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政經論衡

曾昭明:一帶一路與亞投行,新興資本帝國的集結號

一帶一路和亞投行,不折不扣地構成了一個「儒教資本帝國」的出生證明——然後,我們也該立即補充說明:它們並且也將是中國此後的「帝國危機」的開端。


2016年1月16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開業儀式。攝:Mark Schiefelbein/Pool/REUTERS
2016年1月16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開業儀式。攝:Mark Schiefelbein/Pool/REUTERS

編註:本文稍早版本曾以〈新興資本帝國的集結號:一帶一路與亞投行〉為題,刊於台灣清華大學出版之《當代中國研究通訊》第24期。感謝清大當代中國研究中心與作者授權《端傳媒》轉載。本文經重新編輯,並由作者增補部分段落。

2015年3月31日晚,黑色島國青年陣線等青年團體,針對國安高層會議決定向中國送交加入亞投行的參與意向書,在總統府前發起抗議行動。抗爭者發表聯合行動聲明指出:中國籌備亞投行目的,是要取代美國成為世界金融的新霸主,並試圖增加對亞洲其他國家的政治經濟影響力:其將對開發中國家帶來經濟制約、剝削與干涉內政的效果,無論對台灣或是其他發展中國家而言,都不是好事。

超越資本主義霸權,還是帝國主義實踐?

針對這個抗爭行動與聲明,諸多台灣與中國的左翼知識人,紛紛表達了各種針鋒相對的看法。例如汪暉與盧荻等學者,將中南海提出的「一帶一路」與亞投行,看作是「超克資本主義的根本出路」。這種論斷與其反對的抗議聲明至少在存在着一個「共識」:中南海推動的「一帶一路」和亞投行,不但構成「以人民幣取代美元的金融霸權」的策略性規劃,而且這種規劃還真有可能實現。然而,這種以新資本霸權取代舊資本霸權的「世界史立場」論斷,無法妥適回答一個基本疑難:中國的方案為何不是一種西方帝國主義實踐的複製或者山寨?

相對於此,若干左翼評論則強調:黑島青等的抗議是受民粹台獨思維所驅動,因為中國目前仍不是帝國主義國家。但同時,這種評論也承認:中國內部確實存在着推動「帝國式崛起」的「天朝主義帝利派」。這種評論立場暗示了一個有待釐清的問題:假如中國的「一帶一路」與亞投行方案不是帝國主義的實踐,那麼,它是什麼?

設若依循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如大衛·哈維(David Harvey)等的帝國主義分析,上述兩種論述顯然都有可質疑之處。

就經濟層面而言,中南海之所以盛大推出「一帶一路」和亞投行方案,首先源自本身嚴峻的經濟情勢,帶有轉移中國過剩產能的濃重內部期待。

從這個角度來說,一帶一路與亞投行,無疑是中國藉由轉換「資本循環」的空間坐標(外向積累)與時間坐標(拉長資本循環的週期),將內部經濟問題「外部化」,來舒緩「資本過度積累危機」的經濟策略。但問題的癥結是:中南海可能將自身「世紀性的經濟危機」,轉化為全球資本主義新的成長動能嗎?

政治層面上,對中國的菁英權貴階級而言,中國現今經濟策略與國家策略的基本問題,本質上可以濃縮為一個問號:如何延續或擴大「有中國特色」的、中國版本的「鍍金時代」(Gilded Age)?

從「中國夢」到「歐亞夢」,中國要同時成為海權與陸權帝國?

21世紀的中國不是19世紀的美國;當代中國已經沒有「新邊疆」可以開拓、殖民。帝國方案不得不提早應運而生,來為培育中國自身的內需市場(也即是,真正的美式帝國經濟體制)爭取時間。面對這個「早產兒」,中國菁英權貴階級經過幾年的嘗試、挫敗和醞釀,浮現出來的解決方案是:向歐亞大陸投射中國式的「粗放型資本積累形態」(extensive accumulation regime),建立「以中國為中心的歐亞大陸經濟圈」。

對中南海的高層政策幕僚而言,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後,美國的國際霸權已呈疲態,缺乏足夠財力和信譽來支撐「美國領導下的和平秩序」(Pax Americana);其也為中國的帝國式崛起,鋪陳出寬鬆的國際環境。況且從經濟層面來說,中國自身外匯持續增長,產業部門卻面臨產能過剩,以國家力量對外拓展市場,從而舒緩資本過度積累的危機,原本就是經濟管理上的策略選項。

不過,就在這個中南海覺得必須「有所作為」,以強化、鞏固中國對周邊國家的主導權的時刻,華盛頓也採取了「重返亞太」、「亞太再平衡」的策略轉進。更糟糕的是,中國建構自身「新門羅主義」(「東亞是中國的東亞」)的初步階段,就在2014 年遭逢連續挫敗。首先在台灣,遇到反服貿協議的 318 公民運動;接着在越南,碰到針對南海主權議題的大規模民眾抗議和暴動;甚而連在家門內,還都必須與香港的「雨傘革命」就政改議題對決。

即便在初期階段就碰到這些阻難,中南海迄今尚未出現對這些政策,進行重大策略調整的跡象。或許可以說,這是因為習近平的「中國夢」,和他要求中國人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團結的呼召,終於在一帶一路策略和亞投行計劃,覓得物質性的體現、依託和象徵。北京的知識分子也因而受到鼓舞,突然發覺該修改中國的「新門羅主義」的定義了:中國的夢想,不該只是停留在「東亞是中國的東亞」,而該大氣地提升到更高遠的層次——「歐亞大陸是中國的歐亞大陸」,而「中國夢」就是「歐亞夢」。

