府當然不會放過機會定性衝突為「暴亂」，建制派（包括曾發起六七暴動的工聯會）也藉機「強烈譴責」。連民主黨、公民黨等也紛紛與暴力衝突割蓆。
然而，網上卻是另一個世界：有人讚許香港人終於「勇武起來」、認為「革命」已經萌芽，非暴力抗爭已走進歷史；有人認為暴力是政府逼出來的，應同情及理解示威者；亦有人認為以暴易暴終將令香港萬劫不復，萬萬不可。各大學學生會則一致站在示威者一方，斥責政權。
眾說紛紜，互相指斥，令人窒息。
如何看待暴力？我翻開英國哲學教授凱基爾（Howard Caygill）寫的《論反抗：抗爭的哲學》（On Resistance: A Philosophy of Defiance），嘗試從當中涉及暴力反抗的論述尋找一些頭緒，去思考香港當下。
所謂反抗
要思考暴力及非暴力反抗，先要解決何謂反抗（resistance）。凱基爾以普魯士軍事理論家克勞塞維茨（Clausewitz）的名著《戰爭論》（Vom Kriege）為本，論述何謂反抗。克勞塞維茨看見革命後法國的拿破崙政權勢如破竹，對多國造成威脅，思考普魯士當如何反抗。其從西班牙的反法游擊戰中得到啟發，寫下此書。克勞塞維茨寫的是抗戰，因此凱基爾認為，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其實也是《反抗論》（On Resistance）。
首先，反抗的本質是雙向的。你反抗一方時，對方也在反抗。例如我們反抗政權打壓，政權也在反抗人民求變的聲音。對克勞塞維茨而言，戰爭的目的就是令敵人無法再反抗。
這裏要理解一個概念，叫「反抗潛能」（capacity to resist），也就是支撐反抗的「物質力量與道德意志之總和」。戰爭不單是要消除對方的反抗潛能，同時要壯大己方的反抗潛能。例如要對抗拿破崙的法軍，必須採取一種虛幻似霧（vaporous）的戰術，把戰線延長，並施以重複而細小的突襲，時進時退，消弭敵方的物質與士氣。
反抗究竟只是純粹「破」，還是也有「立」？「破」，就是要反擊現存的惡，而惡可以是不公、敵人、制度、入侵國家等等。尼采認為此乃「奴隸的道德」(slave morality)，是一種反作用，因憤怒而反擊導致自己受苦的事物。「立」，就是自己先有「善」的概念，從而在抵抗中令「善」得以確立於世。尼采稱之為「主人的道德」（master / noble morality）。對於尼采而言，所有反抗都是「破」的，都是對應邪惡世界的反作用力。
然而，凱基爾質疑此說，並以馬克思的論述證立，反抗可以既「破」且「立」。他指出，馬克思大力推崇巴黎公社（Paris Commune），一方面固然是出於復仇心態，要對付當時德國入侵，以及推倒舊法蘭西共和國留下來的體制。對馬克思而言，兩者都是帝國主義產物，屬於壓迫（oppression）的政治。但同時也是要建立一個新世界，一個否定壟斷暴力、官僚打壓等舊帝國政治的新世界。因此「破、立」同存。
理性、暴力、與反抗主體性
有人說：理性的盡頭就是暴力（註一），此說實在值得斟酌。戰爭肯定是暴力，但戰爭當中的政治計算、策略運用、戰局考量等，統統需要靠理性進行；在反抗中亦然。不論是暴力或非暴力的反抗，也可以有理性在其中。按照克勞塞維茨的理解，戰爭（反抗）本身涉及三元素：「本能」，即原始的暴力、仇恨以及敵意；「機率」與偶然的播弄；以及「理性」，即政治手腕。
克勞塞維茨指出，一旦開始了暴力反抗、開始了戰爭，不論何方先出手，對方必然反擊；一方暴力升級，另一方也必然緊追其後，然後互相不斷升級。導致的結果就會是全面戰爭（total war），以致一方被殲滅，或全面毀滅；這也許就是大家所謂的「無法回頭」。
