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註：本文稍早版本曾以〈新興資本帝國的集結號：一帶一路與亞投行〉為題，刊於台灣清華大學出版之《當代中國研究通訊》第24期。感謝清大當代中國研究中心與作者授權《端傳媒》轉載。本文經重新編輯，並由作者增補部分段落。
2015年3月31日晚，黑色島國青年陣線等青年團體，針對國安高層會議決定向中國送交加入亞投行的參與意向書，在總統府前發起抗議行動。抗爭者發表聯合行動聲明指出：中國籌備亞投行目的，是要取代美國成為世界金融的新霸主，並試圖增加對亞洲其他國家的政治經濟影響力：其將對開發中國家帶來經濟制約、剝削與干涉內政的效果，無論對台灣或是其他發展中國家而言，都不是好事。
超越資本主義霸權，還是帝國主義實踐？
針對這個抗爭行動與聲明，諸多台灣與中國的左翼知識人，紛紛表達了各種針鋒相對的看法。例如汪暉與盧荻等學者，將中南海提出的「一帶一路」與亞投行，看作是「超克資本主義的根本出路」。這種論斷與其反對的抗議聲明至少在存在着一個「共識」：中南海推動的「一帶一路」和亞投行，不但構成「以人民幣取代美元的金融霸權」的策略性規劃，而且這種規劃還真有可能實現。然而，這種以新資本霸權取代舊資本霸權的「世界史立場」論斷，無法妥適回答一個基本疑難：中國的方案為何不是一種西方帝國主義實踐的複製或者山寨？
相對於此，若干左翼評論則強調：黑島青等的抗議是受民粹台獨思維所驅動，因為中國目前仍不是帝國主義國家。但同時，這種評論也承認：中國內部確實存在着推動「帝國式崛起」的「天朝主義帝利派」。這種評論立場暗示了一個有待釐清的問題：假如中國的「一帶一路」與亞投行方案不是帝國主義的實踐，那麼，它是什麼？
設若依循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如大衛·哈維（David Harvey）等的帝國主義分析，上述兩種論述顯然都有可質疑之處。
就經濟層面而言，中南海之所以盛大推出「一帶一路」和亞投行方案，首先源自本身嚴峻的經濟情勢，帶有轉移中國過剩產能的濃重內部期待。
從這個角度來說，一帶一路與亞投行，無疑是中國藉由轉換「資本循環」的空間坐標（外向積累）與時間坐標（拉長資本循環的週期），將內部經濟問題「外部化」，來舒緩「資本過度積累危機」的經濟策略。但問題的癥結是：中南海可能將自身「世紀性的經濟危機」，轉化為全球資本主義新的成長動能嗎？
政治層面上，對中國的菁英權貴階級而言，中國現今經濟策略與國家策略的基本問題，本質上可以濃縮為一個問號：如何延續或擴大「有中國特色」的、中國版本的「鍍金時代」（Gilded Age）？
從「中國夢」到「歐亞夢」，中國要同時成為海權與陸權帝國？
21世紀的中國不是19世紀的美國；當代中國已經沒有「新邊疆」可以開拓、殖民。帝國方案不得不提早應運而生，來為培育中國自身的內需市場（也即是，真正的美式帝國經濟體制）爭取時間。面對這個「早產兒」，中國菁英權貴階級經過幾年的嘗試、挫敗和醞釀，浮現出來的解決方案是：向歐亞大陸投射中國式的「粗放型資本積累形態」（extensive accumulation regime），建立「以中國為中心的歐亞大陸經濟圈」。
對中南海的高層政策幕僚而言，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後，美國的國際霸權已呈疲態，缺乏足夠財力和信譽來支撐「美國領導下的和平秩序」（Pax Americana）；其也為中國的帝國式崛起，鋪陳出寬鬆的國際環境。況且從經濟層面來說，中國自身外匯持續增長，產業部門卻面臨產能過剩，以國家力量對外拓展市場，從而舒緩資本過度積累的危機，原本就是經濟管理上的策略選項。
不過，就在這個中南海覺得必須「有所作為」，以強化、鞏固中國對周邊國家的主導權的時刻，華盛頓也採取了「重返亞太」、「亞太再平衡」的策略轉進。更糟糕的是，中國建構自身「新門羅主義」（「東亞是中國的東亞」）的初步階段，就在2014 年遭逢連續挫敗。首先在台灣，遇到反服貿協議的 318 公民運動；接着在越南，碰到針對南海主權議題的大規模民眾抗議和暴動；甚而連在家門內，還都必須與香港的「雨傘革命」就政改議題對決。
即便在初期階段就碰到這些阻難，中南海迄今尚未出現對這些政策，進行重大策略調整的跡象。或許可以說，這是因為習近平的「中國夢」，和他要求中國人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團結的呼召，終於在一帶一路策略和亞投行計劃，覓得物質性的體現、依託和象徵。北京的知識分子也因而受到鼓舞，突然發覺該修改中國的「新門羅主義」的定義了：中國的夢想，不該只是停留在「東亞是中國的東亞」，而該大氣地提升到更高遠的層次——「歐亞大陸是中國的歐亞大陸」，而「中國夢」就是「歐亞夢」。
按照2015年3月28日，中國的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務部聯合發布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一帶一路策略，不但借用了「絲綢之路」這個華夏帝國史上深植人心的歷史意象，同時還包含新的陸上絲路與新的海上絲路。一帶一路策略，企圖要海陸並進，貫穿歐亞大陸，來連結東邊的東亞經濟圈與西邊的歐洲經濟圈。