按照2015年3月28日,中國的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務部聯合發布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一帶一路策略,不但借用了「絲綢之路」這個華夏帝國史上深植人心的歷史意象,同時還包含新的陸上絲路與新的海上絲路。一帶一路策略,企圖要海陸並進,貫穿歐亞大陸,來連結東邊的東亞經濟圈與西邊的歐洲經濟圈。

中國的一帶一路策略,在目標上宣稱要推進「沿線國家發展戰略的相互對接」和「亞歐非大陸及附近海洋的互聯互通」。然則,這種「發展策略的對接」,乃是以中國的帝國本體與周邊國家在基礎建設上的「共商、共建、共用」為基本構成要素的,同時也是以「維護全球自由貿易體系和開放型世界經濟」為前提的。

客觀地說,這確實是個構思雄偉、氣質陽剛的資本帝國建設方案,但費解的是:當年的大不列顛帝國,可以說擁有當時的「海上絲路」,而後起的德意志帝國(Deutsches Reich),則是企圖以橫跨歐亞大陸的「陸上絲路」來回擊。

從來還沒有一個資本帝國方案,會設定要同時成為海權與陸權帝國。當年的大不列顛帝國與德意志帝國,從 19 世紀後半到 20世紀初的「全球化」歷程中都做不到的事情,中南海究竟打算如何做到呢?

「一帶一路」是中國加入「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第二階段

中國的一帶一路策略,在論述上強調「堅持市場運作」的市場自由主義學理:「遵循市場規律和國際通行規則,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和各類企業的主體作用,同時發揮好政府的作用。」但這個在論述上強調「市場規律」的計劃,不同於一般以市場化為導向的「新自由主義」方案,其最重要的參與主體是中國國有企業;其中特別顯眼的,是大型國有金融機構。

據說,目前光是在中國國家開發銀行為一帶一路策略建立的資料庫裏,就有牽涉 64 個國家的 900 個項目,投資總額 8900 億美元。為支撐這個龐大的計劃金額,中國國家開發銀行不但希望和亞投行、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合作,也希望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能參與其中。而中國另行成立的「絲路基金」(它的正式名稱是「絲路基金有限責任公司」,2014年12月29日在北京註冊成立),不但對外標榜自己是「投資週期更長的 PE(私募股權基金)」,還特別希望引進阿拉伯方面的私募基金,和若干國家的主權基金,共同「做大做強」。從這個對全球金融資本的多重複式動員格局來看,一帶一路可謂是對全球金融資本發出的集結號。

或許可以不誇張地說,中國一帶一路策略最大的奧秘,就在於所謂的「市場運作原理」。它實際的內容是:以彌補發展中國家基礎建設上的「資金缺口」為大義名號,藉由「新天下帝國」與周邊國家在基礎建設上的「共商、共建、共用」,展開跨國性的「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帝國建設,從而延續和深化典型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治理術——例如 BOT 和 PPP (Public-Private-Partnerships;公私協力夥伴關係)等。

因此,一帶一路策略,絕對不是若干左翼論述想像中的「非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究其實,一帶一路實際上是中國加入和擴大再生產「資本主義全球化」趨勢的第二階段,是中國經由吸收國際資本壯大後,中國資本「走出去」(傳統左翼帝國主義論中所謂的「資本輸出」),結合全球金融資本來共同操作、共同獲利的資本積累策略。

「儒教資本帝國」的誕生與危機

雖然中南海與許多中國學者,都強調「一帶一路」與「亞投行」是「南南合作」理念的體現和典範,不過,這種說法同時遮蔽了國家政策在促進資本積累的意涵,從而也遮蔽了這些大型的跨國基礎建設方案,可能在人權、社會、生態等方面造成的巨大衝擊。

特別是,中國這種資本帝國方案與市場自由主義的關係,到底要定位成藉由市場化來促進民營企業的「發展型自由主義」(developmental liberalism),還是結合國營企業與市場機制的「自由主義式的凱因斯主義」(liberal Keynesianism)?甚至我們或許應該說:不同於教科書上結合西方保守政治與自由市場的「新自由主義」;這是新形態的,帶有中國本土保守政治主義色彩的,「有儒教面孔的自由主義」?

可是這麼一來,原本在中國自身脈絡下,環繞儒家話語而形成的「國家權威主義」(statist authoritarianism)論述與行為,如何能被鑲嵌進國際基礎建設計劃中?如何可能在不同文化與政治脈絡下展開而不會受到挑戰?是否會讓「一帶一路」與「亞投行」同時變成中國「輸出中國模式」,藉以在國際社會建立「軟實力」的管道?這種種問題值得後續密切觀察。

統言之,「一帶一路」和亞投行,在資本邏輯上,是移轉中國內部的資本積累危機,拓展資本積累基盤的經濟策略;同時在帝國邏輯上,也是中南海以歐亞大陸為基盤,設定今後的「全球治理」遊戲規則,爭取主導權的國家策略。

對這個性質複雜而又操作細緻的大型策略,如果要暫且用一句話來概括,或許這麼說最好:

一帶一路和亞投行,不折不扣地構成了一個「儒教資本帝國」的出生證明——然後,我們也該立即補充說明:它們並且也將是中國此後的「帝國危機」的開端。

(曾昭明,曾擔任總統祕書室諮議、經建會主委祕書、青輔會研究委員、台灣企業社會責任協會祕書長。現為企業社會責任顧問,以各種「責任型經濟」的倡議為關懷重點。)

一帶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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