有學者認為，暴力升級至某階段，就會迫使雙方談判，以政治手段解決問題（有點像古巴核導彈危機）。然而亦有學者非常悲觀，認為不可能制止暴力升級，直到毀滅。對克勞塞維茨而言，最重要的是抓緊偶然與機會，延長戰線，避免暴力不斷升級，同時能令敵方身心俱疲，及消耗其反抗潛能。
我們也要懂得分開「策劃者、行動者，及評論者」的位置。例如在一場戰爭中，大將以及參謀必定要不斷行使理性，分析戰局，方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在前線向前衝的士兵，可能較多是受憤怒、同仇敵愾，以及求生本能支配。至於戰前、戰後評論的人，則多少需要理性。此外，某些評論帶有政治倡導的意識，看似很不理性，但背後反而是理性的計算。再以騷亂為例，整體而言或許是情緒宣洩、復仇心理居多；然而當中肯定也有理性時刻。例如現場指揮者，不能完全被情緒淹沒。
再推展一步：要求純粹理性本身就背離現實。人是有限的，人的理性也是有限的，不可能在任何行動前便計算好往後每一步。某些時候純理性已經無法應付當前問題時，唯有靠直覺以至本能去行下一步棋。而且，假若每個走在前線的人都步步計算，什麼行動也難以成事。即使兩年前標榜和平、理性的佔領，也是開始於憤怒與本能帶動的衝出馬路。不管是否使用暴力，都會有非理性的時刻。
但我們必須承認，使用暴力，確實比較容易「殺紅了眼」失去理性，有不斷暴力升級的危機。經過了旺角那夜，大家不難明白。既然暴力反抗（violent resistance）很容易導致衝突加劇，那麼非暴力反抗（non-violent resistance）是否就是唯一出路？
凱基爾確實比較推崇非暴力反抗，然而他卻未有完全否定暴力反抗。對他而言，不論暴力與非暴力，核心在於如何建立「反抗主體性」（resistant subjectivity）── 通俗或粗疏一點理解，就是反抗意志，是反抗中的「我」究竟為何。記得電影《十年》的《自焚者》中，獄中絕食者最後一句對白是：「維持着我意志的，不是仇恨，而是希望。」我們可以理解，這裡的「希望」就是其「反抗主體性」。
對凱基爾而言，不論是暴力還是非暴力的反抗，都可以是由對正義之渴求所激發，而且在漫長的不安與不確定中堅忍不拔，展現勇氣。凱基爾在書中討論了幾個例子：
暴力反抗：毛澤東與法農
毛澤東的游擊戰術舉世知名，亦影響後來某些共產主義起義，例如尼泊爾的毛派游擊隊。戰術策略上，都是一些耳熟能詳的口訣加上《孫子兵法》，例如「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等等。但更重要的是，毛澤東如何建立游擊戰的「反抗主體性」。
首先，毛深信「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知己」與「知彼」是互相扣連的，不能分割；你要知「彼」，方能清楚知道反抗中的「己」。「彼」是一般理解的敵方，也是整個戰爭格局。前述那十六字口訣，其實也是出於對「知己知彼」的理解。
其次，毛採持久游擊戰術，展現出強大的韌力與能耐。其「反抗主體性」正正是在漫長的反抗中慢慢建立，甚至發展為「革命主體性」。其中的關鍵是「勝利」：每贏一場戰役、每佔據多一寸土地，都能壯實其主體性。
法農（Frantz Fanon）是非洲去殖民化時代的革命家、哲學家，其同樣認為以暴力反抗殖民主義及殖民帝國是合理的。他在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一書中，述說了暴力反抗的合理基礎。
在殖民地中，殖民者視被殖民者為非人類，絕無平等地位。整套殖民地系統都是異化（alienation）的制度，不但由暴力所支撐，同時本質上就是暴力。「被殖民者」被賤視為動物，但心裏清楚明白自己不是動物，是人。正是在這種剝削、踐踏中，被殖民者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形成敵「我」對立。
