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多番醞釀，兩家左派報章《文匯報》和《大公報》終於完成整合重組，成為「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在香港的傳播界中，這兩家傳媒背景獨特，歷史悠久，在不同的階段起過不同的作用。筆者在《文匯報》內工作過19年，雖然已經離開多時，但仍有一種特別的感覺。
上一世紀70年代初，筆者加入《文匯報》工作。上班後，我還填了一首宋詞，當中有句子曰：「國家大業，有責擔承……..為人民心事，從來不比人輕。」這是當時傳統左派機構裏很多人的真心話，毋須隱瞞。
昔日分工 目標讀者不同
按當時的分工，《文匯報》的讀者對象主要有四大群體：工、農、漁、學。由於當時仍是文化大革命後期，「工人階級是革命先鋒隊」、「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等概念仍然大行其道；加上當時香港的經濟以工業為主，農民和漁民仍有一定數量，因此這三個界別成了《文匯報》首要吸引的讀者群。至於學界，主要是指「愛國學校」（即左派學校），但後來為了爭取其他學校的學生，《文匯報》也作出調整，例如校際朗誦節和舞蹈節，《文匯報》作了大篇幅報道。往後，《文匯報》更着力爭取大專界，所以《文匯報》也成為較早吸納非「愛國學校」學生和大專學生的左派機構。
《大公報》則有另外兩類不同的讀者對象。一是經濟界人士，二是知識分子及專業人士。這與《大公報》的歷史有關，昔日不少文化界知名人士都是《大公報》的作者，或者在《大公報》的園地冒起，形成了相輔相承、互為作用的動力。其間，《大公報》培養了一些經濟評論專家。當日的一些記者，今天已是金融界的專才。
談到這兩家報章的過去，可以說在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的表現。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文匯報》的實質領導人是內地派來的幹部。他們緊跟中央，也緊貼內地形勢，鬥爭味道甚濃，所以不少左派群眾都把《文匯報》視為發號司令的來源。《大公報》同樣要隨着形勢，跟着黨走，社長費彝民也是當時香港左派「鬥委會」的副主任委員，但就程度而言，《大公報》相對穩陣，不像《文匯報》那樣積極和激烈。
80年代政治氣候寬鬆 報導自由度較大
到了上世紀80年代，《文匯報》又是緊跟中央，但這時中國走開放改革路線，《文匯報》「鬆綁」較快。例如，開辦貿易公司、旅行社等，努力減少對國家的經濟依賴，陸續在內地和海外派駐記者，其後更設立內地和海外辦事處。當時這些做法曾被新華社香港分社的領導批評為「不務正業」，但後來其他左派及內地傳媒均走上這條路，連北京新華社總社也是這樣做。
由於當時的政治氣候比較寬鬆，《文匯報》在新聞報道上也發揮了較大的自由度，有些尺度和言論還與當時的中央口徑不符。有一次，包括筆者在內的《文匯報》記者因為新聞被禁報道而罷工（當時以「集體休息」的形式進行）。這是左派機構內罕有的罷工事件，北京後來還派人來港了解。此外，深圳發生「蛇口風波」（涉及青年對資本主義的討論以及言論自由），《文匯報》發表跟中央口徑不同的社論，與當時深圳的改革先鋒人物袁庚殊途同歸，支持不能以言入罪。在「八九民運」期間，《文匯報》社論更「開天窗」，只有「痛心疾首」四字，表達了大多數民眾的心聲。
六四後兩報歸隊
「六四」之後，《文匯報》和《大公報》都要「歸隊」了，日常新聞和業務的運作模式出現變化。不過，我不會因此而埋怨這兩家報章的工作人員，因為他們都不是決策者。事實上，左派機構的運作都存在「婆婆怎樣管」的問題。遇到上級決策對頭，發展可以較為順利；但遇到上級決策錯誤，就會出現「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的危險。
如今，這兩家傳統左派報章整合了，能否發揮整合後的優勢？暫時難下結論。因為左派機構都有獨特的營運模式和生存條件，只要上級繼續支持，它們就不會有經濟上的問題，也不會有太大壓力，可以安安定定地生存下去。至於如何面對市場？能否發揮社會效益？也是一個難以核算的問題。因為這一切都不是由公眾衡量，不是由市場衡量，也不是由數據衡量，而是由上級衡量。但無論如何，我也會祝它們好運。
基於這些原因，《文匯報》和《大公報》不少員工同樣抱着「打工仔」的心態，工作照做，但不一定認同上級的政策。就像香港的公務員，在政府部門工作，但不一定認同梁振英的政策。這也是商業社會的常態，畢竟在今天要求像當年左派機構的那種「大家庭」氣氛，實在有點奢望；要找一個像我當年那樣的傻瓜，過了半年也不去領取工資，更是應該絕望的了。
（劉銳紹，香港資深時事評論員，曾任《文匯報》職駐北京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