中國的一帶一路策略，在目標上宣稱要推進「沿線國家發展戰略的相互對接」和「亞歐非大陸及附近海洋的互聯互通」。然則，這種「發展策略的對接」，乃是以中國的帝國本體與周邊國家在基礎建設上的「共商、共建、共用」為基本構成要素的，同時也是以「維護全球自由貿易體系和開放型世界經濟」為前提的。
客觀地說，這確實是個構思雄偉、氣質陽剛的資本帝國建設方案，但費解的是：當年的大不列顛帝國，可以說擁有當時的「海上絲路」，而後起的德意志帝國（Deutsches Reich），則是企圖以橫跨歐亞大陸的「陸上絲路」來回擊。
從來還沒有一個資本帝國方案，會設定要同時成為海權與陸權帝國。當年的大不列顛帝國與德意志帝國，從 19 世紀後半到 20世紀初的「全球化」歷程中都做不到的事情，中南海究竟打算如何做到呢？
「一帶一路」是中國加入「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第二階段
中國的一帶一路策略，在論述上強調「堅持市場運作」的市場自由主義學理：「遵循市場規律和國際通行規則，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和各類企業的主體作用，同時發揮好政府的作用。」但這個在論述上強調「市場規律」的計劃，不同於一般以市場化為導向的「新自由主義」方案，其最重要的參與主體是中國國有企業；其中特別顯眼的，是大型國有金融機構。
據說，目前光是在中國國家開發銀行為一帶一路策略建立的資料庫裏，就有牽涉 64 個國家的 900 個項目，投資總額 8900 億美元。為支撐這個龐大的計劃金額，中國國家開發銀行不但希望和亞投行、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合作，也希望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能參與其中。而中國另行成立的「絲路基金」（它的正式名稱是「絲路基金有限責任公司」，2014年12月29日在北京註冊成立），不但對外標榜自己是「投資週期更長的 PE（私募股權基金）」，還特別希望引進阿拉伯方面的私募基金，和若干國家的主權基金，共同「做大做強」。從這個對全球金融資本的多重複式動員格局來看，一帶一路可謂是對全球金融資本發出的集結號。
或許可以不誇張地說，中國一帶一路策略最大的奧秘，就在於所謂的「市場運作原理」。它實際的內容是：以彌補發展中國家基礎建設上的「資金缺口」為大義名號，藉由「新天下帝國」與周邊國家在基礎建設上的「共商、共建、共用」，展開跨國性的「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帝國建設，從而延續和深化典型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治理術——例如 BOT 和 PPP （Public-Private-Partnerships；公私協力夥伴關係）等。
因此，一帶一路策略，絕對不是若干左翼論述想像中的「非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究其實，一帶一路實際上是中國加入和擴大再生產「資本主義全球化」趨勢的第二階段，是中國經由吸收國際資本壯大後，中國資本「走出去」（傳統左翼帝國主義論中所謂的「資本輸出」），結合全球金融資本來共同操作、共同獲利的資本積累策略。
「儒教資本帝國」的誕生與危機
雖然中南海與許多中國學者，都強調「一帶一路」與「亞投行」是「南南合作」理念的體現和典範，不過，這種說法同時遮蔽了國家政策在促進資本積累的意涵，從而也遮蔽了這些大型的跨國基礎建設方案，可能在人權、社會、生態等方面造成的巨大衝擊。
特別是，中國這種資本帝國方案與市場自由主義的關係，到底要定位成藉由市場化來促進民營企業的「發展型自由主義」（developmental liberalism），還是結合國營企業與市場機制的「自由主義式的凱因斯主義」（liberal Keynesianism）？甚至我們或許應該說：不同於教科書上結合西方保守政治與自由市場的「新自由主義」；這是新形態的，帶有中國本土保守政治主義色彩的，「有儒教面孔的自由主義」？
可是這麼一來，原本在中國自身脈絡下，環繞儒家話語而形成的「國家權威主義」（statist authoritarianism）論述與行為，如何能被鑲嵌進國際基礎建設計劃中？如何可能在不同文化與政治脈絡下展開而不會受到挑戰？是否會讓「一帶一路」與「亞投行」同時變成中國「輸出中國模式」，藉以在國際社會建立「軟實力」的管道？這種種問題值得後續密切觀察。
統言之，「一帶一路」和亞投行，在資本邏輯上，是移轉中國內部的資本積累危機，拓展資本積累基盤的經濟策略；同時在帝國邏輯上，也是中南海以歐亞大陸為基盤，設定今後的「全球治理」遊戲規則，爭取主導權的國家策略。
對這個性質複雜而又操作細緻的大型策略，如果要暫且用一句話來概括，或許這麼說最好：
一帶一路和亞投行，不折不扣地構成了一個「儒教資本帝國」的出生證明——然後，我們也該立即補充說明：它們並且也將是中國此後的「帝國危機」的開端。
（曾昭明，曾擔任總統祕書室諮議、經建會主委祕書、青輔會研究委員、台灣企業社會責任協會祕書長。現為企業社會責任顧問，以各種「責任型經濟」的倡議為關懷重點。）