法農所理解的「反抗主體性」，是一種「必須」（necessity），已經別無他法。被殖民者要奪回自己的尊嚴，「必須」使用武力；而在暴力反抗中，被殖民者會找到力量、勇氣與自主。被殖民者基於「必須」而暴力反抗，其後甚至會策略地製造「必須」以持續反抗。例如在肯雅（Kenya，台譯肯亞）的「茅茅起義」中，反抗者會要求所有人參與襲擊。因為大家都「落水」了，別無選擇，只能繼續，透過暴力解放自身。
甘地的非暴力誓願
非暴力反抗部分，我們考慮印度甘地的例子。非暴力可以是出於策略考量。正如大家常聽到的：政權的武裝必然比反抗者強大，以暴鬥暴，勝出的一定是政權。此外，非暴力反抗較能獲得主流民意支持；獲得越多人支持，便越有機會成功。
甘地倡導 “Satyagraha” 非暴力反抗的理由中，策略確實是重要一環，但非全部；其還包括在信仰層面「死也不使用暴力」的誓願（vow）。這裏所謂的「死」不只是修辭，而是即使死亡在前也堅拒使用暴力。單單視非暴力反抗為策略，那只是表面的，無根的，很容易崩塌；但非暴力誓願則強而有力。對甘地而言，問題不是「會不會死」，而是「該如何死」、「死得有否意義」。此非暴力誓願之根基乃真理與正義；活在真理中，絕不妥協。
“Satyagraha” 的意思，就是「堅持真理」。
甘地所要建立的是「和平的印度」。他認為靠暴力建立的國家制度難以和平，只會走上殖民者的舊路，因此要建立非暴力的生活方式，作為暴力邏輯以外的出路。由此理解，不抵抗暴力（包括法律暴力）打壓，不代表成為「沉默的大多數」，而是不以暴力反抗，不參與暴力遊戲，不遵守暴力法律，從而跳出暴力邏輯，阻止暴力升級。甘地所思考的，是印度整個群體的存亡，而Satyagraha，誓死堅持真理，無懼死亡，就是能使印度強大的「反抗主體性」。
因此，凱基爾認為甘地的非暴力反抗是強大的，甚至是勇武（militant）的。然而必須留意的是，凱基爾認為甘地的非暴力反抗，乃是當時對抗殖民主義的有力工具，不必然能化為普世通用的反抗倫理。例如有些人就認為，甘地的「非暴力反抗」在香港不會有效──畢竟當時的印度乃受英國殖民統治，而英國作為民主國家尚有良知，且關心國際聲譽，因此甘地可以成功；對比之下，香港的最終敵人是中共，而中共根本毫無底線，亦不怕國際施壓，因此和平反抗不會有效。
甘地的非暴力反抗，也肯定不是某些香港人所理解的，純粹用於政治包裝或選舉宣傳的「和平理性非暴力」。
暴力與非暴力的辯證
毛澤東與甘地同樣展開持久反抗，消弭對方的反抗潛能，兩人同樣也注重如何建立鞏固「反抗主體性」。不同的是，毛澤東的反抗乃建基於勝利，甘地的則是真理與正義。凱基爾確實較推崇非暴力反抗，認為毛澤東不可取。然而他並未否定法農的暴力反抗理念，只是指出其建立在「必須使用暴力」的「反抗主體性」不穩定，容易偏離，走向衝突升級。
因此不論是主張暴力或非暴力反抗者，都必須問：那個反抗中的「我」究竟是什麼？
主張「非暴力反抗」的人，會批評暴力是出於本能、憎恨與復仇的誘惑，用物質力量懲罰對方，從而得到快感。但非暴力其實也可以是出於本能，出於腦海中被社會社教化多年灌輸的「和平」意識。因此支持非暴力也只是一種「自然反應」，不經思索便說「暴力不對」、「暴力不好」、「暴力必錯，天地不容」；講到底，這只是因為「非暴力」比較符合主流意見，容易過活。這種非暴力的思想與倡議，不見得有多理性、多高尚，甚至有意無意配合了暴力的政權。
要提倡非暴力反抗，就應指出此種形式有多大的力量，參與者要付出多大代價，展現決心與意志。絕不是隨口說「以暴易暴不好」、「暴力無法解決問題」，甚或「譴責所有暴力行為」。在香港，缺乏強大意志及「反抗主體性」的非暴力反抗，很快便會 (或已經) 淪為行禮如儀的政治表態或宣傳。說「暴力必然會失敗」也背離歷史事實。例如1977年台灣的中壢事件，民眾火燒警察局，最終以警察暴力鎮壓收場；然而事件卻成為台灣街頭運動的序章。
提倡「暴力反抗」的人，當然也要展示同樣的決心與意志，忠於反抗。而且由於暴力行為難免涉及道德難題，所以主張者必須更加努力，取得道德正當性 (moral justification)。援引外國或歷史例子或許可取，但也要小心，因為任何比較都涉及「脈絡」問題。
例如很多人喜歡說孫文的革命很暴力，甚至陳勝吳廣揭竿起義也是暴力，質問：難道要用和平手段推翻滿清和暴秦嗎？但因為時空不同，社會脈絡也不同，這種類比其實沒有太多意義。秦朝時使用暴力幾近是常態，但當下香港不是；清末解決社會矛盾的機制比當下的香港少，當時人們接受暴力的程度，也遠高於今日香港人。某些道德是會隨時空而轉變的。即使某些道德原則可能不變，但如何在各時各地實行卻會有所不同。
從策略考量，亦然。
要證成「暴力反抗」有效，不能只是訴諸於過往「非暴力反抗」的無效，而是要指出香港當下的種種境況，為何使暴力反抗有較大成功機會。「群眾支持」肯定需要考慮；毛澤東即使勇武，游擊戰術了得，但也須靠「人心向背」獲勝。有人相信勝者為王，只要最後勝利或明顯接近勝利，群眾自會跟隨。但要思考的問題有二：本身不獲群眾支持的話，勝算有多大？即使本身不獲民眾支持也取得勝利，是否必然就能令民眾心悅誠服？
相對的，主張繼續非暴力反抗者，也應該想一想：假如獲得所謂的「沉默大多數」同情，但他們最多所能做的也只是同情，繼續保持沉默，那麼對運動有何益處？
Synthesis: 暴力與非暴力的共存？
最後，能否「各有各做」，也就是暴力與非暴力反抗能否共存？這個問題在歷史上不斷出現。最經典的，莫過於美國黑人民權運動：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 台譯金恩）開展和平反抗運動，Malcolm X（台譯麥爾坎·X）與黑豹黨則展開暴力反擊，甚至主張黑人優越論。Malcolm X 曾嘲諷馬丁路德金，二人路線難以融合。
然而有評論指出，到了1960年初期二人理念越走越近，雙方都對彼此更為寬容。Malcolm X 於1965年被刺殺後，馬丁路德金致哀，表示即使二人對於解決種族問題的手法不同，然而其對Malcolm X 懷有善意。其餘民權領袖如 John Lewis 也紛紛向麥爾坎·X 致敬。
然而香港情況可能更複雜。目前各派別目標唯一相同之處，就是「爭取民主」。在此以下，出現許多分歧。而剛好，廣義本土派人士相對推崇暴力反抗，廣義左翼人士兼泛民則推崇非暴力反抗，因此有所謂「各有各做」。
「各有各做」是否真的可能？以上分歧是否可以納入為「一個廣義民主運動」之中？我個人傾向認為，假若主要理念一致，應該嘗試容忍各種手段，各有各做。正如馬丁路德金雖然是和平主義者，但並未因Malcolm X主張暴力手段而譴責之。
當下香港，逐步走進絕望政治中。過往和平示威、集會，甚至佔領，也無法令香港走出困局。旺角黑夜暴力衝突中，肯定有參與者是出於絕望、覺得無所可失，而擲出手上的磚頭。當晚暴力反抗，對某些人而言是希望曙光，但對另些人而言，卻是把失望變成萬劫不復的絕望。
但無論如何，也不應該停止思考。
最後也向在上位者說一句：我們都想要和平，沒有人會全心愛暴力；但和平不會因為激進示威者都被監禁而降臨。我們都不想被仇恨佔據，沒有人喜愛生活在仇恨中；但一日不消除滋生仇恨的根源，仇恨一日都不會散去。
（莫哲暐，自由撰稿人）
註一：Violence 一詞的中文是「暴力」，physical force則是「武力」。一般認為「暴力」帶有貶義，「武力」則相對中性。本文會一致使用「暴力」一詞，然而意思屬中性，僅指向反抗的本質，並無貶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